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元末二十余年大乱以后，山东、河南、河北以及朱元璋起事的根据地淮河流域，变成草木畅茂、人烟罕见的荒地。洪武前一年，朱元璋率长子朱标亲到乡间，指示朱标道：“你知道农民的劳苦么？农民一辈子困在地上，手执耒耜，一年到头，不得休息，住的不过茅屋草户，穿的不过破衣烂裳，吃的不过菜羹粗饭，可是国家经费全靠他们来负担，我教你牢记他们的难处，不要过分聚敛，务使农民免受饥寒的痛苦。”朱元璋知道国家经费全靠农民，现在面对着无限荒地怎样办呢？

（一）农民与土地

（甲）农业逐渐恢复

洪武元年，召集全国府州县官来朝，元璋问谕道：“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当今要政在于安养生息（繁殖），你们务必痛戒不廉的弊病。”他用剥皮惨刑惩戒贪污，同时允许人民直接向皇帝告发官吏的罪恶，消极方面，多少发生一些效力，积极方面，行施了下列几种办法：

开垦荒田——洪武元年，令州县人民开垦荒田，不论有无原主，都归垦荒人所有，作为永业。三年，责成地方官召诱未登户籍的流民，给耕牛、种籽，按垦田多少，定官吏赏罚条例。五年，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丁多田少的，官给附近荒田，按丁拨付。十三年，诏陕西、河南、山东、北平及凤阳、淮安、扬州、卢州田许民尽量开垦，官府毋（不）得起科（租）。这些法令以外，又特设司农司，专掌中原垦荒事，派官到广东买耕牛分给农户，迁山西泽、潞等地无田农民垦河南、河北田，又迁苏、松、嘉、湖、杭、温、台等地无田农民往凤阳滁、和一带耕田，官给牛种，耕地作为世业。北方近城地多荒废，召民耕种，每人给田十五亩、菜地二亩，免租三年。各州县每年新垦亩数少或数千，多或二十余万。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亩总数达八百五十万顷，荒地大体垦成熟田了，同时贵族官僚豪强对土地的侵夺也就加剧了。

军民屯田——分军屯、民屯两种（明初有商屯，募盐商到边地开垦，弘治中废坏）。军中归卫所长官管理，每一军人受田五十亩，称为一分，官给耕牛、农具。边地军人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初屯田总额二十九万三千五百八十二顷，约占田亩总数二十九分之一。民屯归地方官管理，狭乡的贫户，无户籍的流入，犯罪的官民（犯官多罚徙凤阳屯田），被指定往某地垦荒，称为屯民。明朝沿袭元村社制，土著称为社民，社民先占的田亩宽广，屯民新占的田亩狭小，因此屯地称为小亩，社地称为广亩。田亩面积，照定制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实际广狭不均，北方尤甚，洪武时军民屯田总数八十九万三千余顷，约占田亩总数十分之一强。

兴修水利——朱元璋初建国，就设立营田司，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管理全国水利，修筑各处堤防。并令地方长官，凡人民条陈水利，即时奏上。洪武元年，修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里，就是采取和州人民的建议。二十七年，特谕工部修治陂塘湖堰，遣国子监学生分路督修全国水利。二十八年冬，凡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自朱元璋至朱祁镇正统年间，史书关于兴修水利的记载，为数颇多，这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

防止兼并——朱元璋出身农村，亲见元朝的豪强侵侮贫弱、兼并土地，激起农民大**。建国以后，徙江南富户十四万户到中都（凤阳）垦荒，又徙浙江等九省及应天十八府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充实京师。大量富户远离乡土，虽然原有田产仍得保存，对贫弱农民的刻剥，多少要减轻些。朱棣选浙江应天富民三千户到北京，充宛平、大兴两县厢长，户籍附在京师，原籍应出徭役仍不得免，日久贫乏逃亡，续选原籍殷实户来京补充逃户。这种办法，与元璋徙富户同一意义。

