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也应该有人把他们的财产、健康，和一切他们不配有的神奇的天赋，统统剥夺！把这些自己不能解脱的、对自己的自由害怕的奴隶，重新戴上艰难的枷锁和真正的痛苦的枷锁！倘若他们非辛辛苦苦挣取自己的面包不可，他们一定会很快活地吃下去的。而一朝看到了痛苦的真面目，他们也不敢再拿痛苦来玩可厌的把戏了……
可是归根结底，他们的确痛苦着。他们俩是病人，怎么不教人可怜呢？——雅葛丽纳的疏远奥里维，和奥里维的没有羁縻雅葛丽纳，同样是无辜的。她完全保持着天性。她不知道结婚是对天性的挑战，早该料到天性会起来反抗，而自己应当预备勇敢地应战的。她只发觉自己把事情看错了，不胜恼恨。失意之下，她迁怒于她从前所爱的一切，仇视她从前所信仰的奥里维的信仰。一个聪明的女子，比男人更能够在一刹那间凭着直觉体会到那些有关永恒的问题，但要她锲而不舍地抓住就不容易了。抱着这种思想的男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灌溉它的。女子却拿这种思想来做自己的养料，她吸收它，绝对不创造它。她的精神与感情不能自给自足，永远需要新的养料。没有信仰、没有爱的时候，她就从事于破坏，除非她侥天之幸，能够有那最高的德行：恬静。
从前，雅葛丽纳热烈地相信以共同的信仰为基础的结合，相信共同奋斗、共同受苦、共同建造便是幸福。但这个信心，只有在受到爱情的阳光照射的时间，她才相信；太阳慢慢地落下去，她的信心就像一座阴沉的荒山矗立在空虚的天上；雅葛丽纳觉得没有气力继续她的行程了：爬到了山巅又有什么用呢？山的那一边又有些什么呢？简直是个大骗局！雅葛丽纳再也弄不明白，奥里维怎么会继续受这些侵蚀生命的幻想欺骗；她以为他既不十分聪明，也没多大生气。她在他的空气中感到窒息，不能呼吸；求生的本能使她为了自卫而开始攻击了。她还爱着奥里维，但她要把他的信仰破坏得干干净净，因为那些信仰是她的敌人；讥讽与肉欲都被她用作武器；她把自己的欲望和琐碎的心事像藤萝一般地缠绕他，希望把他做成自己的影子……而所谓“她自己”，不但不知道要些什么，连自己是怎么样的人都弄不清！她觉得奥里维没有成名对她是种屈辱，可不问他的不成名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因为她终于相信，归根结底，一个人有没有出息、有没有才具，是靠名气决定的。奥里维感觉到妻子对他这样地怀疑，不禁大为丧气。可是他竭力挣扎。像他那样挣扎的人，过去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挣扎大半是毫无效果的。在这个势力不均的斗争中间，被女子自私的本能利用来对抗男人灵智的自私的，是男人的软弱、失意，和世故人情——世故人情便是一个遮掩人生磨蚀和男人的懦弱的名词。雅葛丽纳与奥里维至少比一般的战士高明多了。因为奥里维永远不会欺骗自己的理想，不像普通的男人听任懒惰、虚荣、混乱的爱情驱使，甘心否定自己的灵魂。而且倘若他做到了这一步，雅葛丽纳也要瞧不起他。然而她在那种盲目的情形之下，竭力要毁灭奥里维的力量，不知这力量便是她的力量，是他们两人的保障；她还凭着本能把支持这班力量的友谊也加以破坏。
自从他们得了遗产以后，克利斯朵夫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有点儿格格不入。雅葛丽纳故意在谈话之间表现得冒充风雅和平凡的实际观念，终于达到了目的。有时他愤慨之下，说些尖刻的话，使对方听了生气。但两位朋友交情太深了，从来不因之有何芥蒂。奥里维无论如何不愿意牺牲克利斯朵夫，同时又不能强制雅葛丽纳跟自己一样；他为了爱情，绝对不忍心使她痛苦。克利斯朵夫看到奥里维的苦衷，便自动引退了。他懂得自己在他们之间周旋不能对奥里维有何帮助，反而会妨害他，便想出种种借口和他疏远；懦弱的奥里维居然接受了，可是他体会到克利斯朵夫所做的牺牲，心里非常难过。
克利斯朵夫并不恨他。他想，人家说女人是半个男人，这话是不错的。因为结了婚的男人只剩半个男人了。
他竭力把生活重新组织起来，希望能丢开奥里维，硬教自己相信分离是暂时的，可是没用：他虽然乐观，有时也很抑郁。他过不惯一个人的生活了。当然，他在奥里维居住外省的期间已经是孤独的了，但那时他有方法可以**，想到朋友是在远处，会回来的。如今朋友回来了，却比什么时候都离得更远。一朝失掉了几年来和他的生活打成一片的温情，他仿佛失掉了行动的意义。自从他爱了奥里维，所有的思想都脱离不了朋友。工作已不够填补空虚，因为克利斯朵夫在工作中间惯于羼入朋友的影子。现在朋友对他冷淡了，克利斯朵夫就像一个失去平衡的人，为了恢复这个平衡，他需要另外找一股温情。
亚诺太太和夜莺始终对他很好。但这些精神安定的朋友那时对他是不够的。
她们两人似乎也猜到克利斯朵夫的哀伤，暗中对他很表同情。有天晚上，克利斯朵夫很奇怪地看见亚诺太太到他家里来。这是她破题儿第一遭来看他，神色有点儿**。克利斯朵夫不加注意，以为她是胆怯。她一声不出地坐下。克利斯朵夫为了免得她发窘，便带她参观屋子；既然到处有奥里维的纪念物，两人就不知不觉地提到奥里维。克利斯朵夫很高兴地谈着，绝对不透露他们之间的情形。但亚诺太太不禁用着怜悯的神气望着他，问：“你们差不多不见面了，是不是？”
他以为她是来安慰他的，不由得恼了，他最讨厌人家干预他的事，便回答说：“我们高兴不见面就不见面。”
她红着脸，说：“噢！我那句话并没刺探你们的意思。”
他后悔自己的粗暴，便握着她的手：“对不起。我老是怕人家攻击他。可怜的孩子！他跟我一样地痛苦……是的，我们不见面了。”
“他也没写信给你吗？”
“没有。”克利斯朵夫觉得不大好意思。
“人生多可悲啊！”亚诺太太过了一忽儿又说。
克利斯朵夫抬起头来：“不，人生并不可悲。它不过有些可悲的时间。”
亚诺太太隐隐约约用着一种哀伤的口吻又道：“大家相爱了，又不相爱了。可见爱也是空的。”
“已经相爱过就行了。”
她又说：“你为他做了牺牲。要是你的牺牲能够对所爱的人有些好处，倒也罢了。可是他并不因之更幸福！”
“我并没牺牲，”克利斯朵夫愤愤地回答，“即使我牺牲，也是因为我乐于牺牲。这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人就是做他应当做的事。要是不那么做，他会痛苦的。‘牺牲’这个词简直荒谬极了！不知是哪些心路不宽的牧师，把一种忧郁的、阴沉的观念，跟牺牲搅在一起。仿佛一定要牺牲之后感到苦闷，你那牺牲才算有价值……见鬼！如果牺牲对你是悲哀的而不是快乐的，那么还是不要牺牲，你根本不配。一个人的牺牲，并非替人做苦工，而是为你自己。如果你在献身的时候不觉得快活，还是去你的罢！你不配生活。”
