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苦心编订各种制度，洪武二十八年，他把各种制度制成一部大典叫作《皇明祖训条章》，颁布全国，严重训谕：“后世谁敢创议变更祖训，按奸臣治罪。”可是他刚身死，夺嫡的惨祸就发生了。后世继续破坏祖训，只保存些不妨害作弊的规条。

朱允炆旧臣齐泰等数十人不肯降服。朱棣怒，灭方孝孺十族（朋友学生算一族），凡杀八百七十三人，油煎铁铉，活剥景清皮装草。其余如陈迪、齐泰、黄子澄等凌迟处死。朱棣指朱允炆忠臣为奸党，本人和同族男子一律惨杀，如邹瑾名下杀四百四十人，练子宁名下杀一百五十人，共灭族数十，杀人数万。妻女发浣（洗）衣局、教坊司（官妓），亲友发配到边地充军。罪人转相攀连，称为瓜蔓抄，无数人因此破家。至朱翊钧时已一百七八十年，建文奸党案才逐渐停止。

朱元璋屠杀功臣，罚功臣家妇女充乐户（官妓），当时儒臣解缙谏称这是坏人伦非人道的暴行，元璋认为迂话，不听。现在暴行加到自己留给孙儿的忠臣身上了。据南京法司偶存的记录，有下列几条：

永乐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题（奏），卓敬女杨奴、牛景先妻刘氏合无（应否）照依谢升妻韩氏例，送淇国公（邱福，做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处转营奸宿。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等）到长大，便是个**贱材儿。

又奏，当初黄子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依：都由他。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并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这是何等残忍的圣旨。

朱棣起兵时，收买朱允炆左右阉官做间谍，认为他们对自己忠实。称帝后，大加信任。洪武二十六年已经禁止刑讯罪犯的锦衣卫，首先恢复并加重它的职权，任无赖纪纲为锦衣卫提督。又设立东厂，令亲信阉人管理。厂卫各蓄员役，专门缉访所谓谋逆妖言（诽谤）大奸恶等罪，陷害忠良，无恶不作。厂卫罪行，从朱棣起直到亡国，充分发挥了统治阶级的残酷性。

朱棣知道人心不服，厂卫只能镇压一时，不能维持久远，即位不久，就发动对外侵略，来提高自己的威望。永乐三年，派阉官郑和率舟师二万人出使西洋（南洋群岛）诸国，前后出使凡六次，用意在：（1）探寻朱允炆踪迹，（2）消灭华侨对他不义行为的反抗，（3）压迫和招诱番人来中国朝贡。四年，遣张辅率兵八十万，灭安南国，改置郡县（安南人民猛烈反抗，朱瞻基时明兵败退，安南得复国）。七年，发大军攻蒙古，前后亲征凡五次，军民死伤极众，所得只是几个蒙古王归降，受朱棣的封号（如封瓦剌为贤义王，太平为安东王，也先土干为忠勇王）。军事上胜利的结果，武人因军功受赏赐，文官因国土扩大，仕途宽广，对朱棣早已歌功不止，谁还替朱允炆抱不平？永乐元年，改北平为北京，十八年迁都北京，改原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南京除了五都督府不设，其余衙门自六部至钦天监、太医院，与北京同样设置。这就是给官员们有加倍升迁的机会，文武众官哪得不加倍喜欢？这样，朱棣的统治，完全巩固了。

朱棣在位二十二年死，子高炽立，一年死，子瞻基立。瞻基以后凡传祁镇、祁钰、见深、祐樘、厚照、厚熜、载垕、翊钧、常洛、由校、由检十一个皇帝。从祁镇起，明朝的政治愈演愈腐败。这种腐败政治，造成了无数的内乱和外患。

