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人代表一个杂志来向他讨照相，他直跳起来，说谢谢老天，他没有做德皇，用不着把照片摆在街上给路人瞧。要他跟当地最有势力的沙龙有所联络简直不可能。他不接受人家的邀请；便是不得不接受了，临时又忘了去，或是心绪恶劣地去，好像存心跟大家怄气。
而最糟的是，上演的前两天，他和杂志方面的人也闹翻了。
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曼海姆继续篡改克利斯朵夫的文字，把批评的段落毫无顾忌地整行整行地删掉，写上恭维的话。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在某个沙龙里遇见一个演奏家——一个被他痛骂过的小白脸式的钢琴家，嘻开着雪白的牙齿向他道谢。他厉声回答说用不着谢。那钢琴家依旧絮絮叨叨地表示感激。克利斯朵夫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的话，说要是他满意他的批评，那是他的事，可是写的人绝不是想使他满意的；说罢他转过身子不理了。演奏家以为他好人歹脾气，便笑着走开了。克利斯朵夫可记起不久以前收到另一个被他痛骂的人的谢启，突然起了疑心，便出去到报亭里买了份最近期的杂志，找出他那篇的文字读了一遍……当时他竟以为自己疯了。过了一会儿，他恍然大悟，便气得什么似的奔到社里去。
华特霍斯与曼海姆正在那儿跟一个相熟的女演员谈天。他们用不着问克利斯朵夫的来意。他把杂志往桌上一摔，连喘口气都等不及，就气势汹汹地对他们破口大骂，又是叫又是嚷，说他们是坏蛋，是无赖，是骗子，抓着一张椅子使劲儿望地板上乱捣。曼海姆还想嘻嘻哈哈，克利斯朵夫要飞起脚来踢他的屁股。曼海姆逃在桌子后面捧腹大笑。华特霍斯可是对他一脸瞧不起的样子，拿出尊严沉着的气派，竭力在喧闹声中表示不答应人家对他用这种口气，教克利斯朵夫等他的消息；一边把名片递给他。(12)克利斯朵夫拿来扔在他脸上，叫道：“摆什么臭架子！……用不着你的名片，我早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你是个流氓、骗子！……你想我会跟你决斗吗？……哼，你只配给人家揍一顿！……”
他的声音直闹到街上，连走路的人都停下来听。曼海姆赶紧关起窗子。那女客吓坏了，想溜，可是克利斯朵夫把房门堵住了。华特霍斯脸色发了青，连气都透不过来；曼海姆涎皮赖脸地笑着，两人嘟嘟囔囔地想跟他争。克利斯朵夫可绝对不让他们开口，把所能想象到的最不中听的话对他们说尽了，直到无可再骂，连气都塞住了才走掉。而华特霍斯和曼海姆等他走了才能说出话来。曼海姆马上又活泼了：他挨了骂不过像鸭子淋了阵雨。可是华特霍斯愤怒到极点，他尊严受了伤害；而且当着别人受辱，他尤其不能原谅。同事们也跟着附和他。社里所有的同人中唯有曼海姆不恨克利斯朵夫：他拿他耍弄够了，觉得听几句粗话不能算划不来。那是怪有趣的玩意儿，假使这种事临到他，他自己就会先笑的。所以他准备跟克利斯朵夫照常来往，好像根本没那回事。克利斯朵夫可记在心上，不管对方怎样来迁就他，始终拒绝。曼海姆也无所谓：克利斯朵夫是个玩具，已经给他称心如意地玩够了；他又在进攻另一个傀儡了。从此他们断绝了关系。但曼海姆在人家提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依旧说他们是好朋友。也许他的确这样想。
吵架以后两天，《伊芙琴尼亚》公演了。结果是完全失败。华特霍斯的杂志把剧本恭维了一阵，对音乐只字不提。别的刊物可快活极了。大家哄笑，喝倒彩。戏演了三场就停了，众人的笑骂可并不跟着停止：能有个机会说克利斯朵夫坏话真是太高兴了；连续好几个星期，《伊芙琴尼亚》成为挖苦的资料。大家知道克利斯朵夫再没自卫的武器，就尽量利用机会，唯一的顾忌是他在宫廷里的地位。虽然他跟那位屡次责备他而他置之不理的大公爵很冷淡，他仍不时在爵府里走动，所以群众认为他还得到官方的支持——有名无实的支持。——而他还要把这最后一个靠山亲自毁掉。
他受了批评。它不但针对他的作品，还牵涉他那个新的艺术形式，那是人家不愿意了解的，可是要把它歪曲而使它显得可笑倒很容易。对于这种恶意的批评，最好是置之不理，继续创作：但克利斯朵夫还没有这点儿聪明。几个月以来，他养成了坏习惯，对一切不公平的攻击都要还手。他写了一篇把敌人们丑诋一顿的文章，送给两家正统派的报馆，都被退回了，虽然退稿的话说得很婉转，仍带着讥讽的意味，但克利斯朵夫固执起来，非想法儿登出来不可。他忽然记起城里有一份社会党的报纸曾经想拉拢他。他认识其中的一位编辑，有时和他讨论过问题的。克利斯朵夫很高兴能找到一个人，敢毫无忌讳地谈到当局、军队，和一切压迫人的古老的偏见。可是谈话的题目也至此为止，因为那社会主义者说来说去脱不了马克思，而克利斯朵夫对他就没有兴趣。他觉得，那个思想自由的人物，除了一套他不大喜欢的唯物主义以外，还有刻板的教条、思想方面的专制，暗中崇拜武力，简直是另一极端的军国主义；总之他的论调和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每天听到的并没多大分别。
虽然如此，他被所有的编辑封锁之后，他所想到的还是这位朋友和他的报纸。他很知道他的举动会骇人听闻：那份报纸素来很激烈，专门骂人，大家都认为要不得的；但克利斯朵夫从来不看它的内容，所以只想到那些大胆的思想（那是他不怕的），而没想到它所用的卑鄙的口吻（那是他看了也要厌恶的）。并且别的报纸暗中联合起来打击他，使他恨无可泄，所以即使他知道报纸的内容，也不见得会顾虑。他要教人知道要摆脱他没这么容易。——于是他把那篇文章送到社会党报纸的编辑部，大受欢迎。第二天，文章就给登出来了，编者还加上一段按语，大吹大擂地说他们已经约定天才青年，素来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极表同情的克拉夫脱同志长期执笔。
克利斯朵夫既没看到自己的文章，也没看到编者的按语；那天是星期日，天没亮他就出发往乡下散步去了。他兴致很好，看着太阳出来，又笑又叫，手舞足蹈。什么杂志，什么批评，一股脑儿丢开了！这是春天，大自然的音乐，一切音乐中最美的音乐，又奏起来了。黑洞洞的、闷人的、气味难闻的音乐厅，可厌的同伴，无聊的演奏家，都给忘得干干净净！只听见喁喁细语的森林唱出奇妙的歌声；令人陶醉的生气冲破了地壳，在田野中激**。
他给太阳晒得迷迷糊糊地回家，母亲递给他一封信，是他不在的时候爵府里派人送来的；信上用的是公事式的口气，通知克拉夫脱先生当天上午就得到府里去一次。上午早已过了，时间快到一点，克利斯朵夫可并不着急。