（乙）最大地主的产生

朱元璋驱逐元朝大地主，留下的土地，换了一批新的主人。他们土地占有的规模，比元朝更大了。明朝土田制分官田、民田两类。官田包括宋元相传入官田地及还官田（缴还赐田）、没官田（没收罪人田产）、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壖（音软。城边田地）、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巨内监寺观赐（赏给）乞（请求）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这些通称为官田，其余称民田。官田中最重要的有下列几种：

官田——苏州松江一带田地，南宋时多括为公田，张士诚时数量更扩大，朱元璋灭士诚，凡士诚部下文武亲戚及富民所有田产，一律没收作为官田，据《宣德实录》所载苏州知府况钟的奏章说：“苏田如按十六分计算，十五分是官田，一分是民田。”据弘治十五年统计，全国土田总数中官田占七分之一，这种官田或因豪强勾结官府侵占归私，或因种官田佃户，把官田冒充私田，卖给富户，大量田亩，逐渐归富贵人家分有。崇祯时，大学士钱士升说：“江南富家有百亩的十之六七，有千亩的十之三四，有万亩的千百中一二。”江南如此，其他地区可以推见。

皇庄——朱祁镇天顺八年拨太监曹吉祥抄没地一处（在河北顺义县安乐里柏桥村）作为宫中庄田，数年间，侵占民田超过原额十倍。朱见深正式成立皇庄名目。朱祐樘时单是畿内皇庄就有五处，共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后来逐渐扩大，多至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皇庄有管庄太监，有旗校（武官）每处三四十人，招集土豪、流氓，或称庄头，或称伴当，互相作恶。庄中起盖房屋，搭架桥梁，擅立关口，私刻印信，凡人民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无不勒索钱财，又邻近地土任意划界，按亩征银，民间妇女任意**，略与分辨，即被诬指罪名，捆送庄官拷打严办。人民惊慌不安，怨恨入骨。朱厚照登位刚一月，就建皇庄七处，后增至三百余处。不言可知，这些庄田都从人民手中夺来。

藩王庄田——朱元璋定制，亲王庄田一千顷，实际顷数远在定制上。洪武初年，禁止“诸人不得向诸王驸马功勋大臣及各衙门妄献田地山场窑冶，违者治罪”，足见元朝献田恶习明初相承不改。朱高炽以后，诸王贵臣多乞请庄田，朱祁镇查核诸王刍牧侵地，归还原主，朱祐樘禁宗室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这都说明藩王恃势兼并的剧烈。朱祁镇子见燐（德王）就藩德州，赐东昌兖州田及白云、景阳、广平三湖地。朱厚熜子载圳（景王）就藩德安，赐庄田湖陂数万顷。朱翊钧弟翊镠（潞王）就封卫辉，赐田四万顷。翊钧子常洵（福王）就藩洛阳，赐田四万顷，中原腴地不足，取山东、湖广良田凑足数目。朱由校时桂、瑞、惠三王及遂平、宁国二公主各有庄田一万顷。诸王府官及阉官丈量土地，征收租税。蓄养奴仆、无赖多至数千或万人，四出奔驰，勒索钱物，殴杀佃户，连朝廷某些官员也说“惨毒不忍闻”。

权贵庄田——勋臣、外戚、阉官强占官私田地，或反诬民私占官田，断令还官，实归己有。朱祐樘时勋戚、阉官有庄田三百三十二处，共地三万三千余顷，朱厚熜遣御史查核勋臣隐冒庄田，得一万六千余顷，朱载垕定勋戚限田制，勋臣五世内限田二百顷，外戚限田七十顷至七百顷。这只是一纸空文，并未实行。阉官庄田，比勋戚更多，魏忠贤所占尤不可数计。至于一般官员和绅士，各依自己势力的强弱，吞占与势力相当的土地。《明史·食货志》说：“明自中期以后，庄田侵夺民业，直到亡国才停止。”