亚诺太太听着克利斯朵夫，对他望都不敢望。突然她站起来说：“再见了。”
这时他才想起她此来一定有什么心里的话告诉他，便说：“噢！对不起，我自私透了，老讲着自己的事。再坐一会儿罢，好不好？”
“不坐了……谢谢你……”说完她走了。
他和亚诺太太隔了相当的时间没见面。她既没给他消息，他也不上她家去，也不上夜莺家去。他很喜欢她们，可是怕谈到使他悲哀的事。而且她们那种安静平凡的生活，稀薄的空气，暂时也对他不相宜。他需要看一些新人物，需要关心一件事，或是有什么新的爱情使自己振作起来。
为了排遣心中的愁闷，他又上疏阔已久的戏院去。他觉得，对于一个想观察热情和记录热情的音乐家，戏院是一所极有意思的学校。
这并非说他对法国戏剧比他初到巴黎的时期更有好感。他除了不喜欢那些永久不变的、平板的、火爆的题材，老是分析爱情的那套心理学以外，还认为法国人的戏剧语言也是虚伪的，尤其在诗剧方面。他们的散文与韵文，跟民众的活语言和民众的特性都毫不相干。散文是一种做作的语言，上焉者像社交版记者的笔调，下焉者像粗俗的副刊文章。至于诗歌，恰如歌德所说的：“越是那些无话可说的人越喜欢写诗。”
它是一种冗长的、装腔作势的散文；心中一无所感而勉强制造出来的形象，使一切真诚的人都觉得是谎言。克利斯朵夫并不把这些诗剧看得比靡靡之音的意大利歌剧更高。倒是演员比剧本使他感到更大的兴趣。妙的是作家们都在竭力模仿演员。“要不是把戏子们的恶习做你剧中人物的粉本，那么你的戏上演的时候决没成功的希望。”从狄德罗写了这段文字以来(6)，情形并没如何改变。喜剧演员成为艺术的模型。只要一个戏子成了名，他立刻可以有他的戏院，有他的剧作家，他们会像殷勤的裁缝一般照他的身材定制剧本。
在这些走红的明星中间，有个叫做法朗梭阿士·乌东的，引起了克利斯朵夫的注意。近一两年来大家都为她入迷了。她也有她的剧本供应者，但她并不只演为她特写的剧本。从易卜生到萨杜、邓南遮到小仲马、萧·伯纳到亨利·巴太依，在她相当混杂的戏码内都可以找到。有时，她也在古典诗剧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露脸。可是在这等场合，她比较不自在。不论演什么，她总表现她自己，永远只表现她自己。这是她的短处，也是她的长处。她本人没受到群众注意的时候，她的演技并不受欢迎。但一朝引起了大众的好奇心，她无论演什么就都显得出神入化。事实是一看到她，你的确会忘掉那些贫弱的作品；经过她的生命点缀之下，那些作品都显得美了。克利斯朵夫觉得比她所演的作品更动人的，倒是这个由一颗陌生的灵魂塑成的、女性的肉体之谜。
她的侧影美丽，清楚，像悲剧中人物，可不像罗马女子那么轮廓鲜明。她的细腻的、巴黎人的线条，和约翰·古雄的雕像一般，好比一个少年男子。鼻子虽短，很有姿态。美丽的嘴巴，嘴唇很薄，有一道悲苦的皱痕。聪明的脸蛋，清瘦，年轻，有些动人的表情，反映出内心的痛苦。下巴的模样显出她性格强硬。皮肤惨白、惯于不动声色的脸，照旧像镜子一样反射出她的心灵。头发，眉毛，都很细腻。变化莫测的眼睛，又是灰灰的，又是琥珀色的，闪着或青或黄的光彩，像猫眼。她表面的神态也跟猫一样地迷迷惘惘，半睡半醒，可是睁着眼睛，窥伺着，永远提防着，常常会突然之间发性子，流露出她隐藏的残忍。身材并没看起来那么高，身体也没看起来那么瘦，她肩头和胳膊都很好看，一双手又长又软。衣着和头发的式样都很大方，素雅，不像某些女演员的不修边幅或是过分的修饰——虽然出身低微，本能上却是一个贵族——这一点又是像猫。她骨子里还有非常强悍的性格。
她年纪大概不到三十岁。克利斯朵夫在伽玛希那边听见人家谈到她，用粗野的口吻表示对她佩服，仿佛谈论一个很放浪的、聪明的、大胆的女子，极有魄力，极有野心，可是泼辣，古怪，暴烈；据说她没成名以前曾经沦落风尘，得志以后便尽量地报复。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搭火车到默东去探望夜莺，一打开车厢的门，发现那女演员已经先在那儿。她似乎非常**，痛苦；克利斯朵夫的出现使她大为不快，马上转过背去，老望着窗外。克利斯朵夫注意到她神色有异，便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种天真的同情的神气简直令人发窘。她不耐烦了，把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他只觉得莫名其妙。在下一站上，她走下去换了一个车厢。(7)那时他才想到是自己把她吓跑的，因此很不痛快。
过了几天，他在同一路线上预备搭车回巴黎，占着月台上那张独一无二的凳子。她又出现了，过来坐在他旁边。他想站起来走开，她却说了声：“你坐下罢。”
那时没有旁人在场。他对于那天使她更换车厢的事表示歉意，他说要是早想到自己使她发窘，他一定会下车的。她冷冷地笑着回答：“不错，那天你一刻不停地老瞪着我，讨厌透了。”
“对不起，”他说，“我自己也压制不住……你那天好似很痛苦。”
“那又怎么呢？”
“我那是不由自主的。倘若看见一个人淹在河里，你不是会伸手救他吗？”
“我吗，我才不呢。我要把他的脑袋按在水里，让他早点儿完蛋。”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既有点儿嬉笑怒骂，又有点儿牢骚的口吻，因为他愕然望着，她便笑了。
火车到了。除了最后一辆，列车都已经客满。她上去了。车守催着他们。克利斯朵夫不愿意重演上次的故事，想另找一间车厢。她可是说：“上来罢。”
他上去以后，她又补了一句：“今天我无所谓了。”
他们谈着话。克利斯朵夫一本正经地跟她解释，说一个人不该对旁人抱着漠不相关的态度；互相帮助，互相安慰，大家都可以得益……
“安慰对我不生作用……”她说。
克利斯朵夫坚持着，她就傲慢地笑了笑，回答说：“不错，安慰人家的角色当然对扮演的人是有利的。”
他想了一会儿，才明白对方是怀疑他别有用心，不禁愤愤地站起来，打开车门，不管火车开动，就想往下跳。她好容易把他挡住了。他怒气冲冲地关上了门，重新坐下，那时火车刚进地道。
“你瞧，”她说，“跳下去不是要送命吗？”
“我不管。”
他不愿意再和她说话。
“人真是太蠢了，”他说，“大家互相折磨，又把自己折磨；人家想来帮助他的时候，他倒反猜疑。可恶透了！这种人是没有人性的。”
