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之年，雨果名著《九三年》特特选定的时代背景。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在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被新政府处决，头颅被他当年亲自参与设计的断头台斩落下来，这件事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空前**。画家大卫作为知名的雅各宾派人，早已从国王的宠儿变为新政府的显要，在路易十六的死刑判决书上就有大卫的亲笔签名，正是这件事导致了保皇派的妻子毅然与他离婚。

在大卫自己看来，支持判路易十六死刑是一件虽有不忍却义所当为的事情，无论换作贺拉斯兄弟或布鲁图斯，都会为着国家利益做出同样的事情。而在大卫的妻子以及其他心地软弱的妇人看来，路易十六待大卫实有知遇之恩，大卫的做法无疑是忘恩负义的小人行径。

创作出《贺拉斯兄弟之誓》与《处决亲子的布鲁图斯》的大卫，始终有着罗马共和制情结以及不惜大义灭亲的品格，他那两幅名作在感动别人之前早已经首先感动了自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清局面了。当年他的《拉瓦锡夫妇肖像》受到路易十六当局的禁展，因为拉瓦锡虽然既是贵族又是知名的化学家，但他同时还是一个雅各宾派人。然而现在，在王政覆败、雅各宾派人执掌国家大权的时候，拉瓦锡明明还是当初的拉瓦锡，却不知为什么在政府宣传中就变成了反动分子，变成了应当被法国人民打倒批臭的对象。

后来，雅各宾派的领袖马拉终于成功地公报私仇，称拉瓦锡为人民公敌，就在路易十六死后的第二年，拉瓦锡被斩首于断头台上；然而，就在拉瓦锡去世的前一年，马拉就已经遭遇意外，被一名叫作夏洛特·科尔黛的女刺客刺死在自家的浴缸里。

[法]雅克·路易·大卫《马拉之死》 Jacques Louis David，The Death of Marat，1793

[法]鲍德里《夏洛特·科尔黛》 Paul-Jacques-Aimé Baudry，Charlotte Corday，1860

[委内瑞拉]迈克莱纳《夏洛特·科尔黛被带上刑场》 Arturo Michelena，Charlotte Corday Being Conducted to Her Execution，1889

文献记载，科尔黛在行刺的当天还继续着自己的读书习惯，那天读的是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这本书恰恰也是大卫的最爱，是他绘画时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然后她拿着一份名单求见马拉，说名单上都是新政府的敌人的名字。马拉有皮肤上的疾患，每天都要长时间地泡在浴缸里，于是为了方便工作，他在浴缸旁边安置了一个小小的桌案，他常常就泡在浴缸里批阅文件，批准一个又一个反动派的死刑。

科尔黛见到马拉的时候，马拉一如往常那样泡在浴缸里办公，他高兴地承诺科尔黛说名单上的这些坏蛋在下个星期之内都会死在断头台上，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刺杀突如其来：科尔黛拔出了藏在衣服里的匕首，一击便刺中马拉的要害，这是1793年7月13日。

仅仅四天之后，科尔黛便被推上了断头台，而马拉赢得了一场由大卫主持的风光大葬。大卫还在同年创作了一幅《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1793）。

画面上，马拉面容肃穆，只有深沉之感而不见任何痛苦，他的左手握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1793年7月13日，夏洛特·科尔黛致公民马拉：你自命仁慈，却给我带来莫大的不幸。”事实上，马拉接到的应该是科尔黛提供的一份假名单，而画面上描绘的那张字条是科尔黛被捕时从她身上搜出来的，大卫将它“移植”到马拉手里，并且加上了日期。马拉握笔的右手无力地垂在浴缸外—大卫一定不想告诉观者，马拉的这支笔本来还会判决太多人的死刑。

马拉的桌案上有一张纸钞压着一张字条，字条上写道：“请将这点钱交给一位有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共和国献出了生命。”这个感人的细节完全是大卫虚构出来的，大卫深谙装扮一位英雄的最佳策略并不是渲染他的丰功伟绩，而是要抓住一件小事来凸显他的亲和力，击中大众心窝最柔软的地方。

这与其说是画技，不如说是一种兼具聪明与诡诈的宣传伎俩。无论是赞叹它还是鄙视它，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它对后人产生的影响以及带来的启发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分。

平心而论，创作这幅画，大卫或多或少有点为形势所迫。但无论如何，虽然有过《网球场誓言》的教训，可他这回半天真、半侥幸地相信：死人总可以盖棺定论，不至于哪天突然由英雄变成魔鬼。

《马拉之死》在今天已经成为大卫知名度最高的作品，这幅画将政治运动渲染出神圣的宗教气氛，将被刺而死的马拉渲染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感觉。至于女刺客科尔黛，这个邪恶凶残的女人将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人们不需要反面教材的时候，这个人完全不值一提，当然更不值一画。

然而历史再一次讥讽了大卫的天真。就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夏洛特·科尔黛赢得了法国人最广泛的同情。被誉为法国19世纪第一位浪漫主义抒情诗人的拉马丁将自己的六卷本巨著《吉伦特派的历史》题献给夏洛特·科尔黛，称她为“天使刺客”（l'ange de l'assassinat）。

这个满怀爱意的称呼迅速在法国不胫而走，画家们也开始钟情于科尔黛的形象。法国学院派画家鲍德里（Paul-Jacques-Aimé Baudry，1828—1886），以一幅《夏洛特·科尔黛》（Charlotte Corday，1860）重新描绘行刺当天的场景：科尔黛立在窗边，分明是一个美丽、端庄、坚毅的女子，而死在浴缸里的马拉，那因痛苦而**的脸部肌肉绝不会使观者对他产生任何好感。

成名于巴黎的委内瑞拉画家迈克莱纳（Arturo Michelena，1863—1898），绘有《夏洛特·科尔黛被带上刑场》（Charlotte Corday Being Conducted to Her Execution，1889），科尔黛被描绘为英勇无畏的就义者，而那几个推她上刑场的“胜利者”却要么显得麻木不仁，要么显得猥琐可憎。

画家的处理并不是简单的感情用事，而是有着坚实的史料依据。科尔黛被捕受审的时候，完全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态度，坚称行刺之事再与任何人无关。而在行刑的当天，一名行刑者竟然在刀锋斩落之后提起科尔黛的头颅连扇耳光。据旁观者说，科尔黛那颗已经脱离了身体的头颅上露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神色。科尔黛的屈辱并没有因此结束，行刑之后，当局立即安排了一场验尸，因为他们相信科尔黛定不是处子，一定是在床笫之间受到了某个男人的蛊惑。然而验尸的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徒然给这名刺客的头上增添了圣者的光环。

究竟谁对谁错？究竟谁是天使，谁是恶魔？大卫倘若有幸能看到拉马丁的书，能看到鲍德里和迈克莱纳的画，不知道是会勃然大怒，还是会退而深思？但是，无论如何，就算在画出《马拉之死》的当时，大卫就已经感觉到一些隐隐的不安了，他不曾想过这个革命的、人民的、充满激昂向上的热情的新政坛似乎比他们刚刚推翻的那个旧制度还要恐怖百倍。

到了这种人头滚滚、杀戮已成家常便饭的时候，再迟钝的人也该生出一丝不安与犹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