“今儿太晚了，”他说，“明儿去吧。”
可是母亲觉得不妥：“不行，亲王找你去，你得马上去，或许有什么要紧事儿。”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要紧事儿？那些人会跟你谈什么要紧事儿吗？……还不是说他那一套关于音乐的见解，教人受罪！……只希望他别跟西格弗里德·曼伊哀(13)比本领，也写一曲什么《颂歌》！那我可不客气喽。我要对他说：‘你干你的政治吧！你在政治方面是主人，永远不会错的，可是艺术，替我免了吧！谈到艺术，你的头盔，你的羽饰，你的制服，你的头衔，你的祖宗，统统没有啦；……我的天！试问你没有了这些，你还剩什么？’”
把什么话都会当真的鲁意莎举着手臂喊起来：“怎么能说这个话！……你疯了！你疯了！……”
他看母亲信以为真，更故意跟她玩儿，尽量吓唬她。鲁意莎直到他越来越荒唐了才明白他在逗她，便转过背去说：“你太胡闹了，孩子！”
他笑着拥抱她。他兴致好极了：散步的时候有个美丽的调子在胸中蹦呀跳的，好似水里的鱼儿。他肚子饿得很，必要饱餐一顿才肯上爵府去。饭后，母亲监督着他换衣服；因为他又跟她淘气，说穿着旧衣衫和沾满了灰土的鞋子也没有什么不体面。但临了他仍旧换了一套衣服，把鞋子上了油，嘴里嘁嘁喳喳地打着唿哨，学做各式各种的乐器。穿扮完了，母亲给检查了一遍，郑重其事地替他把领带重新打过。他竟例外地很有耐性，因为他对自己很满意——而这也不是常有的事。他走了，说要去拐走阿台拉伊特公主。那是大公爵的女儿，长得相当美，嫁给德国的一个小亲王，此刻正回到母家来住几个星期。克利斯朵夫小时候，她对他很好；而他也特别喜欢她。鲁意莎说他爱着她，他为了好玩也装做这个样子。
他并不急于赶到爵府，一路瞧瞧铺子，看到一条像他一样闲**的狗横躺着在太阳底下打哈欠，就停下来把它摩一会儿。他跳过爵府广场外面的铁栏——里头是一大块四方形的空地，四面围着屋子，空地上两座喷水池有气无力地在那儿喷水；两个对称的没有树荫的花坛，中间横着一条铺着沙子的小路，像脑门上的一条皱痕，路旁摆着种在木盆里的橘树；场子中央放着一座不知哪一个公爵的塑像，穿着路易·菲利浦式的服装，座子的四角供着象征德行的雕像。场中只有一个闲人坐在椅子上拿着报纸打盹。府邸的铁栏前面，等于虚设的岗位上空无一人。徒有其名的壕沟后面，两尊懒洋洋的大炮似乎对着懒洋洋的城市打哈欠。克利斯朵夫看着这些扯了个鬼脸。
他走进府第，态度并不严肃，至多是嘴里停止了哼唱，心却照旧快活得直跳。他把帽子往衣帽间的桌上一扔，毫不拘礼地招呼他从小认识的老门房。——当年克利斯朵夫跟着祖父晚上第一次到府里来看哈斯莱，他已经在这儿当差了：老头儿对于他嘻嘻哈哈的说笑一向不以为忤，这一回却是神色傲慢。克利斯朵夫没注意。更往里走，他在穿堂里又碰到一个秘书处的职员，平素对他怪亲热，话挺多的，这回竟急急忙忙地走过了，避免和他搭讪，克利斯朵夫看了很奇怪。可是他并不拿这些小节放在心上，只管往前走去，要求通报。
他进去的时候，里头刚吃过中饭。亲王在一间客厅里，背靠着壁炉架，抽着烟和客人谈天；克利斯朵夫瞥见那位公主也在客人中间抽着烟卷，懒洋洋地仰在一张靠椅中，和四周的几个军官高声说着话。宾主都很兴奋；克利斯朵夫进门就听到大公爵一片粗豪的笑声。可是亲王一看见克利斯朵夫，笑声马上停止。他咕噜了一声，直扑过来嚷道：“嘿！你来啦！你终于赏光到这儿来啦！你还想把我耍弄下去吗？你是个坏东西，先生！”
克利斯朵夫被这当头一棒打昏了，待了好一会儿说不上话来。他只想着他的迟到，那也不至于受这样的羞辱啊，他便结结巴巴地说：“亲王，请问是怎么回事？”
亲王不理他，只顾发脾气：“住嘴！我决不让一个坏蛋来侮辱我。”
克利斯朵夫脸色发了白，喉咙抽搐着发不出声音；他挣扎了一下，嚷道：“亲王，您既没告诉我是什么事，也就没权利侮辱我。”
大公爵转身对着他的秘书，秘书马上从袋里掏出一份报纸。他生那么大的气，不光是因为性子暴躁，过度的酒也有相当作用。他直跳到克利斯朵夫面前，像斗牛士拿着红布一般，抖开那张打皱的报纸拼命挥舞，怒不可遏地叫着：“瞧你的脏东西，先生！……你就配人家把你的鼻子揿在里面！”
克利斯朵夫认出那是社会党的报纸。“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说。
“怎么！怎么！你那样地无耻！……这份混账的报纸！那帮流氓天天侮辱我，说着最下流的话骂我！……”
“爵爷，我没看过这个报。”
“你扯谎！”
“我不愿意您说我扯谎，”克利斯朵夫说，“我没看过这个报，我只关心音乐。并且，我自有爱在哪儿发表文章就在哪儿发表的权利。”
“你什么权利也没有，唯一的权利是不开口。过去我待你太好了。我给了你跟你的家属多少好处，照你们父子两个的行为，我早该跟你们断绝关系了。我不准你再在跟我捣乱的报上发表文字。并且将来不经我的许可，也不准你再写什么文字。你为音乐掀起的笔墨官司，我也看够了。凡是有见识有心肝的人，真正的德国人所看重的东西，我不准一个受我保护的人去加以攻击。你还是作些高明一点儿的曲子罢，要是作不出，那么练习练习你的音阶也好。我不要音乐界里来一个社会党，搞些诋毁民族的光荣、动摇人心的玩意儿。谢谢上帝！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所以，还是弹你的琴去罢，先生，别跟我们捣乱！”
肥胖的公爵正对着克利斯朵夫，把恶狠狠的眼睛直瞪着他。克利斯朵夫脸色发了青，想说话，扯了扯嘴唇，嘟囔着说：“我不是您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他气都塞住了，羞愤交迸，快要哭出来；两条腿在那里发抖。他动了动胳膊，把旁边家具上的一件东西撞倒了。他觉得自己非常可笑，也的确听见有人笑着；他模模糊糊地看到公主在客厅那一头和几个客人交头接耳，带着可怜他和讥讽他的意味。从这时起，他就失了知觉，不知道经过些什么情形。大公爵嚷着。克利斯朵夫嚷得更凶，可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秘书和另一个职员走过来要他住嘴，被他推开了；他一边说话一边无意中抓着桌上的烟灰碟子乱舞。他听见秘书喊着：“喂，放下来，放下来！……”
他又听见自己说着没头没脑的话，把烟灰碟子往桌边上乱捣。
“滚出去！”公爵愤怒至极，大叫起来，“滚！滚！给我滚！”
