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克利斯朵夫改革德国艺术的经验到了这一个阶段，城里来了个法国戏班子。说准确些，那是一群乌合之众，因为照例是不知从哪儿搜罗得来的一班穷光蛋，和只要能做戏就不管人家剥削的青年演员。班首是一个有名的过时的女戏子。她这一回到德国来巡回表演，路过这小小的省城就做三天戏。
华特霍斯的一班同文为这件事轰得很热闹。曼海姆和他的朋友们对巴黎的文坛和社交界是很熟的，或自命为很熟的；他们把从巴黎报纸上看来的似解非解的谣言，逢人便说。他们在德国是法国派的代表。这就教克利斯朵夫不想再去多了解什么法国精神。曼海姆赞美巴黎的话使克利斯朵夫听腻了。他上巴黎去过几次；那儿也有他的一部分家族；那是普及整个欧罗巴的，他们到一处都得到一处的国籍，得到一处的高官厚爵：在英国有个男爵，在比国有个参议员，在法国有个部长，在德国有个议员，另外还有一个教皇册封的伯爵。他们以犹太人而论彼此很团结，很重视共同的根源，同时也诚心诚意地做了英国人、比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教皇的臣属；他们的骄傲使他们认为自己所选择的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唯有曼海姆喜欢发怪论，有心把一切别的国家看得比他自己的更可爱。所以他常常很热烈地提到巴黎；但他称赞巴黎人的时候，总把他们形容做荒唐胡闹——大叫大嚷的疯子，一天到晚不是闹革命就是寻欢作乐，从来没有一本正经的时间。所以克利斯朵夫对于这个“拜占庭式的，颓废的，伏越山那一边的共和国”并不觉得可爱。他想象中的巴黎，仿佛最近出版的德国艺术丛书中某一册卷首的插画：前景是巴黎圣母院的一个妖怪俯瞰着城中的屋顶(1)，令人想到那个传说：
永恒的肉欲，有如永不餍足的吸血鬼，
在伟大的都市上面，看着嘴边的食物馋涎欲滴。
以纯粹的德国人性格，克利斯朵夫瞧不起那些放浪的法国人和他们的文学；关于法国，他只知道一些粗俗的滑稽作品，只看过《哀葛龙》与《没遮拦太太》(2)，还有是咖啡店音乐会里的小调。小城市里趋奉时髦的习气，一班最无艺术趣味的人到戏院去争先定座的情形，使克利斯朵夫对那个走码头的女角格外表示冷淡与轻视。他声言决不劳驾去听她的戏。加以票价贵得惊人，他也花不起，所以更容易说到做到。
法国剧团带到德国来的戏码，除了两三出古典剧以外，大部分是无聊的，“专门用来出口的”巴黎货色：因为越是平庸的东西越是国际化。第一晚上演的《多斯加》(3)是克利斯朵夫熟识的；他看过翻译本的演出，照例带点儿德国内地剧院所能加在法国作品上的轻松趣味。所以看着朋友们上剧院的时候，他冷冷地笑着说他用不着去再听一遍倒落得耳目清净。但第二天他仍不免伸着耳朵听他们热烈谈论前一晚的情形，而且因为自己没有去，不能驳他们的话，他又气极了。
预告的第二出戏是法译本的《哈姆莱特》。对于莎士比亚的戏，克利斯朵夫是一向不肯放过机会的。在他心目中，莎士比亚和贝多芬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的灵泉。而在他最近所经过的烦闷惶惑的时期内，《哈姆莱特》更显得可贵。虽然怕对这面神奇的镜子把自己的本相再照一遍，他还是有点儿动心，在戏院的广告四周转来转去，很想去定一个座。可是他那么固执，因为对朋友说过了那些话，不愿意食言。要不是回去的路上碰到了曼海姆，他那晚一定像第一天一样守在家里的。
曼海姆抓着他的胳膊，气愤愤的，可是照旧很俏皮地告诉他，有个老混蛋的亲戚，父亲的姊妹，不早不晚带着大队人马撞了来，使他们不得不留在家里招待。他想往外溜，可是父亲不答应他在家族的礼数和对长辈的敬意方面开玩笑；而他这时候因为要刮一笔钱，不能不敷衍父亲，只有让步，不上戏院去。
“你们已经有了票子吗？”克利斯朵夫问。
“怎么没有？一个挺好的包厢；而且临了还得拿去（我此刻就为这个出来的），送给那该死的葛罗纳篷——爸爸的股东，让他带着妻子女儿去摆架子。这才有趣呢！……我非把他们挖苦一下不可。可是他们绝不会放在心上，只要我送了他们票子——虽然他们更希望这些戏票变成钞票。”
他突然停住，张着嘴瞪着克利斯朵夫：“噢！……行了行了！……有办法了！……”他啯啯啯地叫了几声。
“克利斯朵夫，你看戏去吗？”
“不去。”
“哦，你去罢，帮我一次忙。你不能拒绝的。”
克利斯朵夫莫名其妙：“可是我没有位置啊。”
“位置在这儿。”曼海姆得意非凡地说着，把戏票塞在他手里。
“你疯了，你父亲吩咐你的事怎么办呢？”
曼海姆捧着肚子大笑：“他一定要大发雷霆了！……”
他抹了抹眼睛，说出他的结论：“明儿一起床我就向他要钱，趁他还蒙在鼓里的时候。”
“既然知道他要不高兴，我就不能接受你的。”克利斯朵夫说。
“知道？你什么都不用知道，也什么都不知道，那跟你毫不相干。”
克利斯朵夫捻开票子：“我一个人拿了四个座儿的包厢怎么办？”
“随你怎么办。你可以睡在里头，可以跳舞，要是你高兴。还可以带些女人去。你总有几个吧？要不然向人家借也借得到。”
克利斯朵夫把戏票递还给曼海姆：“我不要，真的不要。你拿回去吧。”
“我才不拿回来呢，”曼海姆往后退了几步，“你要不耐烦去，我也不强迫；可是我决不收回。你把票子扔在火里也好，拿去送给葛罗纳篷也好，你这个道学先生！我管不了。再见吧！”
他说完就走，让克利斯朵夫抓着票子待在街上。
克利斯朵夫真是为难了。他想照理应当把戏票送给葛罗纳篷去，可是没有这个劲。他三心二意地回家；等到想起看一看钟点，只有穿起衣服来上戏院的时间了。糟掉这张票子当然太傻。他劝母亲一块儿去，母亲却宁可睡觉。于是他出发了，像小孩子一样地高兴，可是一个人享受这样的乐趣总有点儿不舒服。对曼海姆的父亲和被他抢掉位置的葛罗纳篷，他倒不觉得过意不去，只对于可能和他分享的人抱歉；为一班像他一样的青年，那不是天大的乐事吗？他想了好久也想不出请谁一同去。而且时间已经很晚，得赶紧的了。
他进戏院的时候走过售票房，看见窗子关上，挂着客满的牌子。好些人都在懊丧地退出去，其中有一个姑娘还舍不得就走，带着艳羡的神气看着进去的人。她穿着黑衣服，非常朴素，个子不十分高大，一张瘦瘦的脸非常秀气；他没注意她长得好看不好看。他在她前面走过，停了一会儿，忽然转过身来，脱口而出：“小姐，你没买到票吗？”
她脸一红，回答说：“没有，先生。”她说话是外国口音。
“我有个包厢不知怎么办。可不可以请你一起去？”
