文化政策的极端重视和大规模地多样运用，在康、雍、乾三朝是超越过去任何时代的。因为满族本身没有文化，对拥有高度文化的被征服民族，企图用八旗武力镇压民气，事实上证明成绩有限了，企图用程朱道学昏塞民心，事实上又证明收效甚微了，补救八旗武力的逐步朽腐，不得不逐步加强对汉族文化的摧残，代替程朱道学的虚伪寡用，不得不出力奖励考据学派（古文学派，或称西汉学派，或称朴学）的发达。弘历利用考据学作闭塞思想工具，承认考据学派统制文化界，乾、嘉两朝，专家繁多，训诂名物而外，别无思想可言，文化政策，确收颇大的成功。虽然含有思想革命意义的今文学派，当古文学派极盛时代，开始自立旗帜，与古文学派对立，可是撼摇封建制度的作用，却在鸦片战争以后，才表现出来。

（一）康熙时代

满洲入关，竭力收买汉族士大夫，对一般读书人，采取宽大态度。福临时常宣称“明臣不想念明朝，一定不是忠臣”。这不仅给降官们遮盖羞耻，而且在忠臣名义下，可以招诱许多新的降官。康熙初年，满洲统治已渐巩固，凶残面目，也就暴露出来。

归安（浙江吴兴县）富人庄廷鑨撰《明史》，中多指斥清人语。革职归安县知县吴之荣谋起复官职。康熙二年，之荣到刑部告发。其时廷鑨已死，清朝令剖棺戮尸，廷鑨弟廷钺及作序人、参校人、买书人、卖书人、刻字人、地方官（只有将军松魁一人免死）一律处斩，家属男子十六岁以上同死，妻女发极边做奴，先后凡杀七十余人。

这一次惨杀，当是辅政大臣鳌拜等所为（玄烨仅九岁），玄烨亲政以后，知道残杀的功效不如诱骗那样大，因此创立了不少文化上的怀柔政策。

玄烨为要提高自己的智力，学习历代地主的统治经验，求学非常勤勉。五岁读书，到老不休，上自天象、地理、历算、诗文、音乐、法律、战术，下至骑射、书法、医药，蒙古、西域、拉丁文书字母，无不精熟，他是统治者中从古少见的博学者，掌握了丰富的统治法术，足够取得群臣们的敬服。他的文化政策是：

优礼文士——康熙十七年，借修《明史》为名，举行博学弘儒科，取录五十名，各授翰林院官职。二十一年，召内阁、翰林等文官九十三名，入乾清宫饮酒赋诗，又令诸臣陪游钓鱼，诸臣认为稀有的荣幸。玄烨五十岁生辰，不许臣下献珍物，下谕道：“朕专好文学，诸臣能献诗文，朕当收受阅览。”他这样优礼文士，主要是做给全国文士看，诱令专心学习八股和诗文。

提倡理学——玄烨自称八岁就爱读《大学》、《中庸》，一字不肯放过。竭力推崇朱熹，认为儒学的正宗。令李光地等编纂《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颁布全国，企图用理学消灭反满思想。当时程朱派理学家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人都大受宠幸。这些人也确表现了正心诚意、竭忠事主等等美德，可是正像别一程朱派理学家吕留良所说：“孔子为什么赞美遗弃原来的主人公子纠，投降仇敌齐桓公的管仲，甚至称为仁者（孔子自己不敢当仁者的名称）呢？这实在是一部《春秋》（《春秋》包含尊王、攘夷两大宗旨）的大道理。因为君臣名分固然重大，但还有比君臣名分更重大的，就是攘（驱逐）夷狄救中国这个大道理。”难道吕留良说得不对吗？那么，凡是降满做官言必孔子的理学家，无非是丧尽廉耻的汉奸罢了。

编书——玄烨招集大批文士，编修《明史》，允许撰稿人报答先朝旧恩，在一定限度内替明朝皇帝说些好话。此外各依学术类别，编纂许多大部书籍，如《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天文历算学）、《数理精蕴》（五十三卷，高等算学）、《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类书）、《佩文韵府》（四百四十三卷。作诗典故）、《全唐诗》（九百卷）、《词谱》（四十卷）、《曲谱》（十四卷）、《律吕正义》（五卷。乐理），都是有用的著述。规模尤其巨大的书叫作《古今图书集成》，凡一万卷，明朱棣编《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余卷，书已大部散亡）以后，这是最大的一部类书。

