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重新开始，轮到那支交响曲了。——克利斯朵夫几乎不能终曲，屡次想丢下指挥棒，掉过头来就走。他也传染到了大众的麻木，结果竟不懂自己指挥的东西了；他明明觉得掉入了烦闷的深渊。连他预料在某些段落上群众会交头接耳说的俏皮话也没有，大家都在一心一意地翻阅节目单。克利斯朵夫听见众人同时哗啦啦的翻纸张的声音；然后又是一片静默，直到曲子完了；然后又是一阵有礼的掌声表示懂得一曲已经奏完。——大家静下来以后还有两三下零星的掌声，因为没有回响，也就不好意思地停住了：空虚显得更空虚，而这件小小的事故更显得听众是多么厌烦。
克利斯朵夫坐在乐队中间，不敢向左右张望一下。他真想哭出来，同时也气得浑身哆嗦。他恨不得站起身子向大家喊：“你们多讨厌！多讨厌！……一齐替我滚罢！……”
听众稍为清醒了些，等着女歌唱家出场，那是他们听惯而捧惯的。刚才那些新作品等于一片大海，他们没有指南针，只能在那里彷徨；她可是稳固的陆地，绝没有令人迷失的危险。克利斯朵夫看出大家的思想，轻蔑地笑了一笑。女歌唱家也知道群众在等她；克利斯朵夫去通知她上台的时候，她的神气就像王后。他们俩用着敌对的态度彼此望了一眼。照例克利斯朵夫应当搀着她手臂，但他竟双手插在袋里，让她自个儿出台。她气冲冲地走过去；他很不高兴地跟在后面。她一露脸，立刻来了个满堂彩；大家松了口气，脸上发出光来，有了精神；所有的手眼竟都一齐瞄准。她对自己的魔力很有把握，开始唱起歌来，不消说是照她自己的方式，全不遵从克利斯朵夫上一天的嘱咐。替她伴奏的克利斯朵夫脸色变了。这种捣乱他是预先料到的。一发觉她走腔，他立刻敲着钢琴，愤怒地说了声：“不是这样的！”
可是她不理。他就在背后用着又重浊又生气的声音提醒她：“不！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这些气愤愤的咕噜，虽然台下听不见，对乐队里的人可是句句分明；她一急，拼命把节奏拉慢，不该休止的地方也休止。他没有留意，自顾自地弹下去，终于歌和伴奏相差了一节。听众一点儿没觉得：他们久已认定克利斯朵夫的音乐既不会悦耳，拍子也不会准的；但克利斯朵夫并不这样想，他像疯子似的，脸都扭做一团，终于爆发了。他突然半中间停下来，直着嗓子嚷道：“得了罢！”
她一口气收不住，继续唱了半节，然后也停住了。
“得了罢！”他粗暴地又说了一遍。
全场为之愣了一愣。过了一忽儿，他又冷冷地说：“咱们再来！”
她愕然望着他，双手哆嗦着，真想把乐谱往他头上扔过去；事后她竟不懂当时怎么没有那样做。但她慑于克利斯朵夫的威严，只得重新开始。她把全部的歌唱完了，连一个拍子一个小地方也不敢变动，因为她觉得克利斯朵夫绝对不会留情，而一想起要再受一次侮辱就吓得浑身发抖。
她唱完以后，台下掌声不绝。他们并不是捧她唱的歌（要是她唱别的作品，也可以博得同样的掌声），而是捧这位有名的老资格的女歌唱家：他们知道赞赏她是没有错的。同时大家还想补偿一下她受的侮辱。他们隐隐然觉得她刚才唱错了，但认为克利斯朵夫当场给她指出来简直不成体统。大家都喊着“再来一次”。克利斯朵夫可很坚决地把琴关上了。
她没有发觉这桩新的侮辱，她心里乱得很，根本不想再来一次。她急急忙忙下了台，躲在化妆室里把胸中郁积着的恼恨与愤怒一齐发泄了出来：又是哭，又是叫，把克利斯朵夫直骂了一刻钟……狂怒的叫声一直传到门外。据那些进去探望她的朋友出来说，克利斯朵夫对她的态度简直跟下等人一样。众人的议论在戏院中是传得很快的。所以克利斯朵夫重新踏上指挥台演奏最后一曲的时候，场子里颇有些骚乱的现象。但这个曲子不是他的，而是奥赫的《欢乐进行曲》。听众既喜欢这曲平凡的音乐，便不必嘘斥克利斯朵夫而就有极简单的办法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意：他们有心替奥赫捧场，热烈鼓掌要求作者露面了两三次；奥赫当然不肯放过机会。而这时音乐会也完了。
大公爵和宫廷方面的人，那些终日无聊而爱说短道长的内地人，对音乐会的情形当然知道得清清楚楚。和女歌唱家有交情的几家报纸，绝口不提那件不愉快的事，只一致恭维她歌唱的艺术，而在报道她所唱的作品的时候顺便提了提那些歌。关于克利斯朵夫其他的作品，只是寥寥几行，所有的报纸全是大同小异的论调：“……对位学很有功夫。风格非常烦琐。缺少灵感。没有旋律。纯粹是头脑的而非心灵的产物。缺乏真诚。只想独创一格……”——接下去的一段文字是讨论真正的独创，举出一班故世的大师，“不求独创一格而自然独创一格的”，如莫扎特、贝多芬、吕威、舒伯特、勃拉姆斯等的作品为证。——然后笔头一转又转到当地的戏院不久要重演克莱采尔的作品，就手把那出“永远清新永远美丽的歌剧”长篇累牍地描写了一番。
总之，便是对克利斯朵夫最有好感的批评家也完全不了解他的作品；而绝对不喜欢他的人自然更表现出阴险的仇视态度；至于大众，既没有批评家，不管是好意的或恶意的批评家领导，只能一声不出。让大众自己去思想的时候，他们就干脆不思想。
克利斯朵夫灰心到了极点。
其实他的失败不足为奇。他的作品不讨人喜欢的理由不止一个，而有三个。第一，它们还不够成熟。第二，它们还太新鲜，不能教人一下子就懂得。第三，把这肆无忌惮的青年教训一顿是大家都高兴的事。——可是克利斯朵夫头脑不够冷静，不肯承认他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长时期地被人误解以后，看惯了人类无可救药的愚蠢，会变得心胸开朗；而克利斯朵夫还谈不到这一点。他相信群众，相信成功，以为那是一蹴即就的，既然他具备着成功的条件：这种幼稚的信心现在可是被粉碎了。有敌人，他倒认为稀松平常。但他觉得奇怪的是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凡是他认为可靠的，一向对他的音乐感兴趣的人，从那次音乐会以后，再没一句鼓励他的话。他想法儿去试探他们，他们总是闪烁其词。他再三追问，要知道他们真正的思想：结果是一班最真诚的人把他从前的作品——早年的幼稚的东西，提出来作比较。——接连好几次，他听到人家拿他的旧作做标准，说他的新作不行——可是几年以前，在那些作品还是簇新的时候，他们也认为不好的。新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一般的原则。克利斯朵夫可不懂这一套，便大惊小怪地叫起来。人家不喜欢他也可以，他不但容许，甚至还欢迎，因为他并不想做每个人的朋友。可是人家喜欢他而又不许他长大，硬要他一辈子做个小孩子，那可不像话了！在十二岁上是好的作品，到二十岁上便不行了；他希望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阶段上，希望要变，变，永远地变下去……想阻遏一个人的生命不让它发展的，岂非混蛋！……他童年的作品所以有意思，并非在于它幼稚、无聊，而是在于有股前程无限的力潜伏在那里！而这前程，他们竟想把它毁掉！……可知他们从来没懂得他，也从来没爱过他；他们所喜欢的只是他的庸俗，只是他跟庸俗的人没有分别的地方，而并非真正的“他”：他们的友谊其实是误解……
