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了！……摆脱了别人，摆脱了自己！……一年以来把他束缚着的情欲之网突然破裂了。怎么破裂的呢？他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奋发之下，所有的锁链都松解了。这是发育时期的许多剧变之一；昨天已死的躯壳和令人窒息的往昔的灵魂，在发育时期都被强毅的天性撕得粉碎。

克利斯朵夫非常畅快地呼吸着，可不大明白自己有了什么改变。他送了高脱弗烈特回来，寒气凛冽的旋风在城门洞里打转。行人都低着头。上工的姑娘们气愤愤地和往裙子里直钻的狂风撑持；她们停下来喘着气，鼻子和腮帮都给吹得通红，脸上露着愤怒的神色，真想哭出来。克利斯朵夫可快活地笑了。他所想的并非眼前的这阵风暴，而是他才挣脱出来的精神上的风暴。他望着严冬的天色，盖满着雪的城市、一边挣扎一边走路的人们；他看看周围，想想自己，一点儿束缚也没有了。他是孤独的……孤独的！多快乐啊，独立不羁，完全自主！多快乐：摆脱了他的束缚，摆脱了往事的纠缠，摆脱了所爱所憎的面目的骚扰！多快乐：生活而不为生活俘虏，做着自己的主人！……

回到家里，浑身是雪。他高兴地抖了抖，像条狗似的。母亲在走廊里扫地，他在旁边走过，把她从地下抱起，嘴里唧唧哝哝地亲热地叫了几声，像对付小娃娃那样。克利斯朵夫身上全给融化的雪弄潮了；年老的鲁意莎在儿子的臂抱里拼命撑拒，像孩子般天真地笑着，叫他做“大畜生”！

他连奔带爬地上楼，进了卧室。天那么黑，他照着小镜子竟不大看得清自己。可是他心里快活极了。又矮又黑、难于转身的卧房，他觉得差不多是个王国。他锁上门，心满意足地笑着。啊，他终于把自己找到了！误入歧途已经有多少时候！他急于要在自己的思想中沉浸一番。如今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像一口宽广的湖，到了远处跟金色的雾化成一片。发过了一夜的烧，他站在岸旁，腿上感觉到湖水的凉气，夏日的晨风吹拂着身体。他跳下去游泳，不管也不在乎游到哪儿，只因为能够随意游泳而满心欢喜。他一声不出，笑着，听着心中无数的声音：成千累万的生命都在里头蠢动。他头在打转，什么都分辨不清了，只咂摸到一种目眩神迷的幸福。他很高兴能感觉到这些无名的力，可是他懒洋洋的还不想马上加以试验，只迷迷糊糊地体味着这个志得意满的陶醉的境界，因为自己的内心已经到了百花怒放的季节，那是被压了几个月而像突然临到的春天一样爆发起来的。

母亲招呼他吃饭了。他昏昏沉沉地下楼，好似在野外过了一整天以后的情形；脸上那种光彩甚至使鲁意莎问他有什么事。他不回答，只搂着她的腰在桌子周围跳舞，让汤钵在桌上冒气。鲁意莎喘着气喊他做疯子，接着她又拍着手嚷起来。

“天哪！”她很不放心地说，“我敢打赌他又爱上了什么人了！”

克利斯朵夫放声大笑，把饭巾丢在空中。

“又爱上了什么人！”他喊道，“啊！天！……不，不！那已经够了！你放心。嘿！那是完啦，完啦，一辈子的完啦！”

说罢，他喝了一大杯凉水。

鲁意莎望着他，放心了，可是摇摇头笑着：“哼，说得好听！还不像酒鬼一样，要不了一天就不算数的。”

“便是一天也是好的。”他很高兴地回答。

“不错！可是究竟什么事教你这样乐的？”

“我就是乐，没有什么理由。”

他肘子靠在桌上，和她对面坐着，把他将来要干的事统统告诉她。她又亲切又不大相信地听着，提醒他汤要凉了。他知道她并没有听，可也不在乎，因为他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们俩笑着，互相望着：他说着话，她并不怎么听进去。虽然她有这样一个儿子很得意，可并不十分重视他艺术方面的计划；她只想着：“既然他这样快活，那就行了。”他一边对自己的议论听得飘飘然，一边望着母亲的脸，头上紧紧地裹着黑巾，头发雪白，年轻的眼睛不胜怜爱地瞅着他，神气那么安静那么慈祥。他完全能看出她的思想。

“我说的这些，你都满不在乎，可不是？”他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

“哪里？哪里？”她勉强否认。

他把她拥抱着说：“怎么不是，怎么不是！得了罢！用不着辩。你这么办也不错。只要爱我就行了。我不需要人家了解我，既不要你了解，也不要谁了解。现在我再也不需要谁，不需要什么了：我心里什么都有！……”

“啊，”鲁意莎接着说，“他现在又疯着一点儿什么了！……也罢！既然非疯魔不可，我宁可他有这一种。”

让自己在思想的湖上漂浮，多甜蜜，多快乐！……躺在一条小船里头，浴着阳光，水面上清新的微风在脸上轻轻拂过，他悬在空中，睡着了。在他躺着的身子底下，在摇摆的小船底下，他感觉到深沉的水波，他懒懒地把手浸在水里。他抬起身子把下巴搁在船边上，像童时那样望着湖水流过。他看见水中映出多少奇怪的生灵像闪电般飞逝……一批过了又是一批，从来没有相同的。他对着眼前这种奇幻的景象笑了，对着自己的思想笑了；他不需要固定他的思想。挑选吗？干吗要在这千千万万的梦境中挑选呢？有的是时间！……将来再说罢！等到他要的时候，只消撒下网去就能把在水里发光的怪物捞起……现在先让它们过去，等将来再说罢！

小船随着温暖的微风与迟缓的水波漂浮。天气温和，阳光明媚，四下里静悄悄的。

他终于懒洋洋地撒下网去；俯在到处起泡的水上，他瞧着网完全沉下。待了一忽儿，他从容不迫地把网拉起来，觉得越拉越重了；正要从水中提出的时候，他停下来喘一口气。他知道有了收获，可不知道是什么收获；他有心延宕，想多咂摸一下等待的乐趣。

终于他下了决心：五光十色的鱼出现到水外来了；它们扭来扭去像一窠乱蛇。他好不诧异地瞧着，拿手指去拨动，想挑出最好看的放在手里鉴赏一会儿；但才把它们提到水外，变化无穷的色彩就黯淡了，它们本身也在他手中化掉了。他重新把它们扔进水里，重新下网。他对于心中蠢动的梦境，极想一个一个地瞧过来，可一个都不愿意留下；他觉得它们在明净的湖中自由漂浮的时候更美……