那些军官走过来想劝公爵。他好像脑充血似的突着眼睛，嚷着要人家把这个无赖赶出去。克利斯朵夫心头火起，差点儿伸出拳头去打公爵的脸；可是一大堆矛盾的心理把他压住了：羞愧，愤怒，没有完全消灭的胆怯，日耳曼民族效忠君王的性格，传统的敬畏，在亲王面前素来卑恭的习惯，都在他心头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他想说话而不能说话，想动作而不能动作；他看不见了，听不见了，让人家把他推了出来。
他在仆役中间走过。他们声色不动地站在门外，把吵架的情形都听了去。走出穿堂的二三十步路，他仿佛走了一辈子。回廊越走越长，似乎走不完的了！……从玻璃门里望见的外边的阳光，对他像救星一样……他踉踉跄跄地走下楼梯，忘了自己光着脑袋，直到老门房叫他才回去拿了帽子。他拿出全身的精力才能走出府第，穿过院子，回到家里。路上他把牙齿咬得格格地响。一进家里的大门，他的神气跟哆嗦就把母亲吓坏了。他推开了她，也不回答她的问话，走进卧房，关了门倒在**。他抖得那么厉害，竟没法脱衣服，气也透不过来，四肢也瘫痪了。……啊！但愿不再看见，不再感觉，不必再支撑这个可怜的躯壳，不必再跟可羞可鄙的人生挣扎，没有气没有思想地倒下去，不要再活，脱离世界！……——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脱下衣服，乱七八糟地摔在地下，人躺在**，把眼睛蒙住了。屋子里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他的小铁床在地砖上格格地响。
鲁意莎贴在门上听着，敲着门，轻轻地叫他。没有回音。她等着，听着房里寂静无声好不揪心，然后她走开了。白天她来了一两次，晚上睡觉之前又来了一次。一天过去了，一夜过去了，屋子里始终没有一点儿声音。克利斯朵夫忽冷忽热，浑身哆嗦，哭了好几回；半夜里他抬起身子对墙壁晃晃拳头。清早两点左右，发疯似的一阵冲动使他爬下了床，半**湿透的身子，想去杀死大公爵。恨与羞把他折磨着，身心受着火一般的煎熬。可是这场内心的暴风雨在外面一点儿都不表现出来：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声音。他咬紧牙齿，把一切都压在肚里。
第二天他照常下楼，精神上受了重伤，一声不出，母亲也一句不敢动问。她已经从邻居那边知道了原委。整天他坐在椅子里烤火，跟哑巴一样，浑身发烧，驼着背像老头儿。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就悄悄地哭。
傍晚，社会党报纸的编辑来找他。自然，他已经知道了那件事而来打听细节。克利斯朵夫很感激，天真地以为那是对他表示同情，是人家为了连累他而来向他道歉。他要挣面子，对过去的事一点儿不表后悔，不觉把心上的话全说了出来：跟一个像自己一样恨压迫的人痛痛快快谈一谈，他觉得松了口气。那编辑逗他说话，心里想，即使克利斯朵夫不愿亲自动笔，至少可以供给材料，让他拿去写篇骇人听闻的文章。他预料这位宫廷音乐家受了羞辱，一定会把他高明的笔战功夫，和他所知道的宫廷秘史（那是更有价值的），贡献给社会党。他认为用不到过分的含蓄，便老老实实把这番意思对克利斯朵夫说了。克利斯朵夫跳起来，声明他一个字都不能写：由他去攻击大公爵，人家会看做他报私仇；过去他发表自己的思想是冒着危险的，现在他一无束缚之后，反而需要谨慎了。那编辑完全不了解这些顾虑，认为克利斯朵夫没出息，骨子里还是个吃公事饭的，他尤其以为克利斯朵夫是胆小。
“那么，”他说，“让我们来，由我动笔。你什么都不用管。”
克利斯朵夫求他不要写，但他没法强制他不写。而且对方告诉他这件事不单和他个人有关，连报纸也受到侮辱，他们有权利报复的。这一下克利斯朵夫无话可说了，他充其量只能要求别滥用他的某些心腹话，那是拿他当做朋友而非当做新闻记者说的。对方一口答应下来。克利斯朵夫仍旧不大放心，他这时候才明白自己的莽撞，可是已经太晚了。——客人一走，他回想起说过的话不禁害了怕，立刻写信给编辑，要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和盘托出——可怜他在信里把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部分。
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报纸，在第一版上就看到了他全部的故事。他上一天所说的一切，经过新闻记者那种添枝加叶的手段，当然是夸大得不成样了。那篇文章用着卑鄙而激烈的语调把大公爵和宫廷骂得淋漓尽致。某些细节明明只有克利斯朵夫知道，很可以令人疑心通篇是他的手笔。
这一个新的打击可是中了克利斯朵夫的要害。他一边念一边直淌冷汗，念完之后简直吓昏了。他想跑到报馆去；但母亲怕他闯祸——而这也不无理由——把他拦住了。他自己也怕；觉得要是去了，说不定又会闹出什么傻事来；于是他待在家里，做了另外一件傻事。他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痛责记者的行为，否认那篇文章里的事实，表示跟他们的一党决绝了。这篇更正并没登出来。克利斯朵夫再写信去，一定要他们披露他的信。人家把他发表谈话那晚的第一封信抄了一份副本寄给他，问他要不要把这封信一起发表。他这才觉得给他们拿住了。以后他不幸在街上又碰见那位冒失的记者，少不得把他当面骂一顿。于是第二天报上又登出一篇短文，说那些宫廷里的奴才，即使被主子撵走了还是脱不了奴性；再加上几句影射最近那件事的话，使大家都明白是指的克利斯朵夫。
赶到谁都知道克利斯朵夫连一个后台也没有了的时候，他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凡是被他直接间接中伤过的人，不问是个人受到批评的，或是思想与识见受到指摘的，都马上对他反攻，加倍地报复。至于一般的群众，当初克利斯朵夫振臂疾呼，想把他们从麻痹状态中唤醒过来的人，现在看着这个想改造舆论、惊扰正人君子的好梦的狂妄的青年受到教训，也不禁暗暗称快：克利斯朵夫掉在水里了，每个人都拼命把他的头揿在水底下。
他们并不是一齐动手的。先由一个人来试探虚实，看见克利斯朵夫不还手就加紧攻势。然后别的人跟着上前，然后大队人马蜂拥而来。有些人把这种事看做有趣的玩意儿，好似小狗喜欢在漂亮地方放屁：那都是些外行的新闻记者，好比游击队，因为一无所知，只把胜利的人捧一阵，把失败的骂一顿，教人忘掉克利斯朵夫。另外一批却搬出他们的原则来做猛烈的攻击。只要一经他们的手，世界上就可以变得寸草不留：那是真正的批评界，致人死命的批评界。