也许他把这些情形夸张了些。一般老实人不能爱好一件新的作品，但它有了二十年的寿命，他们就会真诚地爱好：这是常有的现象。新生命的香味太浓了，他们虚弱的头脑受不住，必须由时间来把这味道减淡一点儿才行。艺术品一定要积满了成年累月的油垢，方始有人了解。
但克利斯朵夫不允许人家不了解现在的他，而等他成为过去之后再了解他。他宁可人家干脆不了解他，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了解他，所以他气愤至极。他痴心妄想地要人了解，替自己说明，跟人家辩论；这才是白费气力，那不是要把整个时代的口味都改过来吗？但他自信很强，决心要把德国人的口味彻底洗刷一番，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其实他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要说服一个人绝不是几次谈话所能济事的；他说话的时候既找不到适当的字，又是对大音乐家，甚至对谈话的对方取着狂妄傲慢的态度，结果只多结了几个冤家。殊不知他先得从从容容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好了，才能强迫人家听他的……
而他的星宿，他的坏星宿，恰好来给了他说服人家的机会。
他在戏院的食堂里和乐队里的几个同事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他们听了他的艺术批评骇坏了。他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但对他放肆的言论都大不乐意。中提琴师老克罗斯是个忠厚人，很好的音乐家，一向是真心喜欢克利斯朵夫的；他装着咳嗽，想等机会说一句双关的笑话把话题扯开去。克利斯朵夫可完全没注意，倒反越说越有劲，教克罗斯灰心了：“他干吗要说这些话呢？真是天晓得！一个人尽管心里这么想，可用不着说啊！”
最奇怪的是，他也“这么”想过；至少他怀疑过这些问题，克利斯朵夫的言论把他心里的许多疑惑挑了起来，但他没有勇气承认，一半是怕冒不韪，一半是因为谦虚，不敢相信自己。
吹短号的韦格尔可是一句话也不愿意听；他只愿意赞美：不论什么东西，不论好的坏的，天上的星或地下的煤气灯都一律看待；他的赞美也没有什么等差，只知道赞美，赞美，赞美。这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受到限制就要痛苦的。
但大提琴师哥赫痛苦得更厉害：他全心全意地爱好下品的音乐。凡是被克利斯朵夫嬉笑怒骂的、痛诋的，都是他最心爱的；他本能地挑中一些最陈腐的作品，心中装满着浮夸的、动辄落眼泪的感情。但他的崇拜一切虚伪的大人物完全是出于真心。唯有他自以为崇拜真正的大人物时才是扯谎，而这扯谎还是无邪的。有些勃拉姆斯的信徒，以为在他们的上帝身上可以找到过去的天才们的气息：他们在勃拉姆斯身上爱着贝多芬。哥赫却更进一步，他爱贝多芬的倒是勃拉姆斯的气息。
可是对克利斯朵夫的怪论最表愤慨的还是吹巴松管的史比兹。他的音乐本能所受的伤害，还不及他天生的奴性所受的伤害。某个罗马大帝是连死也要站着死的。他可非伏倒在地下死不可，因为伏在地下是他天生的姿势；在一切正统的、大家尊重的、成功的事物前面匍匐膜拜，他觉得其乐无穷；他最恨人家不许他舔泥土。
于是，哥赫唉声叹气，韦格尔做着绝望的姿势，克罗斯胡说八道，史比兹大叫大嚷。但克利斯朵夫不慌不忙，比别人喊得更响，说着许多对德国与德国人最难堪的话。
在旁边一张桌子上，有一个青年听着克利斯朵夫的话捧腹大笑。他长着一头乌黑的鬈发，一对聪明秀美的眼睛，大鼻子到了快尽头的地方不知道往左边去还是右边去，便同时往两边摊开了，底下是厚嘴唇；他神情不定，可是不俗。听着克利斯朵夫的话，对每个字都又同情又俏皮地留着神，他笑得连脑门、太阳穴、眼角、鼻孔、腮帮，到处都打起皱来，有时还要浑身抽搐。他并不插嘴，可是把每句话都听在耳里。克利斯朵夫的高论说到一半，忽然愣住了，给史比兹奚落之下，更气得结结巴巴的，最后才找到了像块大石头般的字儿把敌人打倒。看到这情形，那青年格外高兴。而当克利斯朵夫冲动至极，越出了他思想的范围，突然说出些骇人听闻的胡话，使在场的人都大声怪叫的时候，邻座的青年更乐不可支了。
最后各人对于这种自以为是的争辩也腻烦了，彼此分手了。剩下克利斯朵夫最后一个想跨出门口，那个听得津津有味的青年便迎上前去。克利斯朵夫一向没注意到他。但那青年很有礼貌地脱下帽子，微笑着通报自己的姓名：弗朗兹·曼海姆。
他对于自己在旁窃听这种冒昧的行动，先表示了一番歉意，又把克利斯朵夫大刀阔斧痛击敌人的气魄恭维了一阵。想到这一点，他又笑了。克利斯朵夫挺高兴地望着他，可是还不大放心。
“真的吗？”他问，“你不是取笑我吗？”
那青年赌着咒否认。克利斯朵夫脸上登时有了光彩。
“那么你认为我是对的，是不是？你同意我的主张了？”
“老实说，我不是音乐家，完全是门外汉。我所喜欢的唯一的音乐——绝对不是恭维——是你的音乐……至少这可以表明我的趣味不算太坏……”
“唔！唔！”克利斯朵夫虽然还有些怀疑，究竟被捧上了，“这还不能算证据。”
“哎，你真苛求……得了罢！……我也跟你一样想：这算不得证据。所以你对德国音乐家的意见，我绝不敢大胆批评。但无论如何，你对一般的德国人、老年的德国人，批评得太中肯了；那些糊涂的浪漫派，那种腐败的思想，多愁多病的感情，人家希望我们赞美的陈言俗套，真叫做‘这不朽的昨日，亘古不灭的昨日，永久长存的昨日，因为它是今日的金科玉律，所以也是明日的金科玉律！……’。”
他又念了一段席勒诗中的名句：“……亘古常新的昨天，永远是过去的也永远会再来……”
“而他就是第一个该打倒的！”曼海姆又加上一句按语。
“谁？”克利斯朵夫问。
“写下这种句子的老古董喽。”
克利斯朵夫不懂他的意思。曼海姆接着又说：“第一，我希望每隔五十年大家把艺术和思想做一番大扫除的工作，只要是以前的东西，一样都不给它剩下来。”
“那可过分了些。”克利斯朵夫笑了笑。