她脸更红了，一边道谢一边表示不能接受。克利斯朵夫被她一拒绝，心里一慌，也跟着道歉，同时又继续邀请，可是说来说去她总不肯答应，虽然她心里很愿意。他急起来了，忽然下了决心说：“好吧，我有个办法。你把票子拿去。这出戏我早已看过，”——（那是夸口。）“——我不在乎，你一定比我更感兴味。请你拿了罢，我完全是诚心的。”
那姑娘被他这种真诚的态度感动了，差点儿连眼泪都涌上来。她结结巴巴地道谢，表示决不愿意他做这样的牺牲。
“那不是得了吗？咱们进去罢。”他笑着说。
他的神气那么善良，那么坦白，她觉得刚才就不应该拒绝，便不好意思地回答说：“那么多谢你了。”
他们进去了。曼海姆的包厢在戏院的中央，突出在外面，毫无隐蔽的。他们一进场就被大家注意了。克利斯朵夫请那少女坐在前面，自己坐得靠后面一点儿，免得她发窘。她正襟危坐，羞得连头也不敢转动一下，心中懊悔不该接受他的邀请。克利斯朵夫为了让她定一定神，同时也为了无话可说，假装望着别处。但他不论望到哪儿，都觉察为了自己带着一个陌生女子混在漂亮的包厢客人中，旁人都在大惊小怪，议论纷纷。他向大家瞪着眼睛，觉得他不去过问别人而别人老是来过问他，真是岂有此理。他没想到那种冒昧的好奇心尤其是针对他的同伴，而众人对她的目光也更露骨。为了表示不把旁人的思想议论放在心上，他便探着身子和她搭讪。可是他一开口，她更惊慌得厉害，觉得要回答他的话真是件苦事；她低着头，好容易才说出一个是或否。克利斯朵夫看她怕羞得可怜，也就缩在包厢的尽里头不理她了。幸而台上的戏也开场了。
克利斯朵夫没有看广告，也不关心那有名的女演员扮什么角色。他像那些天真的人一样，到戏院来是看戏而非看戏子的。他根本不去猜那名角是扮奥菲利娅还是扮王后；并且即使他要猜，以两个剧中人的年龄来说，也一定以为她是扮王后，而万万想不到她会扮哈姆莱特的。一看到这个角色出现，一听见这个像玩具的娃娃似的机械的音色，他竟老半天地不敢相信……
“这是谁呢？是谁呢？”他轻轻地问着自己，“总不成是……”
等到他不得不承认那的确是哈姆莱特的时候，不由得开口骂了一句；那位女伴是外国人，没有懂，但左近的包厢里已经听到，马上气愤愤地把他喝住了。他便缩在包厢的尽里头，好称心如意地咒骂一顿。他气极了。要是他能公平一点儿，对于化装的漂亮，把一个六旬老妇变成青年男子，甚至还显得俊美（至少在一班捧角儿的人心里）的艺术上的“解数”，可能表示敬意。但他压根儿就讨厌“解数”，讨厌一切违反自然的现象。他喜欢女是女，男是男。（这种事现在就不大可能。）贝多芬的莱奥诺拉那种幼稚可笑的化装(4)，他已经觉得不舒服。女扮男装的哈姆莱特更荒谬绝伦了。把一个结实、肥胖、苍白、易怒、思想太多、见神见鬼的丹麦人变成一个女子——连女子也算不上，因为女人扮的男人永远是个妖怪——把哈姆莱特弄成一个太监，一个不雌不雄的家伙……那真要当时的人懦弱到极点，批评界无聊到极点，才会让他出台而不把他嘘下去！女戏子的声音使克利斯朵夫怒不可遏。她那种歌唱式的，念一个字像敲一下锤子似的说白，平板单调的朗诵，似乎从香曼莱(5)以来就被世界上最无诗歌感觉的民族奉为至宝。克利斯朵夫气得不知怎么办了，干脆背对着舞台，怒容满面，朝着包厢的板壁，好似一个孩子受着面壁的处罚。幸而他的同伴不敢向他望，要不然一定会把他当做疯子的。
克利斯朵夫脸上古怪的表情突然停止了。他一动不动，声息全无。一种优美的富有音乐味的声音，一个女性的沉着而温柔的声音响亮起来。克利斯朵夫竖起耳朵，一边听着台上的话一边转过身子，好不诧异地想瞧瞧有这等天籁的究竟是何等人物。原来是奥菲利娅。当然这奥菲利娅跟莎士比亚的奥菲利娅一点儿不相干。她是个美丽的姑娘，高大，壮健，身段窈窕，像希腊的雕刻一样，浑身上下都极有生气。虽然为了她的角色竭力压制自己，她仍旧有股青春与欢乐的力在皮肤里、举动里，和笑眯眯的深色的眼睛里闪耀。美丽的身体的魔力，居然使一刹那前对于哈姆莱特的表演那么愤懑的克利斯朵夫，不觉得这个人物跟他意想中的奥菲利娅不符，也没觉得有什么遗憾；而且他满不在乎地把自己臆想中的奥菲利娅为这个台上的奥菲利娅牺牲了。和热情冲动的人一样，他凭着无意的自欺欺人的心理，认为剧中人贞洁而骚乱的心头应当有这股青春的热情。而使他更着迷的，还有她那神奇的声音，纯粹，温暖，醇厚：每个字都像一个美丽的和弦；而在音节四周，更有那种轻快的南方口音，活泼松动的节奏，好比一阵茴香草与野薄荷的香味在空中缭绕。一个南欧的奥菲利娅不是奇观吗？……她带来了金黄的太阳和法国南部的季候风。
克利斯朵夫忘了他的同伴，竟移到包厢前排，坐在她的身旁，眼睛直盯着那个不知名姓的女演员。可是一班并非来听一个无名女戏子的群众，完全不注意她；直要等女扮男装的哈姆莱特开口，他们才决心鼓掌。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生气，低声骂着“蠢驴！”，使十步以内的人都听见了。
到幕间休息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才记起了他的同伴；看她始终那么羞怯，他一边笑一边想到她一定给他粗野的举动吓坏了。——不错：这年轻的姑娘，和他萍水相逢而相处几小时的少女，的确拘谨得近乎病态：刚才要不是在特别兴奋的情形之下，她绝不会接受他的邀请。而她一接受就后悔，恨不得找个机会溜掉。更糟的是她成了众目睽睽的目标，而同伴在背后——她连转过头去望一望都不敢——低声咒骂，咕噜不已，越发使她慌张得厉害。她以为他什么都会做出来的；他一坐到前面来，她简直吓得身子都凉了：谁知道他还有什么古怪的行动呢！她真想钻下地去。她不知不觉退后了一些，生怕碰到他的身子。
可是在休息时间听到他和善的说话，她又放了心。
“我是个挺不愉快的同伴，是不是？请你原谅。”
她望着他，看见他挺和气地笑着，就像刚才使她决意接受邀请的时候的笑容。
他接着又说：“我不能隐藏我的思想……可是那也太不成话了！……这个女人，活了那么一把年纪的女人！……”
他脸上又做了个厌恶的表情。
她微微一笑，轻轻地回答：“说是这么说，究竟是很美的。”
他注意到她的外国口音，就问：“你是外国人吗？”
“是的。”
“是教员吗？”他一边看着她朴素的衣服一边又问。
“是的。”她红着脸回答。
“请问是哪一国人？”
“法国人。”
他做了个惊讶的姿势：“法国人？真想不到。”
“为什么？”她胆怯地问。
“你这样的……严肃！”
（她以为这句话在他嘴里不完全是恭维。）
“法国像我这样的也有的是。”她说的时候有点儿不好意思。