皇帝不见朝臣——皇帝居深宫，往往一二十年不见朝臣。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仅成化七年召见大学士万安、彭时、商辂一次，说了几句话，万安就叩头呼万岁退朝。朱祐樘在位十八年，仅弘治十年召见大学士徐溥、刘健、谢迁，每人赏饮茶一杯，满朝认为盛事。弘治十五、十六两年间，召见刘健等数次，祐樘因此被称为勤政爱民唯一难得的皇帝。朱厚照在位十六年，游**南北各地，大概一辈子没有召见过大臣。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仅嘉靖二十九年因俺答（鞑靼酋长）逼近京城，朝臣固请面奏军情，厚熜不得已，出坐奉天殿，不发一言，令礼部尚书徐阶捧圣旨到午门，召集群臣责骂一顿。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仅见大臣数次。朱由校昏愚最甚，在位七年，未曾召见过大臣一次，从成化到天启（由校年号）凡一百六十七年，君臣见面次数，约略可算，皇帝独裁权，由阉官代理，内阁六部形同虚设。

阉官——阉官是皇帝的代理人，是实际掌握政权人，他们有庞大的组织，分十二监四司八局，称为二十四衙门。此外还有提督东厂、提督西厂等衙门，又镇守边地，统率京营，经理仓场。提督营造，采珠开矿，市舶织造，凡有权有利的职事，无不归阉官掌管。群阉中司礼监权最大，设提督太监一人，掌印太监一人，秉笔太监无定额。提督管理皇城内一切礼仪等事，掌印管理内外奏章，秉笔管理批朱（皇帝用朱笔批示臣下）。司礼监掌印，名义上地位等于内阁的元辅（首相），提督东厂等于都察院，秉笔等于内阁次相。在外各省设镇守太监，军队出征设监军太监，地位等于总督、巡抚、将军等官。实际权力却远在任何官员的上面。这就是说，司礼监掌印太监执行了皇帝的职权。

厂卫——阉官权力的表现，主要在掌握厂卫，用惨刑镇压异己的官民。朱元璋设锦衣卫（用武官主管）掌缉访叛逆。朱棣时又设东厂（用阉官主管），和锦衣卫同为特务机关。朱见深添设西厂，缇（音题）骑（特务人员）比东厂加倍。两厂员役布满全国，到处侦事，冤死官民无数。朱厚照时，阉官刘瑾总管东西两厂，作恶尤甚。南康（江西星子县）人吴登显等戏竞渡龙舟，被指为叛逆，斩首抄家。州县人民见有着美衣骑好马说官话人来到，如见猛虎，纷纷逃匿。官吏赶快献重赂，尽力招待，才免惨祸。刘瑾又创立办事厂及内办事厂，权力更大，连东西厂也被侦察。凡罪人入厂，不论罪名轻重，一概受杖戴枷，枷重一百五十斤，不几天就压死。判罪最轻是发边地永远充军，稍重是凌迟处死。

朱由校时，魏忠贤当权，厂卫罪恶，发展到顶点。刑具有大枷，又有械、镣、棍、拶（音侧(6)）、夹棍五种，同时施用，称为受全刑。刑类有断脊、堕指、刺心、红绣鞋（著烧红的铁鞋）、铜喇叭（用滚油灌入肛门）、壁挺（杀死）等。朱祁镇时锦衣卫创脑箍、烙铁、灌鼻、钉指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等名目，后来被普通司法衙门（刑部下至州县）全部采用，厂卫不得不别标新异，表示自己的进步。

东厂组织，司礼监太监称宗主，掌厂太监称督主，下设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人，番子（侦事人）无定额，挑选锦衣卫中最凶狡人充当。番子头领称档头，戴尖帽，着皮靴，专管侦察。番子称干事，每一档头领番子若干人，每一番子又各有地方痞棍若干人当爪牙，痞棍探得一事，番子密报档头，按事件大小先给赏钱，称事件为起数，赏钱为买起数。档头得报后，率番子至犯事家附近坐守，称为打桩。番子突入犯职家搜索，得贿满意，即退去，少不如意，用刑拷打，痛苦十倍官刑，称为干榨酒，又称搬罾（鱼网）儿。逼令犯事人诬攀有钱人家，有钱人赶快送厚赂，得免株连，否则奏请下镇抚司狱，一定惨死。番子到刑部都察院镇抚司监视审案，称为听记，到各官府各城门访缉，称为坐记，某官做某事，某城门获某奸，报告到厂，称为打事件。督主连夜转报皇帝，甚至民间夫妇口角也报进宫去，供皇帝太监们作笑谈资料。锦衣卫办案与东厂同，不过要缮写正式奏本，没有东厂报告那样迅速，所以卫不及厂得宠，成为厂的附属机关。京师曾有四人在密室中夜饮，一人酒醉大骂魏忠贤，三人恐惧不敢出声，忽有番子进来捉四人去见魏忠贤，忠贤碎割醉骂人，赏其余三人钱，三人几乎骇死。魏忠贤死后，朱由检依旧重用厂卫，侦察官民，到亡国才停止。