“一点儿都不过分，我告诉你。五十年已经太长了，应当是三十年，或者还可以少一些！……这才是一种卫生之道。谁会把祖宗的旧东西留在家里呢？他们一死，我们就恭恭敬敬地把他们送出去放在一边，让他们去烂，还得堆上几块石头，使他们永远不得回来。软心的人也会放些花上去。那我不反对，我也无所谓。我只要求他们别跟我来找麻烦。我就从来不麻烦他们。活的在一边，死的在一边：各管各的。”
“可是有些死人比活人更活！”
“不！不！要是说有些活人比死人更死倒更近于事实。”
“也许是罢。不管怎么样，有些老人的确还年轻。”
“假使他还年轻，我们自己会发觉的……可是我不信这个话。从前有用的，第二次绝不会再有用。只有变才行。第一先得把老人丢开。在德国，老人太多了。得统统死掉才好！”
克利斯朵夫聚精会神听着这些古怪的话，费了很大的劲儿讨论；他对其中一部分的见解有同感，也认出有好多思想跟自己的一样，只是听到别人用夸张可笑的口吻说出来，觉得有点儿刺耳。但因为他相信人家和他一样地严肃，便认为那些话或许是这个似乎比他更有学问更会讲话的青年根据了他的原则，按照逻辑推演出来的。多少人不能原谅克利斯朵夫的刚愎自用，其实他往往谦虚得有点儿孩子气，极容易受一班教育程度比他高的人愚弄，尤其在他们不是为了避免讨论难题而拿自己的教育做挡箭牌的时候。曼海姆故意以发表怪论为乐，一问一答，话越说越野，自己听了也在暗笑。他从来没碰到一个人拿他当真的，如今看到克利斯朵夫费尽心力想讨论，甚至想了解他的胡说八道，不由得乐死了；他一边嘲笑克利斯朵夫，一边因为克利斯朵夫对他这么重视而很感激，觉得他又可笑又可爱。
他们分手的时候已经变成好朋友；可是过了三小时，克利斯朵夫在戏院预奏会中看见曼海姆在乐队的小门里伸出头来，笑嘻嘻地对他做着鬼脸，仍不免有点儿奇怪。预奏完毕，克利斯朵夫过去找他。曼海姆很亲热地抓着他的胳膊说：“你有工夫吗？……你听我说。我有个主意在这儿，也许你会觉得是胡闹……你不想抽个空，把你对音乐和对那些无聊的音乐家的感想写下来吗？与其跟乐队里四个只会吹吹笛子拉拉提琴的傻瓜白费口舌，直接向大众说话不是有意思多吗？”
“你问我这样做是不是有意思得多？……是不是我愿意？……嘿，可是我写了文章送到哪儿去呢？你倒说得好，你！……”
“我不是说过有个主意吗？……我跟几个朋友——亚达尔培·洪·华特霍斯，拉斐尔·高特林，亚陶尔夫·梅，吕西安·哀朗弗尔——办了一份杂志。这是本地唯一有见解的杂志，名字叫做酒神，你一定知道的吧？……我们都佩服你，很想请你加入我们的团体。你愿意担任音乐评论吗？”
克利斯朵夫听了这话受宠若惊，恨不得马上接受；他就是怕不够资格，不会写文章。
“放心，”曼海姆说，“你一定会写的。何况一朝做了批评家，你尽可以为所欲为。别顾虑什么公众。你才想不到他们多蠢呢。做个艺术家算得什么！谁都可以嘘他。可是批评家有权利向大家说：‘替我嘘这个家伙！’场子里的听众，反正把思想这件麻烦事儿交给你了。你爱怎么想都可以，只要你装做在思想。那些傻蛋只求塞饱肚子，不管是什么。他们没有不吃的东西。”
克利斯朵夫终于答应了，非常感动地道谢。他只提一个条件，就是文字的内容绝对不受限制。
“自然啰，自然啰，”曼海姆回答，“绝对自由！咱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晚上散戏的时候，他又第三次去盯着克利斯朵夫，把他介绍给亚达尔培·洪·华特霍斯和其余的朋友。他们都对他很诚恳。
除了华特霍斯是本地的旧世家出身，余下的尽是犹太人，都很有钱：曼海姆的父亲是银行家；高特林的是有名的葡萄园主；梅的是冶金厂经理；哀朗弗尔的是大珠宝商。这些父亲全是老派的以色列族(16)，勤俭啬刻，永远守着他们的民族精神，不惜千辛万苦地搞钱，而对自己的毅力比对财富更得意。但那些儿子似乎生来要把父亲挣起来的家业毁掉；他们取笑家庭的成见，取笑那种像蚂蚁般苦吃苦熬、惨淡经营的生活；他们学着艺术家派头，假作瞧不起财产，把它从窗里扔出去。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多大手面，尽管荒唐胡闹，也不会昏了头，忘了实际。并且做父亲的也很留神，把缰绳拉得很紧。最会挥霍的是曼海姆，真心想把家私大大方方地花个痛快；可是他一无所有，只能在背后直着嗓子骂父亲吝啬，心里倒也满不在乎，还认为父亲的办法是对的。归根结底，唯有华特霍斯一个人财产自主，拿得出现钱，杂志便是由他出钱维持的。他是诗人，写些亚尔诺·霍尔茨和瓦尔特·惠特曼一派的“自由诗”(17)，一句长一句短的，所有的点、逗点、三点、横画、静默、大写字、斜体字、底下加线的字等，都有一种极重要的作用，不下于叠韵和重复的词句。他用各国文字中的字，各种没有意义的声音羼在诗里。他自命——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诗歌方面做一个塞尚纳(18)。的确，他很有想象力，对枯索无味的东西很有感觉。他又是感伤又是冷淡，又是纯朴又是轻浮，偏要把加工雕琢的诗句装做名士派。在时髦人物心目中，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好诗人。可惜杂志上、沙龙里，这等诗人太多了；而他还想做到只此一家。他一味充做没有贵族偏见的王爷，其实他这种偏见比谁都要多，只是自己不承认。他有心在他主持的杂志周围只安插一批犹太人，为的教他的反犹太家属骇怪，同时向自己证明他的思想自由。他对同人说话的口吻很客气很平等，骨子里是不动声色地瞧不起他们。他明知他们利用了他的姓氏和金钱非常得意，却也由他们去，因为这样他才能自得其乐地轻视他们。
而他们也瞧不起他听任他们利用，因为知道他有利可图。其实他们是互相利用。华特霍斯拿出姓氏和金钱，他们拿出文才和做买卖的头脑，同时也带来一批主顾。他们比他聪明得多，并不是更有个性，那也许比他还少呢。但在这个小城里，像在无论哪里无论什么时候一样——因为种族的关系而孤立了几百年，刻薄的眼光给磨炼得格外尖锐——他们的思想往往最前进，对于陈旧的制度与落伍的思想的可笑感觉得最清楚。可是他们的性格不像他们的头脑来得洒脱，所以尽管挖苦那些制度跟思想，还是想从中渔利而并不愿意改革。他们虽自命为在思想上独往独来，实际和那位贵族出身的华特霍斯同样是内地的冒充时髦的朋友，同样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把文学当做消闲打趣的玩意儿。他们喜欢装出一副刽子手的神气，可是并不凶，拿来开刀的无非是些不相干的人，或是他们认为对自己永远不足为害的人。他们绝对没有心思去得罪一个社会，知道自己早晚要回到社会，跟大家过一样的生活，接受他们早先排斥的偏见的；而当他们一朝冒着危险去对一个当代的偶像——已经在动摇的偶像——大张挞伐的时候，他们也决不破釜沉舟，为的是一有危机立刻可以上船。而且不问厮杀的结果如何，一场完了，必须等好些时候才会再来一次。非利士人尽可放心，那些新大卫派的党徒(19)只是要人家相信他们发起狠来非常可怕；可是他们并不愿意发狠。他们更喜欢和艺术家们称兄道弟，和女演员们一块儿吃消夜。