他瞧着她那张小小的忠厚的脸，鼓起的脑门，笔直的小鼻子，四周簇拥着栗色头发的瘦瘦的腮帮。可是他视而不见，心里只想着那美丽的女演员，再三说：“怪了，你是法国人！……真的吗？你跟那个奥菲利娅是一个国家的？简直教人不能相信。”
他静默了一会儿又说：“她多美啊！”
他这么说着，完全没觉得这个话仿佛把奥菲利娅跟这个女伴做了个不大客气的比较；她明明感觉到了，可并不怪克利斯朵夫，她自己也认为奥菲利娅美极了。他想从她那儿打听一些关于那个女戏子的消息，她却一点儿不知道；显而易见她对剧坛的情形很隔膜。
“听到台上说法国话，你一定很愉快吧？”他问。
这句话他是随口说的，不料正说到了她的心里。
“啊！”她那种流露真情的口吻使他很注意，“我真高兴。在这儿我闷死了。”
这一回他可对她仔细瞧了瞧：她的手微微**着，好似感到压迫的样子。但她立刻想起这种话可能得罪他：“噢！对不起，”她说，“我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老老实实地笑了：“得了罢，不用客套！你说得很对。在这儿，不一定要法国人才堵得慌，嘿！”
他耸起肩膀呼了口气。
可是她觉得说出了心里的话很难为情，从此不作声了。同时她也注意到，隔壁几个包厢里有人在偷听他们的谈话：他也发觉了，大为愤怒。他们俩就这样打断了话。休息的时间还没完，他便走到戏院的回廊里去遛遛。少女的话还清清楚楚在他耳朵里，他可心不在焉，脑子里全是奥菲利娅的形象。在以后的几幕中，她更把他完全抓住了；等到奥菲利娅发疯的一场，唱着那一段爱与死的凄凉的歌，她的声音那么动人，使克利斯朵夫惊心动魄，快要放声大哭了。他恨自己这样软弱——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哭的——又不愿意让人家看到，便突然从包厢里走了出去。回廊里，大厅上，都没有人。他心慌意乱地走下楼梯，不知不觉出了大门。他需要呼吸一下晚上凉爽的空气，在黑洞洞的荒凉的街上迈开大步走一会儿。他走到运河边上，把肘子靠着栏杆，望着静静的水，看街灯的倒影在那里摇晃。他的心情也跟这个一样：含糊，激动；除了一大片欢乐在表面上飘**，什么都看不见。报告时刻的大钟响了，他不可能再回到戏院去看戏剧的结束。去看福丁布拉斯的胜利吗？(6)他没有这兴致。谁会羡慕这个胜利的人？看饱了人生的可笑与残酷，谁还愿意当他这个角色呢？整个作品是对人生的可怕的控诉。可是剧中的生命力多么强烈，以至连悲伤也成为欢乐，惨痛也令人陶醉了……
克利斯朵夫回到家里，把那个被他丢在包厢内而连姓名也不知道的少女完全忘了。
第二天早上，他到一家三等旅馆去访问女演员。剧团的经理把她和其余的伙伴安顿在这儿，那个名角住的却是城里的第一家旅馆。克利斯朵夫被带进一间杂乱的小客厅，打开着的钢琴上放着残余的早餐，还有些夹头发的针和又脏又破烂的乐谱。奥菲利娅在隔壁屋子直着嗓子唱，像个只想弄些声音闹哄一下的孩子。人家去通报的时候，她停了一下，问话的声音挺高兴，也不管客人会不会听到：“他找我有什么事，那位先生？他叫什么名字？……克利斯朵夫……姓什么？……克拉夫脱！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多怪的姓！”
她重复了两三遍，念到R的时候拼命地卷舌头。
“不像个姓，倒像个赌咒的字……”接着她真的赌了一个咒。
“他是个年轻人还是个老头儿？……讨人喜欢吗？……——行，我就来。”
于是她又唱起来：
再没有比我的爱情更甜蜜的了……
同时她在房里搜索，咒骂那支躲在乱东西里找不到的贝壳别针。她不耐烦了，吼了几声，表示火气很大。克利斯朵夫虽然看不见，也能想象出她隔壁的举动，不由得笑了。终于他听到脚声走近，奥菲利娅气势汹汹地打开了门，出现了。
她还没完全穿好衣服，只裹着件浴衣，宽大的袖子里露出一对**的手臂，头也没梳，一卷卷的头发掉在眼睛和腮帮上。美丽的深色眼睛，嘴巴，面颊，下巴上那个可爱的酒窝，一股脑儿都堆满着笑意。她用着沉着而歌唱般的声音，对自己的衣着略微表示一下歉意。她明知道用不着道歉，客人只会欢迎她这副打扮。她以为他是来访问的新闻记者。但听到他说是专诚为她，为钦慕她而来的，她非但没有失望，反觉得十分高兴。她心地很好，很殷勤，最得意的是能够讨人喜欢，也不把这一点瞒人。克利斯朵夫的访问和热心使她快乐极了——她还没给人宠坏呢。她的动作，态度，都那么自然，连她小小的虚荣心，和因为能讨人喜欢而表示的高兴，也是自然的，所以他一点儿不发窘。两人立刻像老朋友一样。他说几句不成语法的法语，她说几句不成语法的德语；要不了一小时，两人把所有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她完全没有送客的意思。这个壮健快活的南方女子，又聪明，又活泼，在那些无聊可厌的伙伴中间，在这个不通语言的地方上，要不是天生地性情快乐，早就闷死了；现在有个人谈谈，当然喜出望外。至于克利斯朵夫，跟本地一班狭窄虚假的小市民混腻了，遇到这个无拘无束的、很有平民气息的南方女子，也觉得说不出地痛快。他还不知道这一类的性格也有做作的地方，跟德国人不同的是他们除了外面所表现的那些，心里就没有别的，甚至连面上所表现的那些也没有。可是她至少是年轻的、活泼的，想什么说什么，直截了当；她对一切都要批评，用着新鲜的眼光，毫无顾虑；她身上的气息就像那种扫除云雾的南方的季候风。她很有天分，没有教育，也不会思索，对一切美的好的东西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并且真的非常感动；但过了一会儿又哈哈大笑了。不用说，她喜欢搔首弄姿，喜欢做媚眼，在敞开了一半的梳妆衣下面露出她的胸脯，很想教克利斯朵夫着迷，但这纯粹是出于本能。她毫无心计，更喜欢说说笑笑：跟人家随随便便的，一来就熟，没有拘束也没有客套。她和他讲着戏班子里的内幕，她的苦闷，同事之间无聊的猜忌，奚撒贝——她这样地称呼那个名角——的耍手段，不让她出头。他和她说出对德国人的不满，她听了拍手附和。她心很好，不愿意说谁的坏话，可是不能因之而不说；她一边取笑别人，一边埋怨自己缺德，而说话之间又显出南方人特有的那种观察力，滑稽而中肯：她压制不了自己，形容一个人的时候说话非常刻薄。她乐死了，嘻开着苍白的嘴唇，露出一副小狗般的牙齿；脸上的血色给脂粉遮掉了，只有围着黑圈的眼睛在那里发亮。
他们忽然发觉已经谈了一小时。克利斯朵夫向高丽纳——这是她在戏班里的名字——提议下午再来，带她到城里去遛遛。她听了快活极了，两人约定吃过中饭就见面。