幸而克利斯朵夫是不看报的。几个忠实的朋友特意把诬蔑最厉害的几份报寄给他。可是他让它们堆在桌上，不想拆阅。最后有一篇四周用红笔勾出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说他所作的歌像一头野兽的咆哮，他的交响曲是疯人院里的出品，他的艺术是歇斯底里的，他的抽风似的和声只是遮掩他心灵的枯索与思想的空虚。那位很知名的批评家在结论里说：“克拉夫脱先生从前以记者的身份写过些东西，表现特殊的文笔与特殊的口味，在音乐界中成为笑谈。当时大家好意劝他还是作他的曲子为妙。他的近作证明那些劝告虽然用心甚好，可并不高明。克拉夫脱先生只配写写那种文章。”
看了这一篇，克利斯朵夫整个上午不能工作；他又去找别的骂他的报纸，预备把失意的滋味饱尝一下。可是鲁意莎为了收拾屋子，老喜欢把所有散在外面的东西丢掉，那些报纸早给她烧了。他先是生气，随后倒也安慰了，把那份留下来的报递给母亲，说这一份也早该一起扔在火里的。
可是还有使他更难受的侮辱呢。他寄给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音乐会的一阕四重奏，被一致地否决了(14)，而且并不说明理由。科隆乐队有意接受的一阕序曲，在他空等了几个月之后也给退回来，说没法演奏。但最难堪的打击是出于当地的某音乐团体。指挥于弗拉脱是个很不差的音乐家，但和多数的指挥一样，一点儿没有好奇心；他有那种当指挥的特有的惰性——凡是已经知名的作品，他可以无穷尽地重复搬弄，而一切真正新颖的艺术品却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他永不厌倦地组织着贝多芬，莫扎特，或是舒曼的纪念音乐会：在这些作品里头，他只要让那些熟悉的节奏把自己带着跑就是了。反之，现代的音乐就教他受不住。但他不敢明白承认，还自命为能够赏识有天才的青年；实际是这样的：假如人家给他一件仿古的作品——仿一件五十年前算是新的作品——他的确极表欢迎，甚至会竭力教大众接受。因为这种东西既不妨害他演奏的方式，也不会扰乱大众感受作品的方式。可是一切足以危害这美妙的方式而要他费力的作品，他都深恶痛绝。只要开辟新路的作家一天没有成名，他鄙薄的心就一天不会消失。假使这作家有成功的希望，他的鄙薄就一变而为憎恨，直到作家完全成功的那一天为止。
克利斯朵夫当然谈不到有成功的希望，那才差得远呢。所以他间接知道于弗拉脱先生很愿意演奏他的作品，不禁大为诧异。这位指挥是勃拉姆斯的好朋友，也是被克利斯朵夫在杂志上痛诋过的别的几个音乐家的朋友，因此克利斯朵夫更觉得他的表示出乎意料。但他自己是好人，以为他的敌人也像他一样的宽宏大度。他猜想他们是看到他受到攻击，特意要表示他们决不做小心眼儿的报复，想到这一点，他竟为之感动了。他送了一阕交响诗给于弗拉脱，附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对方教乐队秘书复了信，措辞冷淡，可是很有礼貌，声明他的曲子已经收到，但照会章规定，作品在公开演奏之前必须提交乐队先行试奏。章程总是章程，克利斯朵夫当然没有话说。而且这纯粹是种手续，免得一班讨厌的鉴赏家多所议论。
两三个星期以后，克利斯朵夫接到通知，说他的作品快要试奏了。照规矩，这种试奏是不公开的，连作家本人也不能旁听。事实上所有的乐队都容许作家到场，他只是不公然露面罢了。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这儿，而每个人都装做不知道。到了那天，一个朋友来把克利斯朵夫带进会场，拣着一个包厢坐下。他很奇怪地发觉，这个不公开的预奏会居然差不多会客满，至少在楼下：大批的时髦朋友，有闲阶级，批评家，都在那里咭咭呱呱，非常兴奋。乐队照例是装做不知道有这些人的。
开场是勃拉姆斯采用歌德《冬游哈尔茨山》里的一段所作的狂想曲，有女低音独唱和男声合唱，由乐队伴奏的。克利斯朵夫早就讨厌这件作品的浮夸的感伤情调，以为这或许是勃拉姆斯党一种挺客气的报复，因为他从前很不恭敬地批评过这个曲子，特意强迫他听一遍。他想到这一点不由得笑了，而听到以后又紧接着被他攻击过的两个别的作家的东西，他认为更有意思了：可见他猜得不错，他们的用意不是很显明了吗？他一边装着鬼脸，一边想这究竟是挺公平的斗争：他虽不欣赏那音乐，可很能欣赏这种玩笑。群众对着勃拉姆斯和同一派的作品热烈鼓掌的时候，克利斯朵夫也俏皮地附和几下。
终于轮到克利斯朵夫的交响曲了。乐队和听众之间都有人向他的包厢瞟几眼，证明大家知道他在场。他尽量地躲起来。他等着，心跳得很厉害。音乐像河水般悄悄地集中在一处，但等指挥的棍子一动就马上决破堤岸：在这种情形之下，每个作曲家都会觉得惴惴不安，他自己还从来没听到这个作品演奏的效果。他所幻想的生灵究竟是什么面目呢？声音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觉得它们在他心中轰轰地响；他靠在音响的深渊之上浑身哆嗦，急于要知道出来的是什么。
出来的却是一种无名的东西，一片不成形的混沌。明明是支撑高堂大厦的结实的梁柱，出来的可是没有一组站得住的和弦，它们相继瓦解，好似一座只有断垣残壁的建筑物，除了灰土瓦砾之外，一无所有。克利斯朵夫竟不敢相信奏的是他的作品。他找不到他思想的线条和节奏，根本认不出自己的思想了，只觉得它嘟嘟囔囔，摇摇晃晃，好比一个扶墙摸壁的醉鬼；他羞死了，仿佛自己就在当众表现这副醉鬼的模样。他明知他写的不是这种东西，可是没用：一个荒唐的代言人把你的话改头换面地变了样，你自己也会当场糊涂起来，弄不清你对这种荒谬的情形应不应当负责。至于群众，他们可不理会这些：他们相信表现的人、歌唱的人，相信他们听惯的乐队，正如相信他们读惯的报纸一样：他们是绝不会错的；要是他们说了荒唐的话，一定是作者荒唐。这一回群众尤其不会起疑，因为他们原来就要相信作者可笑。克利斯朵夫还以为指挥也觉察到这种混乱的情形，会教乐队停下来重新开始的。各种乐器都失去了联络。圆号插进来的时候，落后了一拍子，又继续吹了好几分钟，才若无其事地停下来倒去口水。有几段双簧管的部分竟消灭得无影无踪。哪怕是最精细的耳朵也没法找到乐思的线索，甚至不能想象它有什么线索可言。变化很多的配器法，幽默的穿插，都给恶俗的演奏变得可笑了。作品显得荒谬绝伦，简直是一个白痴，是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人开的玩笑。克利斯朵夫扯着自己的头发，竟想跑出去阻断乐队的演奏；于是陪着他的朋友把他挡住了，说指挥先生自会辨别出演奏的错误而全部纠正的，何况克利斯朵夫根本不该出头露面，他的指摘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他把克利斯朵夫硬留在包厢里。克利斯朵夫听他摆布，只是把拳头敲着自己的脑门；而每次听到一段太不像话的表演，就又愤怒又痛苦地咕噜几声：“孽障！孽障！……”他一边呻吟，一边咬着手不让自己叫出来。