他唤起各式各样的梦境，一个比一个荒唐。他的思想已经积聚了多少时候没有用过，心中装满的宝藏膨胀得要爆起来了。可是一切都乱七八糟：他的思想好比一个杂货栈，或是犹太人的古董店；稀有的宝物，珍奇的布帛，废铜旧铁，破烂衣服，统统堆在一间屋里。他分辨不出哪些是最有价值的，只觉得全都有趣。其中有的是互相击触的和弦，像钟一般奏鸣的色彩，像蜜蜂般嗡嗡响着的和声，像多情的嘴唇般笑盈盈的调子。有的是幻想的风景，面貌，各种热情，各种心灵，各种性格，文学的或玄学的思想。有的是庞大的无法实现的计划：什么四部剧、十部剧，想把什么都描写为音乐，包括各式各样的天地。还有的（而且是最多的）是暧昧的、闪电似的感觉，都是突然之间无缘无故激发起来的，说话的声音，路上的一个行人，滴答的雨声，内心的节奏，都可成为引子。——许多这一类的计划只有一个题目；大多数只有一两行，可是已经够了。他像小孩子一样，把幻想中创造的当做已经真的创造了。

然而他活泼的生机不容许他长时间地以这种烟雾似的幻梦为满足。虚幻的占有，他觉得厌倦了，他要抓住梦境。——可是从何下手呢？这一个跟那一个都显得一样重要。他把它们翻来覆去，一忽儿丢下，一忽儿又捡起……不，可是不能重拾的，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一个梦绝不给你连抓到两次；它随时随地都在变，在他手里，在他眼前，在他眼睁睁地瞧着的时候已经变了。必须赶快才好，可是他不能；工作的迟缓使他惶惑。他恨不得一天之中把什么都做完，但连最小的工作他也觉得困难得不得了。最糟的是他才开始工作已经在厌恶这工作。他的梦过去了，他自己也过去了。他做着一桩事，心里就在懊恼没有做另外一桩。只要他在美妙的题材中挑定一个，就会使他对这个题材不感兴趣。因此他所有的宝藏都变成毫无用处。他的思想，唯有他不去碰它的时候才有生命；凡是他能把握到的都已经死了。这真是当太尔式的痛苦：仰取果实，变为石块；俯饮河水，水即不见。(1)

为了苏解他的饥渴，他想乞灵于已经获得的泉源，把他从前的作品来安慰一下……可是那种饮料简直受不了！他喝了第一口便连咒带骂地唾了出来。怎么！这不冷不热的东西，这种乏味的音乐，便是他的作品吗？——他把自己的曲子重新看了一遍，心里说不出地懊丧：他莫名其妙，不懂当初怎么会写出来的。他脸红了。有一次，看到特别无聊的一页，他甚至转过身去看看室内有没有人，又去把脸埋在枕上，好似一个害臊的儿童。又有几次，他的作品显得那么可笑，以至他竟忘了是自己的大作……

“嘿！该死的！”他叫着，笑弯了腰。

但他最受不住的，莫过于那些他从前自以为表白热情、表白爱情的喜悦与悲苦的乐曲。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仿佛给苍蝇叮了一口，用拳头打着桌子，敲着脑门，愤怒得直叫，用粗话来骂自己，把自己当做蠢猪、混蛋、畜生、小丑。最后他喊得满面通红地去站在镜子前面，抓着自己的下巴，说着：“你瞧，你瞧，你这蠢东西，你这蠢驴似的嘴脸！你扯谎！让我来教训你！替我去投河死了罢，先生！”

他把脸埋在面盆里，直浸到闭过气去，然后他脸色绯红，眼珠往外突着，像海豹一般直喘大气，也顾不得抹一抹脸，就奔向书桌，拿起该死的乐曲气冲冲地撕掉了，嘴里咕噜着：“去你的罢，你瞧，混蛋！该死的家伙！……你瞧，你瞧！……”

他这才觉得松了口气。

这些作品里使他最气恼的是谎话。没有一点儿东西出于真正的感觉。只是背熟的滥调，小学生的作文：他谈着爱情，仿佛瞎子谈论颜色，全是东摭西拾、人云亦云的俗套。而且不只是爱情，一切的热情都被他当做高谈阔论的题目。——固然，他一向是力求真诚的，但光是想要真诚还不够，问题是要真能做到；而一个人对人生毫无认识的时候，又怎么能真诚呢？靠了最近六个月的经历，他才能发觉这些作品的虚伪，才能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突然看出一条鸿沟。如今他跳出了虚幻的境界，有了一个真正的尺度，可以测验他思想真伪的程度了。

既然痛恨从前没有热情就写下来的作品，再加上他矫枉过正的脾气，他就打定主意，从此不受热情驱策决不写作。他也不愿意再去捕捉自己的思想，发誓除非创作的欲望像打雷似的威逼他，他是永远放弃音乐的了。

他这么说着，因为他明明知道暴风雨快来了。

所谓打雷，他要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但在高处更容易触发，有些地方——有些灵魂——竟是雷雨的仓库：它们会制造雷雨，在天上把所有的雷雨吸引过来；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是阵雨的季节，同样，一生之中有些年龄特别富于电力，使霹雳的爆发即使不能随心所欲，至少也能如期而至。

整个的人都很紧张。雷雨一天一天地酝酿着。白茫茫的天上布满着灼热的云。没有一丝风，凝集不动的空气在发酵，似乎沸腾了。大地寂静无声，麻痹了。头里在发烧，嗡嗡地响着；整个天地等着那愈积愈厚的力爆发，等着那重甸甸的高举着的锤子打在乌云上面。又大又热的阴影移过，一阵火辣辣的风吹过；神经像树叶般发抖……随后又是一片静寂。天空继续酝酿着雷电。

这样等待的时候自有一种悲怆而痛快的感觉。虽然你受着压迫，浑身难过，可是你感觉到血管里头有的是烧着整个宇宙的烈火。陶醉的灵魂在锅炉里沸腾，像埋在酒桶里的葡萄。千千万万的生与死的种子都在心中活动。结果会产生些什么来呢……像一个孕妇似的，你的心不声不响地看着自己，焦急地听着脏腑的颤动，想道：“我会生下些什么来呢？”

有时不免空等一场。阵雨散了，没有爆发；你惊醒过来，脑袋重甸甸的，失望，烦躁，说不出地懊恼。但这不过是延期而已；阵雨早晚要来的；要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它爆发得越迟，来势就越猛烈……

瞧，它不是来了吗？……生命的各个隐蔽的部分，都有乌云升起。一堆堆蓝得发黑的东西，不时给狂暴的闪电撕破一下；——它们飞驰的迅速使人眼花缭乱，从四面八方来包围心灵；而后，它们把光明熄灭了，突然之间从窒息的天空直扑下来。那真是如醉若狂的时间！……奋激达于极点的元素，平时被自然界的规律——维持精神的平衡而使万物得以生存的规律——幽禁在牢笼里的，这时可突围而出，在你意识消灭的时候统治一切，显得巨大无比，莫可名状。你痛苦至极。你不再向往于生命，只等着死亡来解放了……

而突然之间是电光闪耀！

克利斯朵夫快乐得狂叫了。

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成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飘浮的影子。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射出来的。便是那些在巨大的火焰旁边没有地位的——野心家，自私的人，一事无成的浪子——也想借一点儿黯淡的光辉取暖。