克利斯朵夫在这个环境中很不舒服。他们最爱谈论女人跟马，而谈得毫无风趣。他们都很呆板。华特霍斯说话慢腾腾的，声音清楚而没有音色，那种细到的礼貌显得他又无聊又讨人厌。编辑部秘书亚陶尔夫·梅是个臃肿笨重的家伙，缩着脑袋，神气很凶横，老是认为自己没有错的：他事事武断，从来不听人家的回答，好似非但瞧不起对方的意见，压根儿就瞧不起对方。艺术批评家高特林，有种神经性的抽搐，一刻不停地眨巴着眼睛，戴着副大眼镜——大概为了模仿他来往的那些画家，特意留着长头发，默默地抽着烟，嘟嘟囔囔地说个一言半语，永远没有完整的句子，用大拇指在空中莫名其妙地乱划一阵。哀朗弗尔是个秃顶的矮个子，堆着笑容，留着淡黄色的胡子，一张细腻而没有精神的脸，弯弯的鼻子，在杂志上写些关于时装和社交界的消息。他声音软绵绵地说些挺露骨的话；人很聪明，可是阴险，往往还很卑鄙。——这班富家子弟全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一个人丰衣足食的时候来反对社会是最奢侈的享受，因为可以把得之于社会的好处一笔勾销，正像路劫的强盗把一个行人搜刮光了，对他说：“你还待在这儿干吗？去你的罢！我用不着你了！”
克利斯朵夫在这一群人里头只对曼海姆抱有好感。当然他是五个人中最有生气的一个，他对自己说的话和旁人说的都觉得好玩；他结结巴巴的，嘟嘟囔囔的，嘻嘻哈哈的，老说着混话，既不能有条有理地讨论什么，也不大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可是他很和气，没有野心，对谁都不记恨。其实他并不十分老实，常常扮着一种角色，但不是有意的，而且是与人无害的。他会醉心于一切荒诞不经的——往往是救世济人的——理想，但凭他那种精明的头脑与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决不完全相信；便是兴奋的时候他也能保持冷静，永远不至于为了实行理论而找麻烦。但他需要有点儿东西让他疯魔，那对他是一种游戏，时时刻刻要变换的。目前他疯魔的是慈悲。不用说，他觉得仅仅做人做得慈悲是不够的，非要显得慈悲不可；他宣传慈悲，同时又指手画脚地加以表现。因为故意要闹别扭，反对家里的人那种刻板而辛苦的生活，反对礼教，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德国人的市侩气，所以他是托尔斯泰的信徒，相信涅槃，相信福音，相信佛教——他自己也弄不大清究竟信些什么——总之是宣扬一种软绵绵的、没有骨头的、婆婆妈妈的、宽大为怀的道德；它很乐意原谅一切罪恶，尤其是肉的罪恶，并不讳言对这一类罪恶的偏心，可不大能容忍所有的德行——这种道德所标榜的简直是，共同寻欢，如有盟约，彼此娱乐，仿佛结社，而最后还要放上一个圣洁的光轮才觉得高兴。这中间颇有点儿小小的虚伪，那味道在感觉细致的人是不大好闻的，甚至还是恶心的，如果拿它当真的话。可是曼海姆并不拿这一套当真，只是玩玩而已。这种下流无耻的基督教是随时准备让位的，无论什么偶像都可以来取而代之：暴力也好，帝国主义也好，什么古怪的野兽也好。曼海姆是在做戏，真心地做戏；在他没有跟别人一样恢复老老实实的犹太人面目和犹太精神之前，他把自己所没有的各种情操轮流地试过来。他是一个可爱而又极可厌的人。
在某一时期内，克利斯朵夫成为他疯魔的对象之一。曼海姆什么都相信他，到处把他的名字挂在嘴上，在家人前面把他恭维备至。据他说来，克利斯朵夫是个天才，是个了不起的人，写着古怪的音乐，关于音乐的议论尤其精妙，才思焕发，并且是一表人才：一张秀美的嘴，一副漂亮的牙齿。他还补上一句，说克利斯朵夫很佩服他。——终于有一晚他把克利斯朵夫带到家里来吃饭了。而克利斯朵夫也就见到了这位新朋友的父亲——银行家洛太·曼海姆，和弗朗兹的妹妹于第斯。
这是他第一遭踏进一个犹太人的家庭。这民族虽然在小城里人口不少，并且以它的财富、团结、智慧，在当地占着重要地位，可是跟别的社会很少往来。民间一向对它抱着牢不可破的成见，暗中有点儿敌意，有种近于侮辱的怜悯。克利斯朵夫家里的人就存着这种心。当年祖父是不喜欢犹太人的；不料命运跟他开玩笑，他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成了作曲家，另一个成了有名的演奏家）偏偏是以色列人；这一下老人家可为难了：因为有时他真想拥抱这两位优秀的音乐家，但又记起他们曾经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矛盾。临了他还是把他们拥抱了，相信上帝看在他们爱好音乐面上会原谅他们的。——克利斯朵夫的父亲曼希沃自命为自由思想者，决不会为挣了犹太人的钱而心里起什么疙瘩，还认为是极应该的；但他时常取笑他们，瞧不起他们。——至于他的母亲，可不敢断定她偶然替犹太人当厨娘是不是一桩罪过。他们对她很傲慢，但她并不记恨，她对谁也不记恨，反而对这班被上帝罚入地狱的可怜虫非常同情。在她去帮忙的人家，看见主人的女儿走过，或听见孩子们快乐的笑声，她就不由得要这样想：“多美丽的姑娘！……多好看的孩子！……真可惜！……”
听到克利斯朵夫说晚上要去曼海姆家吃饭，她一句话也不敢说，心里可不大好过。她以为人家说犹太人的坏话固然不该相信（所有的人都被人说坏话的），老实人是到处有的，但犹太人管犹太人，基督徒管基督徒，各管各的，究竟是更好、更得体。
克利斯朵夫完全没有这些成见，因为永远要跟周围的人闹别扭，所以反而受这个异族的吸引。可是他对它并没有什么认识。他有过来往的几个犹太人只是最粗俗的一批，无非是些小商人和猬集在莱茵河与大教堂中间的几条街上的平民。他们以人类共有的群居本能，正在把那个区域变做犹太人居留地。克利斯朵夫偶然上那儿去闲逛，用着好奇而善意的目光，随便瞧瞧那些腮帮陷下去的女人，嘴唇和颧骨都很突出，堆着神秘的笑容，稍微有点儿下流神气，恬静的面部表情的和谐，不幸被粗俗的谈吐与粗野的笑声给破坏了。但便是在下层阶级中，在这些脑袋特别大、眼睛没有神、神气浑浑噩噩、又矮又臃肿的人身上，在这最高贵的民族的没落的后裔身上，甚至在那些臭秽的渣滓中间，也有几点微弱的光在那儿闪闪烁烁，好似在沼泽上空飘**的磷火：那是一些奇妙的眼神，灵光四射的智慧，从污泥之中发射出来的微妙的电流，使克利斯朵夫看了有些着迷，有些惶惑。他想，其中必有些高尚的灵魂在挣扎，必有些伟大的心灵想从泥淖中超拔出来；他很想能碰到他们，帮助他们；虽然没认识他们，而且心里还有些害怕，他已经喜欢他们了。但他从来没有跟一个犹太人有过什么亲密的关系，更没机会接近犹太社会里的优秀分子。