那时除了错误的音符，群众也开始骚扰，有了声音。先还不过是一种震颤的音浪；不久克利斯朵夫分明听到他们在笑了。乐师给他们暗示，有几个竟老实不客气表示忍俊不禁。群众明白了作品真的可笑时，便捧腹大笑起来，全场的人都乐死了。赶到一个节奏很强的主题又在低音提琴上出现，而给表现得特别滑稽的时候，大家更乐不可支。只有指挥一个人在喧闹声中不动声色地继续打着拍子。
曲子终于奏完了（世界上最得意的事也要结束的），那才轮到大众开口。他们高兴至极，闹哄了好几分钟。有的怪声嘘叫，有的大喝倒彩：更俏皮的人却喊着“再来一次！”花楼中有人用男低音摹仿那个可笑的主题。别的捣乱分子跟上来争奇斗胜。还有人嚷道：“欢迎作家！”——这些风雅人士好久没有这样的乐了。
等到喧闹声稍微静了一些，乐队指挥若无其事地把大半个脸对着群众，可是仍装做看不见群众——因为乐队是始终认为没有外人在场的——向乐队做了一个记号表示他要说话。有人嘘了一声，全场静默了。他又等了一忽儿才用着清楚、冷酷、斩钉截铁的声音说：“诸位，我一定不会让这种东西奏完的，要不是为了把胆敢侮辱勃拉姆斯大师的那位先生给大家公断一下的话。”
说完了，他跳下指挥台，在大众的欢呼声中走了出去。掌声继续到一两分钟之久，但他竟不再出场。乐队里的人开始散了。群众也只能走了。音乐会已经告终。
大家总算过了一天快乐的日子。
克利斯朵夫已经出了包厢。他一看见指挥走下台，便立刻冲出去，三脚两步地奔下楼，要去打指挥的嘴巴。陪他来的朋友在后面追着，想拦住他。克利斯朵夫把他一推几乎跌下楼梯——他很有理由相信这位朋友也是做这个圈套的一分子。——还算是于弗拉脱的运气，也是克利斯朵夫的运气，后台的门关着，尽管他用拳头乱敲也敲不开。而群众已经从会场里出来，克利斯朵夫不得不赶快溜了。
他当时的情形真是没法形容：他漫无目的地走着，舞动着手臂，骨碌碌地转着眼珠，大声地自言自语，活像一个疯子；愤慨与狂怒的叫声越来越响了。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人。音乐会场是上年在城外新盖的；克利斯朵夫不知不觉穿过荒地，向郊外走去；荒地上东一处西一处有几所板屋和正在建造的屋子，四周都有篱垣。他心中起了杀性，竟想把那个侮辱他的人杀死……可是即使杀了他，那些百般耻笑他的人——他们笑声至今还在他耳朵里响着——会把兽性改掉一点儿吗？他们人数太多了，简直无法可想；他们在多少事情上都意见分歧，但在侮辱他压迫他的时候却联合起来了。那不只是误解，而且还有一股怨毒在里头。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他心中的确藏着些美妙的东西，教人愉快教人幸福的东西；他想说出来，让别人一同享受，以为他们也会像他一样地快乐。即使他们不能欣赏，至少也得感激他的好意，充其量可以用友好的态度指出他错误的地方；但他们因之而怀着恶意取笑他，把他的思想歪曲，诬蔑，踩在脚下，把他变成小丑来致他死命，真是从何说起！他气愤之下，把人家的怨毒格外夸大了，过分地当真了：其实那班庸碌的人压根儿没有什么当真的事。他号啕大哭地嚷着：“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他闭住了气，觉得自己完了，像童年第一次看到人类凶恶的时候一样。
这时他向周围和脚下看了看，原来他走到了磨坊邻近的小溪旁边，几年以前父亲淹死的地方。投水自杀的念头立刻在他脑中浮起，他想马上往下跳了。
正当他站在岸上，俯瞰着清澈恬静的水光感到幻惑的时候，一只很小的鸟停在近边的树枝上开始唱起来，唱得非常热烈。他不声不响地听着。水在那里喁语。开花的麦秆在微风中波动，簌簌作响；白杨萧萧，打着寒噤。路旁的篱垣后面，园中看不见的蜜蜂散布出那种芬芳的音乐。小溪那一边，眼睛像玛瑙般的一头母牛在出神。一个淡黄头发的小姑娘坐在墙沿上，肩上背着一只轻巧的稀格的藤篓，好似天使张着翅膀，她也在那儿幻想，把两条**的腿**来**去，哼着一个全无意义的调子。远远的，一条狗在草原上飞奔，四条腿在空中打着很大的圆圈……
克利斯朵夫靠在一株树上，听着，望着春回大地的景象；这些生灵的和平与欢乐的气息把他感染了……他忘了一切……突然他拥抱着美丽的树，把腮帮贴着树干。他扑在地下，把头埋在草里，浑身抽搐地笑了，快乐至极地笑了。生命的美，生命的温情，把他包裹了，渗透了。他想道：“为什么你这样地美，而他们——人类——那样地丑？”
可是不管这些！他爱生命，觉得自己永远会爱生命，无论如何不会跟它分离的了。他如醉若狂地拥抱着土地，拥抱着生命：“我抓住你了！你是我的了。他们绝不能把你抢走的。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罢！便是要我受苦也无妨！……受苦，究竟还是生活！”
克利斯朵夫鼓起勇气重新工作。什么名副其实的文人，有名无实的文人，多嘴而不能生产的人，新闻记者，批评家，艺术界的商人和投机分子，他都不愿意再跟他们打交道。至于音乐家，他也不愿再白费光阴去纠正他们的偏见与嫉妒。他们讨厌他是不是？好吧！他也讨厌他们。他有他的事业，非实现不可。宫廷方面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很感激。他感激人们对他的敌意：因为这样他才能安心工作了。
鲁意莎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她毫无野心，没有克拉夫脱的脾气，她既不像父亲，也不像祖父。她完全不指望儿子成就什么功名。当然，要是儿子有钱有名望，她心里也喜欢的；可是倘若名利要用多少不如意去换来，那她宁可不提此话。克利斯朵夫和宫廷决裂以后，她的悲伤并不是为了那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儿子受到很大的痛苦。至于他和报纸杂志方面的人绝交，她倒很高兴。她对于字纸，像所有的乡下人一样抱着反感，以为那些东西不过使你浪费时间，惹是招非。有几回她听到杂志方面的几个年轻人和克利斯朵夫谈话，她对于他们的凶恶觉得可怕极了；他们诽谤一切，诬蔑一切，而且坏话越说得多，他们越快活。她不喜欢这批人。没有问题，他们很聪明，很博学，可绝不是好人。所以克利斯朵夫和他们断绝往来使她很安慰。她非常通情达理：他跟他们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至于克利斯朵夫自己，他是这样想的：“他们喜欢把我怎么说、怎么写、怎么想，都由他们罢；他们总不能使我不成其为我。他们的艺术、思想，跟我有什么相干！我都否认！”