（丙）民间土地的兼并

明初奖励人民开垦，许民尽量垦荒，官府不得起科；又许有余力人家，不限顷亩，永不起科。在这两个特许下，民间产生不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可想见。地主富豪用下列几种方法，兼并农民的田地：

逃避田赋——有势力人家，贿通书吏，将本户米粮分散成合勺细数，转加在小户粮上，称为飞洒。积合勺成升，积升成斗，积斗成石，官府不短收，势家不纳粮，被洒小农户却不知合勺从何处飞来，年年如数代赔。此外还有虚悬、挪移、影射等法，富人占田万亩，不纳一粒米，官府从不追究，贫户田早失去，粮仍保留，当时民间一般的现象是没有田的却要纳粮出丁，称为“产去粮存”，除了逃亡，永远不得免除。

逃避差役——富家田多，如并成一户，自然因粮多，差役跟着加重。两浙有所谓“花诡”或“铁脚诡寄”法，分散租额，或诡寄亲邻或诡寄佃户，或诡寄他庄，彼此推委，借免重役。凡官绅、士人法律上有免丁（一二丁至十六丁）、免田（多至二三千亩）的优待，他们利用特权，收受富家诡寄田地，富家应出差役，转加在农民身上，农民役愈重，田产愈流入富家。

高利贷——农民负担苛重的赋役，不得不向富家借债。姚夔说高利贷的罪恶道：“收获刚完毕，农民一家人已饥荒。”所以小民凶年挨饿，丰年也一样挨饿。

豪强掌握乡村政权——朱元璋令全国州县乡村设立老人，职掌劝民为善，判断争讼。后来老人多由势家的隶仆或地痞土豪充当，凭借地位侮虐贫弱。朱元璋又令大户充当粮长，职掌催收本乡钱粮，后来粮长勾结书吏，倍收粮米，包揽词讼，共分赃钱。粮长买田、造屋、置妾等费，统归小民负担。

（丁）兼并的结果

农民在各种兼并势力的压迫下，怎样生活呢？

饥饿——明史称朱棣时，天下富庶，岁收丰足，外省府县仓米堆积，至红腐不可食。这自然算是明朝全盛时代了。贫民能不能食红腐的米呢？太子朱高炽路过山东邹县，见男女持筐在路旁掘草根，高炽驻马问草根的用处，民跪对道，饥饿靠它活命。高炽下马入民家，所见无不烂衣百结，灶锅倾仆。这并不是邹县偶见的现象，照邹缉的奏章说：“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连年，民多剥树皮掘草根活命。”朱棣以后，贫民生活更不堪问了。马驯有一篇请减赋的奏章说：“山居人靠吃树叶，水居人靠捕鱼虾，田园如扫，室家如枯，百姓面色都灰黑像死人。”明朝只有增赋，没有减赋，那么，百姓面色永远像死人。

破产——顾炎武（明末清初人）《日知录》说，吴中（苏州松江）人民有田的占十分之一，替人佃作的占十分之九。其他地方，大致相类。佃户的生活，在王弼（成化时人）《永丰谣》里，这样描写着：“永丰地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水闸），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官田卖给富家）；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接新债。旧租了，新债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占，债家算息不算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田。”佃户痛苦如此，因之对土地的要求表示无比的迫切。例如南浔（浙江吴兴县）人名士朱国桢曾向巡抚建议均田，巡抚令国桢从巡按使马起莘往吴兴查勘，农民群起欢迎，各写“均田便民”四大字粘揭路旁，巡按使船自平望（江苏吴江县）至吴兴一百二十里，见沿路满贴均田便民纸条，愈近城愈多，一望不见边际。农民立两岸大声呼号，有如发狂，多失足跌入水中。巡按使登岸上轿，农民攀轿杠高呼，捕数人，轿才得行。本地富豪愤怒，使秀才出面与官员集孔庙商议，农民无数聚庙外请愿。会议十余日，巡抚、巡按使联名奏请顺民均田，户部驳斥不准。富豪某甲率奴仆千人到南浔烧朱国桢房屋，幸得农民援救，半路上击退某甲。朱国桢好久不敢回家去。