因此，上曼海姆家吃饭对他颇有一种新鲜的，甚至像禁果一般的**力。而把禁果递给他的夏娃使禁果显得更有味道。一进门，克利斯朵夫眼里只看见于第斯·曼海姆一个。她跟他至此为止所认识的女人完全不同：高大，轻灵，虽然长得结实，个子还是细瘦的；脸庞四周的黑头发并不多，可是很浓，部位很低，遮着太阳穴和瘦骨嶙峋的黄澄澄的脑门；眼睛有点儿近视，眼皮很厚，眼珠稍微突出了一点儿，高鼻子底下的鼻孔很大；腮帮清瘦，下巴厚重，皮色相当红润；美丽的侧影轮廓很分明，很有性格；正面的表情比较含糊，复杂；两只眼睛和两边的面颊都是不相等的。在她身上，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很强的种族，感觉到杂凑在这个种族的模子里的许多成分，乱七八糟的，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她的美，特别在于那张不大说话的嘴巴，在于那双因近视而显得更深沉，因四周的黑影而显得更阴气的眼睛。
对于这双不只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种族的眼睛，必须有一个比克利斯朵夫更有经验的人，才能透过它们湿漉漉而火辣辣的眼帘，看出这个女人的真正的心。而这在一对又热烈又沉闷的眼睛里头，他所发现的便是整个以色列族的灵魂，为她本人并没意识到的。克利斯朵夫一见之下，可搅糊涂了。直要再过很多时候，常常在这种眼睛里迷失以后，他才能在这个东方的大海上看出一点儿头绪来。
她望着他，清明的眼神毫无骚乱的现象；似乎这基督徒的灵魂被她全部看透了。他也感觉到。他觉得在她迷人的目光下面有股刚强、明白、冷静的意志，毫不客气地在那里搜索他的内心；虽是毫不客气，可并无恶意。她只是拿他一把抓住了。有种卖弄风情的女人对谁都要施展一下迷人的魅力；于第斯可并不是这种作风。卖弄风情，她比谁都厉害；但她知道自己的力量，只让本能去施展她的力量，尤其对一个像克利斯朵夫那样容易征服的俘虏，更犯不上多费气力。她更感兴趣的是要认识她的敌人（凡是男人，陌生人，对她都是敌人，以后遇到相当的机会也可能跟他们携手）。人生是一场赌博，唯有聪明人才能赢；所以第一要看清敌人的牌而不能泄露自己的牌。能够做到这一步，她就感到胜利的快意。她并不在乎胜利能否给她什么好处。她这么做是为了好玩。她热心的对象是聪明，但并非那种抽象的聪明，虽然她头脑相当扎实，研究无论什么学问都可以成功，要是她愿意的话，而且比她的哥哥更配继承银行家洛太·曼海姆的事业；然而她更喜欢活泼泼的，对付人的那种聪明。她最喜欢参透一个人的灵魂，估量它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她和麦西的犹太女人称金洋一样仔细）——她靠着奇妙的感觉，能够在一霎眼之间看破别人的弱点与污点，从而找到了心灵的密钥，把它抓住：这便是她控制人的手段。但她并不恋恋于她的胜利，也绝对不利用她的俘虏。好奇心与骄傲一朝满足之后，她就把俘虏丢过一边，注意别的对象去了。她这种力完全是虚耗掉的。在一颗这么活泼的灵魂中有一股死气。好奇与无聊这两个特点，在于第斯是兼而有之的。
因此，克利斯朵夫瞧着她，她也瞧着克利斯朵夫。她不大说话，但只要嘴角上露出一点儿不可捉摸的笑影，就可把克利斯朵夫催眠。笑影掠过以后，又是一副冰冷的面孔，淡漠的眼睛；她招呼晚饭，冷冷地和仆人说话，似乎不再听客人的话了。然后，她眼睛又亮起来，插几句话，清楚明白，表示她什么都听到，什么都懂得。
她把她哥哥对克利斯朵夫的评语冷静地检查了一下：她素来知道弗朗兹夸大的脾气；一看到哀利斯朵夫，她那个喜欢挖苦的性格正好有了用武之地；她哥哥不是在她面前夸说克利斯朵夫长得如何漂亮如何体面吗？——似乎弗朗兹有种天赋，专门会看到事实的反面，或是故意以此为乐。但把克利斯朵夫仔细研究之下，她也承认弗朗兹说的并非完全虚妄；而她一步一步推究进去的时候，发现克利斯朵夫的确有一种力，虽然还没固定，还没平衡，但是很厚实很大胆。她看了很高兴，因为她比谁都明白力量多么难得。她有本领教克利斯朵夫说话，教他自动透露思想，显出他智力的限度与缺点。她要他弹琴。她不喜欢音乐，可懂得音乐，并且能辨别出克利斯朵夫的音乐的特色，虽然毫不感动。始终保持着冷淡而有礼的态度，她只用几句简短、中肯，而没有一点儿夸奖意味的话，表示她对克利斯朵夫的关切。
克利斯朵夫感觉到这一点，非常得意；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判断是有价值的，她的赞许是难得的。他毫不掩藏他有征服她的意思，而因此所表示的天真教三位主人都为之微笑：他只对于第斯说话，也只为了于第斯说话；对其余两个，他简直不理，仿佛根本没有那两个人。
弗朗兹瞧着他，嘴唇和眼睛都跟着克利斯朵夫说话而扯动，神气有点儿佩服又有点儿俏皮。他跟父亲和妹子丢着眼风，不由得笑了出来。妹子却不动声色，只装没看见。
洛太·曼海姆是个高大结实的老人：背有点儿驼，皮色鲜红，灰色的头发梳得根根向上，像刷子一样，须和眉毛都很黑；一张笨重的脸很有气魄，神气是喜欢挖苦人的。他用着老奸巨猾的和善的态度，也在研究克利斯朵夫；而他也立刻辨别出这个青年的确“有点儿东西”。但他既不关心音乐，也不关心音乐家，那不是他的一行，他一点儿不懂，而且非但不隐瞒，还为此自鸣得意——像他这种人肯承认有什么事不懂，是为的表示骄傲。——克利斯朵夫很不客气而并无恶意地明白表示用不着银行家先生奉陪，只要有于第斯小姐和他谈天就不会寂寞了；老人家听了觉得怪有意思，便去坐在火炉旁边读报，心不在焉地，含讥带讽地，听着克利斯朵夫的废话和他古怪的音乐，想到竟会有人懂得这一套而觉得有趣，不由得暗中好笑；后来他也不愿意再留神他们的谈话，把估量生客这件差事交给女儿去了。而她也的确不辱使命。
克利斯朵夫走了以后，洛太问于第斯：“嗯，你居然套出了他的真话；你觉得这个艺术家怎么样？”
她笑了笑，想了一会儿，作了个总结：“他有点儿糊涂，可并不傻。”
“对，”洛太接着说，“我也觉得这样。那么他是会成功的了？”
“我相信他会成功。他是个强者。”
“好，”只有对强者才感兴趣的洛太用着一种强者的逻辑回答，“那就该帮助他了。”
