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克利斯朵夫在法国以外有了点儿声望，两位朋友的境况并没好转。每隔一个时候，总有些艰苦的日子使他们不得不束紧裤带。有了钱，他们便拼命吃一个饱，补偿过去的饥饿。但日子久了，这种饮食的习惯究竟是伤身体的。
此刻他们又逢着穷困的时期。克利斯朵夫熬着夜替哀区脱做完了一件乏味的改谱工作，到天亮才上床；他纳头便睡，以便找补那损失的时间。奥里维清早就出门，到巴黎城的那一头去教课。八点左右，送信上楼的门房来打铃了，平时他按铃不应就把信塞在门下。这天早上他却继续敲门。克利斯朵夫倦眼惺忪，叽叽咕咕地去开门，完全没注意门房微笑着，唠唠叨叨跟他讲起报上的一篇文章，他拿了信，连瞧也不瞧一眼，把门一推，没关严就上了床，一下子又睡着了。
过了一小时，他又被屋子里的脚步声惊醒了，他看见床前有个陌生人对他很郑重地行礼，不禁大为诧异。原来是个新闻记者，因为大门开着，便老实不客气走了进来，克利斯朵夫愤愤地从**跳起，嚷道：“你来干什么？”
他抓起枕头往客人扔过去，客人赶紧退了一步，说明来意，自称为《民族报》的记者，为了《大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特意来访问克拉夫脱先生。
“什么文章？”
“先生你没看到吗？”记者说着，便自告奋勇把那篇文字的内容告诉他。
克利斯朵夫重新躺下，要不是瞌睡得迷迷糊糊的话，他早就把来人赶出去了；但他觉得让来人说话究竟没有把他驱逐来得费力。他便钻入被窝，闭上眼睛，装做睡觉。他很可能弄假成真地睡去。可是来客非常固执，提高着嗓子，开始念文章了。听了最初几行，克利斯朵夫就竖起耳朵，人家把克拉夫脱先生说做当代第一个音乐天才。克利斯朵夫把假装睡觉的事忘了，大惊小怪地咒了一声，在**坐起，说道：“他们疯了。难道他们着了魔吗？”
记者趁此机会停止了朗诵，向克利斯朵夫提出一大串问话，克利斯朵夫都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他捡起那篇文章，好不惊奇地打量着印在第一版上的自己的照相。他还没有时间看文字的内容，第二个记者又跑进房里来了。这一回克利斯朵夫可真恼了。他命令他们出去；可是他们没有把室内的布置、墙上的照片、艺术家的面貌迅速地记载下来以前，决不肯照办，克利斯朵夫又好气又好笑地，衣服也没穿好，推着他们的肩膀，把他们直送出门外，赶紧上了锁。
然而这一天他是命中注定不得安静的。梳洗还没完毕，又有人敲门了，而且用着只有几个最亲密的朋友知道的方式敲着。克利斯朵夫开出门来，发现又是个陌生人，他决意直截了当地把他打发走，不料来人立刻分辩说，他就是今天报上那篇文字的作者。对一个捧你为天才的人，有什么办法拒绝呢？克利斯朵夫懊恼之下，只能领受他的崇拜者的热诚。他奇怪这种声名怎么会忽然从云端里掉在他头上，是不是他上一天给人家演奏了什么连自己也没觉察的杰作？他可没有时间追究这些。这位记者是不管他愿不愿意，特意来拉他出去的，想一边谈一边带他上报馆：大名鼎鼎的阿赛纳·伽玛希等在那里要见他，汽车已经在楼下了。克利斯朵夫推却了一番；但对于人家好意的邀请，他是天真的，却不过情面的，终于不由自主地听人摆布了。
十分钟后，他就被介绍给谁都见了害怕的无冕之王。那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年纪在五十上下，矮小，肥胖，又圆又大的脑袋，灰色头发，留着平头，红红的脸，说话带着命令式，声音笨重，浮夸，常常会口若悬河地来一套议论。他在巴黎拿种族平等做幌子。既会做买卖，又会利用人，自私自利，又天真又狡猾，热情，自负，他把自己的事业跟法国的，甚至和全人类的合二为一。他的利益，他的报纸的发达，是和公众的福利息息相关的。他一口咬定谁损害他就是损害法兰西；并且为了打倒一个敌人，他连推翻政府都在所不惜。除此以外，他也不乏宽宏的度量。像有些人在酒醉饭饱之后一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喜欢摹仿上帝的作风，不时从沟壑中提拔几个可怜的穷人出来，表现他权势的伟大可以平空白地造出一个名人，或是什么部长之流；只要他愿意，他也能制成君王，废黜君王。他的神通是无限的。倘使他高兴，他也能制造天才。
这一天，他来“制造”克利斯朵夫了。
发动这件事的其实是无心的奥里维。
不为自己作任何钻营，痛恨宣传而避新闻记者如避疫疠一般的奥里维，为了他的朋友却是另一种看法了。他仿佛那些温柔的妈妈，明明是老实的小布尔乔亚，贞节的妻子，为了替无赖的儿子求情，竟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
奥里维在杂志上写文章的时候，和许多批评家与爱好音乐的人接触的时候，一有机会就提到克利斯朵夫；而从某些时候以来，他很奇怪地发觉居然有人听他的话，周围有个好奇的运动，有些神秘的传说，在文学集团与上流社会中传布。这个运动是怎么来的呢？是最近英德两国演奏了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在报上引起的回声吗？其中似乎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但巴黎有般善观气色的人，比着圣·雅各街的气象台更有把握能在前一天预测酝酿中的风向，知道明天那阵风会吹点儿什么东西来。在这个神经质的大都市中，有的是使人震颤的电流，有的是看不见的光荣的波浪。一个将升的明星跑在另外一个明星前面，沙龙里流行着一些渺茫的传说，到了某个时间，就会在一篇广告式的文字中宣布出来，粗声大气的喇叭把新偶像的名字吹进最麻木的耳朵。这阵喧闹往往把它所颂扬的人的第一批最好的朋友吓跑了。其实这种情形还是应当由第一批最好的朋友负责的。
因此奥里维和《大日报》那篇文字也脱不了干系。他利用人家对克利斯朵夫的关切，很巧妙地透露些消息，刺激大众的情绪。他不让克利斯朵夫和新闻记者直接发生关系，免得闹笑话。但他依着大日报馆的请求，暗中使克利斯朵夫和一个记者在某咖啡店不露声色地见了一面。所有这些预防的措置更引起人家的好奇心，使克利斯朵夫显得更有意思。奥里维从来没跟新闻界打过交道，想不到开动了一架可怕的机器——你一朝拨动之后，再要加以控制或要它减缓一些是办不到的了。
他在上课去的路上读到《大日报》的文字，不禁吓坏了。他没料到有这一下。他以为报纸一定要等到把所有的材料收齐了，对于他们所要谈的人认识更清楚之后，方始动手写文章。这想法真是太天真了。倘使一份报纸肯费心发现一个新人物，当然是为了报纸本身，为了和同行争取发现新人物的荣誉。所以它得赶紧，完全不管对这新人物是否了解。而被捧的人也绝不会抱怨别人误解；一朝有人捧了，那他当然是被人相当了解的了。