卖妻子——农民希望儿子不卖掉，第二年还有人力去种田。可是事实并不允许这样。朱见深弘治元年，巡按御史娄芳奏称徐州、河南等处人民鬻卖男女，沿路成群，价值极贱，甚至番僧夷人也来收买。二十二年，诏陕西、山西、湖广等处军民先因饥荒逃移，将妻妾子女典卖给别人，许向官府首告，给原价赎取。这种假仁慈的空话，只显示农民破产的深刻和普遍。

卖身——妻子卖了，自身也就不得保全。豪富人家或因公债准折（折价）人丁，或借威力强夺人丁，令改换姓名，听主人奴使（《大明律》：庶人不得养奴婢，功臣家得养奴婢。官绅家养奴婢，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万历时定制，官民人家得雇用工人，不得养奴婢。价卖人口，十六岁以上必须婚配，当作本家的子孙。改换奴婢姓名，意在避免法律的禁限）。豪家奴婢日增，纳税农民日减，江南地狭，豪富家畜奴尤众。此外还有一种投靠的习俗，士人一登甲科得官职，就有多人来投，订立身契，子孙永远充当家人（奴仆）。官绅门下奴仆多至一二千人，其中一部分是农民，依靠主人庇荫，得免书吏横派赋役的痛苦；一部分是流氓，替主人四出寻事，或强夺房产，或勒写卖身契据，或百计千方诈人钱财。说事讲银，逼令送家爷（主人）若干两、送门干（门房）若干两、送书房（亲近管事人）若干两，自己另要后手银若干两，非被讹人家洗**一空，不肯罢手，偶或受人控告，主人出头庇护，县官看奴主情面，轻轻了事。弘治三年，曾禁军民人等敢有投托势家权门，充当家人，发觉后，流边地永远充军。自然，这只是一纸空文，不会发生什么效力。

流亡——投靠势家，只能容纳破产人民的一部分，其余或到两京冒充匠户，或走远方经营小贩，或弃陆入水，泛舟为家，但仍不能容纳过多的人口，结果最大部分的破产人民不得不离乡流亡。从朱瞻基宣德时代起，流民问题开始严重起来。松江知府赵豫在安辑流民的奏章里说：人民欠了公赋，又欠私债，田地荒芜，房屋毁撤，无法安身，只好流亡。朱瞻基、朱祁镇两代，朝廷也空谈些抚治的办法，后来连办法也不谈了。王夫之（明末清初人）《噩梦》里说，元朝政治败坏，富人骄横，贫民饥寒，官府漠不关心，没有流以前，不加抚恤，已流以后，不与安辑。相沿至成化（朱见深）时代，形势愈转恶劣，初为流民，继为流寇，蔓延全国，不可收拾。这就是说，农民大量流亡，促成了明朝统治的崩溃。

（戊）垦田和户口

洪武二十四年，全国郡县赋役黄册造成，计户一千零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五，丁五千六百七十七万四千五百六十一。朱元璋造黄册，本意在查明供赋役的男丁数目，女口也许不在册内（两宋户籍不计女口）可是一户平均有男丁五六人似乎也不合实情。据洪武二十六年，户部统计，全国土田总数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户总数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永乐时约计民户一千万，军户二百万），口总数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改丁为口，当是包括男女总数。二十四年统计，一户平均五丁稍强，二十六年统计，一户平均四口稍弱，二三年间，不容有这样大的变动，按常例说，似乎二十六年统计数字比较可信，朱祐樘弘治四年（距洪武二十六年凡九十九年）全国户总数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总数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弘治十五年，全国土田总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一百年间，田减一半，户损七百，充分说明土地兼并、人口流亡及投靠权门的盛行。朱翊钧万历六年（距弘治四年凡八十八年）大学士张居正用开方法丈量全国田亩，得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增三百万顷。《明史》说，当时官府争用小弓（一弓五尺）量田求多，或指现田充新垦。不言可知，被小弓丈量的自然是没势力人家的田，被指为新垦的绝不是权豪人家的田，田亩增加，贫弱人反而愈苦。万历六年，全国户总数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总数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户口数与一百九十年前的数目相同，显然由官吏据旧户籍捏造。