能否认社会固然很好，但社会绝不轻易让青年人说说大话就把它否认了的。克利斯朵夫很真诚，可是还抱着幻想，没有把自己认识清楚。他不是一个修道士，没有遁世的气质，更没到遁世的年龄。最初一个时期他还不大痛苦，因为他一心一意浸在创作里头；只要有工作可做，他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欠缺。但旧作已完，新作还没在心中抽芽的期间，精神上往往有个低潮：他彷徨四顾，不禁对自己的孤独寒心。他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正在写作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写作，就因为应当写作，那不是挺简单吗？等到一件作品诞生了，摆在面前之后，先前把作品从胸中挤压出来的那个强烈的本能就不出声了，而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产生这件作品了，不大认得它了，几乎把它看做一件陌生的东西，只想把它忘掉。可是只要作品没印出来，没演奏过，没有在世界上独立生存过，我们就忘不了它。因为在这个情形之下，作品还是个与母体相连的新生儿，连在血肉上的活东西；要它在世界上存活，必得把它切下来。克利斯朵夫制作越多，越受这些从他生命中繁衍出来的东西压迫；因为它们无法生存，也无法死灭。谁替他来解放它们呢？一种模糊暧昧的压力在鼓动他那些思想上的婴儿；它们竭力想和他脱离，想流布到别的心中去，像活泼的种子乘着风势吹遍世界一样。难道他得永远被封锁起来，没法生长吗？那他可能为之发疯的。
既然所有的出路（戏院，音乐会）都已经断绝，而他也无论如何不肯再低首下心去向那些拒绝过他的指挥们钻谋，那么除掉把作品印出来以外别无办法；但要找一个肯捧他出场的出版家，也不比找一个肯演奏他作品的乐队更容易。他试了两三次，手段都笨拙到极点，结果他觉得够受了；与其再碰一次钉子，或是和出版商讨价还价，看他们那种长辈面孔，他宁可自己出钱印刷。那当然是胡闹。过去靠了宫廷的月俸和几次音乐会的收入，他积了一点儿钱；但收入的来源已经断绝，而要找到一个新的财源还得等好些时候，照理他应当小心谨慎地调度这笔积蓄，来渡过他刚踏进去的难关。现在他非但不这样做，反因为原有的积蓄不够对付印刷费而再去借债。鲁意莎一句话都不敢说；她觉得他没有理性，同时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为了要把姓名印在书上愿意花这么一笔钱。但既然这是一种方法使他肯耐着性子，肯留在她身边，她也就挺高兴了。
克利斯朵夫拿出去问世的，并非他作品中比较通俗的、不费人家精神的那一类，而是一批最有个性而自己最重视的作品，都是些钢琴的曲子，其中也夹杂几支歌，有的很简短，调子很通俗，有的规模很庞大，差不多有戏剧情调的。这些作品合起来是一组或悲或喜的印象，衔接得很自然，有时用钢琴独奏来表现，有时用独唱或是钢琴伴奏的歌唱来表现。“因为，”克利斯朵夫说，“我幻想的时候，我并没什么固定的形式：我只是痛苦，快活，没有说话可以形容；但忽然我觉得需要说话了，就不假思索地唱起来：有时只是一些意义不大明确的字，断断续续的句子。有时是整篇的诗；然后我又沉入幻想。日子便这样地过去了；而我的确想描写一天的情绪。为什么一定要印一部纯粹是歌或纯粹是序曲的集子呢？那不是很勉强很不调和吗？让心灵自由活动不是更好吗？”所以他把集子题做《一日》，集中各部分还有小题目，简括地指出内心的梦也有先后的程序。克利斯朵夫又加上神秘的献词、缩写的字母、日子，只有他自个儿懂得，而能够回想起诗意盎然的时间或是心爱的面貌的，例如满面笑容的高丽纳、不胜慵懒的萨皮纳，还有那不知名姓的法国少女。
除了这些作品，他又选了三十阕歌，都是自己最喜欢的，所以是群众最不喜欢的。他绝对不选入他“最悦耳”的曲子，而选了最有特点的。（一般老实人最怕“特点”，凡是没有性格的东西，他们认为高明多了。）
这些歌的词句是十七世纪西里西亚诗人的作品(15)；克利斯朵夫偶尔在一部通俗丛书里读到这些诗篇，很喜欢它们真挚的气息。其中有两个作家尤其使他心折，那是像两兄弟般的，都在三十岁上夭折的短命天才。一个是富有风趣的保尔·弗莱明，高加索和伊斯法罕(16)一带的流浪者，在战争的残暴、人生的苦难、黑暗腐败的环境中，仍旧保持着一颗纯洁、慈悲、恬静的灵魂。另外一个是抑郁痛苦、沉湎酒色、佯狂玩世的天才约翰·克里斯蒂安·冈特。(17)克利斯朵夫所取材于冈特的是反抗压迫的挑战的呼声，是巨人被困时狂怒的诅咒，把雷电霹雳回击上天的号叫；取材于弗莱明的则是像鲜花一样柔和的情诗，像群星旋舞似的，清明欢悦的心的舞曲；他的一首悲壮而又静穆的十四行诗，题目叫做《自献》的，尤其为克利斯朵夫当做早祷一般讽咏不已。
虔诚的保尔·格哈特(18)的乐天气息，同样使克利斯朵夫心向神往，在悲哀之后得到一种安息。他喜欢他在上帝身上看出来的大自然的景象：新鲜的草原上，小溪在沙上流着，发出幽密的歌声，鹳鸟在百合花和白水仙中间庄严地散步，燕子和白鸽在明净的空气中掠过，雨后的阳光显得无限欢畅，明亮的天色在云层的空隙中微笑，黄昏时一切都有股清明肃穆的情调，森林，羊群，城市，原野，都安息了。克利斯朵夫把这些至今还在新教教堂里唱着的圣诗谱成音乐，可并不保存原有的赞美歌性质，那是他最厌恶的。他给圣诗一种自由活泼的表辞，例如流浪的基督徒之歌，某些段落被加上了高傲的气息，夏日之歌原来像平静的水波，此刻被异教徒式的狂欢一变而为汹涌的急流。这些改变都会使原作者格哈特为之骇然的。
乐谱终于付印了，当然一切都做得不合情理。为克利斯朵夫代印代售的出版家，除了是个邻居以外，根本没有别的资格。他不配做这一类重要的工作，因此拖了好几个月，又花了很多钱改正错误。全盘外行的克利斯朵夫让他多算了三分之一的账，费用大大地超过了预算。赶到大功告成之后，克利斯朵夫捧着一册硕大无朋的乐谱，不知道怎么办。那出版家是没有什么主顾的，也一点儿不设法推销作品。虽然他做事全无精神，和克利斯朵夫的态度倒配搭得正好。为了良心上有个交代，他要求克利斯朵夫拟一段广告，克利斯朵夫回答说：“用不着；倘若作品是好的，那么它本身就是广告。”出版家完全尊重他的意思，把印好的乐谱藏在栈房的尽里头。要说保存，真是保存得太好了，因为六个月中间连一部也没卖掉。