时间一到，他就来了。高丽纳坐在旅馆的小客厅里，捧着一个本子高声念着。她用笑眯眯的眼睛招呼他，只管念下去，念完了一句，才做手势要他坐在大沙发上，挨着她：“这儿坐罢。别说话。我得把台词温一遍。一刻钟就完了。”
她用指尖点着脚本，念得又快又草率，像个性急慌忙的小姑娘。他提议替她背一遍。她就把脚本递给他，站起来背了。她不是吞吞吐吐，就是把一句的结尾念上三四遍才能想到下一句。她脑袋摇摇摆摆，把头发针都掉在地下。碰到一个固执的字不肯回到记忆中来，她便像野孩子一样地暴躁起来，说出古里古怪的赌咒的话，甚至很粗野的字眼——其中有一个很粗野很短的，是她用来骂自己的。克利斯朵夫看她那么有才气又那么孩子气，觉得很奇怪。她把声音的抑扬顿挫调动得很准确，很动人；可是她聚精会神地念到一段，半中间竟不知所云地胡诌起来。她的背功课活像一只小鹦鹉，完全不问其中的意义，那时就变成可笑的胡言乱语了。她可一点儿不着急，一发觉就捧腹大笑。最后，她喊了一声“算啦！”便从他手里抢过脚本往屋角一扔，说：“放学了！时间到了！……咱们走吧！”
他可替她的台词有些担心，问：“你想你这样行了吗？”
“当然啰，”她肯定地回答，“并且还有那提词的人，要他干吗的？”
她到房里去戴帽子。克利斯朵夫因为等着她，便坐在钢琴前面按了几个和弦。她听了在隔壁屋里喊起来：“噢！这是什么？你再弹呀！那多好听！”
她跑来了，随手把帽子往头上一套。他弹完了，她要他再弹，嘴里还来一阵娇声娇气的赞叹；那是法国女子的习惯，不管是为了《特里斯坦》或是为了一杯巧克力。克利斯朵夫笑了：这对他的确换了一种口味，和德国人夸大其词的派头完全不同。其实是一样的夸张，不过是两个极端罢了：一个是把一件小古董说得山样大，另一个是把一座山说得像古董样小：还不是一样可笑？可是他那时觉得后面的一种比较可爱，因为是从他心爱的嘴里说出来的。高丽纳问他弹的是谁的作品；一知道是他的大作，她又叫了起来。他早上已经告诉过她，他是个作曲家，但她根本没注意。她挨着他坐下，硬要他把全部作品弹一遍。散步的事给忘了。这不但表示她有礼，而且因为她极喜欢音乐，她靠着奇妙的本能补足了教育的缺陷。他先还不拿她当真，只弹些最浅的曲子。但他无意中奏了一段自己比较看重的作品而她居然更喜欢，虽然他并没告诉她什么，他就又惊又喜了。一般德国人遇到懂音乐的法国人，都会表示一种天真的诧异，克利斯朵夫就是这样：“怪了！想不到你鉴赏力很高！……”
高丽纳冷笑了一声。
这样以后，他弹着越来越难懂的作品，想瞧瞧她究竟懂到什么程度。可是大胆的音乐似乎并没有把她搞糊涂；而在一阕因为从来没有被德国人了解，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开始怀疑的，特别新颖的曲调之后，高丽纳竟要求他再来一遍，而且还站起身子背出调子来，几乎一点儿没错；那时克利斯朵夫的诧异更是可想而知了。他转过身来对着她，非常感动地握着她的手，嚷道：“噢！你倒是个音乐家！”
她笑了，说她早先在一个外省的歌剧院中唱过，但有个剧团经理在跑码头的时候碰到她，认为她有演韵文剧的才具，劝她改了行。
“多可惜！”他说。
“为什么？诗也是一种音乐啊。”
她要他把歌的意义给解释了；他又用德语把歌词念给她听，她马上跟着学，像猴子一样容易，连他抿嘴唇挤眼睛的动作都学上了。后来她背着唱的时候可错误百出，闹了很多笑话，背不出的地方就随口造些古怪的声音填上去，把两人都笑死了。她毫不腻烦地要他尽弹，他也毫不腻烦地听着她美丽的声音；她还不懂歌唱这一行的诀窍，像小姑娘一样尖着喉咙，但自有一种说不出的清脆动人的味道。她说话爽直，想什么说什么。虽然她没法解释为什么她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但她的判断骨子里的确有个理由。奇怪的是，逢到那些最规矩的，在德国最受赏识的作品，她反而最不惬意，只为了礼貌而恭维几句，但人家明明看出她不感兴趣。因为她没有音乐素养，所以不会像那些鉴赏家与艺术家一样，对“耳熟”的东西不知不觉地感到愉快，也不会在一件新的作品中去爱好在前人的作品中爱好过的形式或公式。同时她并不像德国人那么喜欢优美悦耳的感伤情调（至少她的感伤情调是另外一种，而克利斯朵夫还没发觉这一种感伤的缺点）；在德国最受欢迎的靡靡之音，她不会对之出神；她完全不赏识克利斯朵夫作的一个最平庸的歌——而那正是克利斯朵夫恨不得毁掉的，因为朋友们觉得好容易才有个机会捧他，老跟他提到这件作品。高丽纳天生能把握一切戏剧情绪，她喜欢的作品是要能清清楚楚表现出某一种热情，而且表现得很率直的，这也正是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有些和声的生辣，克利斯朵夫觉得挺自然，她对之并无好感：那给她一个非常突兀的感觉，使她唱不下去；她停下来问：“难道真是这样的吗？”他回答说是的，她就想法儿勉强唱下去，但终于扮了个鬼脸，被克利斯朵夫看在眼里。往往她宁可跳过那一节，他却在琴上再弹一遍，问：“你不喜欢这个吗？”
她皱皱眉头说：“我觉得它不自然。”
“怎么不自然？”他笑着说，“你想想它的意思罢。在这儿听起来难道会不真吗？”他指了指心窝。
“也许对那儿是真的……可是这儿觉得不自然。”她拉扯自己的耳朵。
从极轻忽然吊到极响的德国派朗诵，她也觉得刺耳：“干吗他要这样大叫呢？又没有别人在场，难道怕邻居听不见吗？他真有点儿这种神气……（对不起！你不会生气吧？）……他好像远远地招呼一条船。”
他并不生气，倒是真心地笑了，认为这种见解不无是处。她的议论使他听了好玩；从来还没人和他讲过这一套呢。结果他们都同意：用歌唱表现的朗诵最容易把很自然的说话变得不成样子，像一条越来越大的虫。高丽纳要求克利斯朵夫替她写一阕戏剧音乐，用乐队来为她的说白做伴奏，偶然穿插几段歌唱。他听了这个主意很兴奋；虽然场面的安排极不容易，但他觉得为了高丽纳的嗓子值得一试；于是他们想着许多将来的计划。
等到他们想出门，已经快五点了。在那个季节里，天很早就黑的。散步是不可能了。晚上高丽纳还要参加排戏，那是谁也不准参观的。所以她约他第二天下午来带她出去，完成当天的计划。
第二天差点儿又跟上一天一样。他发现高丽纳骑在一张高凳上，吊着腿，照着镜子，正在试一副假头发。旁边有服侍她上装的女仆和理发匠，她嘱咐理发匠要把一卷头发给弄得高一些。她一边照着镜子，一边望着站在背后微笑的克利斯朵夫，吐吐舌头。理发匠拿着假头发走了，她便挺高兴地转过身来说：“你好，朋友！”