《大日报》先对克利斯朵夫清苦的生活零零碎碎叙述了一些荒唐的故事，把他写成德国专制政府的一个牺牲者，一个自由的使徒，被迫逃出德意志帝国，躲到自由灵魂的托庇所——法兰西——来（作者借此发挥了一套排外的议论）；然后又对他的天才肉麻地颂扬一番：而关于这天才，作者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早期在德国作的几支平板的歌，那是克利斯朵夫引以为羞而要毁去的东西。那位记者虽不知道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可自命为知道克利斯朵夫的用意——他所假借给克利斯朵夫的用意。从克利斯朵夫或奥里维嘴里，甚至从自以为知道得很详尽的古耶一流的人嘴里，东零西碎听来的几句话，为记者已经足够造成一个“共和政治的天才，民主主义的大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他又乘机毁谤当代的法国音乐家，尤其是最有特色、最自由、最不关心民主的那一批。他只把一两个作曲家除外，因为他们在选区里很有人望。可惜他们的音乐远不及他们的政治活动得人心。但这是小节。而且他们的捧场，便是对克利斯朵夫的捧场，也远不及对别人的批评来得重要。在巴黎，你读到一篇恭维某人的文字，最聪明的办法是先要推敲它的反面文章，心里想一想：“这是说谁的坏话呢？”
奥里维一边看着报，一边羞得脸红了，对自己说：“我做的好事！”
他心不在焉地上完了课，立刻赶回家。一听到说克利斯朵夫已经和新闻记者出去了，他简直吓呆了。他等他回来吃午饭。克利斯朵夫可不回来。奥里维一小时一小时地越来越焦急，心里想：“他们要逗他说出多少傻话啊！”
三点左右，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他和阿赛纳·伽玛希一同吃了饭，被香槟酒灌得糊里糊涂的，完全不懂奥里维的忧虑，不懂他为什么很不放心地追问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
“你问我做了什么事？吃了一顿好饭。我长久没这样大嚼了。”
他把菜单背给奥里维听：“还有酒……各种颜色的我都灌下去了。”
奥里维打断了他的话，问他同席的是些什么人。
“同席的？……我不知道。有伽玛希。那矮胖子真痛快。还有那篇文章的作者格劳杜米，挺可爱的青年；还有三四个我不认识的记者，人很快活，待我很好很殷勤，都是一班最好的好人。”
奥里维似乎不大相信。克利斯朵夫觉得他的冷淡有些古怪，便问：“难道你没看到那篇文字吗？”
“看到了，就为这个啊。你……你仔细看过没有？”
“看的……就是说瞅了一眼。我没有时间。”
“那么你去念一遍罢。”
克利斯朵夫念了开头几行就乐死了：“啊！混账东西！”
他笑弯了腰，接着又说：“嗬！批评家都是这路货：一窍不通！”
可是念到后来，他生了气：那太胡闹了，人家简直把他搞得不成体统，说他是“一个共和政治的音乐家”，这算什么意思！……除了这种笑话，人家还拿他“共和的”艺术作为抨击前辈大师的“教堂艺术”的武器（实际上他是以这些伟人的心灵作为精神养料的），那还成话吗？……
“狗东西！他们竟要教人把我当做白痴了！……”
而且在提到他的时候，有什么理由骂到一些有天分的法国音乐家呢？这些音乐家还是他多少爱着的（虽然爱的程度很少），他们都是行家，为本行增光的。而最可恶的是硬说他对他的祖国有那种卑鄙的仇恨心！……那可受不了……
“我要写信给他们。”克利斯朵夫说。
奥里维劝他：“不，现在别写！你太兴奋了。明天，等你头脑冷静的时候再写……”
克利斯朵夫固执得很。他一朝有话要说就不能等，只答应把信先给奥里维看过。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信稿经过严密的修正，要点是更正他对于祖国的意见。然后，克利斯朵夫马上连奔带跑地拿信送往邮局。
“这样，”克利斯朵夫回来说，“事情总算挽回了一半，我的信明天就可登出来。”
奥里维用着怀疑的神气摇摇头。随后，他还是很不放心地瞅着克利斯朵夫，问：“你吃中饭的时候，没说什么冒失的话吗？”
“没有啊。”克利斯朵夫笑着回答。
“可是真的？”
“当然真的，胆怯鬼。”
奥里维稍微宽心了些。克利斯朵夫可并不。他想起自己曾经胡说八道地说过好些话。当时他无拘无束的，对人家一见如故，丝毫没有戒心：他觉得他们多诚恳，对他多好！这倒是真的。人们对于受自己恩惠的人总是挺好的。克利斯朵夫又是那么兴高采烈，把别人的兴致也提高了。他的亲热的随便的态度，嘻嘻哈哈的俏皮话，老饕式的胃口，灌了多少酒而面不改色的洪量，使伽玛希觉得很对劲儿；因为他也是个饭桌上的好汉，结实，粗野，血色挺好，最瞧不起身体娇弱，既不敢吃也不敢喝的巴黎人。他是在饭桌上判断人的，所以很赏识克利斯朵夫。他当场向克利斯朵夫提议，把他的《卡冈都亚》编成歌剧在歌剧院上演。——对于这些法国布尔乔亚，艺术的顶点就是把《浮士德入地狱》或九阕交响曲搬上舞台。(1)——克利斯朵夫听了这古怪的主意哈哈大笑，好容易才把报馆经理拦住了，不让他立刻打电话给歌剧院或美术部去下命令。（据伽玛希说，那些人都是由他支配的。）这个提议使克利斯朵夫想起从前改编交响诗《大卫》的事，就手把众议员罗孙为要捧情妇出场而主办的那次表演叙述了一遍。(2)原来与罗孙不和的伽玛希，听了很高兴。克利斯朵夫喝多了酒，又看到听众那么热心，不知不觉又讲了许多别的轶事，给人家一一记在心里。离开饭桌就把话忘得干干净净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个。此刻经奥里维一问，他不由得想起那些故事，直打寒噤。因为他已经有相当的经验，知道可能发生的后果。现在没有了酒意，他对于将来的情形看得格外清楚，好像已经发生了：冒失的故事经过一番点缀之后，被人登在攻讦阴私的报纸上，他关于艺术方面的胡说八道也一变而为攻击他人的冷箭。至于他更正的信会有什么结果，他和奥里维知道得一样清楚：去答复一个新闻记者是浪费笔墨；说最后一句话的永远轮不到你。
事实果然和克利斯朵夫预料的一模一样。他所泄露的私事被发表了，更正的信可没有登出来。伽玛希只教人传话，说他知道克利斯朵夫心胸宽大，这种有良心的作风是令人钦佩的；但伽玛希把他有良心的作风守着秘密；而硬派作克利斯朵夫的意见却继续传播开去，先在巴黎的报上，继而在德国的报上，引起尖刻的批评，因为一个德国艺术家对于祖国发表这样有失身份的言论，简直动了公愤。