在没有主顾的期间，克利斯朵夫先得想法儿填补亏空；而他也不能苛求了，因为除了还债，还得维持生活。他不但债务超出了预算，并且积蓄也没早先计算的那么多。是他无意之中丢了钱呢，还是把积蓄计算错了？——大概是算错的成分居多，因为他从来不能做一个准确的加法。不管钱是怎么短少的，总而言之是短少了。鲁意莎不得不流着血汗来帮助儿子。他看了难过极了，只想不惜牺牲赶快把债料清。尽管向人自荐和遭人拒绝是多么难堪，他还是到处去找教课的差事。可是大家已经对他完全冷淡，极不容易找到学生。所以听到某所学校里有个位置，他就很高兴地接受了。
那是个带点儿宗教气息的学校。校长为人精明，虽不是音乐家，很明白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只要花很少代价就能把克利斯朵夫派作多少用场。他面上很客气，钱却是出得很少。克利斯朵夫怯生生地指出这一点，校长便和颜悦色地笑着告诉他，没有了官衔，他就不能希望更多的报酬。
而且还是件苦差事！人家并非要他教学生音乐，而是要让家长们以为他们的子弟会弄音乐，使学生也自以为会弄音乐。他最大的任务是教他们能够在招待外客的典礼中登台唱歌。至于用什么方法是无关紧要的。克利斯朵夫对这些情形厌恶透了；照理一个人尽了职务总觉得自己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可是他连这点儿安慰都没有，反而良心上受到责备，仿佛干了什么自欺欺人的事。他想给孩子们受点儿切实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并且爱好纯正的音乐；他们可满不在乎。克利斯朵夫没有方法教他们听话，他缺少威严；其实他也不配教小学生。他对他们结结巴巴的歌唱不感兴味，想立刻和他们解释乐理。上钢琴课的时候，他要学生和他一起在琴上弹一阕贝多芬的交响曲。那当然是办不到的；于是他大发雷霆，把学生从琴上拉下来，自个儿弹上半天。——对于学校外面的私人学生，他也是同样的作风，一点儿耐性都没有，譬如他对一个以贵族出身自豪的小姑娘说，她的琴弹得跟厨娘一个样；或是写信给学生的母亲表示不愿意再教了，说，这样没出息的学生，要他再教下去，他会气死的。——这套办法当然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绝无仅有的几个学生也跑掉了；他不能把一个学生留到两个月以上，母亲数说他，要他答应至少别跟学校闹翻；倘使丢了这个位置，他简直不知怎么糊口了。所以虽然心里厌恶，他只能勉强压着自己，从来没有迟到早退的事。可是一个蠢得像驴子似的学生在同一地方犯到第十次的错误，或是要他为下次的音乐会拿一段无聊的合唱一遍又一遍地教学生（因为人家不放心他的鉴别力，连编排节目的权也不给他），那他真不容易遮盖心中的思想。不用说他是不会热心的了。但他还是硬撑着，一声不出，皱着眉头，冷不防用拳头敲敲桌子，使学生们吓得直跳，算是发泄一下胸中的怒气。有时这种苦水实在太苦了，咽不下去；他就在半中间拦着学生，嚷道：“得啦得啦！这东西别唱了！还是让我来替你们弹弹瓦格纳罢。”
他们正是求之不得。等他一转背，他们就玩起纸牌来。结果总有一个学生把这种情形报告校长；于是克利斯朵夫受到埋怨，说他在这儿的任务并非教学生爱好音乐而是教他们唱歌。他气哼哼地听着这些教训，终于忍受了，因为他不愿意决裂。——几年以前，当他的前程显得光明、可靠，但实际上还一无成就的时候，谁又敢说，等到他一朝有了点儿价值，就得受这样的委屈？
在学校里担任教职而受到的许多屈辱中间，对同僚们必不可少的拜访也是件不容易受的苦事。他随便拜访了两个，心里就堵得慌，再没勇气去访问别的。那两位受到拜访的同事对他也并不满意，其余的更认为这是对他们个人的侮辱。大家拿克利斯朵夫看得在地位上、智慧上都比他们低，对他摆着一副老气横秋的神气。他们那种自信和把克利斯朵夫看透了的态度，使克利斯朵夫也相信他们的见解是不错的，觉得和他们一比，自己的确非常愚蠢：他能有什么话和他们说呢？他们三句不离本行，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天地。他们不能算人。倘使是书本倒也罢了，但他们只是书本的注解，考据文字的诠释。
克利斯朵夫避免和他们在一起，但有时候非见面不可。校长按月招待一次宾客，时间定在下午；他要大家都到。第一次，克利斯朵夫规避了，连道歉的话也不说，只是无声无息地装死，还一厢情愿地希望他的缺席没有被注意；可是第二天他就给话中带刺地说了几句。下一回，因为受到母亲责备，他只能抱着送葬般的心情去了。
到的有本校和当地别的学校的教员，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大家挤在一间太小的客厅里，依着各人的级位分成几个小组，对他理都不理。邻近的一组正谈着教学法和食谱。这些教员太太都有各式各种的烹饪秘诀，发挥得淋漓尽致。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也一样浓厚，也差不多一样内行。丈夫钦佩妻子治家的才具，妻子钦佩丈夫的博学多闻：彼此钦佩的程度也恰好相等。克利斯朵夫站在一扇窗子旁边，靠着墙，不知道怎么好，有时勉强装着傻笑，有时沉着脸，眼睛发呆，脸上的线条扭做一团，真是厌烦死了。离开他不远，有个没人理睬的少妇坐在窗槛上，也和他一样地在那里纳闷。两人只望着客室里的人物，彼此都没看到。过了一会儿，他们支持不住而转过头去打哈欠的时候，才互相注意到了。就在那一刹那间，两对眼睛碰在一起了。他们彼此会心地瞅了一眼。他往前走了一步。她轻轻地对他说：“你觉得这儿有劲吗？”
他背对着众人，望着窗子，吐了吐舌头。她大声笑了出来，忽然精神一振，做个手势教他坐在旁边。他们通了名姓。原来她是本校生物学教员莱哈脱的妻子，新近到差，当地还没有一个熟人。她绝对谈不上好看，臃肿的鼻子，难看的牙齿，一点儿也不娇嫩，可是眼睛很灵活清秀，老带着天真的笑容。她像喜鹊一样地多嘴；他也兴致很好地和她对答；她的爽直教人看了好玩，又会说些发噱的话；他们大声交换着心中的感想，全不顾虑周围的人。而那些邻人，在他们孤独的时候偏不肯发发善心理睬他们，这时可对他们侧目而视了，当着众人这样地嘻嘻哈哈，大家认为太不雅观。……但他们爱怎样想都可以，两个饶舌的人简直不放在心上，难道他们就不能痛快一下吗？
最后莱哈脱太太把她的丈夫给克利斯朵夫介绍了。他长得奇丑无比，一张苍白的、没有胡子的、阴惨惨的脸，可是神气和善到极点。他的声音是在喉咙里迸出来的，说起话来出口成章，又快又不清楚，常常在音节之间停下来。