搜括钱财——阉官手握大权，自然要搜括钱财。偶被抄家，发现赃物多得骇人。朱祁钰抄王振家产，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一百面、六七尺高珊瑚二十余株，其他珍玩无算。朱祐樘抄李广家产，得收贿簿，内载某某文武大官送黄白米几千几百石，祐樘惊问道：“李广多大食量，要这许多米？”左右人说，黄米是金，白米是银。朱厚照抄刘瑾家产，得大玉带八十束、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两，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共金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厚照又抄钱宁（太监钱能家奴）家产，得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银三千箱、胡椒数千石。朱厚熜抄江彬（总督厂卫，但非阉人）家产，得黄金七十柜，每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每柜二千两。魏忠贤家产，史书不载，他弄权远过任何阉官，他的财产可以想见。

阉官借收税名义，残害人民，朱翊钧时最甚。矿监（管开矿）、税监（管收税）布满全国，两淮又有盐监，广东又有珠监（采珠），大小阉官，极意敲剥，吸髓饮血，人民受害无穷。例如陈增开采山东矿产兼收东昌税，自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富家藏违禁物，杀人极多。马堂做天津税监，养无赖、小偷数百人，白昼夺人财物，远近罢市，民众万余，放火烧马堂税署，杀税役三十七人。朱翊钧怒，命捕民众重办，许多人被杀。陈奉收荆州税兼采兴国州矿砂，率恶党鞭笞官吏，抢劫商旅，**妇女，虏人勒赎，激起人民公愤，聚众万余人，愿与陈奉同死，幸地方大官力救得免。陈奉作恶更无忌惮，汉口、黄州、襄阳、宝庆、德安、湘潭等处民变凡十起，武昌民怨恨切齿，誓必杀奉，奉逃匿楚王府，众擒恶党十六人投长江，烧税署辕门，巡抚支可大尽力镇压民众，陈奉得不死。梁永监陕西税，发掘历朝帝王坟墓，率无赖横行，随意杀人抢掠。人民愤怒谋杀永，永逃走。杨荣监云南税，百姓恨荣入骨，焚税厂，荣怒，杖杀百姓数千人，抽樊高明筋示众。冤民万人烧荣住宅，杀荣投火中，并杀恶党二百余人。朱翊钧得报，哀悼杨荣，几天不吃饭。当时民不聊生，到处激起叛变，朝廷都用最残暴的屠杀镇压下去。

明朝北京正宫正殿被烧凡八次，每次火灾后，派阉官到湖广采运木材，全国加赋税，大兴土木工程；朱厚照时工部郎赵经督乾清宫（皇帝所居宫）工程，得赃数十万两。工部郎只是五品小官，其他大官获利可想。宫殿迭次火灾，也许是阉官们有意放火。

内阁——朱元璋废丞相制，别设殿阁大学士备顾问。朱高炽、朱瞻基两代，大学士杨士奇等权渐重。朱厚熜信任严嵩，大学士权同真宰相。因避宰相名号，改称内阁。皇帝口说政令，司礼监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称为批红，交给内阁首辅（首相）依批红拟成诏谕，称为拟票或票拟，再经皇帝核准颁布。内阁首辅必须仰承阉官的意旨，否则定被斥逐。明朝著名阉官极多，有权的首辅仅严嵩、张居正二人。

严嵩相朱厚熜二十年，专贪贿赂，抄家时，原籍（江西分宜县）家产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宅共估银二百三十万六两，在京家产不减原籍。南京、扬州等地，置良田美宅数十所，秘密寄存亲戚家约当总财产十分之三四。抄出的财物，只是一部分，估价又极低，例如皮衣共一万七千四十一件，估价六千二百五两，每件不到银四钱，帐幔、被褥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七件，估价二千二百四十八两，每件约值银一钱。即此作例，赃款巨大约略可见。嵩子世蕃，得赃也不少，据说，世蕃夫妻窖藏金银每百万两为一窖，凡十数窖，连严嵩看了也害怕起来。