她把腮帮迎上去让他亲吻。他不防她有这种亲热的表示，可也不肯错过机会。其实她并不把这举动看得怎么了不起，仅仅当做招呼的一种方式罢了。
“噢！我真快活！”她说，“今晚上可行了，行了。——（她说的是假头发。）——我真急死了！要是你早上来，就可以看到我可怜得什么似的。”
他追问什么缘故。原来巴黎的理发匠包装的时候搞错了，替她放了一副跟她的角色完全不配的假头发。
“完全是平的，笔直地望下挂着，难看死了。我一看就哭了，哭得昏天黑地。可不是吗，台齐莱太太？”
“我进来的时候，”那女仆接着说，“太太(7)把我吓坏了。太太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
克利斯朵夫笑了。高丽纳在镜子里看到了，愤愤地说：“这好笑吗，没心肝的！”可是她也跟着笑了。
他问她昨晚排戏的情形怎么样。——据说一切都很好。但她很希望人家把别的演员的台词多删掉一些，可别删掉她的……两人谈得那么有劲，把一个下午又虚耗了一半。她慢条斯理地穿着衣服，征求克利斯朵夫对她装束的意见。克利斯朵夫称赞她漂亮，天真地用他不三不四的法语说从来没见过比她更“**”的人。——她先是愕然瞪着他，然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说了什么啊？”他问，“不该这么说的吗？”
“不错！不错！”她简直笑弯了腰，“你说得正对。”
终于出门了。她的花花绿绿的服装和咭咭呱呱的说话，引起了大家的注目。她看一切都用着俏皮的法国女子的眼光，完全不想隐藏自己的感想。看到时装店陈列的衣衫，卖画片的铺子里乱七八糟的样品，有的是谈情说爱的镜头，有的是滑稽或肉麻的照片，有的是当地的妓女，有的是皇族，有穿红衣服的皇帝、穿绿衣服的皇帝，还有穿水手装的皇帝，把着“日耳曼”号的船舵向天睥睨的神气：她简直为之笑倒了。对着饰有瓦格纳那副生气模样的头像的餐具，或是理发店橱窗里的蜡人头，她又高声狂笑。便是在表现忠君爱国的纪念像前面，对着穿着旅行外套、头戴尖盔的老皇，前呼后拥的还有普鲁士，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和全身**的战神，她也毫无礼貌地嘻嘻哈哈。路上碰到什么人，只要面貌、走路的架势、说话的腔调有什么可笑的地方，都被她作为当场打趣的资料。被她挖苦的人看她狡猾的眼光就明白了。她猴子般的本能会使她不假思索地，用嘴唇鼻子学他们或是缩做一团或是大张嘴脸的怪样子。她鼓起腮帮，摹仿随便听来的一句话，因为她觉得那声音挺滑稽。他很高兴地跟着她笑，绝对不因为她放肆而发窘，他自己也不比她安分。幸而他的名誉已经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否则光是这一次的散步就能使他声名扫地。
他们去参观大教堂。高丽纳虽然穿着高跟鞋和长袍子，还是要爬上塔顶，衣摆在踏级上拖着，在扶梯的一只角上给钩住了；她可不慌不忙，痛快把衣服一扯，撕破了，然后毫无顾忌地把衣裾提得老高，继续往上爬。她差点儿把大钟都要敲起来。到了塔顶，她大声念着雨果的诗句——克利斯朵夫一个字都不懂——又唱着一支通俗的法国歌。随后，他学着伊斯兰教祭司的模样高叫了几声。——天快黑了。他们回到教堂里，浓厚的黑影正沿着高大的墙壁上升，正面的花玻璃像神幻的瞳子一般闪闪发光。克利斯朵夫瞥见那天陪他看《哈姆莱特》的少女跪在侧面的一个小祭堂里。她一心一意地在那儿祷告，没看见他；但她痛苦而紧张的脸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很想和她说几句话，至少跟她打个招呼；但他被高丽纳拉着往前直奔。
他们不久就分手了。她得准备上台；根据德国的习惯，戏院是很早开场的。但他才回家，就有人打铃，送来一张高丽纳的便条：
好运气！奚撒贝病了！停演一天！万岁啊万岁！……朋友！你来罢！咱们一起吃晚饭！——别忘了多带些乐谱来！……
高丽纳
他一时看不懂。等到弄明白了，他和高丽纳一样快活，马上到旅馆去了。他担心吃饭的时候要碰到整个戏班子的人，不料一个都没看见。甚至高丽纳也失踪了。最后他听见屋子尽里头有她很响很高兴的声音；他跟着去找，终于在厨房里找到了。她忽发奇想地要做一盘别出心裁的菜，放着大注香料，使满街满巷都闻到的南方菜。她和旅馆里的胖子老板娘混得好极了，两人咭咭呱呱说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又有德语，又有法语，又有野人话，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她们互相尝着她们的出品，哈哈大笑。克利斯朵夫的出现使她们闹哄得更厉害了。她们不许他进去，他偏要进去，也尝到了那盘名菜，扯了个鬼脸：于是她说他是个德国蛮子，真犯不上为他费心。
他们一起回到小客厅，饭桌已经摆好：只有他和高丽纳两个人的刀叉。他不由得问戏班子里的同伴在哪儿。
“不知道。”高丽纳做了个满不在乎的手势。
“你们不一起吃饭吗？”
“没那回事！在戏院里碰见已经够受了！……还得一块儿吃饭吗？……”
这一点和德国习惯大不相同，他听了又奇怪又羡慕。
“我以为你们是个很会交际的民族呢！”
“那么，”她回答说，“难道我不会交际吗？”
“交际的意思是过集团生活。我们这儿是要大家混在一起的！男的，女的，小的，从出生到老死，都是团体的一分子。什么事都得跟大家伙儿一起做：跟大家一起吃饭，一起歌唱，一起思想。大家打嚏，你也跟着打嚏；要不是跟大家一块儿，我们连一杯啤酒都不喝的。”
“那可好玩喽，”她说，“干吗不在一只杯子里喝呢？”
“你不觉得这表示友爱吗？”
“滚它的蛋，友爱！我跟我喜欢的人才友爱，决不跟所有的人友爱……呸！这还像什么社会，简直是个蚂蚁窠！”
“像我这样跟你一样思想的人，在这儿过的有趣日子，你可知道了罢？”
“那么上我们那儿去呀！”
