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球场誓言》非但不曾着色，人物形象也没有勾画完整。这其实是一幅未完成的作品，因为天真的画家试图以画笔记录时政大事的时候，并没想到绘画的速度赶不上时政变化的速度。画面上这些激昂盟誓的人仅仅在第二年就四分五裂了，其中许多“革命英雄”转眼间就变成了“反动分子”。于是，“画家直接描摹时政大事”这一划时代的创新仅仅昙花一现，不但大卫本人痛定思痛，从此改弦更张，他的同时代乃至后世的画家也都从这幅画身上汲取了教训。

[法]德拉克洛瓦《自由领导人民》 Eugène Delacroix，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1830

[法]德拉克洛瓦《希阿岛的屠杀》 Eugène Delacroix，Massacre at Chios，1824

[法]籍里柯《梅杜萨之筏》 Théodore Géricault，The Raft of the Medusa，1818

这并不是说画家一定要远离时政。时政当然还是要画，画家的社会关怀当然也可以表达，但是，还是以寓言和象征的手法来表达吧。以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的两幅名作为例：《自由领导人民》（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1830）创作于1830年，表现的正是当年爆发的“七月革命”，时政意涵可谓力透纸背，但画家的聪明之处在于，画面上没有一个人物是真实的—自由女神当然纯属象征，而追随自由女神的那些战士，他们各异的衣着打扮显示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对某一个特定阶层的象征。再如《希阿岛的屠杀》（Massacre at Chios，1824），这是1824年的作品，表现的是真实发生于两年前的一场惨案。希阿岛是希腊的一座大岛，坐落在爱琴海上，与土耳其隔着一座希阿海峡。希阿人上千年来都以国际贸易著称，他们的商船遍布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所以希阿人从某个角度来说称得上是“世界公民”，并没有很强的祖国和领土意识。当土耳其人建立“世界霸权”的时候，希腊诸岛不堪被异族压迫，以武力争取独立，而希阿人对此并没有很高的热情。事实上，土耳其人任由希阿人全权处理贸易事务，甚至希阿人在伊斯坦布尔也有很高的地位。

1822年3月，几百名希腊战士登上了希阿岛，将岛上的土耳其人击溃。战斗中他们烧毁了一艘土耳其战舰，舰上全部官兵在大火中无一幸免。土耳其人被激怒了，派出四万援军大举开赴希阿岛。他们接到的命令是：烧毁市镇，将三岁以下的幼儿、十二岁以上的男人和四十岁以上的女人全部杀掉，除非他们愿意改宗伊斯兰教。

大屠杀过后，据估算大约有两万死难者，还有不少于这个数字的人流亡岛外，从此散居于欧洲各地，德拉克洛瓦这幅作品描绘的就是这件震动欧洲的惨案。

《希阿岛的屠杀》在展出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争议的焦点不过集中在艺术范畴而非政治范畴，虽然画家浓墨重彩地表现了屠杀之惨烈，但对于法国观者来讲，画面与其说描绘了一件政治时事，不如说是描绘了一个新闻事件。因为，无论希腊独立运动再如何翻天覆地、**气回肠，毕竟是外国的事情。

法国画家籍里柯（Théodore Géricault，1791—1824）的《梅杜萨之筏》（The Raft of the Medusa，1818）也是时政主题的名作，取材于1816年法国海军的一桩丑闻：一艘法国军舰遭遇海难，无能的舰长和高级军官们弃船逃生，147名乘客和船员仓皇间打造了一只木筏，在船沉之前攀上木筏在大海上漂流求生；经过13天的磨难，幸存者终于获救，但147人只剩下了15人。

籍里柯在1818年完成了《梅杜萨之筏》，再一次揭开国人心底尚未愈合的伤疤，也刺激着同胞们对当时正在统治法国的波旁王朝的反感。籍里柯作画时不过27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但就是这样一幅无畏地揭露祖国阴暗面的作品，也不曾落到《网球场誓言》那般的命运，这是因为籍里柯表现的是一桩“新闻事件”，而不是“政治事件”。

归根结底，画家们的种种谨慎，都源于大卫那幅《网球场誓言》留给美术界的“政治遗产”，而《网球场誓言》本身也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而在绘画史上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