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是消灭死。

可怜的是不能生产的人，在世界上孤零零的，流离失所，眼看着枯萎憔悴的肉体与内心的黑暗，从来没有冒出一朵生命的火焰！可怜的是自知不能生产的灵魂，不像开满了春花的树一般满载着生命与爱情的！社会尽管给他光荣与幸福，也只是点缀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克利斯朵夫受着光明照耀的时候，一阵电流在身上流过，使他发抖了。那好像在黑夜茫茫的大海中突然出现了陆地。也好像在人堆里忽然遇到一双深沉的眼睛瞪了他一下。这种情形，往往是在几小时的胡思乱想、意气消沉之后发生的，尤其在想着别的事，或是谈话或是散步的时候。倘若在街上，他还因为顾虑而不敢高声表示他的快乐。在家里可什么都拦不住他了。他手舞足蹈，直着嗓子哼一支欢呼胜利的调子。母亲听惯了这种音乐，结果也明白了它的意义。她和克利斯朵夫说，他活像一只才下了蛋的母鸡。

乐思把他渗透了：有时是单独而完整的一句；更多的时候是包裹着整部作品的一片星云：曲子的结构，大体的线条，都在一个幕后面映现出来；幕上还有些光华四射的句子，在阴暗中灿然呈露，跟雕像一样分明。那仅仅像一道闪电，有时是接踵而至的好几道闪电，而每一道光明都在黑暗中照出一些新的天地。但这个捉摸不定的力，往往出其不意地露了一忽儿脸，会在神秘的一隅躲上几天，只留下一道光明的痕迹。

克利斯朵夫一味体验着这种灵感的乐趣，对其余的一切都厌弃了。有经验的艺术家当然知道灵感是难得的，凡是由直觉感应的作品必须靠智力完成；所以他尽量挤压自己的思想，把其中所有的神圣的浆汁吸收干净（甚至还常常加些清水）。——可是克利斯朵夫年纪太轻，太有自信，不免轻视这些手段。他抱着不可能的梦想，只愿意产生一些从头至尾都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作品。要不是他有心不顾事实，他不难发觉这种计划的荒谬。没有问题，那时正是他精神上最丰富的时代，绝对没有给虚无侵入的空隙。对于这源源不绝的灵感，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引子：眼中见到的，耳中听到的，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一瞥一视，片言半语，都可以在心中触发一些梦境。在他浩无边际的思想天地中，布满着千千万万的明星。——然而便是这种时候，也有一切都一下子熄灭的事。虽然黑夜不会长久，虽然思想的缄默不致延长到使他痛苦的程度，他究竟怕这无名的威力一忽儿来找着他，一忽儿离开他，一忽儿又回来，一忽儿又消灭……他不知道这一回的消灭要有多久，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恢复。——高傲的性格使他不愿意想到这些，他对自己说着：“这力量就是我。一朝它消灭了，我也不存在了：我会自杀的。”——他不住地心惊胆战，可是这倒反给他多添了一种快感。

然而即使灵感在目前还没有枯竭的危险，克利斯朵夫也已经明白单靠灵感是永远培养不起一件整部的作品的。思想出现的时候差不多总是很粗糙，必须费很大的劲儿把它们去芜存菁。并且它们老是断断续续、忽起忽落的；倘使要它们连贯起来，必需羼入深思熟虑的智慧和沉着冷静的意志，才能锻炼成一个新生命。克利斯朵夫既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当然不会不做这一步功夫；但他不肯承认，而硬要相信自己仅仅是传达心中的模型，其实他为了使它明白晓畅起见，早已把内心的意境多多少少变化过了。——不但如此，他有时竟完全误解思想的含义。因为乐思的来势太猛了，他往往没法说出它意义所在。它闯入心灵隐处的时候，还远在意识领域之外，而这种纯粹的力又是超出一般的规律的，意识也无法辨认出来，使自己**而集中注意的究竟是什么，它所肯定的感情又是哪一种：欢乐，痛苦，都在那独一无二的，因为是超乎智力而显得不可解的热情中混在一起。可是了解也罢，不了解也罢，智慧究竟需要对这种力给一个名字，使它和人类孜孜矻矻砌在头脑里的逻辑的结构有所联系。

因此，克利斯朵夫相信——要自己相信——在他内心骚扰的那种暧昧的力，的确有一个确定的意义，而这意义是和他的意志一致的。从深邃的潜意识中踊跃出来的自由的本能，受着理智的压迫，不得不和那些明白清楚而实际上跟它毫不相干的思想合作。在这种情形之下，作品不过是把两种东西勉强放在一起：一方面是克利斯朵夫心中拟定的一个伟大的题材，另一方面是意义别有所在而克利斯朵夫也茫然不知的那些粗犷的力。

他低着头摸索前进，受着多少矛盾的、在胸中互相击撞的力的鼓动，在支离灭裂的作品中放进一股暗晦而强烈的生命，那是他无法表白，但是使他志得意满、非常高兴的。

自从他意识到自己有了簇新的精力，他对于周围的一切，对人家过去教他崇拜的一切，对他不假思索而一味尊敬的一切，敢于正视了，并且立刻肆无忌惮地加以批判。幕撕破了：他看到了德国人的虚伪。

一切民族，一切艺术，都有它的虚伪。人类的食粮大半是谎言，真理只有极少的一点儿。人的精神非常软弱，担当不起纯粹的真理；必须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艺术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层谎言。这些谎言是适应每个民族而各个不同的：各民族之间所以那么难于互相了解而那么容易彼此轻蔑，就因为有这些谎言作祟。真理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谎言，而且都称之为理想；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呼吸着这些谎言，谎言成为生存条件之一；唯有少数天生的奇才经过英勇的斗争之后，不怕在自己那个自由的思想领域内孤立的时候才能摆脱。

由于一个极平常的机会，克利斯朵夫突然发觉了德国艺术的谎言。他早先的不觉察，并非因为他没有机会常常看见，而是因为距离太近，没有退步的缘故。现在，山的面目显出来了，因为他离得远了。

他在市立音乐厅的某次音乐会里。大厅上摆着十几行咖啡桌——有二三百张。乐队在厅的尽里头的台上。克利斯朵夫周围坐着些军官，穿着紧窄的深色长外套，胡子剃得很光，阔大的红红的脸，又正经又俗气；也有些高声谈笑的妇人，过分装做洒脱；天真的女孩子们露着全副牙齿微笑；胡髭满面、戴着眼镜的胖男子，活像眼睛滚圆的蜘蛛。他们每喝一杯酒总得站起来向什么人举杯祝贺健康，态度非常恭敬、虔诚，把脸色与说话的音调都变过了：好似念着弥撒祭里的经文，他们扮着庄严而可笑的神气互相敬酒。音乐在谈话声与杯盘声中消失了。可是大家把说话和饮食的声音尽量压低。乐队指挥是个高大的驼背老人，挂在下巴上的须像条尾巴，往下弯的长鼻子架着眼镜，神气颇像一个语言学家。——这些典型的人物，克利斯朵夫久已熟识。但这一天，他忽然用着看漫画的目光看他们了。的确，有些日子，凡是平时不觉察的旁人的可笑，会无缘无故跃入我们眼里的。