那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问她关于巴黎和法国人的情形。她告诉了他许多事情，可并不完全准确。除了南方人喜欢吹牛的习气，她还本能地想教听的人入迷。据她说，在巴黎谁都是自由的；并且巴黎人个个聪明，所以大家都运用自由而不滥用自由；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信什么就信什么，爱什么就爱什么，不爱什么就不爱什么，绝没有人多句话。那儿，绝没人干预旁人的信仰，刺探旁人的心事，或是管人家的思想。那儿，搞政治的绝不越出范围来干涉文学艺术，绝不把勋章、职位、金钱，去应酬他们的朋友或顾客。那儿，绝没有什么社团来操纵人家的声名和成功，绝没有受人收买的新闻记者，文人也不相轻，也不互相标榜。那儿，批评界绝不压制无名的天才，绝不一味捧成名的作家。那儿，成功不能成为不择手段的理由，一帆风顺也不一定就能博得群众的拥戴。人情风俗都那么温厚，那么亲切，那么诚恳。人与人间没有一点儿不痛快。从来没有毁谤人家的事。大家只知道互相帮助。新来的客人，不管是谁，只要真有价值，可以十拿九稳地受到人家欢迎，摆在他面前的尽是康庄大道。这些不计利害的、豪侠大度的法国人心中，全是纯粹的爱美的情绪。他们唯一的可笑是他们的理想主义，为了这个，他们虽然头脑清楚，仍免不了上别的民族的当。
克利斯朵夫听着，连嘴都合不拢来了；那真教人听得出神呢。高丽纳自己也听得飘飘然；至于前一天向克利斯朵夫说她过去的生活如何艰苦等，她完全忘了，而他也一样地记不起。
可是高丽纳并非单单要教德国人喜欢她的国家；她同样关心的是要人家喜欢她本人。倘使一个晚上没有一些调情打趣的玩意儿，她会觉得沉闷而可笑的。她免不了逗弄克利斯朵夫，可是白费；他简直没觉得。克利斯朵夫压根儿不懂什么叫做调情。他只知道爱或不爱。他不爱的时候无论怎么也想不到爱情方面去。他对高丽纳的感情只是热烈的友谊，他从来没领教过这种南方女子的性格；她的魔力，风度，快活的心情，敏捷的理解力，开旷的胸襟，他都体会到；这些已经大大地超过了爱情所需要的条件；可是“爱情之来是不可捉摸的”，这一回它偏不来；至于没有爱情而玩爱情的游戏，他连想也没想到过。
高丽纳看着他一本正经觉得好玩。他在钢琴上弹着他带来的音乐，她挨在他身旁，把**的手臂绕着克利斯朵夫的脖子，并且为了看乐谱，她身子往前探着，几乎把脸靠着他的脸。他觉得她的睫毛掠在他的脸上，看见她眼梢里带着俏皮的意味，也看到那张可爱的脸噘着嘴唇笑着，等着。——她的确等着。克利斯朵夫可不懂这暗示，只觉得高丽纳使他弹琴不方便，他不知不觉挣脱了身子，把座椅挪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回过头去想跟高丽纳说话，发觉她拼命想笑，她的酒窝已经在笑了，可还抿着嘴忍着。
“你怎么啦？”他很奇怪地问。
她望了他一下，禁不住哈哈大笑了。
他完全莫名其妙：“你笑什么？难道我说了什么古怪的话吗？”
他越盯着问，她越笑。快歇住了，一看他那副发呆的神气，她又大笑起来。她站起身子，跑去倒在屋子那一头的大沙发上，把脸埋在靠枕里，让自己笑个痛快，她全身都跟着**。他也被她引得笑起来，走过去拍着她的背。等到她称心如意地笑够了，才抬起头来，抹着眼泪，对他伸着手。
“哎啊！你多老实！”她说。
“不见得比别人更坏吧？”
她抓着他的手还在格格地笑：“法国女人不正经是不是？”
（她学着他古怪的法语读音。）
“你这是嘲笑我啊。”他也兴致挺好地回答。
她温柔地望着他，用力摇着他的手，问：“咱们是朋友吗？”
“当然！”他照样摇着她的手。
“高丽纳走了，你会想起她吗，你不恨她吗？这个不正经的法国女人？”
“德国蛮子这么傻，你也不恨他吗？”
“就为他傻才喜欢他呢……你会上巴黎去看我吗？”
“一定的……你会跟我通信吗？”
“我可以赌咒……你也得赌咒。”
“行，我就赌咒。”
“不是这样的。得伸出手来。”
她学着古代罗马人发誓的模样。她要他答应写一个剧本——一出通俗的歌剧，将来译成法语，让她在巴黎上演。下一天她就得跟着剧团走了。他约定后天上法兰克福去看她，剧团要在那边公演。他们又谈了些时候。她送给克利斯朵夫一张照片，上半身差不多是**的。两人高高兴兴地分手了，像兄妹似的拥抱了一番。自从高丽纳看出克利斯朵夫很喜欢她而不是爱她以后，她也真的喜欢他，不动爱情而把他当做好朋友。
他们都睡得很好，谁也不做乱梦。第二天他早上有预奏会，不能送她。可是第三天他把事情安排妥当，上法兰克福赴约去了。那只是两三个钟点火车的路程。高丽纳并不以为他真能说到做到；他可把约会看得很认真，戏院开场的时候已经在那里了。他在休息时间上化妆室去找她，她一看见就又惊又喜地叫起来，扑上他的脖子。他来赴约使她非常感激。克利斯朵夫觉得不痛快的是，法兰克福很多聪明而有钱的犹太人，能够赏识她眼前的美貌，料到她将来的走红，都争着来恭维她。时时刻刻有人上化妆室来，全是些眼睛挺有神而面团团的家伙，用着生硬的口音说些无聊的奉承话。高丽纳当然搔首弄姿地跟他们卖俏；以后跟克利斯朵夫说话也不由得拿腔作调，带着逗弄的口吻，使他不大高兴。她毫无顾忌地在他面前化装，他可一点儿不感兴趣；眼看她把胳膊、胸脯、脸搽脂抹粉，他只觉得讨厌。他想等戏完了马上就走，不再来找她。他向她告别，抱歉地说不能参加终场以后人家请她的消夜餐，她就非常真诚地表示难过，使他的决心动摇了。她叫人把火车表拿来，证明他能够有、应当有时间多陪她一会儿。他当然很乐意接受她的劝告，便参加了消夜餐；他对于人们的胡闹跟高丽纳对随便什么混蛋都敷衍的手段，居然也不过分显出心中的厌恶。对她是没法记恨的。那么纯朴的姑娘，没有什么道德观念，懒洋洋的，肉欲很强，喜欢玩儿，像孩子一样撒娇，同时又那么正直，那么善良，连她所有的缺点也是自然的、健康的，只能教人发笑，甚至还会喜欢。她说话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坐在她对面，望着她生动的脸，精神奕奕的美丽的眼睛，有点儿臃肿的下巴，像意大利人那样的笑容，和善，细腻，可是缺少清秀和灵气：他这一下才把她仔细看清楚了。有些地方使他想起阿达：举动，目光，带点儿粗俗的卖弄风情的手段；女人总脱不了女人的性格！但他喜欢的是那种南方人的心情，慷慨豪爽，尽量施展她天赋的优点，绝对不装出交际场中的漂亮和书本式的聪明，完全保存着她的和谐，她的身心好像生来就是为在阳光中舒展的。——他走的时候，她特意站起来和他到一边去道别。两人又拥抱了一下，把通信和再见的话重复了几遍。