她一边笑一边抚慰他，把戴着手套的手按在他的手上，亲热地和他谈着，喊出他的名字。
“怎么，你认得我吗？”他说。
“怎么不认识？你，你也是一个红人哪。我刚才不该对你说那种话。你是个好人，我看得出的。算了罢，别生气了。好！咱们讲和罢！”
他们握了握手，友好地谈着话，她说：“可是那也不是我的错。我跟一般人接触的经验太多了，不得不提防。”
“他们也常常欺骗我，”克利斯朵夫说，“我却老是相信他们。”
“我看出你是这样的，你大概是个天生的傻瓜。”
他笑了：“是的，甜酸苦辣我一生尝过不少了；可是对我没有什么害处。我的胃很强，饱也没关系，饿也没关系，必要的时候也能吞下那些来攻击我的可怜虫。我反而身体更好。”
“那是你运气，你哪，你是个男人。”
“而你，你是个女人。”
“那又算不了什么。”
“那是很有意思的，做个女人！”
她听着笑了。“哼！”她说，“可是人家怎么对付女人的？”
“得自卫啊。”
“那么所谓善心也维持不久的了。”
“那是因为一个人还不够慈悲。”
“或许是吧。可是吃苦也不能吃得太多，太多了一个人的心会干枯的。”
他正想对她表示同情，忽然记起了她刚才的态度……
“你又要说安慰人家的人是别有用心了……”
“不，”她说，“我不说这个话了。我觉得你心地好，非常真诚。我很感激。可是请你什么话都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谢谢你的好意。”
他们到了巴黎，分手了，双方既没留下地址，也没说什么请去谈谈的话。
过了一两个月，她跑来敲克利斯朵夫的门。
“我来找你，想跟你谈谈。从那次见面以后，我不时在想起你。”她说着坐下了，“只要一忽儿工夫，不会打搅你很久的。”
他开始和她谈话。她说：“请等一会儿，好不好？”
他们不出声了。过了一下她笑着说：“刚才我支持不住了。现在可好些了。”
他想问她。
“不，”她说，“别问我这个！”
她向四下里瞧了一眼，把各种东西看过了，估量了一下，忽然瞧见鲁意莎的照片。
“这是你的妈妈吗？”
“是的。”
她把照片拿在手里，非常同情地瞧着。“多好的老太太！”她说，“你运气不错！”
“可惜她已经故世了。”
“那没关系。反正你是有过这样一个母亲的。”
“那么你呢？”
她拧了拧眉头，把话扯开了。她不愿意人家问起她的事。
“跟我谈谈你的事罢。告诉我……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生活方面的事……”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不用管，你讲罢……”
他不愿意讲，可是不由自主地回答了她的问话，因为她问得非常巧妙。而他所叙述的正是使他悲伤的事，他的友谊的故事，跟他分离了的奥里维。她听着，带着又同情又嘲弄的笑意……突然她问：“什么时候了？啊！天！我来了两个钟点了！对不起……啊！此刻我心情安定多了……”
接着她又说：“我希望能再来……不是常常……而是有时候……这对我有些好处。可是我不愿意使你厌烦，浪费你的时间……只要偶尔谈几分钟就行了……”
“我可以到你那边去。”克利斯朵夫说。
“我不要你上我家去。我更喜欢在你这儿谈……”
可是她许多时候没有来。
有天晚上，他无意中知道她病得很重，已经停演了几星期，便不管她从前拦阻的话，径自跑去看她。人家回答说她不见客；但里头知道了他的名字，又把他从楼梯上叫回去。她躺在**，病好些了；她害了肺炎，模样有了相当的改变，但始终保持着那副嘲弄的神气和锐利的目光。她见到克利斯朵夫，心里真的很高兴，要他坐在床边，用着满不在乎的游戏态度谈到自己，说她差点儿死去。他听着脸色变了。她却取笑他。他埋怨她不早通知他。
“通知你要你来吗？那才不呢！”
“我相信你连想也没想到我。”
“那就是你的运气了，”她又俏皮又悲哀地笑着说，“我病中从来没想到你。只是今天刚想到。得了罢，你别难过。我闹病的时候谁都不想的。我只要求人家一件事，就是让我清静。我把鼻子朝着墙等着，愿意孤零零地死掉。”
“自个儿痛苦究竟是不好受的。”
“我惯了。我受过多少年的磨折，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我，现在已经成了习惯。而且这样倒更好。你倒了霉，谁都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在屋子里闹些声音，给你一些不识趣的关切，虚情假意地叹息一阵……我宁可一个人清清静静地死。”
“你倒很能够隐忍！”
“隐忍？我简直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咬紧牙关，恨那个使我痛苦的病。”
他问是不是没有人来看她，关切她。她说戏院里的同事都是些好人，是些糊涂蛋，对她很殷勤，很好，虽然是浮表的。
“倒是我，告诉你，倒是我不愿意见他们。我是一个不容易相交的人。”
“我可不怕。”他说。
她带着可怜他的神气望着他：“你！你也会说这种话吗？”
“对不起，对不起……天哪！我竟变成了巴黎人！……惭愧惭愧……我敢打赌，我说的话简直想都没想过……”
他把脸蒙在被单里。她不由得大声笑了出来，在他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啊！这话可不是巴黎人说的了！还好！我又认出你的本来面目了。好，把头抬起来。别哭湿了我的被单。”
“那么你原谅我了？”
“当然。甭提啦。”
她又和他谈了一会儿，问他做些什么，随后她累了，厌烦了，就把他打发走。
她约他下星期再来。到期正要出门，他忽然接到她的电报，教他别去，她正逢着心情恶劣的日子。——后来，过了一天，她又通知他去了。她差不多已经痊愈，靠窗躺着。那是初春时节，天上照着晴朗的太阳，树木抽着嫩芽。他从来没看见她这样亲切、这样温和。她说前天连一个人都不能见，便是克利斯朵夫也要跟别人一样受她厌恶。
“那么今天呢？”
“今天，我觉得自己年轻、新鲜，对周围一切年轻和新鲜的人——比如你——都有好感。”
“可是我已经不年轻不新鲜了。”
“你到死都是的。”
他们谈着他在别后所做的事，谈着她不久又要去登台的戏院；说到这儿，她告诉他对于戏剧的意见，她厌恶它，又舍不得它。
她不愿意他再上她家里来，答应以后继续去探望他，可是怕打搅他。他把比较不会妨害他工作的时间告诉她，约定一种暗号，教她用某种方式敲门，他随着自己的心绪而决定开或不开……
她绝对不滥用这种约会。可是有一次她去赴一个晚会担任诗歌朗诵，忽而临时不得劲儿了，半路上打电话去辞掉，转车到克利斯朵夫寓所来。她原意只想跟他招呼一下就走的。可是那晚上她居然把一生的历史统统说了出来。