音乐会的节目包括《哀格蒙特序曲》，瓦尔德退菲尔的《圆舞曲》，《汤豪塞巡礼罗马》，尼古拉的《风流妇人》，《阿塔利亚进行曲》，《北斗星》幻想曲。(2)贝多芬的《序曲》奏得很照规矩，《圆舞曲》奏得很激昂。轮到《汤豪塞巡礼罗马》的时候，台下有开拔瓶塞的声音。克利斯朵夫邻桌的一个胖子，按着《风流妇人》的音乐打拍子，挤眉弄眼地做着福斯塔夫(3)的姿势。一位又老又胖的妇人，穿着天蓝衣衫，束着一条白带子，扁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皮色鲜红的胳膊，粗大的腰围，用洪大的嗓子唱着舒曼和勃拉姆斯的歌。她扬着眉毛，做着媚眼，（左目又夹）着眼皮，忽左忽右地摇头摆脑，满月似的脸上挂着个肥大的笑容，穷形极相地做着哑剧：要没有她那副庄重老成的气息，简直像咖啡店里的歌女。这位儿女满堂的妈妈，居然还扮做痴的姑娘，想表现青春，表现热情；而舒曼的歌也就跟着像逗弄小娃娃的玩意儿。大家都听得出神了。可是南德合唱班的人马一出台，听众的注意简直到了庄严的程度。合唱班一忽儿咿咿唔唔的，一忽儿大声叫吼的，唱了几支极有情致的歌。四十个人的声音等于四个人，似乎他们有意取消真正合唱的风格，只卖弄一些旋律的效果，凄凄楚楚的自以为极尽细腻，轻的时候像要咽气，响的时候又突然震耳欲聋，好似敲着大铜鼓；总之是既不浑厚，又不平衡，纯粹是柔靡不振的风格，令人想起波顿(4)的妙语：“让我来装做狮子罢。我的叫吼可以跟嘴里衔着食物的白鸽的声音一样柔和，也可以教人相信是夜莺的歌唱。”

克利斯朵夫听着，一开头就越来越诧异。这些情形对他绝对不是新鲜的。这些音乐会，这个乐队，这班听众，他都是熟的。但突然之间他觉得一切都虚伪。一切，连他最心爱的《哀格蒙特序曲》在内，那种虚张声势的**，一板三眼的激昂慷慨，这时都显得不真诚了。没有问题，他所听到的并非贝多芬和舒曼，而是贝多芬和舒曼的可笑的代言人，而是嘴里嚼着东西的群众，把他们的愚蠢像一团浓雾似的包围着作品。——不但如此，作品中间，连最美的作品中间，也有点儿令人不安的成分，为克利斯朵夫从来没感觉到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敢分析，以为怀疑心爱的大师是亵渎的。他不愿意看，可是已经看到了，而且还不由自主地要看下去，像彼萨的含羞草一般，他在指缝里偷看。

他把德国艺术**裸地看到了。不论是伟大的还是无聊的，所有的艺术家都婆婆妈妈的、沾沾自喜的，把他们的心灵尽量暴露出来。有的是丰富的感情、高尚的心胸，而且真情洋溢，把心都融化了；日耳曼民族多情的浪潮冲破了堤岸，最坚强的灵魂给冲得稀薄，懦弱的就给淹溺在它灰色的水波之下：这简直是洪水；德国人的思想在水底里睡着了。像门德尔松、勃拉姆斯、舒曼，以及等而下之的那些浮夸感伤的歌曲的小作家，又有些怎么样的思想！完全是沙土，没有一块岩石。只是一片湿漉漉的、不成形的黏土……这一切真是太荒唐太幼稚了，克利斯朵夫不相信听众会不觉得。但他向周围瞧了一下，只看见一些恬然自得的脸，早就肯定他们所听到的一定是美的，一定是有趣的。他们怎么敢自动加以批评呢？对于这些人人崇拜的名字，他们是非常尊敬的。并且有什么东西他们敢不尊敬呢？对他们的音乐节目，对他们的酒杯，对他们自己，他们都一样地尊敬。凡是跟他们多少有些关系的，他们心里一概认为“妙不可言”。

克利斯朵夫把听众与作品轮流打量了一番，觉得作品反映听众，听众也反映作品。克利斯朵夫忍俊不禁，装着鬼脸。等到合唱班庄严地唱起一个多情少女的羞怯的《自白》，他再也抑制不住，竟自大声地笑了。四下里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嘘斥声。邻座的人骇然望着他，而他一看到这些吃惊的脸更笑得厉害，甚至把眼泪都笑了出来。这一下大家可恼了，喊着：“滚出去！”他站起来走了，耸耸肩膀，笑得浑身扭动。全场的人看了都气愤至极。从此克利斯朵夫就慢慢地跟他城里的人处于敌对的地位。

有了这次经验以后，克利斯朵夫回到家里，决定把几个“素受尊重的”音乐家的作品重新浏览一遍。结果他大为懊丧，因为发现他最敬爱的某些大师也有说谎的。他竭力怀疑，以为自己看错了。——可是不，没有怀疑的余地……一个伟大民族的艺术财富中竟有那么些平庸的作品与谎言，他真是大吃一惊。经得起磨勘的乐曲实在太少了！

从此，要去看别的心爱的作品的时候，他就免不了心惊肉跳……可怜他像中了妖法似的，到处都碰到同样的失意！他为了某几个大师简直心都碎了，仿佛失掉了一个最爱的朋友，也仿佛突然发觉自己那么信任的朋友已经把他欺骗了多年。他为之痛哭流涕，夜里睡不着了，苦恼不已。他责备自己：是不是他不会判断了？是不是他完全变了傻子？……不，不，他比什么时候都更能看到太阳的光辉，更能感到生命的丰满：他的心并没愚弄他……

他又等了好久，不敢惊动他认为最好最纯粹的作家——那些圣中之圣。他唯恐把自己对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但一颗事事讲求真理的灵魂，本能上对一切都要追根究底，看透真相，即使因之而惹起痛苦也在所不顾：对这种铁面无私的本能，又有什么方法抗拒呢？——于是他打开那些神圣的作品，看看像军中的禁卫队似的最后一批精华……不料才看了几眼，就发现它们并不比别的更纯洁。他没有勇气继续了。有时他竟停下来，阖上乐谱，仿佛诺亚的儿子用外衣把父亲**的身体给遮起来似的。(5)

这样以后，他对着这些废墟怅然若失。他恨不得牺牲一切，不让他神圣的幻象破灭。他心里悲痛极了。幸而元气那么充足，他对艺术的信仰并不因之而动摇。凭着年轻人天真自大的心理，他似乎认为以前谁也没经历过人生，还得他从头再来。因为沉醉于自己新生的力，他觉得——也许并非没有理由——除了极少的例外，在活生生的热情和艺术所表现的热情之间，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以为自己表现的时候更成功更真切，那可错了。因为他充满着热情，所以在自己的作品中不难发现热情；但除了他以外，谁也不能在那些不完全的辞藻中辨别出来。他所指摘的艺术家多数是这种情形。他们心中所有的、表现出来的，的确是深刻的感情；但他们语言的密钥随着他们的肉体一齐死了。