克利斯朵夫自作聪明，利用别家报馆的记者访问的时候，声明他对于德国政府是爱护的，说在那边至少跟在法兰西共和国一样地自由。——不料那记者所代表的是一份保守党的报纸，便立刻替他编了一套反对共和的言论。
“越来越妙了！”克利斯朵夫说，“唉，我的音乐跟政治扯得上什么关系呢？”
“这是我们这儿的习惯，”奥里维回答，“你瞧那些关于贝多芬的论战罢。有的说他是雅各宾党，有的说他是教会派，有的说他是平民派，有的说他是保王党。”
“嘿，贝多芬真会把他们一齐踢出去呢！”
“那么你也如法炮制就是了。”
克利斯朵夫心里很想这样做。可是他却不过那些对他亲热的人的情面。奥里维总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在家。因为不断有人来访问；而克利斯朵夫尽管答应小心行事，结果还是有一句说一句，把脑子里想到的统统说出来。有些女记者自称为他的朋友，逗他说出他的恋爱经验。也有些来利用他毁谤这一个或那一个。奥里维回家的时候，常常发觉克利斯朵夫狼狈不堪。
“你又胡闹了是不是？”他问。
“是啊。”克利斯朵夫垂头丧气地回答。
“你这个脾气竟没法改吗？”
“我真该教人关起来才好……可是，我向你赌咒，这一次一定是最后一次了。”
“哼！下次还是这么一套……”
“不，不，我决不再犯了。”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得意扬扬地告诉奥里维：“又来了一个。被我撵走了。”
“别过火，对付他们得非常小心。这畜生凶得很……你一抵抗，他就攻击你……他们要报复真是太容易了！哪怕是一句极平常的话，他们也会找到把柄的。”
“啊，天哪！”克利斯朵夫把手捧着脑门。
“怎么呢？”
“我关门的时候对他说……”
“说什么？”
“说了一句德皇的话。”
“德皇的？”
“是的，要不是德皇的，就是皇族的……”
“该死！明天一定登在报纸的第一版上。”
克利斯朵夫急得直打哆嗦。但他明天看到的，是关于他的屋子的描写——其实那记者连脚也没踏进去——另外是完全杜撰的一段对话。
消息一路传开去一路改头换面。外国报纸又加上许多误会。法国报上叙述克利斯朵夫穷得没办法的时候替人把有名的曲子改成吉他琴谱，一家英国的日报却说他弹着吉他沿街卖唱。
他看到的并非全是恭维的话。那才差得远呢！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大日报》所捧的，别的报纸就对他攻击了。他们的尊严，决不容许同行发现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天才，所以他们都拿他开玩笑。古耶因为抓在手里的活宝给人抢了去而很气，便写了一篇“以正视听”的文章。他亲昵地提起他的老朋友克利斯朵夫——初到巴黎的时期，一切行动都是由他领导的。他说，没有问题，克利斯朵夫是个很有天分的音乐家，但是（他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是朋友）修养不够，缺少特色，骄傲得不像话；现在人家用如此可笑的方式去奉承，去助长这种骄傲的脾气，实在是害了他，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有头脑、有眼力、有学问、好意而严正的导师（这是古耶的自画像）。一班音乐家勉强笑着，表示极瞧不起一个有报纸撑腰的艺术家；他们装做讨厌逢迎吹拍，因为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是酸的。有些是中伤克利斯朵夫；有些是对他假装怜悯。又有些是回过头来恨奥里维（那都是奥里维的同文）。——他们素来恨他的强硬，恨他不和他们亲近。其实他这种态度是爱好孤独的成分多，厌恶他们的成分少。某几个人还隐隐约约地说他在《大日报》那些文章中间有利可图。又有几个替克利斯朵夫抱不平，责备奥里维不该把一个娇弱的，老是做梦一般的，精力不足以应付人生的艺术家——克利斯朵夫！——推到嘈杂的节场上去，使他迷路。他们说这种办法简直把克利斯朵夫的前途给断送了：他虽没有天才，但若用功的话还能有点儿成就，现在被人家的巧言令色冲昏了头脑，岂不可怜！难道人们不能让他无声无息地耐心工作吗？
奥里维很想告诉他们：“吃饱了肚子才能工作。谁给他面包呢？”
可是这种话是难不倒他们的。他们很可以非常清高地回答说：“这个吗，不过是小节。人是应当受苦的。”
当然，高唱这种禁欲主义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例如有人求某个百万富翁帮助一个穷艺术家的时候，那富翁回答说：“先生，穷有什么关系？莫扎特就是穷死的！”
要是奥里维告诉他们，说莫扎特只求生存，克利斯朵夫也决不肯饿死，那他们一定会觉得奥里维趣味恶劣。
克利斯朵夫被这些长舌妇的胡说八道搅得厌倦透了。他心里想，这种情形是不是要永远继续下去。可是过了半个月，事情就完了。报纸上不再提到他了。但他已经出了名。人家提到他的名字，并不说“《大卫》的作者”或“《卡冈都亚》的作者”，而是说：“啊，是的，那个《大日报》上的人物！……”所谓声名，就是这么回事。
奥里维也发觉这一点，因为他看见克利斯朵夫收到大批的信，而他自己也间接收到不少；写脚本的作家，音乐会的掮客，都来招揽生意；初期的敌人摇身一变而为新朋友，特意来信表示亲善；还有妇女们忙着寄请帖来。为了报纸的特辑，人家提出许多问题来征求他的答案，例如法国人口激减问题、理想派的艺术问题、女人胸衣问题、舞台上的**问题，还问他德国是不是已经到了颓废的阶段，音乐是不是已经完了等等。他们俩看了都笑起来。但尽管心里满不在乎，克利斯朵夫这个粗人也居然接受那些宴会的邀请。奥里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你也上那些地方去吗？”
“是的，”克利斯朵夫咕噜着回答，“你以为只有你会去看太太们吗？现在也轮到我了，告诉你！我也要去玩玩了！”
“你去玩玩？可怜的朋友！”