他搭最后一班火车回去。在一个中间站上，对面开来的火车已经先等在那儿。克利斯朵夫在对方列车的三等车里——正对着他的车厢——看见那个陪他看《哈姆莱特》的法国少女。她也看到了克利斯朵夫，认得是他。两人都愣了一愣，不声不响行了个礼，一齐低下头去，连动都不敢动。可是他一眼之间已经看见她戴着一顶旅行便帽，身边放着一口旧提箱。他没想到她离开德国，以为是出门几天。他不知道应不应当和她说话，迟疑了一会儿，心里盘算着和她说些什么，正当他要去放下车窗招呼她的时候，忽然听到开车的信号，就放弃了说话的念头。列车开动之前又过了几秒钟。他们俩面对面望着。彼此的车厢里都没有别人，他们把脸贴在车窗上：透过周围沉沉的黑夜，四只眼睛碰在一起。双重的车窗隔着他们。要是伸出胳膊，还可以碰到呢。咫尺，天涯。车子开动了。她始终望着他，在这个分离的一刹那，她不觉得胆小了。两人望得出了神，连最后一次点点头都没想到。她慢慢地远去了，不见了；他眼看她的列车在黑夜里消灭。像两个流浪的星球似的，他们俩走近了一下，又在无垠的太空中分开了，也许是永久地分开了。
等到看不见她了，他才感到自己心里给那道陌生的目光挖了一个窟窿；他不明白为什么，可是明明有个窟窿。半阖着眼皮，蒙蒙眬眬地靠在车厢的一角，他觉得自己眼睛里深深地印着那一对眼睛的影子；别的思想都静了下来，让他仔细体会那个感觉。高丽纳的形象在心房外面转动，好比一只飞虫扑着窗子；但他不让她进来。
等他下了车，呼吸着夜晚凉爽的空气，在万籁无声的街上走动之下，精神一振，又看到了高丽纳的影子。他回想到那个可爱的女戏子，自个儿微微笑着，又高兴又气恼，因为一忽儿想到她亲热的举动，一忽儿想到她粗俗的调情。
他怕惊醒睡在隔壁屋子里的母亲，不声不响地脱着衣服，一边轻轻地笑着咕噜道：“这些古怪的法国人！”
可是那天晚上在包厢里听到的一句话又回到他的记忆里：“像我这样的也有的是。”
他第一次跟法国接触就看到了它双重的性格。但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根本不想去解答这个谜。回想到车厢里那个少女，他只随便对自己说了句：“她不像一个法国人。”
仿佛怎么样才能算法国人倒要一个德国人来决定似的。
像法国人也罢，不像法国人也罢，总而言之他想着她；因为他半夜惊醒过来，心里一阵难过；原来他记起了放在少女身边的箱子，忽然明白那姑娘是一去不回的了。其实他早该想到而竟没想到。这一下他却隐隐约约有点儿伤感。但他在**耸了耸肩，想道：“那跟我有什么相干？想它干吗！”于是他又睡着了。
可是下一天他出门第一个就碰到曼海姆，叫他勃罗希(8)，问他可有意思去征服整个法兰西。他从这个有脚告示嘴里，知道包厢的事闹大了，出乎曼海姆的意料。
“你真是个大人物，”曼海姆嚷着说，“我甘拜下风了！”
“我又没做什么。”克利斯朵夫回答。
“你真了不起！老实说，我忌妒你。一手抢掉了葛罗纳篷的包厢，还请了他们的法国女教师去代替他们，嘿嘿！那太妙了，我就没这个本领！”
“她是葛罗纳篷家的女教师吗？”
“对，你尽管装不知道，只做是无心的，我也劝你这么办！……爸爸简直不肯罢休。葛罗纳篷一家都气死了！……可是事情很快就有了解决，他们把那姑娘撵走了。”
“怎么！”克利斯朵夫叫起来，“他们把她歇了！……为了我把她歇了？”
“你不知道吗？她没跟你说吗？”
克利斯朵夫表示很难受。
“好家伙，别烦恼了，”曼海姆说，“那也没关系。而且你早该想到的，只要葛罗纳篷他们一发觉——”
“什么？发觉什么？”克利斯朵夫嚷着。
“发觉她是你的情妇啰！”
“可是我连认识都不认识她，连她是谁也不知道。”
曼海姆微微一笑，意思是说：“你把我当做傻子了。”
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一定要曼海姆相信他的话。曼海姆便道：“那就更怪了。”
克利斯朵夫**起来，说要去找葛罗纳篷，把事实告诉他们，替少女洗刷明白，曼海姆劝他不必：“朋友，你越跟他们解释，他们越不信。何况也太晚了。现在那女孩子已经不知在哪儿了。”
克利斯朵夫难过到极点，竭力想寻访女孩子的踪迹，想写信向她道歉。可是谁也不知道她的事。他上葛罗纳篷家去问，碰了个钉子；他们不知道她上哪儿去的，并且也不关心这种事。克利斯朵夫一心想着自己害了人，悔恨不已。除了悔恨，还有那双眼睛的神秘的魔力，像一道光似的悄悄地照着他的心。岁月的洪流，新的念头，似乎把那魅力与悔恨一齐淹没了，盖掉了；可是它们暗中老在他心底里。克利斯朵夫始终忘不了他所谓他的牺牲者。他发誓要把她找到。明知道机会很少，他却有把握能够和她再见。
至于高丽纳，她从来没复他的信。过了三个月，他不再存什么希望了，忽然收到她一通四十字长的电报，用着怪高兴的语调给他许多亲密的称呼，问“大家是否还相爱”。后来，杳无音讯地差不多隔了一年，又接到一封短信，像小孩子似的把字写得挺大挺潦草，装着贵妇人的口吻，一共只有寥寥几句，都是亲热而古怪的话。以后，又没消息了。她并没忘了他；只是没工夫想到他。
目前，高丽纳的印象还很新鲜，两人交换的计划老在心中盘旋，克利斯朵夫便打算写一阕戏剧音乐给高丽纳去演，其中夹几段她可以唱的调子——大概是一种诗歌体音乐话剧(9)的形式。这一门艺术从前在德国极受欢迎，莫扎特曾经热烈称赏；贝多芬，韦伯，门德尔松，舒曼，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有制作；但从瓦格纳派的艺术得势，以为替戏剧与音乐找到了一个确切不移的公式之后，诗歌体杂剧就衰落了。瓦格纳派的学究，不单排斥一切新的杂剧，还要把以前的杂剧彻底清除：他们费尽心血把歌剧中所有语体对白的痕迹删掉，替莫扎特、贝多芬、韦伯等补上他们自出心裁的吟咏体；他们很虔诚地把垃圾堆在杰作上面，自以为把大师们的思想给补足了。
高丽纳的批评使克利斯朵夫对于瓦格纳派的朗诵体格外觉得笨重，甚至难听；他考虑到在戏剧中把说白与歌唱放在一处，用吟咏体把它们合在一起，是不是无聊，是不是违反自然：因为那好比把一匹马和一只鸟拴在同一辆车上。说白与歌唱各有各的节奏。一个艺术家为了他所偏爱的一种艺术而牺牲另一种，那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在两者之间求妥协，就非两败俱伤不可，结果是说白不成其为说白，歌唱不成其为歌唱。歌唱的壮阔的波澜，势必受狭窄单调的河岸限制；而说白的美丽的**的四肢，也要包上一层浓艳厚重的布帛，把手势与脚步都给束缚了。为什么不让它们俩自由活动呢？就像一个美丽的女子，沿着一条小溪轻快地走着，幻想着，给喁喁的水声催眠着，步履的节奏不知不觉与溪水的歌声相应。这样，音乐与诗歌都自由了，可以并肩前进，把彼此的幻梦融合在一起。当然不是任何音乐任何诗歌都能这样结合的。一般粗制滥造的尝试和恶俗不堪的演员，往往使反对杂剧的人振振有词。克利斯朵夫也久已跟他们一样存着厌恶之心：演员们依着乐器的伴奏念那些语体的吟诵的时候，并不顾到伴奏，并不想把他们的声音与伴奏融合为一，只想教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这种荒谬的情形的确使一切有音乐感觉的耳朵受不了。可是从他听到了高丽纳和谐的声音，听到了她流水似的、纯净的声音，像一道阳光照在水里那样在音乐中动**，和每句旋律的轮廓化成一片，成为一种更自由更流畅的歌声，他仿佛看到了一种新艺术的美。