悲惨的童年：她从来不知道谁是她的父亲。母亲在法国北部某城的近郊，开着一所声名狼藉的小客店；许多赶车的跑来喝酒，跟女店主睡觉，同时还虐待她。其中有一个跟她结了婚，因为她有几个钱；他常常酗酒，打老婆。法朗梭阿士有一个姊姊在小客店里当侍女，做牛做马地辛苦到极点，还被继父当她母亲的面奸占了，结果是害肺病死的。法朗梭阿士从小挨着拳头，看尽了下流无耻的事。她皮肤苍白，性子暴躁，沉默寡言，童年的心中火气十足，野性很厉害。她眼看母亲和姊姊饮泣吞声，受尽了痛苦、耻辱，终于死掉。她可是意志倔强，不肯屈服；她是个反抗的女人：受到某些羞辱的时候，神经发作起来，会把打她的人乱抓乱咬。有一回她想自杀，结果没成功：刚开始上吊已经不愿意死了，生怕真会吊死；等到她气透不过来的时候，便赶紧用抽搐的手指解开绳子，一心一意只想活了。既然不能借死亡来逃避——克利斯朵夫听到这里不禁悲哀地笑笑，想到自己的同样的经验——她就发誓要出人头地，要自由，要有钱，把一切压迫她的人都打倒在脚下。有一晚她在小房间里听见那男的在隔壁咒骂，被他殴打的母亲叫着嚷着，被他凌辱的姊姊哭着，她便暗暗发下这个愿。她觉得自己多可怜，发了这个愿，心里才松动些。她咬紧牙齿想道：“我要把你们一齐打死。”
在这个黯淡的童年只有一线光明：有一天，一个和她常在小沟边上玩儿的孩子，因为父亲是戏院里的门房，便带她冒着禁令去看了一次排戏。他们在黑暗里躲在戏池的尽里头。舞台上神秘的景致，在黑暗中愈加显得光华灿烂，那些人说的美妙而不可解的话，女演员那副王后一般的神气——她的确在一出浪漫派的音乐话剧中串演王后——把她看呆了。她紧张得浑身冰冷，心跳得很厉害……“对啦，对啦，要做个这样的人才好呢！……噢！要是办得到的话……”——等到排演完了，她无论如何要看一看晚上的公演。她假装跟着同伴一起出去，却又偷偷地溜回来躲在戏院里，伏在凳子底下，在灰尘中挨了三小时。戏院快要开场，观众已经来了，她正想从躲的地方钻出来，不料被人当场捉住，大受羞辱，结果是被押送回家，又挨了一顿打。那一晚要不是已经知道她将来能够对这些恶徒报复的话，她一定会自杀的了。
她打定了主意，投到一般演员们寄宿的剧场旅馆去当侍女。她字也没识多少，写也不大会写，一本书也没看过，也没有一本书可看。但她愿意学习，发愤用功，在客人房中偷了书，拿来在月夜或是黎明的时候读，免得耗费灯烛。因为演员们生活毫无规律，她这种偷窃的行为很久没有被发觉，至多是失主发一阵脾气了事。并且她把书看过了也还给他们——可不是完璧，因为她把喜欢的几页撕了下来。书拿回去总是塞在床底下或是家具底下，让失主发现的时候以为从来没出过房间。她常常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演员们念台词。随后她自个儿在走廊里轻轻地学着他们的声调，做着手势。人家撞见了，便拿她取笑一阵，羞辱一阵。她只得气愤愤的不作声。——这种方式的教育可以长久继续下去，要不是她有一次偷了一个演员的脚本的话。失主大发雷霆，因为除了她，谁也没进过他的卧室，就咬定是她偷的。她拼命抵赖；演员说要教人搜查，她便吓坏了，立刻扑在地下招认了，同时也招认了别的窃案和撕掉的书页。他大骂了一顿，但他的心地不像外表那样凶。他追究她为什么要干这些事，一听到她说要做一个女戏子，不由得哈哈大笑，随后又仔细问她。她把记得烂熟的脚本背了好几页，他非常奇怪，问道：“喂，你说，要不要我教你？”
她快活极了，吻着他的手。
“啊！”她打断了话和克利斯朵夫说，“那时我心里多喜欢他啊！”
不料那家伙立刻补上一句：“可是，孩子，你知道，什么都要付代价的……”
那时她还是个处女，人家对她的袭击，她一向是拿出蛮劲儿来躲过的。这种野人似的贞操，对不洁的行为，对没有爱情的性欲的厌恶，是从小就有的，是家里那些悲惨的景象感应她的；她至今还保持这性格；可是，唉！她受到多么惨酷的惩罚！……命运弄人，竟然到这个地步！……
“那么你答应他了？”克利斯朵夫问。
“啊！那时倘若能跳出他的魔掌，我连跳在火里都愿意！可是他威吓说要把我当贼一样送去法办。我无路可走。——这样我就投进了艺术……投进了人生。”
“那该死的混蛋！”克利斯朵夫嚷着。
“是的，我当然恨他。但从此以后，我见得多了，他还不算是顶坏的呢。至少他对我没失信，把他所知道的（也并不多）一套本领教给我。他介绍我进了剧团。我先得侍候大家，替每个人当差，串戏也只串跑龙套。后来，有一晚，扮侍从的女角病了，人家临时把我补上去。从此我就当上了这个角儿。大家认为我要不得，滑稽可笑。那时我长得很丑。我始终是丑的，直到有一天人家忽然认为我是独特的、理想的‘女人’……嘿！那些混蛋！——我的演技被认为一点儿不照规矩，荒唐胡闹。看客不赏识我。同伴们取笑我。但人家始终把我留着，因为我究竟还有点儿用处，而且薪水很低。不但薪水很低，还得给人代价。每学一点儿东西，每次的升级，都要用肉体去报酬。同伴，经理，戏子掮客，戏子掮客的朋友……”
她不出声了，脸色发白，咬着牙齿，睁着恶狠狠的眼睛；但你可以咂摸到她心中流着血泪。一刹那间，她又看到了当年那些耻辱，和支持她的那股非战胜不可的强烈的意志；每经历一次新的污辱，她的意志就锻炼得更加坚强。她很希望死；但就在这些屈辱中间倒下去是太可怕了。要是在以前自杀倒还罢了。要不然等胜利以后也行。可是在已经堕入泥犁而还毫无取偿的时候死掉，未免……
她半天不作声。克利斯朵夫气愤至极，在屋子里来回走着。他恨不得把磨难这女子、污辱这女子的那些男人一齐打死。然后他不胜怜悯地望着她，站在她前面，捧着她的头，扶着她的前额，亲热地抱着，叫了声：“可怜的孩子！”
她挣扎了一下。他说：“别怕。我很喜欢你。”
于是眼泪在法朗梭阿士惨白的脸上淌下来了。他跪在旁边，吻着她美丽的细长的手，把两颗泪珠掉在上面。
随后他重新坐下。她也定了定神，很安静地继续讲她的身世。
终于有个作家把她捧了出来。他在这个古怪的女人身上发现有魔性，有天才，认为她是一个“戏剧的典型，代表时代的新女性”。自然，在那么许多人之后，他也把她占有了。而她在那么许多人之后也让他占有了，不但毫无爱情，甚至还有跟爱相反的情绪。可是他造成了她的名气，她也造成了他的名气。
“现在，”克利斯朵夫说，“人家对你可没办法了；轮到你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们了。”
“你以为是这样吗？”她辛酸地回答。
于是她又讲起另外一件被命运播弄的事。——她对一个自己瞧不起的坏蛋发生了热情：他是个文人，拿她最痛苦的秘密做了写文章的材料，然后把她丢了。