实际是克利斯朵夫在家关得太久了，忽然觉得非出去走走不可。并且他也很乐于呼吸一下新的光荣的气息。在那些晚会里，他照旧厌烦，觉得所有的人都是混蛋。但他回家故意卖弄狡狯，对奥里维说着相反的话。他到处都去，可是同一个人家决不去两回；他会找出古古怪怪的借口，用着骇人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回避他们第二次的邀请，教奥里维看了也认为岂有此理。克利斯朵夫却是哈哈大笑。他到沙龙去不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声名，而是为了添加他生命的养料，搜集一些新人的目光、举止、语声，以及种种的形式、声音、色彩；因为一个艺术家每隔多少时候就得把他的调色板充实一次。一个音乐家的营养决不能以音乐为限。一句说话的抑扬顿挫，一个动作的节奏，一个和谐的笑容，都可以比一个同业的交响乐给你更多的音乐感应。不幸沙龙里那些面貌、那些心灵的音乐，和音乐家的音乐同样枯索，同样单调。各人有各人固定的姿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的微笑，那种刻意研求的妩媚，和一支巴黎曲调同样是印板式的。而男人比女人更无聊。萎靡的风气使一班刚强的人物化为泡沫，特出的个性很快地软化了，消灭了。克利斯朵夫看到艺术家中已死的与将死的人太多了：某个青年音乐家朝气蓬勃，天分极高，结果竟被荣名压倒，只想呼吸那种毒害他的谄媚逢迎的空气，只想享乐，只想睡觉。他二十年后的模样，只要看那个坐在沙龙一角的年老的大师便可知道：有钱，有名，一身兼了所有的学士院的会员，登峰造极，似乎用不着再怕什么、敷衍什么，而他却对所有的人低头，怕舆论，怕政府，怕报纸，不敢说出自己的思想，并且也不再思想，不再存在，只像载着自己遗骸的驴子一般在人前展览。
而在从前曾经伟大或是可能伟大的那些艺术家和有识之士后面，一定有个女人在腐蚀他们。她们都是危险的，不管是蠢的或是不蠢的，爱他们的或只爱自己的；最好的女子其实是最可怕的，因为她们目光浅陋的感情更容易毁掉艺术家，她们一心要驯服天才，把他压低，把他删除、剪削、搽脂抹粉，直要这天才能够配合她们的感觉，虚荣，平凡，并且配合她们来往的人的平凡才甘心。
克利斯朵夫虽是在这个社会里不过走马看花，但看到的已经足以使他感到危险。想利用他，拿他点缀沙龙的女人，不止一个；克利斯朵夫对于低颦浅笑的勾引也不能说完全无动于衷。要不是他有见识，要不是看到周围那些可怕的榜样，他可能逃不过的。但他并不想替那班看守呆子的美女扩充她们的羊群。倘若她们不是紧紧地盯着他，他所冒的危险倒反更大。大家一朝相信他们中间有着一个天才的时候，照例要来摧残他的。这班人看见一朵花就想把它摘下插在瓶里——看到一只鸟就想把它关在笼里看见一个自由人就想把他变成奴隶。
克利斯朵夫迷惑了一会儿，马上振作起来，把他们一股脑儿丢开了。
运命老是耍弄人的。它会让一班粗心大意的人漏网，但决不放过那些提防的、谨慎的、有先见之明的人。投入巴黎罗网的倒并非克利斯朵夫而是奥里维。
他的朋友的成功使他沾到好处：克利斯朵夫声名的光彩也射到他身上。他此刻比较出名了，不是为了他六年来所写的文章，而是为了他发现克利斯朵夫。所以克利斯朵夫被邀请的时候也有他的份；他陪着克利斯朵夫去，存着暗中监督的意思。但大概他太专心于这件任务了，来不及再顾到自己。爱神在旁边经过，把他带走了。
那是一个头发淡黄的少女：清瘦，妩媚；细致的鬈发，像波浪般围着她的狭窄而神情开朗的额角，淡淡的眉毛，沉重的眼皮，碧蓝的眼睛，玲珑的鼻子，微微翕动的鼻孔，有点儿凹陷的太阳穴，表示任性的下巴，清秀而肉感的嘴，嘴角向上，很有风韵的笑容仿佛是纯洁的田野之神的笑容。她的脖子长得又长又细，身材细小而苗条，年轻的脸显得很快活，也有点儿若有所思的神气，笼罩着初春的恼人的谜。——她叫做雅葛丽纳·朗依哀。
她年纪还不到二十岁。家庭是信旧教的，有钱，高尚，头脑很开通。父亲是个聪明的工程师，心思灵巧，做事能干，胸襟宽广，能够接受新思想。他靠了工作，靠了政治关系，靠了他的婚姻，挣了一笔财产。太太是金融界里一个十足巴黎化的漂亮女人，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爱情的结合，也可以说是金钱的结合——在这班人心目中，这才是真正爱情的结合。金钱是保留了，爱情可是完了。但还留下一些残余的光辉，因为双方当年都是很热烈的；可是他们并不过分的自命为忠实。各干各的事，各寻各的快乐，彼此照旧很投机，像两个自私自利的好伙计一样，一方面觉得问心无愧，一方面也很谨慎。
女儿是他们中间的桥梁，同时是暗中争夺的对象：因为他们都非常疼她。各人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面目、自己的缺陷，那是各人特别喜欢而被儿童的妩媚加以理想化了的；双方都费尽心机想把女儿抓在自己手里。这个情形自然瞒不过孩子；并且儿童都有一种天真的想法，把自己当做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她尽量利用机会，刺激父母，使他们比赛谁更爱她。任何使性的行为，倘使一个表示反对，她有把握得到另外一个的赞许；而早先那个反对的因为自己被疏远而气恼，会进一步答应更多的条件。这样她就受着过分的溺爱；幸亏她天性中没有什么坏的成分。——当然她像所有的儿童一样很自私，但因她太受宠太有钱了，从来没遇到阻碍，所以她的自私更带点儿病态的意味。
朗依哀夫妇虽然疼女儿疼到极点，可决不为她牺牲一些他们个人的方便。白天大部分时间，他们让孩子一个人玩儿。因此她并不缺少幻想的时间。由于早熟，由于人们当着她的面说的不加检点的话——他们并不为她而有所顾忌——她六岁的时候就对拿在手里玩的小娃娃讲着恋爱故事，其中的人物是丈夫、妻子、情人。不用说，她这是没有邪念的。等到有天她咂摸到说话后面有着感情的影子，她的故事就不拿小娃娃做对象而给自己保留起来了。她天真无邪，可是欲魔已经在远远地叫吼，仿佛在地平线那一边的、看不见的远钟，有时风中传来几阵声音，不知从哪儿来的，只觉得自己被它包裹了，脸红了，又害怕又快活得喘不过气来。但你对这种情形完全莫名其妙。随后音乐没有了，像来时一样地突兀。什么都听不见了。仅仅有些嗡嗡声，隐隐约约的回音，在碧蓝的天空融化。你只知道应当上那边去，在山的那一面，越快越好：幸福就是在那个地方。啊！要到了那儿才好呢！……
没到达以前，她对于那边的情形想入非非地做着种种猜测。以这个女孩子的头脑而论，要猜到那未来的境界简直是桩大事。她有位年龄相仿的女朋友——西蒙纳·亚当，常常跟她讨论这些重大的问题。各人拿出十二岁上的聪明与经验，听到的谈话和偷看的书作参考。两个小姑娘提着足尖，抓着石头，想从旧墙上瞻望自己的前途。但她们白费气力，以为从墙缝中窥到了什么，其实是一无所见。她们天真烂漫，便是淘气也不无诗意，同时也有巴黎人喜欢嘲弄的脾气。她们说了野话而完全没觉得，并且拿小事看做天一样大。可以在家到处搜索而无人敢阻止的雅葛丽纳，把父亲的书都翻遍了。幸而她的无邪与纯洁的本能，使她没有受什么坏影响，只要一幕稍稍露骨的景象、一句稍为放肆的话，她就不胜厌恶，立刻把书扔掉了；她在下流的队伍中穿过，有如一只小猫在脏水洼里跳出来，居然没沾到泥浆。