朱翊钧时宰相张居正，曾生病四个月，翊钧赏金帛作医药费。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外省巡抚藩臬，纷纷给他设醮（请道士上天表）祝祷，各级官吏甚至杂职小官，无不重价请文士作天表，招集道士上表天庭，求玉皇上帝保佑。一次不够，接连几次，故意在猛烈日光下烧香长跪勿起。一姓朱御史头顶香炉从家里走到醮坛，表示至诚，果然，朱御史得放外任，同僚们照例送酒席，朱御史大怒骂道：“你们不知道我替相公吃斋（素食）么？这样糊涂，送我酒肉。”居正某次奉旨回原籍（湖北江陵县）葬亲，沿路地方长官跪接跪送，监察御史在轿前奔走开路，供给酒菜每次一百样，居正还说没有下箸（筷）处。真定知府钱普特造大轿，前轩（亭）后室（可坐卧）旁有两廊，各立一聪秀儿童听使唤，用三十二壮丁抬着张居正走。钱普能制苏州菜，居正喜欢道：“我到此地才得一饱。”别处官员听说，急募苏州厨子伺候。张居正是明朝唯一名相，也确有些识见和功业，但仍不免接受官员们的献媚，何况别人呢？

严嵩奸邪，张居正刚直，二人正邪不同，擅权独断，却略相似。只有继严嵩做首辅的徐阶，可称专制时代难得的政治家，他主张“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各该管衙门），以用舍（斥革）刑赏还公论”，又主张“事同众则公，公则百美基，专则私，私则百弊生”。因为有这些主张，所以在他当首辅时，朝士得谈论政事，严嵩的余毒，洗去了不少。

官僚——官吏贪污，并不因朱元璋的惨杀有所惩儆。朱棣时邹缉奏称“贪官污吏，遍布天下，朝廷每遣使人出去考察，此人就得发财机会。使官所到，地方官公行贿赂，唯恐不足”。梁廷栋也奏称“巡按御史号称盘查访缉，每到一处，官员赠送多至二三万两，国家增一巡按御史，人民负担加重百万”。朱棣时代已经如此，后世更无待说了。诗人王季重作一首《无不可买》童歌道：“上好（顶好）黄钱，童生买起到状元；绝大元宝，童生买起到阁老（宰相）。”买卖官职，是明朝普遍的惯例。

朱见深时万安做首相，与徽州无赖倪进贤研究**，令进贤应试，得中进士。安患**症，进贤自称善医，煎汤药亲手熏洗，得升御史，大家叫他为洗鸟御史。万安收集各种**，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见深遣太监往内阁问安道：“这是大臣该做的事么？”安惶恐伏地叩头不敢出声。革职后回到成都，专门请托狱讼。有人问安为什么不回原籍（眉山县）享老福。答道：“我在内阁只有银十八万两，等凑足二十万便回家了。”朱厚熜讲求**，无锡人顾可学炼秋石（用童便熬成药块）入京贡献，三四年间，骤升至工、礼两部尚书。可学不做别事，专和严嵩及道士顾仲文等论究房中秘诀。每出门，路人聚观。叫他顾尝屎（音近尚书）。略举这些例证，官僚丑恶无耻，几乎使人不敢相信。

乡绅——明朝不只是地方官私派横征，民不堪命，在乡绅士，倚势恃强，与官府狼狈作奸，上下相护，害民也极凶暴。例如大学士杨士奇子杨稷在家杀人夺产，横行不法，被人告发罪状凡数十款。梁储子梁次摅与富户杨端争民田，端杀田主，次摅灭端家二百余人，次摅最喜用绳紧缚人臂股或阴茎，使血液蓄积，铁针突然刺入，血射出高数尺，次摅大叫称痛快。焦芳造第宅，拘数郡人民充工役。大学士周延儒、翰林陈于泰都是宜兴人，两家子弟残暴作恶，宜兴冤民聚众掘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兄弟第宅。大学士王应态弟应照在乡横行，乡人到京控诉，列罪状凡四百八十余条，赃一百七十余万两。大学士温体仁、都御史唐世济都是乌程人，两家勾结太湖强盗，均分赃物。嘉定人周星卿性豪侠，邻间一寡妇抚养幼子，薄有田产，侄某私献寡妇田产给势家，势家坐大船奏着音乐来接收，星卿不平，纠合壮士突前殴击，势家逃走。任意夺产，受贫弱人献田并令充当佃户，受无赖所献别人的产，都是乡绅应有的权利。