克利斯朵夫回去也很佩服于第斯·曼海姆，但并不动心。对这一点于第斯是看错了。一个是由于感觉灵敏，另一个是由于本能（那在他是代替机智的），两人彼此都误会了。她脸上那个谜和头脑的活跃，的确把克利斯朵夫迷住了；但他并不爱她。他的眼睛和精神是受了**，可是心并不。——为什么呢？——倒不容易说。因为在她身上看到了什么暧昧不明的或令人不安的性格吗？但在别的情形之下，这反而多了一个刺激爱情的因素：一个人不怕自讨苦吃的时候，才是爱情最强的时候。克利斯朵夫的不爱于第斯，跟他们本人都不相干的。真正的理由，使他们俩都觉得有点儿屈辱的理由，是他和最近一次的恋爱还隔得太近。他并不是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但他在热爱阿达的时候消耗了多少的信心、多少的精力、多少的幻象，现在剩下来的已不够培植一般新的热情。要希望冒起另外一朵火焰，必须在心中另外烧起一堆火来：在旧火已熄、新火未燃的期间，只能有些转眼即灭的火星，有些上次大火中留下来的残灰余烬，发出一道明亮而短促的光，因为缺乏燃料而马上熄灭的。再过六个月，他或许会盲目地爱上于第斯。现在他只把她当朋友看待——当然是一个乱人心意的朋友；但他努力驱除这种骚乱，因为这会引起他对于阿达的不愉快的回忆。于第斯对他的吸引力，是在于她跟别的女人不同的地方，而非在于跟别的女人相同的地方。她是他见到的第一个聪明女子。聪明，是的，她浑身上下都是聪明。便是她的美——她的举止、动作、面貌、嘴唇的曲线、眼睛、手、清瘦典雅的身段——也反映出她的聪明；她的身体就是靠聪明塑成的；没有了聪明，她就会显得丑了。这聪明使克利斯朵夫非常喜欢。他以为她胸襟如何宽大，如何洒脱，其实她并没到这个程度；他还不知道她令人失望的地方呢。他渴想向于第斯推心置腹，把自己的思想让她分担一些。他从来没有能找到一个关切他的思想的人：得一知己是多么快乐啊！他小时候常常抱怨没有姊妹，认为一个姊妹应当比一个兄弟更能了解他。见到了于第斯，友谊那个虚幻的希望又复活了。他根本没想到爱情。因为没有爱情，所以他认为和友谊相比之下，爱情简直太平凡了。
克利斯朵夫这种微妙的心理，于第斯不久就感觉到了，大为气恼。她并不爱克利斯朵夫；而且为她颠倒的年轻人已经有过不少，都是本地有钱而有身份的子弟，即使克利斯朵夫对她倾心，也不见得会使她怎么得意。但知道他竟无动于衷，她可心中有气了。眼看自己只能在理智方面对他发生影响，未免太委屈了；女人要能使男人失掉理智才觉得更有意思！何况她并没用什么理智去影响人家，根本是克利斯朵夫一厢情愿，凭空造出来的。于第斯脾气很专横。她平素把她认识的一班青年的软弱的思想支配惯了。既然他们庸庸碌碌，她认为控制他们也没多大意思。对付克利斯朵夫可困难得多，所以也有趣得多。她压根儿不理会他的什么计划，但很高兴去支配那个簇新的头脑、那股犷野的力，使它们成器——当然是照她的而不是照她不屑了解的克利斯朵夫的办法。但她立刻发觉要做到这一步非经过一番斗争不可；克利斯朵夫有的是各种各样的成见，有的是她认为过激而幼稚的思想：那都是些败草，她决意要拔掉的；可是一根都没拔掉。她的自尊心一点儿没得到满足。克利斯朵夫倔强得厉害。既然不动爱情，他用不着在思想上对她让步。
她不服气，在某一个时期内想要征服他。克利斯朵夫那时虽然头脑清楚，也差点儿重蹈覆辙。男子只要有人奉承，使他的骄傲与欲望获得满足，就极容易上当；而富于幻想的艺术家更容易受骗。于第斯不难把克利斯朵夫诱入恋爱的陷阱，把他再毁一次，也许毁得更彻底。可是她照例很快就不耐烦了，认为犯不上费那么大的劲儿去征服这样的一个人；克利斯朵夫已经使她腻烦：她已经不了解他了。
他一过了某种限度，她就不能了解。至此为止，她是完全懂得他的。再要往前，就不能单靠她出众的聪明了；那需要一点儿热诚，或者暂时可以刺激热诚的幻想，就是说：爱情。她很了解克利斯朵夫对人对事的批判，认为很有意思，相当中肯；她自己也不是没有这么想过。她所大惑不解的是，在实行这些思想可能碰到危险或麻烦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思想去影响自己的实际生活。克利斯朵夫对所有的人取着反抗态度是不会有结果的：他总不见得自命要改造社会吧？……那么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自己把脑袋往墙上撞吗？一个聪明人尽可批判别人，暗地里嘲笑别人，轻视别人；但他的行事是跟他们一样的，仅仅略胜一筹罢了：这才是控制人的唯一的办法。思想是一个世界，行动又是一个世界。何苦做自己思想的牺牲品呢？思想要真实：那当然！可是干吗说话也要真实呢？既然人类那么蠢，担当不了真理，干吗要强迫他们担当？忍受他们的弱点，面上迁就，心里鄙薄，觉得自己无挂无碍：你岂不得意？要说这是聪明的奴隶的得意也可以。但反正免不了做奴隶，那么即以奴隶而论，还是逞着自己的意志去做奴隶，不必再做那些可笑而无益的斗争。最要不得的是做自己思想的奴隶而为之牺牲一切。一个人不该上自己的当。——她清清楚楚看到，要是克利斯朵夫一意孤行，走着和德国艺术、德国精神的偏见反抗到底的路，一定会使所有的人跟他作对，连他的保护人在内，结果是一败涂地。她不懂为什么他要跟自己过不去，要把自己毁灭而后快。
要懂得这一点，先要懂得他的目的不在于成功，而在于信仰。他信仰艺术，信仰他的艺术，信仰他自己，把这些当做不但是超乎一切利害的，而且是超乎他的生命的现实。等到她的批评使他不耐烦了，用着天真的夸大的口气说出这些理由时，她先是耸耸肩膀，不拿他当真。她认为他只是唱高调，像她哥哥那样，每隔多少时候总得宣讲一番又荒唐又伟大的决心而决不冒冒失失去实行的。后来看见克利斯朵夫真是为这些空话着了迷，她便认为他是疯子，对他不感兴趣了。
从此她不再费心表现自己的长处，只拿出她的本相来了：她骨子里是个十足地道的德国人，远过于你一开头所看到的，也远过于她自己所想象的。——大家错怪以色列人，说他们不属于任何民族，在欧洲无论哪一个地方都保存着他们清一色的民族性，不受当地民族的影响。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比犹太人更容易感染土著的气息；法国犹太人与德国犹太人之间固然有不少共同点，但从他们居留的国家得来的不同点更多；他们接受异族的思想习惯特别快，并且接受的还是习惯多于思想。而所谓第二天性的习惯，在大多数人竟是独一无二的天性，所以一个地方的土著根本没资格责备犹太人缺少深刻而经过思考的民族性，因为这特性在土著身上连影子都找不到。