（二）赋役制度

户籍——洪武十四年，编全国赋役黄册（户籍册，用黄纸做封面），乡村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较多人家十户为里长，余百户分十甲，每甲推出十人。官府按年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的公事。十年轮役一遍，称为排年。城内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户分民、军、匠三等。民户分儒、医、阴阳等，军户分校尉、力士、弓、铺兵等，匠户分厨役、裁缝、马、船等，又海边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等名目，按各人职业编籍，每十年重造黄册一次。大抵洪武时代曾经编造，以后仅存空文（祭天地时，祭坛下陈列黄册，祭毕收藏），官府征税派役，另有底本，称为白册（白册在书吏手中，营私舞弊，无可查究）。

田籍——洪武二十年丈量全国田亩，按字号编排，写明田主姓名及地形、土质、面积、四至，形似鱼鳞，称为鱼鳞册。

田赋——明初定赋税制，号称十分取一，实际参差不齐，轻重悬殊。大抵官田每亩收租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元末，苏、松、嘉、湖四府官绅豪民曾助张士诚坚守不降，元璋怒，按私人租簿作租额，每亩收粮最高额竟至二三石，表示惩罚的意思。因此全国田赋苏、松最重，嘉、湖较次，杭州又较次。洪武十三年，命户部酌量减轻江南租额，苏州一府秋粮仍多至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其中民粮仅十五万石。朱元璋所谓惩罚官绅豪富，显然只是刻剥佃户的一种借口，明朝江南农民逃亡现象特别严重，这是主要的原因。

洪武时田赋分夏税、秋粮两等，夏税包括米麦、钱钞、绢三种，秋粮包括米、钱钞、绢三种。弘治时夏税名目增至二十余种，秋粮增至十余种。万历时又有增减，大体米麦为主，钱钞、丝绢为辅。明初两税每岁收入麦四百七十余万石、米二千四百七十余万石、钞四万五千五百余锭、绢二十八万八千五百余匹，朱祐樘时麦、米、绢比洪武原额略有亏短，独银钞增至七万八千三百余锭。

差役——丁分成丁、未成丁两等。男子十六岁以前称未成丁，十六岁至六十岁称成丁——服官役。六十以外免役。役分里甲、均徭、杂泛三等，按户服役称甲役（里甲），按丁服役称徭役（均徭），临时应官府呼唤服役称杂役（杂泛）。以上三役各有力役（出人）、雇役（出银）的分别。经常差役除里甲外，有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候、弓兵、皂隶、门禁、厨、斗等，又有斫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闸浅夫等，名目繁杂，凭官府任意增添，不可计数。其中粮役有收户、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起初指定专派大户（富户）充当，后来大户行贿得免，转派中户代替，后来中户又设法得免，大户役全由下户贫民来负担。例如松江府华亭县粮役，起初每年设库子四名，称为支应大户。本县衙门杂费及县官迎送上司等费，例归库子供给，每名一年费银一千两以上。后来议革库子，改用长收，华亭县十二粮柜，每柜每月轮值长收一名。四个库子化为十二个长收。理由是“共同负担，众擎易举”，其实是中户代替大户。凡上官来县，长收照例办迎风饭、下马饭、阅操酒、送风饭，又本县知县，长收照例贡献常例钱、火耗钱、交际钱、馈仪钱，同府各衙门书吏皂隶快班（马快步快），长收照例得送钱应酬，每一名长收，每年所费在二千两以上。后来又议革长收，改用总催一百名，理由仍是“共同负担，众擎易举”，其实是较下一级的中户代替较高的中户。总催职务同长收，支应上司酒席，通常每席用荤素四十味、糖食四十味、果品四十味、攒盒暖盏等物无数，一席费一百两以上。某年，按院（巡按御史）、学院（主考）同时到华亭县，两院有交请席，府县有公宴两院席，由监生顾正心、陈大廷、宋启明三人承办。三人各争奇斗新，求媚长官，其时正当五月，竟搜得一斤重的肥紫蟹、五六斤重的鲜鲥鱼，其他水陆珍品百余种，细果如松子、杏仁、莲心、瓜仁等，装缀如鱼鳞，高一尺以上，器皿杯盘，全用古窑、金玉。知府詹某、知县项某，都是按院的同年进士，按院连声赞叹道：“两位年兄到此地做官，真是大福气。”他们哪里想到当差人民的大痛苦呢？后来又议革总摧改用里排（里甲），职掌催征钱粮。理由还是“共同负担，众擎易举”，其实是下户代替中户。里排多是乡村贫弱人，富家拖欠钱粮，里排畏势不敢紧催。官府不追富户，只追里排，皂快经常下乡拘提，勒索酒食和路费，书吏借端恐吓，不送贿赂不能活命。官定每图（乡村划分若干小区域，称一图）每十日限纳白银二十两，里排按期到衙门缴纳，称为赴比，县官不分缴银多少，只要短缴一二两，就与其他短缴十余两的人，一概笞臀鞭背，漫无差别，称为比较。每一里排照例每月受三次鞭笞刑。结果只有卖田宅、卖妻子、离乡流亡的一法。举华亭一县粮役一项作例，全国人民受差役的祸害，可以想见。