小说并不怎么吸引她，那太明确太枯索了。使她心儿颤动而怀着希望的，却是诗人的——当然是谈爱情的诗人的——作品。这等诗人的气质和女孩子的很接近。他们看不见事实，只从欲望或悔恨的三棱镜中想象事实；他们的神气就像她一样伏在旧墙的隙缝中瞧望。但他们知道的事多得很，凡是应该知道的都知道，而且他们用着非常甜蜜与神秘的字眼把它们包裹着，你得小心翼翼地揭开来才能找到……找到……啊！结果什么都没找到，可是永远在就要找到的关头……
两个好奇的孩子一点儿都不厌倦。她们彼此轻轻地念着阿尔弗莱·特·缪塞和苏利·普吕东的诗句，打着寒噤，以为那就是邪恶的深渊；她们把诗抄下来，互相推敲某些段落的隐藏的意义，而有时根本没有什么隐藏的意义。这些十三岁的小妇人，无邪的，荒唐的，完全不知道什么叫**情，可半嬉笑半正经地讨论着爱情与肉欲；她们在课室内当着和善可欺的教员的面——一个挺柔和挺有礼貌的老头儿——在吸墨纸上涂些有天被他抄到而为之错愕的诗句：
让我，噢！让我紧紧地搂抱你，
在你的亲吻里喝着狂乱的爱情，
一点一滴的，长久的！……
她们进的学校是富家子女上的学校，教员都是教育界里的名流。在这儿，她们的感情可有了发泄的机会。差不多所有的女孩子都钟情于她们的教授。只要他们年轻，长得不太难看，就可使她们神魂颠倒。她们把功课做得挺好，为的要讨她们的偶像喜欢。作文卷子的分数差了一些，她们就得哭一场；被老师赞美几句，她们脸上便红一阵白一阵，还要对他丢几个感激而卖俏的眼风。要是给叫到一边去指点什么或夸奖一番，那简直快乐得像登天一样了。并且要她们喜爱，也无须怎么了不得的人才。教师在体操课上把雅葛丽纳抱到秋千架上的时候，她会浑身发热。此外又有多么剧烈的竞争！多少嫉妒的心理！一个又一个的眼风向老师丢过去，多么谦卑，多么迷人，想把他从一个骄横的情敌手里抢过来！他在教室里一开口，钢笔与铅笔就像飞一般地忙起来。她们并不求理解，主要是不能听漏一个字。她们一边写，一边用好奇的目光偷偷注意偶像的脸色和举动，雅葛丽纳和西蒙纳彼此轻轻地商量：“你想，他用一条蓝点子的领带好看不好看？”
后来她们又拿些彩色画、荒诞不经的诗句、风花雪月的插图，作为理想人物的根据——恋着优伶、演奏家、过去的或现存的作家，一忽儿是摩南-舒里，一忽儿是萨曼，(3)一忽儿是德彪西。想到在音乐会中，沙龙里，街道上，和一些陌生的青年交换的眼风，她们脑筋里马上会组织起一些爱情故事。总之，心里永远需要爱，需要有个爱的借口。雅葛丽纳和西蒙纳彼此无话不谈：这就证明她们并不真有多少感情；并且这也是使自己永远没有深刻的感情的好办法。可是这等心情变成了一种慢性病，她们自己虽然觉得好笑，暗中却在加意培植。两人互相刺激。西蒙纳颇有许多想入非非的念头，但实际是谨慎的。真诚而热烈的雅葛丽纳倒更容易把荒唐的计划实地去做。她不知有多少次差点儿闹出大笑话来……这是少年人常有的情形：有时候，这班可怜的受惊的小动物——我们都经历过这阶段——不是差一点儿自杀，就是差一点儿投入随便碰到的一个人的怀里。可是侥天之幸，几乎所有的青年都至此为止。雅葛丽纳起了十多封情书的稿子，想寄给那些仅仅见过一面的人；结果都没寄出，除了一封非常热烈的不署名的信，给一个奇丑无比的、俗不可耐的、自私的、无情的、头脑狭窄的批评家。她因为在他的文章里看到有二三行富于感情的表现，就对他倾心了。她也迷着一个住在近边的名演员；每次走过他的屋子心里总想：“要不要进去呢？”
有一回她竟大着胆子走到他住的那层楼上，一到那儿，她却立刻逃了。她能和他说些什么呢？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她并不爱他。她也明明知道。这种疯癫一半是有心哄骗自己，另外一半是需要爱，那是永远少不了的，又甜美又愚蠢的需要。既然雅葛丽纳很聪明，这些她都明白。可是她并不因此而不疯癫。一个心中明白的疯子抵得两个。
她常常出去交际。许多青年都为她着迷，到处有人巴结她，而爱她的也不止一个。她一个都不爱，却和所有的男人调情。她并不把自己可能给人家的痛苦放在心上。一个美貌的少女是把爱情当做一种残忍的游戏的。她认为人家爱她是挺自然的，可是她只对自己所爱的人负责；她真心地相信：谁爱上她就够幸福了。这也难怪，因为她虽然整天想着爱情，其实对爱情一无所知。大家以为在暖室里长大的上流社会的少女，总比乡下女子早熟；实际正是相反。看到的书，听到的话，使她念念不忘爱情，而在她游手好闲的生活中，这念念不忘的心情竟变成了一种嗜好；她有时把一个剧本念熟了，所有的字句都能背了，结果对内容反而毫无感觉。在爱情方面像艺术方面一样，我们不应该去念别人说的话，而应该说出自己的感觉；要是在无话可说的时候急于说话，可能永远说不出东西来。
因此，雅葛丽纳像多数的女孩子一样，靠着别人的感情的残灰余烬过生活，那些灰烬虽然替她维持着**的心情，使她双手发热，喉咙干涩，眼睛作痛，可是也使她看不见事物的真相。她自以为认识它们。她并不缺少意志。她尽量地看书，听人家的谈话，东鳞西爪的得了不少知识，甚至也努力省察自己的心。她比周围的人高明，因为她更真。
有一个女子给了她很好的影响，可惜时间太短。那是她父亲的一个不出嫁的姊妹，叫做玛德·朗依哀，年纪在四十至五十之间，长得五官端正，可是表情忧郁，谈不到什么美；她永远穿着黑衣服，举动大方而有点儿局促，很少说话而声音极低。要没有那双灰色眼睛的清明的目光，和哀怨的嘴角上那个慈祥的笑容，人家简直不会注意到她。
她只在某些没有外客的日子才在朗依哀家露面。朗依哀对她很敬重，心里却有点儿厌烦。朗依哀太太对丈夫老实表示对她的访问不感兴趣。可是他们为了礼数关系，每星期留她在家吃一顿饭，表面上也不露出敷衍的意味。朗依哀谈着自己的事，那是他永远感兴趣的。朗依哀太太想着别的事，照例笑盈盈的，回答的话常常莫名其妙。彼此相处得很好，礼貌非常周到。并且当知趣的姑母出人意料地提早告退的时候，也颇有些亲热的表示；有些日子，朗依哀太太想到一些特别愉快的往事，她的魅人的微笑便越发显得光彩奕奕。玛德姑母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兄弟家中很有些教她受不了或心里难过的事。但她绝对不露声色：表示出来有什么用呢？她爱她的兄弟，对他的聪明与成就很得意；跟老家里其余的人一样，她认为当初的牺牲和长子现在的成就比较之下，并不算付了过高的代价。但她至少对他保持着批评精神。和他一样聪明，精神上比他更坚实更刚强——法国很多女人都比男人高明——她把他看得很明白；他征求她意见的时候，她会老老实实说出来。