科第——明朝用八股取士，进士称甲科，举人称乙科或乙榜。举人会试（考进士）三次不取，得赴吏部候选官职。凡好官要职非进士出身不能得，举人出身只能到广西、云、贵等地任职，升迁极难，革职极易。长官考察属员政绩，同一说宽，进士出身的算是爱民，举人出身的算是姑息；同一说严，进士出身的算是精明，举人出身的算是苛暴。中期以后，乙榜做到尚书仅二人，巡抚仅三人，仕途全被甲科把持了。后来李自成起义，用举人牛金星掌军师，凡举人都给官做，很得这些人的助力。

秀才一中乡举（举人），就有权包揽亲戚、门生、故旧、邻居的田亩，归入本人名下。如包揽田二千亩，收钱粮三百两，实际缴给官府八九成，凭空得一二成的利益。进士乡绅（退职官）权力更大，包揽田亩更多，本家子侄及内亲（妻族）也恃势包揽，通常乡绅一人每年有一二千两的收入。

封建——藩王遍布全国，夺民间田产、妇女，随意杀人，庇护盗贼，无恶不作，朝廷从不究问。防止藩王谋叛，却异常严密。如不得入京朝见；出城扫墓，必须奏请；二王不许相见；不许干预朝政等。一犯禁令，立即削爵贬为庶人，送凤阳府高墙（牢狱）永远禁锢。朱由检时满洲入寇，京师戒严，唐王聿（音曰(7)）键倡议勤王，反被由检斥责，贬为庶人，送凤阳禁锢。朝廷对藩王猜忌极深，所以勤王救国也算大罪。

朱翊钧时有亲王四五十人（每人岁禄一万石），郡王二百五十一人（每人岁禄二千石），镇国（岁禄一千石）、辅国（岁禄八百石）、奉国（岁禄六百石）将军七千一百人，镇国（岁禄四百石）、辅国（岁禄三百石）、奉国（岁禄二百石）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人，郡主（亲王女，岁禄八百石，婿称仪宾，岁禄数同）、县主（与仪宾岁禄各六百石）、郡君（与仪宾岁禄各四百石）、县君（与仪宾岁禄各三百石）七千七十三人。庶人（庶人及妻女每月各给米六石）六百二十人，共二万三千余人。朱厚熜时全国每年供京师米四百万石，宗藩岁禄多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万石，两省支给宗室禄米五百四万石，政府及各省每岁收入粮米，不够宗室岁禄的半数。

亲王禄厚产大，袭爵子孙，世世骄**，不愁贫乏。郡王以下，不得分财产，生活全靠岁禄，又不许别营生计，大抵勾结盗贼无赖，当窝主分赃。宗室男女婚嫁，照例要奏请朝廷核准，生子也要朝廷赐名。自万历至崇祯，礼部积压不办，有的发白还是独身，有的人死还没有名字。何如宠做礼部尚书，特为奏请，男女六百余人得准许婚配。

腐朽的政治机构——明朝腐朽政治到朱翊钧末年已达顶点。例如朝廷大臣得任意弃官归家，皇帝既不挽留，也不罪责，让他们自来自去。官缺多不调补。照旧制给事中（谏官）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这时候给事中只剩四人，十三道监察御史只剩五人，六部堂官（尚书侍郎）只剩四五人，都御史八年不补人。外省总督、巡抚等大员，一样缺人不补。文武候选官数千人久困京城旅舍，因吏、兵两部无人用印画押，不能领凭赴任，往往攀宰相轿子哭泣哀求。囚犯无人审问，任令在狱中自生自死。内阁只方从哲一人，从哲请增阁员，朱翊钧认为天下太平，宰相一人够用，不必添设。南京九卿只剩二人，尚书只剩一人，都御史十年不补。本来政权全在阉官手中，朝官多少有无，皇帝并不看作重要事。当时京城人士谈话，有十分可笑的谑语：“光禄寺（办酒席）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道士）祈禳（祝祷），武库司刀枪，营缮司（掌工程）作场，养济院（养老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纠弹不法官吏），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这就是说，组成政府的各部分都已名存实亡了。