女人原来对外界的影响比较感觉灵敏，对生活情况也适应得更快，更能随遇而安；而全欧洲的犹太女人尤其能把当地的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风气学得惟妙惟肖，往往还过分，同时仍保存着她们的轮廓，保存她们的民族特有的那种乱人心意的、浓烈的、经久不散的魅力。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惊异。他在曼海姆家遇到那些姑母、堂表姊妹，和于第斯的女朋友们。其中有几个虽然极不像德国人，热烈的眼睛和鼻子离得很近，鼻子又和嘴巴离得很近，轮廓分明，暗黄色的皮肤长得很厚，虽然她们整个的外表都不像德国女人，可是比真正的德国女人更彻底地德国化：谈话，装束，都跟德国女人一般无二，甚至还要过火。于第斯比她们这一批都高明；你比较之下就能看出她的智力有哪些过人的地方，她的人品有哪些是自己修养得来的。可是别人所有的大多数缺点，她也一样具备，在思想方面她比别人自由得多，差不多完全独往独来，但她的行事并不比人家更大胆；至少她实际的利害观念在这儿代替了她独往独来的精神。她相信社会，相信阶级，相信偏见，因为通盘计算之下，她觉得这些对她还是有利的。她徒然嘲笑德国气质，她自己就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德国潮流。她很感觉到某个知名的艺术家的平庸，但照旧尊敬他，因为他是知名的；而假使她和他有来往，她更要佩服他，让自己的虚荣心满足一下。她不大喜欢勃拉姆斯的作品，暗中还疑心他不过是个第二流的艺术家；但他的荣名使她肃然起敬；又因为收到过他五六封信，她更毫不迟疑地断定他是当代最大的音乐家。克利斯朵夫的价值，副官长弗雷希的愚蠢，都是她确认的事实；但弗雷希的追求她的财富，比克利斯朵夫纯粹的友谊使她更得意：因为不管他多么傻，一个军官终究是另一阶级的人物；而一个德国的犹太女子比别的女子更难踏进这一个阶级。她并不相信这些无聊的封建观念，也很明白假使她嫁给副官长弗雷希，倒是她给了他面子，然而她还是拼命想勾引他，不惜卑躬屈膝对这个傻瓜做着媚眼，逢迎吹拍，唯恐不至。这个骄傲的犹太姑娘，有资格骄傲的姑娘，银行家曼海姆的聪明而眼高的女儿，平素多么瞧不起德国的小布尔乔亚妇女的，竟想降低身份去学她们的样。
这一次的经验，时间并不久。克利斯朵夫对于第斯的幻想很快就消灭了，差不多和幻想来的时候一样快。说句公道话，这是应该由于第斯负责的，因为她一点儿不想法儿使他保留幻想。像这种性格的女子一朝把你批判定了，把你在心中丢开之后，你就不存在了，她心目中已经没有你这个人，会对着你毫无顾忌地暴露她的灵魂，不以为羞，好似不怕在猫狗前面赤身露体一样。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于第斯的自私、冷酷、性格的平庸。幸而时间还短，他没有完全为她着迷。但他的发现已经使他痛苦，使他烦躁。他虽不爱于第斯，可爱着于第斯可能成就的——应该成就的人物。她美丽的眼睛使他感到一种痛苦的**，难以忘怀；尽管他现在知道了这双眼睛里面只有一颗萎靡不振的心灵在那儿睡着，他仍旧把它们看做先前所看到的、他愿意看到的那个样子。这是没有爱情的爱的幻觉。一般艺术家不完全耽溺在自己作品里的时候，那种幻觉在他们心中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无意中碰到的一张脸就会使他们有这个境界；他们能看出它所有的美，为本人不觉得的、不以为意的；而因为本人不以为意，所以艺术家更爱那个美。他们有如爱一件快要死灭而无人赏识的美妙的东西。
这也许是他自己看错了，于第斯这个人说不定早已定局，不能再有什么发展。但克利斯朵夫有过一个时候是相信她有前途的；这个幻觉始终存在，所以他不能用客观的眼光去判断她。他觉得她所有美好的地方都是她独有的，她本身整个都是美好的；她所有的庸俗，应当让德国与犹太这个双重的民族性去负责，尤其是德国，因为他自己为了德国性格受过更多痛苦。既然别个民族他还一个都不认识，他就把德国气质作为负罪的羔羊，拿世界上所有的罪过一齐教它担当。于第斯给他的幻灭，使他又多了一项攻击德国气质的理由，认为它摧残了这样一颗灵魂的热情是不能原谅的。
这便是他和以色列族初次相遇的情形。他本希望在这个刚强而孤立的民族中间找到一个奋斗的盟友，而今一切都成泡影。热情冲动的直觉原是极不稳定的，常常使他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因此他立刻断定，犹太民族并没像一般所说的那么坚强，而接受外来影响也太容易了。它除了本身的弱点之外，还要加上它到处搜罗得来的弱点。他在这儿非但找不到一些倚傍来支持他的艺术，反而有跟这个民族一同陷在沙漠里的危险。
一边发觉了危险，一边又没冲过危险的把握，他便突然不上曼海姆家去了。人家请了他好几回，他都谢绝了，也不说明理由。至此为止，他一向是殷勤得有点儿过分的，这一下突然之间的改变当然引起了注意：大家认为这是他的“怪僻”，但曼海姆一家三个人，都相信跟于第斯不无关系；洛太和弗朗兹在饭桌上常常把这个问题作为取笑的资料。于第斯耸耸肩，说征服一个男人弄到这个局面也太妙了，接着又冷冷地要求她的哥哥别老跟她开这种玩笑。可是她也不放过逗引克利斯朵夫回来的机会。她写信给他，借口问他一个只有他能解答的音乐问题，末了很亲切地提到他近来很少去而大家渴想见见他的话。克利斯朵夫复了信，回答了她的问题，推说事情忙，始终不去。有时，他们在戏院里碰到。克利斯朵夫眼睛老向着别处，避免看到曼海姆家的包厢；于第斯存心想给他一个最动人的微笑，他却装做连于第斯这个人都没看见。她也不坚持。对他既无所谓，她觉得这个起码艺术家让她白费心血也不应该。他要愿意回来，他自个儿会回来的！要不然也就算了！……
结果真的算了；没有他，曼希姆家里晚上也并不怎么寂寞。可是于第斯不由自主地恨着克利斯朵夫。他在的时候她不把他放在心上，她倒认为很平常，他要因之而不高兴也可以；但要不高兴到绝交的程度，那她觉得简直是狂妄，骄傲，只有自私而没有热情。——同样的缺点只要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别人身上，于第斯就觉得不能容忍。
然而她对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和行事倒反更注意。她不动声色地逗他的哥哥提到这些问题，把他白天和克利斯朵夫的谈话讲出来，然后她含讥带讽地评论几句，凡是可笑的地方一桩都不放过，使弗朗兹对克利斯朵夫的热情不知不觉地降低下去。