克利斯朵夫不懂得人的心理，根本没想到这些理由：他觉得现在是死的一向就是死的。他拿出青年人的霸道与残忍的脾气，修正他对过去的艺术家的意见。最高贵的灵魂也给他**裸地揭开了，所有可笑的地方都没有被放过。而所谓可笑，在门德尔松是那种过分的忧郁，高雅的幻想，四平八稳而言之无物；在韦伯是虚幻的光彩，枯索的心灵，用头脑制造出来的感情；李斯特是个贵族的教士(6)，马戏班里的骑师，又是新古典派，又有江湖气，高贵的成分真伪参半，一方面是超然尘外的理想色彩，另一方面又是令人厌恶的卖弄技巧；至于舒伯特，是被多愁善感的情绪淹没了，仿佛沉在几里路长的明澈而毫无味道的水底里。便是英雄时代的宿将，半神，先知，教会的长老，也不免虚伪。甚至那伟大的巴赫——三百年如一日的人物，承前启后的祖师——也脱不了诳语，脱不了流行的废话与学究式的唠叨。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这位见过上帝的人物(7)，他的宗教有时只是没有精神的，加着糖的宗教，而他的风格是七宝楼台式的，烦琐纤细的风格。他的大合唱中，有的是牵惹柔情的老虔婆式的调子，仿佛灵魂絮絮不休地向耶稣谈情，克利斯朵夫简直为之作呕，似乎看到了肥头胖耳的爱神飞舞大腿。并且，他觉得这位天才的歌唱教师(8)是关在屋子里写作的，作品有股闭塞的气息，不像贝多芬或亨德尔有那种外界的强劲的风——他们以音乐家而论也许不及他伟大，可是更富于人性。克利斯朵夫对一班古典派的大师不满意的，还因为他们的作品缺少自由灵动的气息，而差不多全部是“建筑”起来的：有时是一种情绪用音乐修辞学的滥调加以扩大的；有时只是一种简单的节奏、一种装饰的素描，循环颠倒，翻来覆去，用机械的方式向各方面铺张，发展。这种对称的、叠床架屋的结构——奏鸣曲与交响乐——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气恼，因为他当时对于条理之美，对于规模宏大、深思熟虑的结构之美，还不能领会。他以为这是泥水匠的而非音乐家的工作。

他的批评浪漫派，严厉也不下于此。可怪的是，他最受不了的倒是那班自命为最自由、最自然、最少用“建筑”功夫的作家，像舒曼那样在无数的小作品中把他们的生命一点一滴全部灌注进去的人，他尤其恨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认出他自己少年时代的灵魂，和所有他此刻发誓要摆脱干净的无聊东西。当然，虚伪的罪名绝不能加之于纯朴的舒曼：他几乎从来不说一句不是真正感觉到的话。然而他的榜样正好使克利斯朵夫懂得，德国艺术最要不得的虚伪还不在于艺术家想表现他们并不感到的情操，倒是在于他们想表现真正感到的情操，因为这些情操本身就是虚伪的。音乐是心灵的镜子，而且是铁面无情的镜子。一个德国音乐家越天真越有诚意，他越暴露出德国民族的弱点、动摇不定的心境，婆婆妈妈的感情，缺少坦白，伪装的理想主义，看不见自己，不敢正视自己。而这虚伪的理想主义便是一班最大的宗师——连瓦格纳在内——的疮疤。克利斯朵夫重读他的作品时，不禁咬牙切齿。《洛恩格林》于他显得是大声叫嚣的谎言。他恨这种粗制滥造的豪侠的传奇，虚假的虔诚，恨这个不知害怕的、没有心肝的主角，简直是自私与冷酷无情的化身，只知道自画自赞，爱自己甚于一切。(9)这等人物，他在现实中只嫌见得太多：有的是这种德国道学家的典型，漂亮而没有表情，无懈可击而刻薄寡恩，把自己看做高于一切，不惜牺牲别人来供养自己。《漂泊的荷兰人》的浓厚的感伤情调与忧郁的烦闷，使克利斯朵夫同样不能忍受。《四部曲》中那些颓废的野蛮人，在爱情方面完全枯索无味，令人作呕。西格蒙特劫走弱妹的时候，居然用男高音唱起客厅里的情歌。在《神界的黄昏》里，西格弗里德和布仑希尔德以德国式的好夫妻的姿态，在彼此面前，尤其在大众面前，夸耀他们虚浮的、唠叨的闺房的热情。(10)各式各种的谎言都汇集在这些作品里：虚伪的理想主义，虚伪的基督教义，虚伪的中古色彩，虚伪的传说，天上的神，地下的人，无一不虚伪。在此自命为破除一切成规的戏剧中间，标榜得最显著的就是成规。眼睛，头脑，心，绝不会不发觉这种情形，除非它们自愿。——而它们竟甘心情愿要受蒙蔽。对于这种幼稚而又老朽的艺术，野性毕露的粗人与装腔作势的小姑娘的艺术，德国人居然非常得意。

可是克利斯朵夫的厌恶是没用的：一听到这音乐，他照旧被作者恶魔般的意志抓住了，和别人一样地激动，也许更厉害。他笑着，哆嗦着，脸上火辣辣的，心中好似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于是他认为，在那些有这种飓风般的威力的人是百无禁忌的。他在唯恐幻梦破灭而战战兢兢地打开的神圣的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情绪和当年一样热烈，什么也没有减损作品的纯洁，那时他快活地叫起来了。这是他在大风浪中抢救出来的光荣的遗物。多运气啊！他似乎把自己救出了一部分。而这怎么不是他自己呢？他所痛恨的那些伟大的德国人，可不就是他的血和肉，就是他最宝贵的生命吗？他所以对他们这样严，因为他对自己就是这样严。还有谁比他更爱他们呢？舒伯特的慈祥，海顿的无邪，莫扎特的温柔，贝多芬的英勇悲壮的心，谁比他感觉得更真切？韦伯使他神游于喁喁的林间，巴赫使他置身于大寺的阴影里面，顶上是北欧灰色的天空，四周是辽阔无垠的原野，大寺的塔尖高耸云际……在这些境界中谁比他更虔诚呢？——然而他们的诳语使他痛苦，永远忘不了。他把谎言归咎于民族性，认为只有伟大是他们自身的。那可错了。伟大与缺点同样是属于这个民族的——它的雄伟而**的思潮，汇成一条音乐与诗歌的最大的河，灌溉着整个欧罗巴……至于天真的纯洁，他能在哪一个民族中找到而敢于对自己的民族这样苛求呢？

可是他完全没想到这些。仿佛一个宠惯的孩子，他无情无义地把从母亲那边得来的武器去还击母亲。将来，将来他才会发觉受到她多少好处，发觉她多么可贵呢……

但这个时期正是他闭着眼睛对幼年时代的一切偶像反抗的时期。他恨自己，恨他们，因为当初曾经五体投地地相信了他们。——而这种反抗也是应当的。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不公平，敢把跟着别人佩服的敬重的东西——不管是真理是谎言——一概摒弃，敢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统统否认。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

克利斯朵夫到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厌恶一切的关头。本能逼着他把满肚子不消化的东西一齐淘汰。