可是朗依哀久已不来请教她了！他认为最好是不要知道那些意见，或者是（因为他和她一样明白）闭上眼睛。她为了高傲，远远地躲在一边。谁也不关切她的内心生活。大家觉得还是不知道更方便。她过着独身生活，难得出门，只有很少的几个并不十分亲密的朋友。她不难利用兄弟的交际和自己的才能，但她并不利用。她在巴黎有名的杂志上写过两三篇关于历史和文学的文章，那种朴素、确切、特殊的风格曾经受到注意。她可是至此为止。和一班关切她而她也乐于认识的优秀人士，她很可能交些有意思的朋友。但他们尽管表示亲近，她只是不理。有时她在戏院订了座，预备去看她心爱的作品上演，结果竟没有去；而在能够做一次她所喜欢的旅行的时候，临了还是留在家里。她的性格是禁欲主义和神经衰弱的奇怪的混合物。但神经衰弱绝对没有损害到她思想的纯朴。她的生命是受伤了，精神却并没有。唯有她一个人知道的一个旧创，在她心上留下了痕迹。而更深刻、更暧昧的——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的——是命运的烙印，是已经在那里摧残她的潜伏的疾病。——然而朗依哀一家只看见她那双有时使他们难堪的雪亮的眼睛。
雅葛丽纳在无愁无虑的快乐的时候——这是她幼年的正常状态——根本不大注意到姑母。但她到了一个年纪，身心都**起来，使她在莫名其妙的神魂颠倒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久但觉得自己要死去一般的时间，尝到了悲苦、厌恶、恐怖、郁闷的滋味，像个孩子淹在水里而不敢喊救命的时候，那她在身旁就只看见玛德姑母对她伸着手了。啊！其余的人和她离得多远！父母都像外人似的，面上亲切而实际自私，又是那样自满，哪有心思来理会一个十四岁的小娃娃的悲伤！但姑母是懂得的，并且和她表示同情。她一句话都不说，只是非常纯朴地笑笑，隔着饭桌对雅葛丽纳挺和善地瞧一眼。雅葛丽纳觉得姑母了解她，便躲在她身旁。玛德不声不响，只拿手摩着雅葛丽纳的头。
于是她信赖姑母了，心中一不好过就去访问这位好朋友。不论什么时候去，她都有把握可以遇到同样宽容的眼睛，把它们的恬静灌注一部分到她心里。她并不和姑母提起她幻想的罗曼史，那她要觉得害羞的；她也感到那绝对不是真的。但她说出她渺渺茫茫的、深刻的、更实在的苦闷。
“姑妈，”她有时叹了口气说，“我多么愿意幸福啊！”
“可怜的孩子！”姑妈微微笑了笑。
雅葛丽纳把头枕在她膝上，吻着那抚摩她的手：“我将来能幸福吗？姑妈，告诉我，我将来能幸福吗？”
“我不知道，亲爱的。一半要靠你……一个人愿意幸福的时候一定会幸福的。”
雅葛丽纳表示不信。
“那么你幸福吗？你？”
玛德凄凉地笑笑：“幸福的。”
“可是真的？你可真是幸福的？”
“难道你不信吗？”
“信是信的。可是……”雅葛丽纳停住了。
“怎么呢？”
“我要幸福，可不是像你那种方式的。”
“可怜的孩子！我也希望如此。”玛德说。
“真的，”雅葛丽纳坚决地摇摇头，继续说，“像你那样，我先就受不了。”
“我也想不到自己会受得了。可是有许多办不到的事，人生会教你办得到。”
雅葛丽纳听了不大放心，回答说：“噢！我可不愿意学这一套，我要的幸福一定得合我自己心意的那种。”
“可是人家问你究竟要怎么样的幸福，你就答不出了。”
“我很知道我要什么。”
她要的事多得很。可是要她举出来，她只找到一件，翻来覆去像复唱的歌词一样：“第一，我要人家爱我。”
玛德不出一声，做着针线。过了一会儿，她说：“倘使你不爱人家，单是人家爱你有什么用？”
雅葛丽纳愣了一愣，回答：“可是，姑妈，我说的当然是限于我所爱的人！其余的都不算的。”
“要是你一无所爱又怎么呢？”
“你这话好怪！一个人总是有所爱的。”
玛德摇摇头，表示怀疑：“一个人并不能真爱，只是心里要爱。爱是上帝给你的一种恩德，最大的恩德。你得求他赐给你。”
“倘使人家不爱我呢？”
“人家不爱你，你也得这样。你会因之更幸福。”
雅葛丽纳拉长着脸，装出气恼的模样：“我可不愿意，我对这个一点儿不感兴趣。”
玛德很亲热地笑了，望着雅葛丽纳叹了口气，随后又做她的活儿。
“可怜的孩子！”她又说了一遍。
“你为什么老说‘可怜的孩子’？”雅葛丽纳不大放心地问，“我不愿意做个可怜的孩子。我多么希望幸福呢！”
“就因为此我才说：可怜的孩子！”
雅葛丽纳有些恼了，但不久也就过去了。姑母笑得那么尽兴，使她沉不下脸来。她一边假装生气一边拥抱她。其实，一个人在这个年龄上听到自己将来——在很远的将来——会有点儿悲哀的事，反而是得意的。从远处看，人生的不幸还很有诗意呢；一个人最怕庸庸碌碌的生活。
雅葛丽纳完全没觉察姑母的脸色越来越惨白，只注意到她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少，以为那是她喜欢待在家里的怪脾气，雅葛丽纳还常常因之取笑她。有一两次她去探望的时候，碰到医生出门。她就问姑母：“你病了吗？”
姑母回答：“只是一点儿小病。”
可是她连每星期上朗依哀家吃一顿饭都不去了。雅葛丽纳气愤地去质问她。
“好孩子，”玛德很温和地说，“我累了。”
雅葛丽纳不相信，以为是推托。
“哼，每星期上我们家来两小时就累了吗？你不喜欢我。你只喜欢待在你那个火炉旁边。”
她回家得意扬扬地把这些刻薄话讲出来，不料立刻被父亲训了几句：“别跟姑妈去烦！你难道不知道她病得很凶吗？”
雅葛丽纳听着脸都白了；她声音颤抖地追问姑母害了什么病。人家不肯告诉她。最后她才知道是肠癌，据说姑母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
雅葛丽纳心里害怕了好几天，等到见了姑母才宽慰一些。玛德还算运气，并不太痛苦。她依旧保持着安详的笑容，在透明的脸上映出内心的光彩。雅葛丽纳私下想：“大概不是吧。他们弄错了，要不然她怎么能这样安静呢？……”
她又絮絮叨叨地讲那些心腹话，玛德听了比从前更关切了。可是谈话中间，姑母有时会走出屋子，一点儿不露出痛苦的神色；她等剧烈的疼痛过去了，脸色正常了，才回进来。她绝口不提自己的病，竭力掩饰；也许她不能多想它；她明明知道受着病魔侵蚀，觉得毛骨悚然，不愿意把思想转到这方面去；她所有的努力是在于保持这最后几个月的和平恬静。可是病势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不久她除了雅葛丽纳以外不再接见任何人。后来雅葛丽纳探望的时间也不得不缩短。后来终于到了分别的日子。姑母躺在几星期来没离开过的**，跟小朋友告别，说了许多温柔与安慰的话。然后她关起门来等死。