一条鞭法——明朝第一清官海瑞，一生主张“要天下治安，必须行井田制，其次应行限田制，再其次也应行均税制”。他做过一任浙江淳安县知县，又做过半年应天十府巡抚。做巡抚时，抑制豪强，替贫民夺还许多田地，官绅大怒，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说他“庇护奸民（贫民），侵犯绅士，沽名（钓名）乱政”。瑞因此失官。瑞本着均税的主张，在知县、巡抚任上，创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就是清丈地亩，按亩征银，令田主缴纳一定数量的银，所有田赋差役各种杂费包括在内，官募人充役，不再摊派。这种办法，对无田贫民确有利益。朱翊钧万历九年，朝廷采用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可是地方官吏勾结富豪，仍旧苛役农民，从中取利。

加赋——明朝前半期户部当年岁入银二百万两，照旧制七分作经费，三分作存积。朱厚熜时，边境军费、建筑宫殿费、祷祀求仙费（招道士求长生药）骤增不止，嘉靖三十年，岁出银五百九十五万两，为弥补亏短，增江南、浙江等州县田赋银一百二十万两，称为加派。朱翊钧万历四十六年，辽东用兵，军饷激增至三百万两，宫内藏银无数，翊钧不肯动用，户部援嘉靖加派例，全国（除京畿八府及贵州一省）田赋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得银二百万两。次年又加三厘五毫，次年又加二厘，前后共增九厘，从此作为定额，每岁得银五百二十万两。朱由校天启二年，又增田赋，银数不详。朱由检崇祯三年，又增田赋三厘，得银一百六十五万两。十年，又增赋，得银二百八十万两，旧额田租外每亩增收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又每亩加征一分四厘九丝，称为剿饷（剿农民起义军）。十二年，每亩又加征一分，得银七百三十万两，称为练饷（练兵）。大学士蒋德璟对由检说：“现在既有旧饷五百余万，新饷九百余万，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兵马并不练，只是害苦人民。”朱由检新增田赋一千六百七十余万两，超过旧赋三倍以上，结果地主无利可图，田价大落。北方农业天启时已大破坏，董应举用公帑六千两，买顺天永平河间保定田十二万余亩，每亩约值银五分。江南良田，中期每亩价五十两至一百两，崇祯时最上肥田每亩只值一二两，较次田亩，白送也没人敢承受。地主政权失去地主的支持，崩溃成为不可免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