“我瞧不起他，把他看做跟我脚底下的泥巴一样。可是我爱他，只要他叫一声，我就会跑去向这个该死的家伙低头；想到这点，我气坏了。可是有什么办法？我的心永远不爱我的理智所喜欢的对象。感情和理性，两者必有一个受委屈。我有一颗心。我也有一个肉体。它们叫着，嚷着，都要求满足。我又没有制服它们的武器，我没有信仰，我是自由的……哼，自由！老做着我的心和肉体的奴隶，它们要这个要那个，往往都是我不愿意要的。它们使我屈服，我只觉得惭愧。可是怎么办呢？……”
她停了一会儿，呆呆地用钳子拨着火灰，然后又说：“我看到书上说做戏的人是麻木不仁的。事实上，我所见到的那一批，的确是虚荣的大孩子，除了些争面子的小问题，什么思想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们和我，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戏子。我相信绝不是我。总之我替他们付了代价。”
她打住了话头，时间已经到了夜里三点。她站起身子想走。克利斯朵夫劝她等天亮再回去，姑且在**躺一躺。她却宁可坐在熄灭的壁炉旁边，继续在寂静无声的屋子里谈话。
“你明天会累的。”
“我惯了。可是你呢……明儿有事吗？”
“我是闲人。要十一点才替一个学生上课呢……并且我身子很棒。”
“那就更需要睡觉了。”
“是的，我睡得像死人一样。无论什么痛苦都抵抗不了瞌睡。有时我恨透了。糟掉了多少光阴！……偶尔熬上一夜，对睡眠报复报复，我倒是挺高兴的。”
他们继续轻轻地谈着，中间隔着长时间的静默。克利斯朵夫睡着了。法朗梭阿士看着笑笑，扶着他的头不让它倒下来……她胡思乱想，靠窗坐着，望着漆黑的园子，园子不久也亮起来了。七点左右，她轻轻唤醒了克利斯朵夫，和他道别。
在同一个月里，她又来了一回，恰好克利斯朵夫不在家，门关着。以后克利斯朵夫把公寓的钥匙交给她，让她能随时进去。果然，好几次克利斯朵夫都出去了，她在桌上留下一小束紫罗兰，或是在纸上写几个字，涂几笔速写，漫画，表示她来过了。
一天晚上，她从戏院出来，到克利斯朵夫家谈天。她发现他在工作，两人谈了几句，就发觉彼此都没有上回那样的兴致。她想走；可是太晚了。并非克利斯朵夫阻止她，而是她自己的意志不允许她再走。于是他们留着，都动了欲念。
他们便互相占有了。
这一夜以后，有好几个星期不见她的踪迹。他久已麻木的欲火被她在那一夜挑了起来，竟少不了她了。她不准他到她家里；他便上戏院去，躺在最后几行的位置上，心里又是爱，又是冲动，浑身打战。她演戏的时候所发泄的悲壮热烈的情绪，使他跟她一样地筋疲力尽。他终于写信给她：“朋友，你恨我吗？要是我使你不快，还得请你原谅。”
一看到这种谦卑的话，她立刻跑来扑在他怀里，说：“大家简简单单地做个好朋友倒是更好。但既然不可能，也用不着勉强挣扎了。咱们听其自然罢！”
他们过着共同生活，可是并不住在一起，各人保持各人的自由。法朗梭阿士不可能和克利斯朵夫过有规律的同居生活，她的地位也不容许。只能由她到克利斯朵夫家里来，或是白天，或是黑夜，和他消磨几个钟点，但每天都回家去过夜。
在戏院停演的暑假中，他们在巴黎郊外，靠叶弗那边租了一所屋子。虽然不免有些凄凉忧郁的时间，他们的确过了些快乐的日子，心心相印和刻苦用功的日子。他们有一间精美的光线很好的卧室，居高临下，一望无际，眼底尽是碧绿的田垄。夜里，他们在**可以从窗内望见奇奇怪怪的云影，在阴沉黯淡的天空驰骋。他们互相抱着，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听着蟋蟀的欢唱，听着雷雨的声音；泥土的呼吸——金银树、仙人草、蔓藤、割下的干草的气味——透到屋子里来，透入他们的身体。黑夜那么寂静。两人睡得那么甜。万籁俱寂。远处几声狗吠，几声鸡鸣。晨光透露了。在灰暗寒冷的晓色中，远钟传来早祷的声音，使身体躺在温暖的**打着寒噤，彼此靠得更紧了。群鸟在爬墙的蔓藤上醒来，嘁嘁喳喳地聒噪。克利斯朵夫睁开眼睛，屏着气，抱着一腔柔情看着身旁这个朋友的可爱的脸，看着她在爱情激动过后的惨白的颜色……
他们的爱不是自私的情欲，而是肉体也要求参与一分的深刻的友谊。他们不相妨碍，各做各的工作。克利斯朵夫的天才、慈悲、人格，都是法朗梭阿士非常重视的。在某些事情上她觉得自己比他年长，因此感到一种母性的快乐。她很抱憾一点儿不懂他所弹的东西，她不能领会音乐，除非在极难得的时间，才觉得有一股犷野的情绪把她控制了，但那种情绪还不是直接从音乐来的，而是由于她当时感染的热情，由于她和她周围的一切、风景、人物、颜色、声音，都感染到的那股热情。但她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神秘的语言中，同样能感觉到克利斯朵夫的才气。仿佛看着一个伟大的演员讲着外国语做戏，她自己的性灵也被鼓动起来了。至于克利斯朵夫，他创造一件作品的时候，往往把思想与热情都寄托在这个女子身上，看到这些思想与热情比在自己心中更美。跟一个这样女性、这样软弱、这样善心、这样残忍而有时还有天才的光芒闪耀的灵魂，心心相印的结果，简直有种估计不尽的富藏。她教了他许多关于人生和人的知识，关于他不大认识而为她清明的目光判断得很尖刻的女人的事。他尤其靠了她而对于戏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她使他深深体味到这个一切艺术中最完美、最朴实、最丰满的艺术的精神。他这才知道戏剧是创造梦境的最奇妙的工具；她告诉他不应该为自己一人写作，像他现在这种倾向（那是多少艺术家都免不了的，他们学着贝多芬的榜样，不肯“在有灵感的时候为一张该死的提琴写作”）可是为了某一个舞台而写作，把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某几个演员：一个伟大的诗剧作家也不以为羞，不觉得这种办法会把自己变得渺小；因为他知道，倘若幻想是美的，那么实现这幻想当然是伟大的。戏剧像壁画一样是最严格的艺术，是活的艺术。
法朗梭阿士所表现的这些思想，正和克利斯朵夫的思想符合。他那时在艺术生涯中所到达的阶段，正倾向于一种和人类沟通的集体艺术。法朗梭阿士的经验，使他体会到群众与演员之间的神秘的合作。法朗梭阿士虽然那么现实，毫无自欺欺人的幻象，也感觉到那种互相感应的力，把演员和群众联系起来的共鸣的电波，她咂摸到一个演员的声音便是无声无息的千万人的心声。当然，这种感觉是间歇的，极难得的，从来不会在同一出戏同一个段落上再现。其余的时间，只有演员个人的没有灵魂的演技，巧妙而无热情的呆板功夫。但值得重视的就是例外的情形：那时仿佛电光一闪，一刹那间照出了深渊，照出了由一个人来表白而实际是千百万人的共同的灵魂。