第一先得摆脱那种令人恶心的多愁多病的情绪，那在德国人心中点点滴滴流出来的时候，像是从潮湿的地道里来的，有股霉烂的气息。来点儿光明吧！来点儿光明吧！像雨点一样多的歌(11)，涓涓不绝地流出德国人的心情，散布着瘴气、臭味，必须来一阵干燥峭厉的风把它们一扫而空才好。歌的题材永远脱不了什么欲望、思乡、飞翔、请问、为何、敬月、敬星、献给夜莺、献给春天、献给太阳；或是什么春之歌、春之快乐、春天的旅行、春夜、春讯；或是爱情的声音、爱情的圆满、情话、情愁、情意；或是花之歌、花之敬礼、花讯；或是我心殷殷、我心如捣、我心已乱、我眼已花；还有是跟蔷薇、小溪、斑鸠、燕子等等来一套天真而痴的对白；再不然是提出些可笑的问句：“要是野蔷薇没有刺的话”，“燕子筑巢的时候，她的配偶是老的一个呢还是新结合的？”总而言之，全是春花秋月，触景生情，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多少美妙的东西给亵渎了，多少高尚的感情被滥用了！而最糟的是，一切都是浪费掉的，老在公众前面把自己的心**裸地拿出来，只想亲热地，愣头愣脑地，向人大声诉说衷曲。明明无话可说而偏偏絮絮不休！这些唠叨难道没有完的吗？——喂！池塘里的青蛙，你们静静行不行？！

克利斯朵夫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表白爱情时的谎言，因为他更有资格拿它和事实相比。那套如泣如诉而循规蹈矩的情歌的公式，跟男子的情欲与女人的心都不相干。可是爱情这回事，写作的人也经历过来，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的！难道他们就是这样恋爱的吗？不，不，他们是扯谎，照例的扯谎，对自己扯谎；他们想要把自己理想化……而所谓理想化就是不敢正视人生，不敢看事情的真相——到处是那种胆怯，没有光明磊落的气概。到处是装出来的热情，浮夸的戏剧式的庄严，不论是为了爱国，为了饮酒，为了宗教，都是一样。所谓酒歌，只是把拟人法应用到酒和杯子方面去的玩意儿，例如“你，高贵的酒杯啊……”。至于信仰，应该像泉水一般从灵魂中出其不意地飞涌出来的，这里却是像货物一样故意制造出来的。爱国的歌曲仿佛是写来给一群绵羊按着节拍咩咩地叫的……——哎！你们大声地吼罢！……怎么！难道你们竟永远地扯谎——永远地理想化——连喝醉的时候、厮杀的时候、疯狂的时候也要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甚至恨理想主义。他以为这种谎言还不如痛痛快快的**裸的暴露。——骨子里他的理想主义比谁都浓厚，他以为宁可忍受粗暴的现实主义者，其实这些人是他最大的敌人。

但他给热情蒙蔽了。缥缈的雾，贫血的谎言，“没有阳光的幽灵式的思想”，使他浑身冰冷。他迸着全部的生命力向往于太阳。他一味逞着青年人的血气，瞧不起周围的虚伪；是他假想的虚伪，他没看到民族的实际的智慧在那里逐渐造成一些伟大的理想，把粗野的本能加以驯服或加以利用。要使一个民族的心灵改头换面，既不是靠些片面的理由，靠些道德的与宗教的规律所能办到，也不是立法者与政治家、教士与哲学家所能胜任，必须几百年的苦难和考验，才能磨炼那些要生存的人去适应人生。

然而克利斯朵夫照旧作曲；而他指责别人的缺点，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能避免。因为创作在他是一种按捺不住的需要，不肯服从智慧所定的规律的。一个人创作的动机并不是理智，而是需要。——并且，尽管把大多数的情操所有的谎言与浮夸的表现都认出来了，仍不足以使自己不蹈覆辙，那主要是得靠长时期艰苦的努力的。在现代的社会里，大家秉受了多少代懒惰的习惯之后，更不容易绝对地守真返璞。而有一班人，有一些民族，尤其办不到；因为他们有种不知趣的痼癖，在极应当缄口的时候，偏偏让自己的心唠叨不已。

克利斯朵夫还没认识静默的好处：在这一点上他的精神是纯粹德国式的；同时他也没有到懂得缄默的年纪。由于父亲的遗传，他爱说话，爱粗声大气地说话。他自己也觉察到，拼命想改掉；但这种挣扎反而使他一部分的精力变得麻痹了。此外他还得跟祖父给他的另外一种遗传斗争，就是要准准确确地把自己表现出来极不容易。他是演奏家的儿子，卖弄技巧对他有很大的**，当然是危险的**：那是纯粹属于肉体方面的快感，能够把肌肉灵活运用的快感，克服困难，炫耀本领，迷惑群众，一个人控制成千成百的人的快感。虽然追求这种快感在一个青年人是可以原谅的，差不多是无邪的，但对于艺术对于心灵究竟是个致命伤。那是克利斯朵夫知道的，是他血统里固有的；他竭力唾弃而结果仍免不了让步。

因此，种族的本能与自己天赋的本能都在鼓动他，过去的重负像寄生虫般黏着他，使他无法摆脱，他只能摇摇晃晃地前进，而结果已经和他深恶痛绝的境界相去不远。他当时所有的作品，全是真实与夸张、明朗的朝气与口齿不清的傻话的混合品。前人的性格束缚着他的行动，他的个性难得能突破包围透露出来。

并且他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人帮助他跳出泥洼。他自以为跳出的时候，实际却是陷得更深。他暗中摸索，屡次尝试，屡次失败，糟蹋了许多精神与时间。甜酸苦辣的味道他都尝过了，创作的**使他心绪不宁，也辨别不出自己的作品中哪些是有价值的。他想着些荒唐的计划，轮廓庞大而宣传哲理的交响诗，把自己难住了。可是他又太真诚，不能长此拿这些妄想来骗自己；他还没有动手起草，已经不胜厌恶地把那些计划丢开了。或者他想把最没法下手的诗歌谱成序曲。于是他在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园地中迷了路。等到他亲自动手写脚本的时候（因为他自以为无所不能），那就完全是荒谬绝伦的东西；他又想采用歌德、克莱斯特、赫贝尔(12)，或莎士比亚的名著，可是把原作的意义都误解了。并非因为他缺少聪明，而是缺少批评精神；他不了解别人，因为太想着自己：他到处只看见自己那个天真而浮夸的心灵。

除了这些根本没法长成的怪物以外，他又写了许多小品，直接表现那些一刹那的——实际是最永久的——情感，写了许多歌。在这儿，跟别的地方一样，他竭力一反流行的习惯。他重新采用别人已经谱成音乐的著名的诗篇，狂妄地要跟舒曼与舒伯特作法不同而更真切。有时他把歌德笔下的富有诗意的人物，把迷娘或《威廉·迈斯特》中的竖琴师(13)等等，刻画出他们明确而**的个性。有时他也制作一些爱情的歌，灌输入犷野而肉感的气息，把贫弱的艺术家与浅薄的群众素来心照不宣地蒙在情歌上的感伤色彩一扫而空。总而言之，他要使人物与热情为了他们本身而存在，不让那班星期日坐坐啤酒店，找机会随便发泄一下感情的德国家庭当做玩物。

