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画风从来都强调理性、秩序、和谐、内敛，然而政治舞台从来都是巴洛克风格的，**、狂野、喧哗以及波诡云谲。在巴洛克式的政治舞台上搞新古典主义的绘画创作，这种事情看上去总是有几分吊诡。

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波旁王朝成功复辟。新君路易十八是路易十六的弟弟，在大革命期间成功地逃亡到布鲁塞尔，因此而逃过一劫。路易十八的性情里有着不同一般的沉稳，观念里有着不同一般的开明，这两种素质在当时的法国人（无论是何种党派、何种阶层的人）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在“你杀我，我杀你”来来往往几个回合之后，人与人的仇怨越结越深，似乎每个人都有十足的向另一些人复仇的理由。社会秩序的重建以及当初对社会理想的憧憬都在不知不觉间退变为次要问题，被仇恨烧沸的血液只有在看到仇家及其亲人与党羽一并被断头台斩落头颅时才会冷却。

路易十八不希望杀戮与恐怖再延续下去，他希望自己能扮演萨宾女人的角色，让同胞重新变成彼此的同胞，让仇恨在血浓于水的同胞纽带中自然释怀。

所以复辟成功的路易十八无意搞什么反攻倒算，反而宽和地赦免了许多在旁人看来绝对十恶不赦的人。作为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的死刑签署人，作为拿破仑的御用吹鼓手，“劣迹斑斑”的大卫在波旁王朝的支持者看来显然就应该划入十恶不赦的那类人里，就让他的血去润滑一下断头台的机械部件吧。当路易十八宣布了对大卫的特赦令，甚至委任他做新王朝的宫廷画师时，群情为之哗然。

至于大卫本人，无论是出于安全还是脸面的考虑，都没法继续留在法国了。他已经变成一只惊弓之鸟，即便他相信路易十八的胸怀，也不敢面对朝廷上的贵族们以及街市上对雅各宾派人深恶痛绝的平民百姓们那一双双喷着怒火的、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的眼睛。

大卫理解他们的愤怒，也同样理解他们狂热的复仇欲望。这是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他自己曾经也有过同样的愤怒与狂热。大革命期间，大卫有多少次在国民大会上慷慨陈词，多少次鼓动过杀戮与复仇，譬如那次他在悼念一位名叫巴拉的年轻烈士时不是也声泪俱下地呼吁过：“你流的血仍然未冷，热气升上天空，发出复仇的高呼！”为了迎合罗伯斯比尔的宣传政策，大卫还画有一幅《巴拉之死》（The Death of Bara，1794），这幅画一直不很出名。

当然，那时候无论说什么还是做什么，都是为了“讨还正义”，正如此时这些饱受伤害的同胞想要在自己身上“讨还正义”一样。他不见得认同他们的正义，但至少可以体会他们的心情，体会到他们是多么渴望报复自己。

于是，他婉拒了路易十八的委任—这应该正在后者的预料之中—举家离境，到布鲁塞尔定居下来，那里正是路易十八当初流亡避难的地方。

[法]雅克·路易·大卫《巴拉之死》 Jacques Louis David，The Death of Bara，1794 巴拉，全名约瑟夫·巴拉，虚报年龄加入了共和国的轻骑兵队，因为阻止叛军偷马而被杀。巴拉之死被罗伯斯比尔当成一个理想的政治宣传切入点，巴拉的事迹也很快被重写了：他被保王党的军队俘虏，保王党见他年幼，准许他只要高喊“国王万岁”就放过他，而巴拉高喊“共和国万岁”，于是被保王党残忍地杀害了。

[法]让-约瑟夫·瓦尔茨《巴拉之死》 Jean-Joseph Weerts，The Death of Bara，1880 “巴拉之死”并不是一个短命的政治题目，到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期间，这个题目仍然有人关注。在瓦尔茨的画面上，巴拉与其说是一名慷慨战斗的烈士，不如说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这幅画的观众会在痛恨那些残忍士兵的之余，也会惊叹一下究竟是怎样的魔力使一个孩子勇敢捐躯。

在布鲁塞尔，大卫努力使自己的心情显得平和一些。他开始画一些不痛不痒的小幅作品，包括给当地人画点肖像什么的。但是，正如几乎全部的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画家一样，他是一个用头脑作画的画家，他的作品从来就不是什么感情宣泄的结果，而是理智所操控的周密构思的数学般的呈现。换句话说，他不是用心灵或灵魂在作画（正如一些有文艺气质的年轻人最喜欢自我标榜的那样），而是用头脑作画，一旦他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而只剩下所谓“澎湃的生命**”之类的什么，那么他也就失去了作画的能力。一句话：他不能停止思考。大卫一类的画家最喜欢“思想家”这个头衔，这不是全无道理的。

在布鲁塞尔的流亡时光里，最折磨大卫的脑细胞的是一幅《阿喀琉斯的愤怒》（The Anger of Achilles，1825），又名《伊芙琴尼亚的牺牲》（Sacrifice of Iphigenia）。大卫先是在1819年画过这个题材，六年之后他突然决定重画一幅。对这个题材的思考一直困扰着他，他曾指着创作中的《阿喀琉斯的愤怒》对一位参观他的画室的朋友说：“这幅画简直要把我逼死了。”

事实上，倘若我们不晓得这些背景故事，只是在某一次画展中无意遇到了这幅画，我们并不会觉得它有多么“惊人”，而如果这是一次大卫的个人画展的话，那么我们绝对会被《贺拉斯兄弟之誓》《萨宾女人的干预》以及《拿破仑跨过圣伯纳德山口》这些作品攫住眼睛，甚至都不会注意到《阿喀琉斯的愤怒》的存在。

我相信对于大卫自己，《阿喀琉斯的愤怒》绝对要比此前的一切作品更让他满意，然而不幸的是，当一件艺术品成为公众消费品的时候，艺术家本人的一切情感、偏好以及殚精竭虑的程度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这不禁令人想起大卫在解释自己的绘画观念的转变时说过的一番话：“人的一生里，永远是**最先出现，沉静与深刻最后出现。最后出现的东西自然需要花大把的时间去等。”也许，当画家终于走入沉静与深刻的时候，观画的人也必须挨过生命中的**阶段，以同样程度的沉静与深刻来理解。

想来大卫的那句名言也不仅仅是针对绘画来说的，但无论如何，能说出这样一番见解的他，毕竟已经走入沉静与深刻的阶段了。这真有些令人好奇，因为《阿喀琉斯的愤怒》所取材的传说完全是一个**四射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