大艺术家的责任就在于把这共同灵魂具体表现出来。他的理想应当像希腊古时代的诗人一样，先摆脱了自我，然后把那股吹遍人间的集体的热情放入心中。法朗梭阿士尤其渴望这一点，因为她没法达到这个无我之境，老是要表现自己。——一百五十年以来，个人抒情主义过分地发展，已经到了病态的阶段。一个人想求精神上的伟大，必须多感觉，多控制，说话要简洁，思想要含蓄，绝对不铺张，只用一瞥一视、一言半语来表现，不像儿童那样夸大，也不像女人那样流露感情；应当为听了半个字就能领悟的人说话，为男人说话。现代音乐唠叨不已地讲着自己，遇到无论什么人都倾箱倒箧地说心腹话，这是没有廉耻，不登大雅的。那颇像某些病人，津津有味地对旁人讲着自己的病状，把可厌可笑的细节描摹得淋漓尽致。法朗梭阿士虽非音乐家，也感觉到音乐像寄生虫般侵害诗歌的情形是种颓废的征象。克利斯朵夫先是否认，但细细想了想，觉得这说法也许有一部分是对的。根据歌德的诗谱成的第一批德国歌谣是朴素的、准确的；不久，舒伯特就渗入他罗曼蒂克的感伤性；舒曼又加上他小姑娘式的多愁善感；到了胡戈·沃尔夫竟变做一种特别加强的朗诵，毫无含蓄的分析，非把灵魂**裸地暴露不可了。凡是遮盖神秘的心灵的幕都被撕掉了。
克利斯朵夫对这种艺术有点儿惭愧，觉得自己也感染了。他当然不愿意复古（那是荒唐的，违反自然的），可是他挑出几个把思想表现得特别含蓄，具有集体艺术意识的大师，让自己熏陶一下：他重新浏览亨德尔的作品——亨德尔因为厌恶德国民族的禁欲主义的宗教，特意把圣乐写成史诗一般，替平民写作平民歌谣。现在的困难是要找出能唤醒现代民众的情绪，像亨德尔时代的《圣经》那样的题材。今日的欧罗巴没有一部共同的经典了：没有一首诗，没有一节祷词，没有一种信仰，可以说是属于大众的。这是今日所有的文人、艺术家、思想家的耻辱！为了大众而写作，为了大众而思想的人一个都没有。只有贝多芬留下几页安慰心灵的福音书；但这几页只有音乐家能够读，大多数人是永远听不到的。瓦格纳曾经想在拜罗伊特的山冈上建立一种联合全人类的宗教艺术。但他伟大的心灵已经染上当时的颓废音乐与颓废思想的污点，来到这神圣的高冈上的已非迦里里的渔夫，而是一批法利赛人了。(8)
克利斯朵夫对于自己应当做的工作看得很清楚；但他缺少一个诗人，只能靠自己，以音乐为限。而音乐，虽然大家认为是普遍的语言，究竟不是普遍的，应当要拿文字来做一张弓，才能把声音射到大众的心里去。
克利斯朵夫计划写一组以日常生活为根据的交响曲。他假想一阕《家庭交响曲》，可不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式的(9)，并不把家庭生活用一幅电影式的图画来表现，并不用一些传统的字母，以音乐的辞藻依着作者的意志来表现各种人物。那是对位学者的迂腐而幼稚的玩意儿！……他不预备描写人物或动作，而是要说出每个人都熟悉的，都能在自己心中觅得回声的情感。第一章，表现一对青年夫妇严肃而天真的幸福，温柔的感情，和对于前途的信心。第二章是哭一个亡儿的挽歌。克利斯朵夫表现痛苦的时候竭力避免写实；没有什么个人的面貌，只有一片无边的苦难——你的，我的，一切人的苦难，也许就是谁都逃不了的命运。因死亡而沮丧的心灵，痛苦地挣扎着，慢慢地振作起来，把它的苦难作为奉献给神明的牺牲。紧接第二章的乐曲，表现心灵继续前进——是一支意志坚强的《赋格曲》，遒劲的线条与固执的节奏终于把整个的人感染了，把他在斗争与血泪中拖着向前，唱着威武的进行曲，抱着百折不回的信仰。最后一章是描写人生的暮景：第一章开始时的那些主题重新出现，依然有着动人的信心和温柔的情绪——可是更成熟了；它们受过了磨炼，在痛苦的阴影中浮现出来，戴着光明的冠冕，向天空唱着颂歌，对无穷的生命表示虔敬与热爱。
克利斯朵夫也在古书中寻找简单的、有人情味的题目，能够诉之于大众的心灵的。他选择了两个：约瑟与尼奥贝。但克利斯朵夫在这儿遇到了把诗与音乐结合起来的难题。和法朗梭阿士的谈话使他又想起从前和高丽纳商量过的计划(10)，一种介乎吟咏歌剧与话剧之间的乐剧——以自由的语言与自由的音乐结合起来的艺术——那是今日没有一个艺术家想到的，也是被浸**于瓦格纳传统的，墨守旧法的批评家非笑的艺术。但这的确是崭新的事业，因为要点并不在追随贝多芬、韦伯、舒曼、比才之后，虽然他们在音乐话剧方面都很有造就；也并不在把某种朗诵配合某种音乐，竭力用颤音为粗俗的群众制造粗俗的效果；而是在于创造一种新的体裁，使歌唱的声音和近于这些声音的乐器结合起来，把音乐的幻想与嗟叹的回声掺和在优美和谐的诗句中间。这样的形式只能适用于某些有限的题材，适用于心灵的某些特殊的时间，适用于亲切的默省的境界，唯有这样才能给人一种诗的韵味。没有一种艺术比这个更含蓄、更贵族化了。所以在艺术家们自命不凡而实际全是鄙俗的暴发户时代，这种艺术很少发展的机会。
或许克利斯朵夫也不比别人更适合于这种艺术；他的长处，他的平民式的力，就是极大的障碍。他只能想象到这种艺术，同时靠了法朗梭阿士的助力，做出一些略具雏形的样品。
他用这种方法把《圣经》上的文字谱成音乐，差不多是逐字移译，例如约瑟和他的兄弟们重新相聚的那个不朽的故事，约瑟试过了多少方法以后，才那么感动地，那么轻轻地，说出几句使老年的托尔斯泰为之下泪的话：“我忍不住了……告诉你们，我是约瑟；父亲还活着吗？我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失掉了的兄弟……我是约瑟……”(11)
这个美妙而自由的结合没法持久。他们在一起固然有些生活极丰满的时间，但性格相差太远了。双方性子都很暴躁，时常会发生冲突，可不是为了琐碎无聊的事，因为克利斯朵夫素来敬重法朗梭阿士。而可能很残酷的法朗梭阿士，对于一片好心待她的人也报以一片好心，无论如何不愿意伤害他。并且他们生性都很快活。她常常嘲笑自己，但照旧很痛苦，因为从前的热情始终占据着她的心灵，她还想着她所爱的那个坏蛋；这种割舍不掉的情形使她感到羞辱，更受不了被克利斯朵夫猜疑到这桩心事。
克利斯朵夫看见她默不作声，浑身紧张，成天在郁闷中发呆，便奇怪她为什么不快乐。现在她不是已经达到目的，成为众人景仰的大艺术家了吗？……