雅葛丽纳有几个月工夫非常痛苦。姑母死的时候，她正经历着精神上最苦闷的时期；在这种情形之下能支持她的原来只有姑母一个人。此刻她可孤独到极点。她很需要一种信仰做依傍。从表面上看，这种倚傍似乎不会缺少的：她从小就奉行宗教仪式；她的母亲也是的。但问题就在这儿：母亲是奉行仪式的，玛德姑母却并不，怎么能不把她们做比较呢？大人们视若无睹的谎言逃不过儿童的眼睛，他们很清楚地看到许多弱点与矛盾。雅葛丽纳发觉母亲跟一班自称信仰宗教的人照旧怕死，仿佛没有信仰一样。真的，靠宗教是不够的……此外，还有些个人的经验，反抗，厌恶，一个笨拙的忏悔师伤害她的说话……都使她怀疑宗教。她继续上教堂去，可是并无信仰，只像拜客一样，表示自己有教养。她觉得宗教像世界一样空虚。唯一的救星是对于死者的回忆，她把她完全裹在身上了。她悔恨当初不该逞着青年人自私的脾气而忽视姑母，如今是叫也叫不应了。她把她的面目理想化；而玛德留下的深刻的韬晦的生活榜样，使她讨厌社会上那种不严肃、不真实的生活。她眼中只看见它的虚伪；而那些可爱的**，在别的时间会使她觉得好玩的，此刻却使她深恶痛绝。她患着神经过敏症。无论什么都会教她痛苦；她的意识一点儿不受蒙蔽。凡是一向因为漠不关心而没注意到的事，她现在统统看到了。其中有一件竟把她伤害入骨。
有天下午，她在母亲的客室里。朗依哀太太正在见客——一个时髦画家，装腔作势的小白脸，是她们家的熟客，但并非十分知己的朋友。雅葛丽纳觉得自己在场使母亲跟客人都不方便，因此她愈加留着不去了。朗依哀太太有点儿不耐烦，轻微的偏头痛使她昏昏沉沉，再不然是被今日的太太们像糖果一般咬着的头痛丸搞糊涂了，不大留神自己的话。她无意之间把客人叫做“我的心肝……”。
她立刻发觉了。他也和她一样地不动声色。两人继续用客气的口吻谈下去。正在一旁沏茶的雅葛丽纳心中一震，差点儿把一只杯子滑在地下。她感觉到他们在背后交换着会心的微笑。她转过身来，果然看到他们心照不宣的目光，一下子就给遮掩过去了。——这个发现把她吓坏了。雅葛丽纳从小过着放任的生活，不但常常听到这一类的玩意儿，她自己也会嘻嘻哈哈地提起的，可是这一回竟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看见她的母亲……她的母亲，那事情可不同了！以她惯于夸大的性情，她从这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至此为止，她对什么都不猜疑的。从今以后，她对一切都猜疑了。她想着母亲过去的行为，推详某些小节。没有问题，轻佻的朗依哀太太犯嫌疑的地方太多了，但雅葛丽纳还要加些上去。她很想接近父亲；他跟她一向比较密切，而他的聪明也对她很有吸引力。她愿意多爱一些父亲，对他表示同情。可是朗依哀似乎不需要人家为他抱怨；于是这神经过敏的少女又起了疑心，比对母亲的猜疑更可怕，就是说父亲是什么都明白的，但认为假作痴聋更方便；只要自己能够为所欲为，别的事他都不放在心上。
于是雅葛丽纳觉得没希望了。她不敢鄙薄他们。她爱他们。可是她在这儿过不下去了。西蒙纳的友谊对她并没帮助，她很严厉地批判她从前的伴侣的弱点，对自己也不随便放过，看到自身的丑恶与平庸大为痛苦，只无可奈何地回想着纯洁的姑妈。但这些回忆也慢慢地消失了；时间的洪流把它们淹没了，把它们的痕迹洗掉了。由此可见，一切都是要完的；她将来要跟别人一样地掉在污泥里……噢！无论如何都得跳出这个世界！救救我啊！救救我啊！……
就在这个又狂乱又孤独、又厌世又热烈的时期，抱着神秘的等待的心情、向着一个无名的救主伸手乞援的时候，雅葛丽纳遇到了奥里维。
朗依哀太太和大家一样邀请了那个冬天走红的音乐家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来了，照例不想讨人喜欢。朗依哀太太可仍旧觉得他可爱：只要在当令的时候，他拿出无论什么态度都可以；人家总觉得他可爱的；这往往是几个月的事。雅葛丽纳并不觉得他怎么了不起，克利斯朵夫受到某些人的恭维先就使她不信任。何况他粗鲁的举动、高声的说话、快活的心情，都教她看不上眼。以她那时的心境，生活的兴致显得是鄙俗的；她所追求的是凄凉的、半明半暗的境界，自以为喜欢这个境界。克利斯朵夫身上的光太强了。但他谈话之间提起了奥里维，他需要把他的朋友跟他一切愉快的遭遇连在一起。他把奥里维说得那么有意思，使雅葛丽纳以为看到了一个合乎理想的人物。她要母亲把奥里维也邀请了。奥里维并不马上接受，而在他姗姗来迟的那个时期之内，克利斯朵夫和雅葛丽纳更能从从容容地描成一个幻想的奥里维的肖像，而等到他决意应邀而来的时候，真正的面目跟那幻想的图画也不会不像了。
他来了，可很少说话，也不需要说话。他的聪明的眼睛，他的笑容，他的文雅的举止，浑身上下那种光辉四射的恬静，自然把雅葛丽纳迷住了。再加有克利斯朵夫在旁边做对照，更烘托出奥里维的妙处。但她脸上全无表示，因为怕正在心中萌动的感情；她继续跟克利斯朵夫谈话，谈的却是奥里维的事。克利斯朵夫能够谈到他的朋友，得意极了，根本没注意雅葛丽纳听得津津有味。他也提到自己，而她虽然毫无兴趣，也殷勤地听着，随后又不着痕迹地把话题扯上跟奥里维有关的故事。
雅葛丽纳的风情对于一个不自警戒的人是很危险的。克利斯朵夫不知不觉已经给她迷住了：他喜欢常常到她家里去，开始注意自己的装束；他熟识的那种感情又笑眯眯地混入他所有的幻想中来了。奥里维从最初几天起也入了迷，以为对方冷淡他，暗中很难过。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和雅葛丽纳的谈话告诉他听，更增加他的痛苦。奥里维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讨雅葛丽纳喜欢。虽然因为跟克利斯朵夫一起生活，他看事比较乐观了些，但仍旧没有自信；他把自己看得太清楚了，不相信会得到人家的爱。——其实，倘若一个人的被爱要靠他本身的价值而不是靠那个奇妙与宽容的爱情，那么够得上被爱的人也没有几个了。
一天晚上，他受着朗依哀家的邀请，但觉得再去看那个冷淡的雅葛丽纳太难堪了，便推说疲倦，教克利斯朵夫一个人去。蒙在鼓里的克利斯朵夫挺快活地去了。以他天真的自私心理，他只想着和雅葛丽纳单独相对的快乐。可是他得意的时间并不久。一听到奥里维不来的消息，雅葛丽纳马上扮起一副懊丧的、气恼的、烦闷的、失望的脸；她再也不想讨人喜欢了，也不听克利斯朵夫说的话，只随便回答几句。他甚至非常难堪地看见她掩着嘴，不耐烦地打了个呵欠。她真想哭出来。突然之间她走出客厅，不再露面了。
克利斯朵夫不胜狼狈地回去，一路上推敲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态度究竟是怎么回事，慢慢地居然看到了一点儿真相。回到家里，奥里维等着他，装着若无其事的神气问他晚会的情形。克利斯朵夫把那桩不如意事讲给他听。他一边讲着一边看到奥里维脸色渐渐开朗起来。