但他往往觉得诗人的作品太文雅，宁愿采用最简单的题材——什么古老的歌，在善书里读到的年代悠久的敬神的民谣；他特意不用它们原有的赞美歌性质，而大胆地用世俗的、活泼的手法去处理。或者他利用一些成语，甚至随便听到的几句话，民众的对白，儿童的感想：这一类笨拙而平淡的语言倒反透露出最纯粹的感情。在这等地方，他是得其所哉了，他自己不觉得，可的确达到了深刻的境界。

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坏的居多——他所有的作品都充满着生命力。当然不是全部新鲜的东西，那还差得远呢。克利斯朵夫往往就因为真诚而显得平凡；有时他不惜采用人家早已用过的形式，因为他觉得这种形式能够准确表现他的思想，而且因为他的感觉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求新奇，以为只有平庸至极的人才操心这种问题。他但求说出自己的感觉，决不问前人有没有说过。他很骄傲地相信，这才是求新奇的最好的办法；世界上不是永远只有一个克利斯朵夫吗？凭着青年人目空一切的气概，他认为古往今来还一无成就，一切还得开始或是从头再做。因为觉得内心这样地充实，人生这样地无穷无极，他就处于得意忘形的、欢欣鼓舞的境界。时时刻刻都在欢欣鼓舞。这种心绪也用不着快乐来支持，便是悲哀它也能够适应：他的力是他欢欣鼓舞的泉源，是一切幸福、一切德行之母。生活罢，尽量地生活罢！……凡是感觉不到自己有这种力的醉意、这种生的欢欣（哪怕是极痛苦的生活）的人，便不是艺术家。这等于一块试金石。必须不问欢乐与痛苦都能够欢欣鼓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门德尔松或勃拉姆斯，仅仅像十月的雾，像淅沥的细雨，从来没有这种神通。

这种神通克利斯朵夫却是有的；他以天生的戆直冒昧的性格，尽量在人前显露他的快乐。他不觉得这种举动有什么恶意，只是想跟旁人分享他的快乐。他没想到这种快乐会伤害大多数没有这快乐的人。同时他也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他就是极有自信，认为把自己的信念告诉人家是挺自然的。他把自己的丰满和一班音符制造家的贫弱作了一个比较，觉得要人家承认他的优越是极容易，太容易了。只消把自己拿出去就行。

于是他就把自己拿出去了。

大家等着他。

克利斯朵夫并不隐瞒他的感想。自从明白了德国人的虚伪，对什么都不愿意看到真相之后，他就决意要表露自己的真诚——绝对的、不稍假借的真诚，对任何人任何作品都不留余地。又因为他做什么事都不能不走极端，便说出许多荒唐的话骇人听闻。而他的小孩子脾气也真是可惊。只要碰到一个人，他就马上说出他对德国艺术的感想，好似一个人有了奇妙的发现，不愿留为独得之秘。别人听了会对他不满意，那是他万万想不到的。一发觉某一部名作里头有什么荒谬的地方，他就一心想着这个问题而急于逢人便诉，不管听的人是音乐家或是业余的爱好者。他得意扬扬地发表他的怪论。旁人先还不当真，听了他的胡说八道笑笑。可是不久他们发觉他老说着这一套，一味坚持的作风未免趣味恶劣。克利斯朵夫的那些怪论，显而易见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深信不疑的，那时大家就不觉得有趣了。并且他肆无忌惮，公然在音乐会里叫叫嚷嚷，发表他刻薄的议论，或者明白表示瞧不起那班声名显赫的大师。

在小城里，什么都会不胫而走地传播开去的：克利斯朵夫说的话，一句也没有漏过人们的耳朵。他去年的行为已经惹动公愤。大家没有忘掉他和阿达那种招摇的无耻的行动。他自己倒是记不起了：岁月递嬗，往事都成陈迹，现在的他和从前的他已经了不相关。但别人替他一一想起：所有的小城市自有一班人把街坊邻舍的过失、污点，悲惨的、丑恶的、不愉快的事件，全部牢记在心，仿佛这是他们在社会上的职务。克利斯朵夫的案卷中，在过去的话柄之外，如今又加上一批新的。两相对照，事情给衬托得更明显了。从前是触犯礼教，现在又伤害了风雅。最宽容的人说他是“标新立异”，大多数却肯定他是“完全疯了”。

还有另一种更危险的舆论在外边开始传布，因为是从最高方面来的，所以更轰动一时——据说克利斯朵夫在继续供职的宫廷中，胆敢对大公爵本人也不成体统的，毁谤德高望重的大师；他把门德尔松的《哀丽阿》(14)称做伪善的牧师的废话，把舒曼的一部分歌也同样加以侮辱；——而克利斯朵夫这种话还是正当威严的亲王们表示尊重这些作品的时候说的。大公爵冷冷地回答说：“听你的话，先生，有时人家竟会疑心你不是德国人。”

这句报复的话，从那么高贵的人嘴里吐出来，直流传到街头巷尾。凡是妒忌克利斯朵夫的声名，或为了其他的私仇而和他过不去的人，立刻补充说，他的确不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大家记得他父系方面是佛兰德族。外方来的移民毁谤他所在国的荣誉当然不足为奇。这一下可把事情解释明白了，而日耳曼民族除了看不起敌人以外，也更有理由抬高自己的身价了。

至此为止，大家只是对克利斯朵夫作些精神上的报复，可是他还要提供更具体的材料。一个人自己要被人批评的时候去批评别人，是最不智的事。换了一个聪明一点儿的艺术家，一定会尊敬他的前辈。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别人的庸俗是应当瞧不起的，自己的力量是应当得意的，没有理由把他的轻视别人和自己的得意藏在肚里。而他的表示得意又是忘形的。最近一些时候，他非常需要发泄。他一个人消受不了那么些欢乐，要不是分一些给别人，他竟会快乐得爆裂的。既没有朋友，他就把乐队里的一个青年同事，叫做西格蒙·奥赫的，当做心腹。他是魏登贝格人，在乐队里当副指挥：脾气很好，城府极深，一向对克利斯朵夫很尊敬的。他对这位同事毫不提防；他怎么会想到把自己的快乐告诉一个闲人或是敌人有什么不妥呢？他们不是应该反过来感谢他吗？他这是不分敌友，使大家一齐快乐啊。——殊不知天下的难事就莫过于教人家接受一桩新的幸福；他们几乎更喜欢旧的苦难，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咀嚼了几百年的粮食。一想到这个幸福是得之于别人的，他们尤其受不了。这简直是一种侮辱，直到无法避免的时候才肯容忍，而且他们是要设法报复的。

因此，克利斯朵夫的心腹话尽管有一千个理由不会受任何人欢迎，但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可以受到西格蒙·奥赫的欢迎。乐队指挥多皮阿·帕弗不久就要告老，克利斯朵夫虽然年纪很轻，可大有继承的希望。奥赫既是纯粹的德国人，当然承认克利斯朵夫有这个资格，既然宫廷方面这样宠任他。可是奥赫自命不凡，以为倘若宫廷方面多了解他一点儿，他自己更有资格当指挥。所以看到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而故意扮着正经面孔跑进戏院的时候，他就堆起一副异样的笑容，来接受克利斯朵夫倾箱倒箧的心腹话了。

“哦，”他狡猾地说，“又有什么新的杰作吗？”