“是的，”她说，“可怜我不像那班女戏子，没有那种老板娘式的心思，把做戏看成做买卖。这等人一朝爬到相当的地位，嫁了个有钱的布尔乔亚，并且登峰造极，拿到一颗勋章的时候，当然心满意足了。我，我所要的可不止这些。只要一个人不是傻瓜，成名比不成名显得更空虚。这一点你是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说，“啊！天！我小时候理想的光荣绝对不是这样的。那时我对它多么热望！它在我眼里显得多光明！我远远地膜拜它，把它当做神圣的东西；哪知道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可是没关系！你出了名也有一种奇妙的后果，就是能给人好处。”
“什么好处？胜利固然胜利了。可是有什么用？一切还是照旧。戏院，音乐会，还不是跟从前一样？不过是一个新的潮流代替了旧的潮流。他们不了解你，或者是走马看花地瞅你一下；而他们已经心不在焉，想旁的事了……便是你自己，你是不是了解别个艺术家？至少你没有被别个艺术家了解。你最爱的人也和你离得多远！你忘了你和托尔斯泰那回事吗？……”
克利斯朵夫曾经写信给托尔斯泰；他对他的著作十分佩服，想把他一个通俗的短篇谱成音乐，请求他的许可，同时把自己的歌集寄给他。托尔斯泰没有答复，正如舒伯特与柏辽兹把杰作寄给歌德的结果一样。他教人把克利斯朵夫的音乐奏了一遍，完全不懂，非常气恼。他认为贝多芬是颓废的，莎士比亚是江湖派。反之，他倒醉心于虚伪矫饰的小作家，认为《一个侍女的忏悔录》极有基督教精神。
“大人物是用不到我们的，”克利斯朵夫说，“我们应该想到别人。”
“别人？谁？布尔乔亚的群众，那些行尸走肉似的影子吗？为这些人写作，表演吗？为他们而虚度一生，那才惨呢！”
“对！我对他们的看法也和你一样，可并不丧气。他们不见得坏到哪里去！”
“你真是个乐天的德国人！”
“他们也是像我一样的人，为什么不能了解我呢？……而他们不了解我的时候，难道我就为之发愁吗？在这些成千累万的人中间，总有一两个赞成我的……这就得啦，只要一扇天窗就能呼吸到外边的空气……你得想到那些天真的看客，那些少年，那些纯朴的老人，为你悲壮的美把他们从平庸的日子里超度出来的人。你得回想一下你自己小时候的情形！把人家从前给你的好处和快乐转给别人，哪怕只给一个人也是好的。”
“你以为真的有人会领情吗？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些爱我们的人，其中最优秀的分子是怎样爱我们的？怎样看我们的？连会不会看都成问题。他们用着使我们屈辱的方式赞美我们；他们看到无论哪个江湖派的戏子，还不是感到同样的兴趣？他们把我们归在我们瞧不起的傻子队里。凡是走红的人，在他们眼里都是平等的。”
“可是，的确是最伟大的才能传到后世，成为最伟大的人。”
“那只是距离的作用。你离得越远，山显得越高。山的高度固然是看清楚了，可是你和它离得更远了……而且谁能说这些的确是最伟大的呢？凡是默默无闻的古人，你认得吗？”
“管他！”克利斯朵夫说，“即使连一个人也感觉不到我是怎么样的人，我可还是我。我有我的音乐，我爱它，我相信它；它比一切都更真。”
“在你的艺术里你是自由的，你可以为所欲为。可是我，又怎么办呢？我不得不扮演人家要我扮演的东西，一演再演，演到你心头作呕。美国有些演员把《里普》或《罗伯特·玛凯尔》(12)上演到一万次，一辈子倒有二十五年搬弄着一个无聊的角色。我们在法国虽还没到这个做牛马的地步，可是也走上这条路了。可怜的戏剧！群众所能容忍的天才只是极小量的，修正剪裁过的，洒着时兴的香水的……一个‘时髦的天才’！不教你作呕吗？……浪费的精力不知有多少！你瞧人家怎么对付摩南的？他一辈子有什么东西可演？只有两三个人物是值得久存的：一个奥狄泼，一个卜里安克德。其余尽是无聊的东西！可是你想想罢，他可能创造出多伟大多了不起的角色！……在法国以外，情形也不见得更好。人家把杜斯(13)怎样安排的？她的生命是为了什么消耗的？为了多少无聊的角儿！”
“你真正的任务，是强迫社会接受强有力的艺术品。”
“白费心血，而且不值得。只要这些强有力的作品一上舞台，就会失去诗意，变成谎言。群众的气息把它摧残了。窒息臭秽的城里的群众，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野外、什么叫做大自然、什么叫做健全的诗意；它需要一种像我们的脸一样褪色的诗。——啊！而且……而且……即使会成功的话，也不能充实生命，不能充实我的生命……”
“你还想着他。”
“想谁？”
“那个坏蛋喽。”
“是的。”
“如果你跟那家伙在一起，如果他爱你，你也得承认你绝不会快乐，你还是会自寻烦恼的。”
“不错……唉！我自己也弄不明白……过去的生活需要我奋斗的地方太多了，我受的磨折太厉害了，再也恢复不了平静的心境，我心里老是烦恼，**……”
“那是你没受过磨折以前早有的。”
“也许是吧……不错，我小时候就有烦恼。”
“那么你究竟要些什么呢？”
“我怎么说得清？我要的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
“我知道这种境界，”克利斯朵夫说，“我少年时代也是这样的。”
“可是你已经成人了。我却永远是少年，根本是个不完全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谓幸福，是在于认清一个人的限度而安于这个限度。”
“那对我是不可能了。我已经越出界限。生活逼着我，糟蹋我，把我变成残废了。可是我觉得自己很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又健康又美丽的女子，不至于像那些糊里糊涂的人一样。”
“你还是能够啊。我看你现在多好！”
“告诉我，你把我看做怎么样的人。”
他假定她是在自然与和谐的情形之下发展起来的，非常快乐，爱着人家，也受到人家的爱。她听着心里很舒服，可是过后又说：“现在不可能了。”
“那么你应当像老亨德尔双目失明的时候那样对自己说：‘世上一切皆善。’”
他又在琴上弹给她听。她把他拥抱了，拥抱她亲爱的疯癫的乐天主义者。他给她安慰；她可给他苦恼，至少是怕要使他苦恼。她常常像发病一样地受到绝望的侵袭，又没法瞒着他；爱情使她变得软弱了。夜里，两人躺在**，她悄悄地熬着痛苦的时候，他猜到了，要求这个似近而实远的朋友把压着她的重担分一些给他；于是她忍不住了，扑在他怀里，一边哭着一边说出心里的话；克利斯朵夫整夜地安慰她，很有耐性，一点儿都不生气。可是日子一久，这种无穷尽的烦恼势必要打击他。法朗梭阿士唯恐他传染到自己的骚乱。她太爱他了，决不能让他为了自己受苦。有人请她到美国去登台；她答应了，借此强迫自己动身。她和他分手，使他心里非常屈辱。而她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可叹两个人竟不能使彼此幸福！