在杂志方面，先是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还没看出那些同事的庸俗；他们也因为他是自己人而承认他有天才。最初发现他的曼海姆还没读到他一个字，就已经在到处宣扬，说克利斯朵夫是个出色的批评家，他当作曲家是走错了路，最近才由曼海姆把他点醒的。他们在杂志上用着神秘的措辞替他的文章做预告，大大地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他第一篇评论披露的时候，在这个人心麻木的小城里好似一块大石头掉在鸭塘里。题目叫做“音乐太多了！”。
“音乐太多了，吃的东西太多了，喝的东西太多了！大家不饥而食，不渴而饮，不需要听而听，只是为了狼吞虎咽的习惯。这简直和斯特拉斯堡的鹅一样。这民族竟是害了贪食症。你给他随便什么都可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也好，《赛金根的吹号手》也好，贝多芬也好，玛斯加尼也好，赋格曲也好，两拍子的军队进行曲也好，阿唐，巴赫，普契尼，莫扎特，马斯涅，都好。他连吃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只要有的吃。甚至吃了也不觉得快乐。瞧瞧他在音乐会里的神气罢。有人还说什么德国式的狂欢！其实什么叫做欢乐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永远是狂欢的！他们的狂欢和他们的悲哀一样是像雨水般随便流的：贱如泥土的欢乐，没有精神也没有力。他们愣头傻脑地笑着，几小时地吸收声音，声音，声音。他们一无所思。一无所感，只像一些海绵。真正的欢乐与真正的痛苦——力——绝不会像桶里的啤酒般流上几小时的。它掐住你的咽喉，使你惊心动魄地慑服，以后你不会再想要别的：你已经醉了！
“音乐太多了！你们糟蹋自己，糟蹋音乐。你们糟蹋自己是你们的事；可是音乐，别胡来了罢！我不许你们糟蹋世界上的美，把圣洁的和声跟恶浊的东西放在一只篮里，把《帕西法尔》的《序曲》插在《联队女儿》的幻想曲和萨克管的四重奏中间，或是把贝多芬的柔板跟美洲土人舞乐或雷翁加伐罗的无聊作品放在一起。你们自命为世界上最大的音乐民族，你们自命为爱音乐。可是爱哪一种音乐呢？好的还是坏的？你们不论好坏都同样地拍手喝彩。你们先挑一下行不行？究竟要哪一种？你们不知道，不愿意知道：你们怕决定，怕闹笑话……你们这种谨慎小心，替我见鬼去罢！——你们说，你们在一切偏见之上，是不是？——其实你们是被压在一切偏见之下……”
于是他引了高特弗里德·凯勒的两句诗——那是一个苏黎世的布尔乔亚，他的光明磊落，勇于战斗的态度，本地风光的生辣的气息，是克利斯朵夫非常爱好的：
得意扬扬自命为超乎偏见之上的人，
其实是完全在偏见之下。
他又继续写道：“你们应当有勇气保持你们的真！应当有勇气不怕显得丑！假如你们喜欢恶劣的音乐，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把你们的本相拿出来。把你们灵魂上的不清不楚的胭脂花粉统统抹掉罢，用水洗洗干净罢。多少时候你们没有在镜中照照你们这副丑相了呢？让我来照给你们看罢。作曲家，演奏家，乐队指挥，歌唱家，还有你们，亲爱的听众，你们可以彻底明白你们是什么东西了……你们爱做什么人物都可以，但至少要真！要真，哪怕艺术和艺术家因之而受到损害也没关系！假使艺术不能和真理并存，那么就让艺术去毁灭吧！真理是生，谎言是死。”
这番激烈的血气方刚的话，再加那种不雅驯的态度，自然使大家叫起来了。可是对于这篇每个人都包括在内而没有一个人清清楚楚受到攻击的文字，谁也不愿意认为针对自己。每个人都是，都自以为、自称为真理的朋友，所以那篇文章的结论绝不致受人非难。人家不过讨厌它的语气，一致认为失态，尤其是出之于一个半官方艺术家之口。一部分的音乐家开始**了，愤懑地抗议了：他们料到克利斯朵夫决不会这样就算了的。另外一批人自以为更聪明，去恭维克利斯朵夫有勇气，可是对他以后的文字也同样在那里惴惴不安。
抗议也好，恭维也好，结果总是一样。克利斯朵夫已经冲了出去，什么都拦不住他了；而且依着他早先说的话，作曲家和演奏家都免不了受到攻击。
第一批开刀的是乐队指挥(20)。克利斯朵夫绝不限于对指挥乐队的艺术作一般性的讨论。他把本城或邻近诸城的同事一一指出姓名，或者用着极明白的隐喻，令人一望而知说的是谁。譬如，每个人都能认出那个毫无精神的宫廷乐队指挥——阿洛伊·洪·范尔奈，小心谨慎的老人，一身载满了荣誉，什么都害怕，什么都要敷衍，不敢对乐师们有何指摘，只知道俯首帖耳地跟着他们的动作。除了有过二十年的声誉，或至少经过学士院的什么大佬盖过官章的作品以外，他绝不敢把新作随便排入节目。克利斯朵夫用着挖苦的口吻恭维他的大胆，称赞他发现了加德、德沃夏克、柴科夫斯基(21)；恭维他的乐队演奏准确，节拍不差毫厘，表现得细腻入微；他提议在下次音乐会中可以替他把车尔尼的《速度练习曲》(22)配成器乐来演奏，又劝他不要过于疲劳、过于热情，得保重身体。——再不然，克利斯朵夫对他指挥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作风发出愤怒的叫喊：“轰啊！轰啊！给我轰死这些家伙罢！……难道你们全不知道什么叫做战斗，什么叫做对于人类的荒谬与野蛮的战斗——还有那个一边欢笑一边把它们打倒在脚下的力吗？嘿，你们怎么会知道呢？它所攻击的就是你们！你们的英勇是在于能够听着，或忍着呵欠而演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因为这个曲子使你们厌烦……那么老实说出来罢，说那个曲子使你们厌烦，厌烦得要死！）——你们的英勇还有什么表现？大概是光着脑袋，驼着背，忍着过路风而恭迎什么大人物吧。”
对于这些音乐院的长老演奏过去的名作时所用的“古典”风格，他只嫌冷嘲热讽的字不够用。
“古典！这句话把什么都包括了。自由的热情，像学校的课本一样被删改修正了！生命，这片受着长风吹打的广大的平原，也给关在古典学院的院子中间！一颗颤动的心的犷野威武的节奏，被缩成钟锤的摆动，安安静静地，规规矩矩地，按着四拍子前进，在重拍上加强一下！……你们要把大海装入小玻璃缸，放些金鱼，才能鉴赏大海。你们要把生命扼杀之后才懂得生命。”
他对这班他称为“打包匠”式的乐队指挥固然不客气，但对“马戏班骑师”式的名指挥尤其严厉——他们周游各地，教人家欣赏他们手舞足蹈的姿势，爬在大名家的背上显本领，把人尽皆知的作品弄得面目全非，难于辨识，在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中表现他们的身手矫捷。克利斯朵夫把他们当做卖弄风情的老妇，走江湖的吉卜赛人，走绳索的卖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