禁毁**书——康熙五十三年上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须崇尚经学，所有小说**词，应严禁销毁。”朝臣遵谕拟定办法道：“凡书坊一切小说**词，严查禁绝，着将版片书籍，一并尽令销毁。违者治罪，印刻者杖、流（充军），市卖者杖、徒（徒刑）。”印刻人处流刑，著书人自然治罪更重。大概正人心、厚风俗以外，主要用意还在防禁汉族义士借小说鼓吹反满。

玄烨的怀柔政策，并不能掩蔽他的残酷性。康熙五十年，发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南山集》记载明末桂王由榔事。刑部奏上判决文：戴名世凌迟处死，方孝标（著《滇黔纪闻》，戴名世采入《南山集》）开棺锉尸，戴、方两族男女及作序印刻人，处死刑流刑凡数百人。玄烨假意表示宽大，改判戴名世从宽处斩，免凌迟，方氏族人发黑龙江充军。

（二）雍正时代

胤禛时旗人生活益趋腐化，绿营成为维护政权的实际力量，“满汉”、“华夷”这类名词，更使满洲统治者心惊魄动，掩耳不愿闻，文字狱也就连年发生了。

汪景祺狱——雍正三年，景祺作西征随笔，中有讥刺玄烨诗，又作功臣不可为论，同情年羹尧（辽宁北镇县人，立战功，遭胤禛忌灭族）的功高冤死。胤禛认为大逆不道，判处死刑，亲属发黑龙江充军。

钱名世狱——四年，名世曾作诗称颂大将军年羹尧平西藏功德。发觉革职，发回原籍管束，并书“名教罪人”匾额，令地方官张挂名世居宅大门上。

查嗣庭狱——五年，江西正考官查嗣庭出“维民所止”试题，被人告发，说“维”、“止”二字是取雍正斩首的意思。嗣庭死监中，胤禛令锉尸枭首示众。又因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停止浙江乡会试。

谢济世狱——五年，济世注《大学》，讥议程朱，坐斩刑，后免死罚充当苦差。

陆生柟狱——生柟（音南）著《通鉴论》十七篇，有反对君主专制的议论，胤禛认为罪大恶极，处斩刑。

徐骏狱——八年，翰林徐骏上奏章误写“陛下”为“狴（狱）下”，又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句，胤禛认为讥刺满人不识字，大怒，斩徐骏。某次胤禛微服游书市翻阅书籍，微风吹来，书叶上下翻飘不止。一士人忽吟“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诗句，胤禛怒，杀士人。

以上都是较小的文字狱，死的人虽然冤苦，牵连却还不大。独雍正七年吕留良、曾静一狱，政治意义特别重大，杀戮也特别惨酷。

程朱派理学家浙江人吕留良，康熙时被荐应博学弘儒科，留良誓死拒绝，薙发为僧，著书阐述攘夷大义，不遗余力。康熙二十二年留良死，湖南人曾静读留良书（留良利用八股文评语作宣传），遣弟子张熙至浙访求全书，自此曾静与留良弟子严鸿逵、沈在宽深相结纳。当时川陕总督岳钟琪多立战功，号称名将，曾静写信使张熙往见岳钟琪，陈说华夷区别不可不严，岳飞（钟琪的祖先）被金人（清金同属女真族）害死，子孙应报世仇，劝岳钟琪举兵反满。钟琪召集巡抚西琳，臬司硕色（满人）会审张熙，熙抵死不供。后来钟琪假称愿意起事，立誓表示诚意，张熙才说出主谋人曾静。胤禛得钟琪奏报，大惊，急捕曾静与留良家族、学徒，至京严讯。胤禛发现反满学说的广泛和深入，想出一种巧妙的处置法。对吕留良采厉严态度，剖吕留良、吕葆中（留良子）、严鸿逵棺戮尸枭示，灭吕氏、严氏、沈氏（沈在宽）全族，斩尊信吕氏学说的黄补庵、车鼎丰等若干人，发宁古塔做奴的二十三家。对曾静、张熙采宽大态度，替曾静假造悔罪书，编辑曾静的口供“归仁说”（悔罪书）和胤禛迭次颁布的上谕（驳吕留良学说并竭力说明天下一统、满汉一家，不得妄分中外华夷的道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发给全国学校阅览。曾静、张熙免罪释放。

胤禛这种严惩首谋、劝诱悔过的方法，并不见实效。弘历登位，收回《大义觉迷录》，作为禁书，曾静及徒属仍处死刑。

（三）乾隆时代

乾隆是清朝武功全盛时代，造成所谓十全武功的兵力，主要依靠汉族的绿营，如果反满思想渗入绿营将士，满洲统治就有倾覆的危险。因此弘历对文化政策的重视远超玄烨、胤禛两代。