他或许看得很对；但这一类的艺术倘使要真有价值，可以说是所有的体裁中最难的，像克利斯朵夫那样没有经验的人去贸然尝试，决计免不了危险。尤其因为这种艺术有一个主要条件，就是诗人、艺术家、演员，三方面的努力必须非常调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理会这些，就冒冒失失地去尝试只有他一个人感觉到它的法则的新艺术。
最初他想采取莎士比亚的一出神幻剧(10)或《浮士德》后部中的一幕来配制音乐。但戏院方面并无意做这种尝试，认为费用既不赀，而且是荒唐的试验。大家承认克利斯朵夫对音乐是内行，但看到他胆敢对戏剧也有所主张，就觉得好笑而不把他当真了。音乐与诗歌，好似两个漠不相关而暗中互相仇视的世界。要踏进诗歌的领域，克利斯朵夫必须和一个诗人合作；而这诗人是不容许他选择的，连他自己也不敢选择：因为他不敢信任自己的文学趣味。人家说他完全不懂诗歌，事实上他对于周围的人所赞赏的诗歌，的确完全不懂。凭着他那种老实与固执的脾气，他费了不少苦心去领略这一首诗或那一首诗的妙处，始终没成功，他不胜惶愧，承认自己没有诗人的素质。其实他很爱好某几个过去的诗人，这一点使他还有点儿安慰。但他爱好那些诗人的方式大概是不对的。他发表过奇特的见解，说唯有把诗译成了散文，甚至译成了外国文的散文而仍不失其为伟大的诗人才算伟大，又说文辞的价值全靠它所表现的心灵。朋友们听了都嘲笑他。曼海姆把他当做俗物。他也不敢辩白。只要听文人谈论音乐，就可知道一个艺术家一旦批评他外行的艺术就要闹笑话。这种例子他天天有得看到，所以他决意承认（虽然心里还有点儿怀疑），自己对诗歌真是外行，而对那些他信为更在行的人的见解，闭着眼睛接受了。杂志里的朋友们给他介绍了一个颓废派诗人——史丹芬·洪·埃尔摩德，说他写了出别出心裁的《伊芙琴尼亚》。(11)当时的德国诗人和他们的法国同行一样，正忙着把古希腊的悲剧改头换面。埃尔摩德的作品就是半希腊半德国式的那一种，把易卜生、荷马，甚至王尔德的气息混在一起，当然也没忘了查看一下考古学。他所写的阿伽门农是个神经衰弱病者，阿喀琉斯是个懦怯无用的人：他们互相怨叹自己的处境；而这种怨叹当然也无济于事。全剧的重心都在伊芙琴尼亚一个人身上：她又是一个神经质的、歇斯底里的、迂腐的伊芙琴尼亚，教训着那些英雄，狂叫怒吼，对着大众宣说尼采派的厌世主义，结果是醉心于死而在狂笑中自刎了。
这部狂妄的作品，完全代表一个穿着希腊装束的没落的野蛮民族，与克利斯朵夫的精神根本是不相容的。但周围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它是杰作。他变得懦弱了，也信了他们的话。其实他脑子里装满了音乐。念念不忘的是音乐而非剧本。剧本只等于一个河床，给他用来宣泄热情的巨流的。真正为诗歌配制音乐的作家必须懂得退让，放弃自己的个性，克利斯朵夫可绝对办不到。他只想到自己，没想到什么诗歌；而他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自以为了解诗人的作品：殊不知他所了解的根本不是原作的意思。像小时候一样，他脑子里编了一个脚本，跟摆在眼前的那个毫不相干。
等到排演的时候，他可发现了作品的真面目。有一天他听着其中的一幕觉得荒谬至极，以为是演员们把它改了样；他不但当着诗人向演员解释剧本，还对那个替演员们辩护的诗人解释。作者不服气了，怪不高兴地说他总该明白自己所要表白的东西罢。克利斯朵夫一口咬定埃尔摩德完全不了解剧本。众人听了哄堂大笑，克利斯朵夫才觉得自己闹了笑话。他住了嘴，承认那些诗句究竟不是自己写的。于是他看出了剧本的荒谬，大为丧气；他不懂怎么早先会误解的。他骂自己糊涂，扯着自己的头发。他想聊以**，暗暗地说：“好罢，我根本没懂。别管剧本，只管我的音乐罢！”——可是剧中人的举动、姿势、说话的无聊、装腔作势的激昂、不必要的叫喊，使他受不了，甚至在指挥乐队的时候连棍子都举不起来，恨不得去躲在提示人的洞里。他太坦白，太不懂世故了，没法掩藏自己的感想，使朋友、演员、剧作者，每个人都感觉得清清楚楚。
“是不是你不喜欢这个作品？”埃尔摩德冷笑着问。
克利斯朵夫鼓着勇气回答：“说老实话，我不喜欢。我不懂。”
“那么你写音乐以前，没把剧本念过一遍吗？”
“念过的，”克利斯朵夫天真地说，“可是我误会了，把作品了解错了。”
“可惜你没有把你所了解的自己写下来。”
“唉！我要能自己写才好呢！”克利斯朵夫说。
诗人气恼之下，为了报复，也批评他的音乐了。他埋怨它繁重，使人听不到诗句。
诗人固然不了解音乐家，音乐家也固然不了解诗人，演员们却是对他们俩都不了解，而且也不想了解。他们只在唱词中找些零星的句子来卖弄自己的特长。他们绝对不想把朗诵去适应作品的情调和节奏：他们和音乐分道扬镳，各自为政，仿佛他们永远没把音唱准似的。克利斯朵夫气得咬牙切齿，拼命把一个一个的音符念给他们听：可是他叫他的，他们唱他们的，根本不懂他的意思。
要不是为了已经排演到相当程度，怕取消了会引起诉讼，克利斯朵夫早就放弃这个戏了。曼海姆听到他灰心的话，满不在乎地说：“怎么啦？事情很顺当啊。你们彼此不了解吗？哦！那有什么关系？除了作家本人，谁又懂得一件作品？作家自己能懂，已经算了不起了！”
克利斯朵夫为了诗的荒谬非常担心，说是会连累他的音乐的。曼海姆当然知道那些诗不近人情，埃尔摩德也是个无聊家伙；可是他觉得无所谓：埃尔摩德请客的时候饭菜挺好，又有一个美丽的太太，批评界对他还能要求什么呢？——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说他没有工夫听这种轻薄话。
“哪里是轻薄话！”曼海姆笑着说，“他们都是些老实人！完全不知道人生中什么是重要的。”
他劝克利斯朵夫别为埃尔摩德的事那么操心，得想到自己的事。他鼓励他做些宣传工作。克利斯朵夫不胜愤慨地拒绝了。一个新闻记者来问到他的身世，他憋着气回答：“跟你有什么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