“可怜的朋友，”她又悲哀又温柔地笑着说，“咱们真不高明！将来我们永远没有这样美妙的机会，永远找不到这样的友谊的了。可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咱们太蠢了！……”
他们互相望着，垂头丧气，难过到极点，为了免得哭而笑着，拥抱着，分别了，眼中含着泪。他们从来没像分别的时候那么相爱。
她动身以后，他又回到他的老伙伴——艺术中去……噢！群星密布，天上是一片和平！……
隔不多时，克利斯朵夫接到雅葛丽纳的一封信。她写信给他，这还不过是第三次；信中的语气和她以往的大不相同。她表示因为不再见到他而非常遗憾，很亲热地要他去，倘若他不愿意使两位爱他的朋友伤心的话。克利斯朵夫快活极了，但并不奇怪。他早就料到，雅葛丽纳对待他的不公平的态度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他喜欢念着老祖父的一句取笑的话：“女人早晚必有些心地善良的时间，只要你耐心等待。”
因此他就回到奥里维那边去，他们见到他表示非常快慰。雅葛丽纳特别殷勤，把她素来刻薄的口吻也藏起去了，绝口不说足以伤害克利斯朵夫的话，她关切他的工作，很有见识地谈到一些严肃的问题。克利斯朵夫以为她改变了。其实她的改变仅仅是为讨他喜欢。雅葛丽纳听人提起克利斯朵夫和时髦女戏子的恋爱——那是已经传遍巴黎的新闻——不禁对克利斯朵夫有了好奇心，另眼相看了。她这一回久别重逢之下，觉得他果然比从前可爱得多，连他的缺点也不无魅力。她发现克利斯朵夫有天才，应当教他爱上自己才好。
青年夫妇的生活情况并没好转，甚至更坏。雅葛丽纳烦闷得要死……女人是多么孤独啊！除了孩子以外，什么都牵不住她；而孩子也不足以永远牵住她，因为倘若她不但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十足地道的女性，有着丰富的灵魂而对生活苛求的话，她就天生地需要做许多事情，而那是没有人家帮忙，不能单独完成的！……男人可没有这样孤独，哪怕在最孤独的时候也不到女人那个地步。他心里的自言自语就足够点缀他的沙漠；而倘若他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孤独的话，他就更加能适应，因为他更不注意孤独，而老是自言自语了。他想不到自己若无其事地在沙漠中自个儿说话，使身边的女人觉得她的静默更惨酷，她的沙漠更可怕，因为对于她，一切的语言都已经死了，爱情也不能使它再生了。他没注意到这一点；他不像女人一样把整个生活孤注一掷地放在爱情上面，他还关切着旁的事……但谁去关切女人们的生活和无穷的欲望呢？这些亿兆的生灵，怀着一股热烈的力量，自从有人类起，四千年来老是毫无结果地燃烧着，把自己奉献给两个偶像：爱情与母性——而母性这个崇高的骗局，对千千万万的女人还靳而不与，对另一部分的女子不过是充实了她们几年的生命……
雅葛丽纳在失望中煎熬。她有时感到恐怖，好比有把刀直刺她的心窝。她想：“我为什么活着呢？我为什么要生在世界上呢？”
这样她就悲痛到极点。
“天哪！我要死了！天哪！我要死了！”
这个念头常常在夜里跟她缠绕不休。她梦见自己说着：“今年是一八八九年。”
“不，”有人回答她，“是一九〇九年。”
她想到实际的年龄比自己想象的大了二十岁，非常难过。
“生命快完了，我还没有生活过！我这二十年是怎么过的？我把自己的生命怎么搞的？”
她梦见自己变了四个小姑娘，住在同一间房里，分床睡着。四个都是同样的身材、同样的脸，一个八岁，一个十五岁，一个二十岁，一个三十岁。三个都染了时疫死了。第四个在镜子里照着，突然害怕起来；她看到自己的鼻子瘦下去了，脸拉长了……她也要死了，一切都完了……
“……我把自己的生命怎么搞的？……”
她流着泪醒来；噩梦并不因白天的来到而消失，白天就是噩梦。她把她的生命怎么搞的？谁把它糟蹋了的？……她开始恨奥里维了，拿他当做无邪的共谋犯（无邪也不相干，反正是害了人！）当做压迫她的盲目的规律的共谋犯。事后她后悔，因为她心是好的；但她太痛苦了；而那个压迫她生命的人物虽则也在痛苦，她仍禁不住要使他更痛苦，作为报复。过后她更难过，厌恶自己；她觉得如果没法救出自己，那她还要增加人家的痛苦。而这救出自己的方法，她就在周围摸索寻找，好比一个淹在水里的人，不管什么都要抓住；她试着去关切一些事情、一件作品、一个人物，好让她拿来变作自己的事、自己的作品、自己的人物。她勉强再去做些文化工作，学外国语，写一篇论文、一个短篇，从事绘画、作曲……可是没用，她第一天就灰心了，觉得太难了。而且“书啊，艺术品啊，算什么呢？我还不知道是否爱它们，不知道它们究竟存在不存在……”——有些日子，她非常兴奋地和奥里维有说有笑，似乎对他所说的很热心，她想法儿教自己麻醉……只是徒然，突然之间兴致没有了，心凉了，她只得躲起来，没有眼泪，没有喘息，只是垂头丧气。——她侵蚀奥里维的工作已经有几分成功。他变得怀疑，倾向于浮华了。但她并不满意，觉得他和自己一样软弱。两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出门；她在巴黎各处交际场中厮混。谁也没想到，她那含讥带讽而精神老是紧张的笑容下面，藏着悲恸欲绝的苦闷。她找一个能够爱她、支持她、不让她掉入深渊的人……可是找不到。她无可奈何地呼吁，毫无回响。只有一片静默。
她绝对不爱克利斯朵夫；她受不了他粗鲁的举止、令人难堪的爽直，尤其是他的淡漠无情。她绝对不爱他；但她感到他至少是强者，是死亡上面的一块岩石。她想依附这块岩石，依附这个身在水中而头在水外的人，要不然就把他拖下水去……
而且，单使丈夫跟他的朋友分离还嫌不够，她得把那些朋友从他手里抢过来。最老实的女子有时也有一种本能逼她们尽量地，甚至于过分地施展她们的威力。这样滥用威力的结果，她们的弱点才显出力量。倘若是一个自私的、傲慢的女人，那么她会觉得窃取丈夫的朋友的友谊有种不可告人的乐趣。事情挺容易，只要丢几个眼风就够了。不管那男的老实不老实，他难得不上钩的；朋友尽管知己，尽管能够避免行动，但思想上总是已经欺骗了他的朋友。那朋友要是发觉的话，双方的交谊就完了，彼此都用另一副眼光相看了。——玩这种危险手段的女子，往往至此为止，不再有进一步的行动：她把两个友谊破裂的男人一齐抓在手里，任意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