文字狱——弘历吹求文字过失，愈益苛细，如胡中藻督学广西，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弘历指为讥乾隆不像皇帝，中藻凌迟处死。满人鄂昌（鄂尔泰子）作诗，称蒙古为胡儿，弘历指为沾染汉人习气，勒令自杀。彭家屏家藏明末野史数种，段昌绪圈点吴三桂叛清檄文，并处死刑。齐赤若私刻吕留良遗书，事发寸磔死。徐述夔作诗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句，弘历指为壶儿即胡儿，剖述夔父子棺戮尸。沈德潜作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剖棺锉尸。全祖望作文有“为我讨贼清乾坤”句，“贼”字放在“清”字上，下狱治罪，幸得大学士某解释免死。诸如此类，多不胜举，说明满洲统治者对汉人民族思想的恐怖。

纂修书籍——弘历招集文士经生，大规模纂修各种书籍，如《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续通志》（六百四十卷）、《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卷）、《续通典》（一百四十四卷）、《皇朝通志》（一百二十六卷）、《皇朝文献通考》（三百卷）、《皇朝通典》（一百卷）、《大清会典》（一百卷）、《大清律例》（四十八卷）、《大清一统志》（五百卷）、《医宗金鉴》（九十卷）以及弘历自撰诗文集杂著，约在百种以上，连同玄烨、胤禛所篡诸书，颁示全国，借收思想统一的功效。可是这些官书，多数无人过问，胤禛令各省布政司刊刻木板，准士子呈请刷印，请印的却寥寥极少。弘历改令招募商人，任令印卖，以广流传，除《康熙字典》、《通鉴辑览》、《医宗金鉴》一类常用书外，许多书仍是少人过问。

禁毁书籍——弘历严令地方官吏借购求遗书名义，广搜有关忌讳的野史诗文集，悉数销毁（刊版）查禁。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据兵部奏报，共毁书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弘历还不放心，五十七年，仍严谕遵行，尤着重搜查江西、江苏、浙江等省民间藏书，认为督抚视作等闲事，所以不能禁绝。诸臣怕得罪，连不关重要的书也随意焚毁。

修《四库全书》——乾隆时代考据学派已达全盛的境界，朝廷从来崇尚的理学，渐次失去收服人心的效用。所谓考据学派自然有它学术上的贡献，但脱离现实社会极远，专力论证上古三代的训诂名物，在文字狱盛行时代，确是士大夫明哲保身、避嫌免祸的良法。弘历利用这种学术界新潮流，索性设立四库（经史子集）全书馆，收罗海内著名考据专家，如纪昀、陆锡熊、庄存与、任大椿、邵晋涵、周永年、戴震、朱筠、翁方纲、金榜、王念孙等人，参与校纂，纪昀（总纂官）、戴震（编校经部）、邵晋涵（编校史部）出力尤多。总计存书（合格著作正式入库）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万九千七十卷，存目（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仅附见书名）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

《四库全书》编成后，储藏文渊阁（宫中文华殿后）、文源阁（圆明园）、文津阁（热河行宫）、文溯阁（辽宁沈阳）四处，又在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各藏一部，供士人阅览誊录。江浙是文化发达的地方，也是反满思想浓厚的地方，弘历特立江浙三阁，并谕地方官吏订立阅览章程，奖励领出抄录，广为流传，弘历本意在提倡考据学（供给大量考据材料），无意中却创立了公共图书馆制度。

弘历自述修四库宗旨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大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都）于是乎系（依靠）。”为了适合这个宗旨，第一，审查明末遗书，凡不利满洲统治的一律焚毁；第二，全书中有一部分违碍满洲的，删去数卷或数篇或改定字句；第三，古书中如南宋人斥金，明初人斥元，或删去或改定；第四，凡有碍“世道人心”的诗文，不得列入“四库”；第五，改古书中忌讳字如“夷”字改“彝”字，“狄”字改“敌”字，“虏”字改“卤”字（弘历特谕令不必改字，免得夷、狄、虏等字义更明显）。

弘历编《四库全书》，指示任事诸臣，备极周详，迭次颁谕说明编纂方法，凡有关君臣名分、华夷大义处，一字一句也不放过，像他那样精力卓绝、思虑细密，确是文化史上罕有的苦心人，同时反而也显示汉族民族意识的强固，无法可以消灭。

考据学派盛行，给满族在民族斗争中一个喘息的机会。弘历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机会，防范仍不敢宽纵。《四库》总纂官纪昀曾从容说到江南财力困疲，应该想些救济的办法。弘历大怒叱骂道：“朕看你文学还好，叫你管四库书馆，不过养一个戏子罢了，你怎敢大胆妄谈国事？”

用各样方法，迫令读书人不谈国事，这是清朝文化政策的一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