“你不是累了吗？”他问，“干吗不睡呢？”
“噢，我觉得好多了，”奥里维回答，“我不累了。”
“对啦，”克利斯朵夫很俏皮地说，“你今晚不去，的确使你精神恢复不少。”
他亲切地、狡狯地望了望奥里维，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到了那儿，他笑了，轻轻地，可是笑得连眼泪都淌了出来。
“坏东西！”他心里想，“她居然拿我开玩笑！而他也在耍我。想不到他们俩有这一手！”
从此他把自己对雅葛丽纳的念头一齐丢开，而像孵着小鸡的母鸡一样去孵育两个小情人的罗曼史，表面上只做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也不代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向对方揭破，只在暗中帮助他们。
他一本正经地以为自己的责任应当把雅葛丽纳的性格研究一番，以便决定奥里维跟她在一起是否能幸福。因为笨拙，他就向雅葛丽纳提出许多古怪的问话使她气恼，有的是关于趣味方面的，有的是道德方面的……
“岂有此理！他这样问长问短是什么意思？”雅葛丽纳愤愤地转过背去想。
奥里维看见雅葛丽纳不再关切克利斯朵夫，高兴极了。而克利斯朵夫看见奥里维高兴也高兴极了。他甚至把自己的快乐表现得比奥里维更露骨。雅葛丽纳看了莫名其妙，她万万想不到克利斯朵夫在他们的爱情中看得比她还清楚，所以只觉得他讨厌至极，不懂奥里维怎么能为一个这样粗俗的朋友入迷。克利斯朵夫猜到这点，有心捉弄她，惹她生气。随后他推说事忙，谢绝了朗依哀家的邀请，让雅葛丽纳和奥里维单独相处。
可是他对于前途还是很担忧，自以为对这桩酝酿中的婚事有很大的责任，心里很烦恼，因为他把雅葛丽纳看得相当准确，担心着许多事：第一是她的有钱，其次是她的教育、她的环境，尤其是她的弱点。他想起从前的女朋友高兰德。没有问题，雅葛丽纳为人更真，更坦白，更热情，对于勇敢的生活很有点儿向往之情，也有英勇壮烈的志愿。
“但单是有志愿还不够，”克利斯朵夫想道，“还得有魄力。”
他想把危险通知奥里维。但一看见奥里维从雅葛丽纳那边回来，眼中闪着快乐的光彩，他就没勇气开口了，心里想：“两个孩子很快活。别扰乱他们的幸福罢。”
对奥里维的友爱慢慢地使他感染到奥里维的信心。他终于相信雅葛丽纳的确是像奥里维所看到的，也是像她自己所愿意看到的那种人物。她意志多么坚强！她爱奥里维，就是爱他不同于她和她的社会的地方。她爱他，因为他清贫，因为他在道德观念上不肯让步，因为他在社会上不善于应付。她爱奥里维爱得那么纯洁、那么彻底，恨不得自己和他一样穷……有时还恨不得要自己变得丑，因为这样她可以更加肯定奥里维爱她是为了她本身，为了她的一腔热爱，那是他渴望的……啊！有些日子，他在眼前的时节，她觉得自己脸色发白，双手发抖。她勉强嘲笑自己的激动，故意装做关心别的事，不去瞧他，用讥讽的口吻说话。可是她突然停下来，躲到卧室里去，关上门，下了窗帘，坐在那儿，两个膝盖紧挤着，交叉着手臂抱着胸部，压制自己的心跳。她凝神屏气地待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唯恐惊散了那幸福的境界。她一声不出地把爱情紧紧抱着。
现在克利斯朵夫一心一意只关切奥里维的成功，像母亲一样地照顾他，留心他的修饰，对他的衣着发表意见，替他打领带。奥里维很耐心地由他摆布，宁可到了楼梯上拆开领带重新打过。他心里好笑，但对这种亲切的表示非常感动。爱情使他胆怯，不敢信任自己了，所以他很愿意请教克利斯朵夫，把会面的经过告诉给他听。克利斯朵夫和他一样地激动，有时会在夜里几小时地搜索枯肠，替朋友的恋爱设计划策。
在巴黎近郊，亚当岛森林近旁的一个小地方，在朗依哀家别庄的大花园里，奥里维和雅葛丽纳有了一次确定终身的谈话。
克利斯朵夫陪着朋友一同在那里；但他在屋子里发现了一架风琴，便弹着琴，让两个人双双地散步去了。——其实他们不希望他这样。他们怕单独相对。雅葛丽纳不声不响，有点儿敌意。上次见面的时候，奥里维已经发觉她态度突然变得冷淡，目光显得残酷，甚至有敌对的意味。他看了心都凉了。他不敢盘问，怕从爱人嘴里听到什么残忍的话。那天看到克利斯朵夫一离开，他心就发抖，觉得唯有克利斯朵夫在场才能使他不至于受到意料中的打击。
雅葛丽纳爱奥里维的心并没有消减。她只有更爱他。就因为此，她对他有点儿敌意。她从前当做游戏而那么渴望的爱情，此刻来了，在她面前了；但她看到它在脚下变了个窟窿，便吓得往后倒退。她弄不明白了，心里想：“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于是她望着奥里维，用着那种使他痛苦的目光，又想：“这男人是谁呀？”
她不知道。
“我为什么爱他呢？”
她不知道。
“我爱不爱他呢？”
她不知道……不知道；但她知道她是被抓住了；被爱情抓住了，她自己将要完全消灭在爱情中间，她的意志，她的独立，她的自私，她对于未来的梦想，一切都要在这个怪物身上消灭。于是她气愤愤地跳起来，有些时候简直恨奥里维了。
他们直走到花园尽处，到了有一行大树和草坪隔离着的菜园里，迈着细步在小径上走，两旁种满了红醋栗树，挂着许多红的深色的果实，还有一畦畦清香扑鼻的杨梅。时方六月，阵雨之后气候很凉爽。天空灰灰的，只有半明半暗的光，低低的云大块大块地随着风沉重地移动。但这阵来自远方的风一丝都吹不到地上来：连一张树叶都不动。无限凄凉的气息笼罩着一切，笼罩着他们的心。而在花园那一头，从那望不见的别庄的半开的窗子里，传来一阵风琴声，奏着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的《降E小调赋格曲》。他们俩紧挨着坐在井栏上，脸色惨白，一声不出。奥里维看见雅葛丽纳脸上淌着眼泪。
“你怎么哭啦？”他嘴唇抖动着，轻轻地问了一声。
而他的眼泪也淌了出来。
他拿着她的手。她把头靠在奥里维肩上。她不想再抗拒了，她给打败了；这才松了口气！……两人轻轻地哭着，听着音乐，沉重的云无声无息地在头上移动，仿佛就在树巅上掠过。他们想着自己过去的痛苦，也许还想着将来的痛苦。在一个人的命运周围酝酿的哀愁，有时会由音乐突然透露出来……
过了一会儿，雅葛丽纳擦擦眼睛，望着奥里维。突然之间他们拥抱了。噢！无可形容的幸福！神圣的幸福！这样的甘美，这样的深邃，甚至令人感到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