他们结婚只有几个月，这对丑夫妻倒是非常相爱：在大庭广众之间，彼此的眼风、说话、拉手，都有种特别亲热的方式，又可笑又动人。一个喜欢什么，另外一个也喜欢什么。他们马上约克利斯朵夫等这儿散了，上他们家去吃晚饭。克利斯朵夫先是用说笑话的方式辞谢，说今晚最好是各人回去睡觉：大家都累死了，好像走了几十里路。莱哈脱太太回答说，心里不快活就更不应该立刻睡觉，那是对身体有害的。克利斯朵夫终于让步了。他在孤独的环境中很高兴遇到这两个好人，他们虽然不大聪明，可是老实，殷勤。
莱哈脱夫妇的家也像他们一样好客：礼数太多了一点儿，到处是标语。桌椅，器具，碗盏，都会说话，老是翻来覆去地表示欢迎“亲爱的来客”，问候他的起居，说着好多殷勤的和劝人为善的话。挺硬的沙发上放着一个小小的靠枕，在那里怪亲热的，悄悄地说：“您再坐坐吧。”
人家端给他一杯咖啡，杯子又劝他：“再来一滴吧！”
盘子碟子盛着很精美的菜，同时也借机会替道德作宣传。有的说：“得想到全体：否则你个人也得不到好处。”
有的说：“亲热和感激讨人喜欢，忘恩负义使大家憎厌。”
虽然克利斯朵夫不抽烟，壁炉架上的烟灰碟子也忍不住要勾引他：“这儿可以让烧红了的雪茄歇一歇。”
他想洗手，洗脸桌上的肥皂就说：“请我们亲爱的客人使用。”
还有那文绉绉的抹手布，好似一个礼貌周到的人，尽管没有什么可说，也以为应当多少说一点儿，便说了句极有道理而不大合时的话：“应当早起享受晨光。”
临了克利斯朵夫竟不敢再在椅子上动一下，唯恐还有别的声音从屋子的所有的角落跑出来招呼他。他真想和它们说：“住嘴罢，你们这些小妖怪！人家连说话都听不见了。”
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推说是想起了刚才学校里的集会。他无论如何不愿意使主人难堪。并且他也不大容易发觉人家的可笑。这班人和这些东西的好意的噜苏，他不久也习惯了。你有什么事不能原谅他们呢？他们人都那么好，也不讨厌，即使缺少点儿雅趣，可并不缺少了解人的聪明。
他们来到这儿还没多久，觉得很孤独。内地人往往有种可厌的脾气，不愿意外乡人不先征求他们的同意——那是规矩——就随随便便闯到地方上来。莱哈脱夫妇对于内地的礼法，对这种新来的人对先住的人应尽的义务，没有充分注意。充其量，莱哈脱可能当做例行公事一般地去敷衍一下。但他的太太最怕这些苦役，又不喜欢勉强自己，便一天天地拖着。她在拜客的名单上挑了几个比较最不讨厌的人家先去；其余的都给无限期地搁在那儿。不幸，那些当地的要人就在这一批里头，对于这种失敬的行为大生其气。安日丽加·莱哈脱——她的丈夫叫她丽丽——态度举动挺随便，怎么也学不会那种一本正经的口气。她会跟高级的人顶嘴，把他们气得满面通红；必要时也不怕揭穿他们的谎言。她说话最直爽，并把心里想到的一齐说出来不可，有时竟是大大的傻话，被人家在背后取笑；有时也是挺厉害的缺德话，把人当场开销，结了许多死冤家。快要说的时候，她咬着嘴唇，想忍着不说，可是已经说出口了。她的丈夫可以算得最温和、最谦恭的男人，对于这一点也怯生生地跟她提过几回。她听了就拥抱他，埋怨自己糊涂，认为他说得一点儿不错。但过了一忽儿她又来了，而尤其在最不该说的场合和最不该说的时候脱口而出，要是不说，她觉得简直会胀破肚子。她生性是和克利斯朵夫相投的。
在正因为不该说而说的许多混话中间，她时时刻刻要把德国怎么样、法国怎么样做些不伦不类的比较。她自己是德国人——而且是德国气息最重的——可是生长在亚尔萨斯，和一班法国籍的亚尔萨斯人很有交情，受着拉丁文化的**；那是归并地带(19)内的多少德国人都抗拒不了的，连表面上最不容易感受拉丁文化的人在内。也许因为安日丽加嫁了一个北方的德国人，一朝处于纯粹日耳曼式的环境中而故意要表示与众不同，所以这种**力对她格外强烈。
初次遇到克利斯朵夫的那天晚上，她就扯到她的老题目上来了。她称赞法国人说话多自由，克利斯朵夫马上做了她的应声虫。对于他，法国便是高丽纳：一对光彩焕发的眼睛，一张笑嘻嘻的年轻的嘴巴，爽直随便的举动，清脆可听的声音。他一心希望多知道些法国的情形。
丽丽·莱哈脱发觉克利斯朵夫跟自己这样投机，不禁拍起手来。
“可惜我那年轻的法国女朋友不在这儿了，”她说，“但她也撑不下去；已经走了。”
高丽纳的形象马上隐掉。好似一支才熄灭的火箭使阴暗的天空突然显出温和而深沉的星光，另外一个形象，另外一对眼睛出现了。
“谁啊？”克利斯朵夫跳起来问，“是那个年轻的女教员吗？”
“怎么？你也认识她的？”
他们把她的身材面貌说了一说，结果两幅肖像完全一样。
“原来你是认识她的？”克利斯朵夫再三说，“噢！把你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统统告诉我吧！”
莱哈脱太太先声明她们俩是无话不谈的知交。但涉及细节的时候，她知道的就变得极其有限了。她们第一次在别人家里碰到，以后是莱哈脱太太先去跟那姑娘亲近，以她照例的诚恳的态度，邀她到家里谈谈。她来过两三次，彼此谈过些话。好奇的丽丽费了不少劲儿才探听到一点儿法国少女的身世：她生性沉默，你只能零零碎碎把她的话逼出来。莱哈脱太太只知道她叫做安多纳德·耶南，没有产业，全部的家族只有留在巴黎的一个兄弟，那是她尽心尽力地帮助的。她时时刻刻提到他，唯有在这个题目上她的话才多一些。丽丽·莱哈脱能够得到她的信任，也是因为对于那位既无亲属，又无朋友，孤零零地待在巴黎，寄宿在中学里的年轻人表示同情的缘故。安多纳德为了补助他的学费，才接受这个国外的教席。但两个可怜的孩子不能单独过活，天天都得通信；而信迟到了一点儿，两人都会神经过敏地着慌。安多纳德老替兄弟担心：他没有勇气把孤独的痛苦藏起来；每次的诉苦都使安多纳德痛彻心扉；她一想起兄弟的受罪就难过，还常常以为他害着病而不敢告诉她。莱哈脱太太好几次埋怨她这种没有理由的恐怖；她当时听了居然也宽慰了些。——至于安多纳德的家庭、她的景况、她的心事，莱哈脱太太却一无所知。人家一提到这种问题，那姑娘马上惊慌失措，不作声了。她很有学问，似乎早经世故，可是天真而老成，虔敬而没有丝毫妄想。在这儿住在一个既没分寸又不厚道的人家，她很苦闷。——怎么会离开的，莱哈脱太太也弄不大清。人家说是因为她行为不检。安日丽加可绝对不信；她敢打赌那是血口喷人，唯有这个愚蠢而凶恶的地方才会这样狠毒。可是不管怎么样，总是出了点儿乱子，是不是？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的时候把头低了下去。
“总而言之她是走了。”
“她临走跟你说些什么？”
“啊！”丽丽·莱哈脱说，“真是不运气。我刚巧上科隆去了两天：回来的时候……太晚了！……”她打断了话头对老妈子这么说，因为她把柠檬拿来太晚了，来不及放在她的茶里。
于是，她拿出真正的德国女子动不动把家庭琐事扯上大题目的脾气，文绉绉地补充了两句：“太晚了，人生遭遇，大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