克利斯朵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回答：“啊！朋友！这一件作品可是登峰造极了……要是你听到的话……该死！那太美了！唉，将来能听到这个曲子的，简直是天赐之福！大家听过以后连死也甘心的了。”

听到这种话的可不是个聋子。奥赫并不一笑置之，也不拿这种幼稚的狂热嘻嘻哈哈地打趣一番。克利斯朵夫的脾气是，倘使有人指出他的可笑，他自己就会先笑的。可是奥赫假装听得出神，逗克利斯朵夫多说一些傻话；等到一转身，就赶快添枝加叶地把这些话柄传播出去。大家先在音乐家的小圈子里把他挖苦一阵，然后好不心焦地等机会来批判那些可怜的作品。——可怜的作品，不曾问世已经被判决了。

作品终于露面了。

克利斯朵夫在乱七八糟的稿子里，首先选了一阕以赫贝尔的《尤迪特》为题材的《序曲》，那种粗犷有力的作风，和德国人的萎靡不振对照之下，使他特别觉得可取。（可是他已经讨厌这作品，认为赫贝尔老是不顾一切地喜欢卖弄天才，多所做作。）其次是一阕交响曲，借用瑞士画家鲍格林的浮夸的题目，叫做“人生的梦”，又加上一句小题词：“人生是一场短促的梦。”还有一组歌，和几阕古典作品，再加奥赫的一支欢乐进行曲：那是克利斯朵夫明知平庸但为了表示亲热而放进去的。

几次的预奏会还平静无事。虽然乐队绝对不了解所奏的作品，各人心里对这种古怪的新音乐非常骇异，但还来不及有什么意见；尤其在群众没有表示的时候，他们决不能有何主张。看到克利斯朵夫那么自信，他们也就俯首帖耳地接受了。一般音乐师都很能服从，很有纪律，像一切良好的德国乐队一样。唯一的困难倒是在女歌唱家方面。她就是上次音乐厅中穿蓝衣服的太太，在德国很有声望，曾经在德累斯顿和拜罗伊特扮演瓦格纳剧中的主角，肺量的宏大是没有话说的。她虽然学会了瓦格纳派最得意的咬音的艺术，把辅音唱得高扬，元音唱得沉重像击锤一样，可是就因为这样，她没有懂得自然的艺术。她对付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办法：所有的音都加强，所有的音节仿佛穿着铅底鞋子在那里重甸甸地拖，每一句都带着悲剧的气息。克利斯朵夫要求她把戏剧化的成分减少一些。她先还乐意听从，可是天生笨重的声音和卖弄嗓子的习惯使她无法控制。克利斯朵夫变得心烦意躁，告诉这位可敬的太太，说他是要叫人类说话，而不是要巨龙法弗奈吹小号(15)。她听了这种不客气的话当然大不高兴。她回答说谢谢上帝，她已经知道什么叫做歌唱，她也很荣幸地唱过勃拉姆斯的歌，就在那位大人物前面，而他也听得津津有味。

“那可糟了！糟了！”克利斯朵夫喊道。

她傲然笑着，要求他把这句谜一样的惊叹语解释明白。他回答说勃拉姆斯一辈子也没有懂得什么叫做自然，他的称赞简直是最难堪的责备，虽然他克利斯朵夫有时不大有礼貌——就像她刚才指摘的——可也不至于说出对勃拉姆斯那种唐突的话。

两人继续用这种口吻争执下去；那位太太始终依着她慷慨激昂的方式唱，结果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冷冷地说他看明白了，那是她的天赋如此，没法改的；但既然他的歌唱不好，还是干脆不唱，从节目中删掉得了。——那时已经到了音乐会的前夜，大家都知道音乐会中有她的歌，她自己也在外边提过；并且她不无相当的音乐天才，很能赏识那些歌里面的某些优点；克利斯朵夫临时改变节目等于侮辱她。而她想到明天的音乐会也许会奠定青年音乐家的声名，也就不愿意跟这颗将升的明星伤了和气。所以她突然让步了，在最后一次预奏会中，完全依照了克利斯朵夫的指示。可是她打定主意，在下一天的音乐会中非用她自己的作风唱不可。

日子到了。克利斯朵夫一点儿不着急。他脑子里装满了自己的音乐，没法加以批判。他知道他的作品有些地方要给人笑。可是有什么相干？一个人怕闹笑话，就写不出伟大的东西。要求深刻，必须有胆子把体统、礼貌、怕羞，和压迫心灵的社会的谎言，统统丢开。倘若要谁都不吃惊，你只能一辈子替平庸的人搬弄一些他们消受得了的平庸的真理，你永远踏不进人生。直要能把这些顾虑踩在脚下的时候，一个人才能伟大。克利斯朵夫居然这样做了。大家很可能嘘他，他有把握不让他们安静的。想到熟人们对曲子里某些大胆的部分会装出怎样的嘴脸，他暗暗觉得好玩。他预备受一番尖刻的批评，先在肚里好笑了。无论如何，除非是聋子，他作品中的力量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至于这力能否讨人喜欢，则是另一问题。并且那有什么关系？……讨人喜欢！讨人喜欢！……只要有力量就行了。让它像莱茵河一样把什么都卷走吧。

他碰的第一个钉子是大公爵不到场。爵府的包厢里只有几个不相干的人，在府里当随从的太太们。克利斯朵夫愤愤地想道：“这混蛋跟我怄气，他不知道对我的作品怎样表示才好：他不来就是怕为难。”他耸耸肩膀，假装不在乎这些无聊的事。但别人看了很注意，这是对克利斯朵夫的第一个教训，同时对他的前途也是个威胁。

听众也不比主子殷勤：三分之一的座位是空的。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心酸地想起他童年音乐会的盛况。要是他稍有经验，一定会懂得演奏上品音乐的时候，听众的数目自然比不上演奏平凡音乐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感到有兴趣的是音乐家而非音乐；而且一个跟普通人没有分别的音乐家，显然不及一个穿着短裤的儿童音乐家那么好玩，那么动人，能够教傻瓜们开心。

克利斯朵夫空等了一会儿听众，决意开场了。他硬要自己相信这样倒是更好，以为“朋友虽少，都是知己”。——可怜他这种乐观的心绪也维持不了多久。

一曲又一曲的音乐尽管奏下去，场子里寂静无声。有种寂静无声是因为大家感情冲动到极点，快要涌出来的缘故。但眼前的寂静简直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大家仿佛睡着了。每一句音乐都掉在漠不关心的深渊里。克利斯朵夫背对着听众，全神对付着乐队，可是依旧感觉到场子里的情形。凡是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精神上的触觉，能够感知他演奏的东西是否在听众心里引起共鸣。他照常打着拍子，非常兴奋，可是从池子和包厢里来的那股沉闷的空气，使他心都凉了。

终于《序曲》奏完了，大家有礼地、冷冰冰地拍了一阵手，就静下来了。克利斯朵夫宁可受人嘘斥一顿……便是怪叫一声也好！至少得有点儿生命的表示，对他的作品表示一点儿反响！……——可是完全没有。——他瞧瞧群众，群众也彼此瞧瞧。他们互相在目光中探求一些意见而探求不到，只能又扮起那副漠不关心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