别一例证也说明政治的极度腐朽。司牲所（供祭祀用牲畜）养羊三百六十头，用牧羊人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五年内支黑豆（喂羊用）二千八百余石，每石价四钱二分，该银一千二百余两，草二万四千余束，每束价二分，该银五百余两，米（牧人用）八千八百余石，布花银（衣料钱）七百余两。又如乾明门养猫十二只、猬五只、羊二百四十七只，西华门养狗五十三只。御马监养狗二百十二只、虎三只、狐狸三只、文豹一只、土豹七只，鸽子房养鸽子若干只，每年共支喂鸟兽用猪羊肉三万五千九百余斤，绿豆、谷、粟等四千四百八十余石。又西苑豹房养文豹一只，用饲养人二百四十名、地十顷，每年支食粮二千八百余石，地租七百两。这种巨大糜费，只供小阉官作弊侵蚀，大阉官及京内外文武官员的作弊侵蚀，可以类推。

几件著名的大事——朱元璋制定《皇明祖训》，后世君臣只要形式上遵行祖训就算尽职，无需谈什么兴革。那么，官员们做些什么事呢？朱见深时一御史奏请顺适物情道：“近来京城地方，车辆骡驴，街上杂走，骡性快力强，驴性缓力小，一处奔驰，物情不便，乞要分别改正。”朱祐樘时一给事中建议处置军国大事道：“京中士人喜着马尾衬裙，因此官马被人偷拔鬃尾，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朱厚熜时一员外郎奏请崇节俭以变风俗道：“各处茶食铺店所造看桌（陈列装样）糖饼，大件省工却费料，小件省料却费工，乞要制定式样，务省工料，使风俗归厚。”极小事体，生扭在极大题目上，固属可笑，就是朱厚照时代的谏南巡、朱厚熜时代的议大礼，在当时认为莫大事件，实际也只是一场空闹。

朱厚照要到南方去游玩，朝臣纷纷谏阻，厚照大怒，令夏良胜等一百七人罚跪午门外五天，又一批朝臣继起谏阻，厚照更怒，捕朝臣下诏狱，白天牵出跪午门，晚间牵入囚狱。罚跪期满，一百七人各杖三十，六人各杖五十，三十人各杖四十，一人杖八十，不少人因此丧命。厚照不久到南方去了。这就是著名的谏南巡事件。

朱厚照死，从弟朱厚熜继位。厚熜要尊本生父祐杭为皇考（父），朝官们主张尊祐杭为皇叔父，群跪左顺门外哭争。双方相持，大闹不休。厚熜怒，捕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入锦衣卫狱，令何孟春等二百二十人在家待罪，四品以上官罚夺俸，五品以下官罚杖，翰林王相等一百八十余人受杖，死十九人。这就是著名的议大礼事件。

上列两大事件以外，又有所谓三大案。

梃击案——朱翊钧生子常洛，又生子常洵（宠妾郑贵妃所生，封福王）。朝臣请立常洛为皇太子，促常洵出京就藩（封地在洛阳）。常洵出京后一年（万历四十三年），忽有人执枣木棍打伤慈庆宫（太子宫）守门人，直入至前殿，被阉官捕获。追究主使人，郑贵妃弟郑国泰似有嫌疑。翊钧杀阉官庞保、刘成二人了事。

红丸案——常洛刚登位几天，患痢疾，不能起床，鸿胪寺官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常洛吃第一丸，觉得好些，连呼可灼为忠臣，吃第二丸身死。首辅方从哲拟票赏可灼银五十两，御史王安舜等劾从哲应坐弑逆罪。

移宫案——常洛死，子由校立，年十六岁，与常洛宠妾李选侍同居乾清宫，朝臣杨涟、左光斗等坚请李选侍移居他宫。

从由校时代起，这三大案成为朝臣阉官正人奸臣争斗互杀的工具，各聚徒党，血战不止。亡国后小朝廷中仍继续纷斗，到小朝廷被清朝消灭，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