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想国有点不以为然，他说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政治上所设立的前提可以概括为这样的原则：“整个城邦的一切应该尽可能地求其划一，愈一致愈好。”但这难道是可能的吗？亚里士多德说：“可是一个尽量趋向整体化（划一）的城邦最后一定不成其为一个城邦。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

也就是说，先由若干个人组成了家庭，继而若干家庭组成了群落，继而若干群落组成了城邦。在这个缓慢的、逐步的组成过程里，秩序可以是井然的，但绝不可能是规整的，错落有致的多元化而非整齐划一的一元化才是城邦的本质。

我们不妨想象一个今天的居民小区里的绿化问题：懒惰而蹩脚的设计师会在小区的中庭铺设一片规整的草坪，然后按照简单的几何结构在草坪上辟出小径；而高明的设计师会多花一些时间，先是在所有可以铺设草坪的地方尽情地铺设，然后静候着人们住进小区并在草坪上踩出若干条小路来，然后设计师才会根据这些被人们自然踩出的小路来设计草坪里的通道。亚里士多德正如那个高明的设计师，柏拉图在这个问题则显得过于自信了。

[意]安布罗吉奥·洛伦采蒂《坏政府的寓言》 Ambrogio Lorenzetti，Palazzo Pubblico, Siena，Allegory of Bad Government，1338—1340

[意]安布罗吉奥·洛伦采蒂《坏政府及其治下的城市生活场景》（郊区部分） Ambrogio Lorenzetti，Palazzo Pubblico, Siena，Bad Government and the Effects of Bad Government on the City Life，Countryside，1338—1340

遗憾的是，人们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才认清了柏拉图的错误，而所有追随理想国的宏伟政治蓝图莫不以惨败告终。

洛伦采蒂或许还不曾有过这样深刻的认识，但他的确不甚在意城市外观的规划感，他的绘画重心始终围绕在那些精神要素之上。在他的壁画里，无论好政府还是坏政府，今天被人们跪拜最多的财神始终缺席，正义女神地位的升降才是观画者视线的焦点。在14世纪的锡耶纳，“九人会”就是坐在这幅画的底下商讨并决策城中一切大事的。那两侧墙壁上的绘画，好政府与坏政府治下的城市生活场景无时无刻不在提示着他们应该怎样做，以及不应该怎样做。

对于今天的观画者而言，画面所隐含的政治哲学的含义简直已经浅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无论是正义被摆在政治生活的首位，还是私利理应让位于公益，这难道不是一个人天生就应该晓得的道理吗？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正义在长久以来并不被摆在政治生活的首位，至于私利和公益的关系也是一个颇费周章的争议问题。

并且饶有趣味的是，在中国的传统里，人们对一个被认为是正确的、自明的道理很少刨根究底，但西方人在这一点上与我们的传统完全不同，他们即便坚信私利理应让位于公益，也一定要给出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推理过程。所以，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并不仅仅是提出一个简单的政治哲学口号而已，他真的做了一番缜密的论证工作来证明这个道理。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天生就是群居动物，一个孤立的人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孤立的人们结合成家庭，家庭结合成群落，群落结合成国家。当论述进行到这里的时候，一切还都在我们的常识范围里，但接下来的事情就需要我们多费一点思考了：从时间顺序上看，虽然国家出现于家庭之后，但从性质上看，国家是优先于家庭与个人的，因为所谓“性质”就是一个事物在充分发展之后的样子。正如一颗种子将会生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这棵参天大树就是这颗种子的“性质”，国家的性质就是人类社会充分发展之后的样子。

国家不仅是一个整体，更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正如一个活生生的人体一样。手、脚、眼睛、耳朵，虽然看上去各有各的独立性，但是，一旦这个人失去了生命，四肢、五官也就一起失去了作用，也就不成其为四肢、五官了。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私利才理应让位于公益，正如一个被毒蛇咬了手臂的人理应断臂求生一样。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我们每个人只是这个有机体上的一个细胞组织而已。当道理被解释到这种程度之后，我们难免会对“私利理应让位于公益”的说法表示怀疑甚至抗拒，但是在洛伦采蒂的时代，这样一种理论是被当作论证严密的真理被人们广泛接受的。

当然，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没有直接接触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是通过基督教的多明我会修士的深入人心的布道词；而多明我会的修士们其实也不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们的观点来自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才是亚里士多德这一理论的最直接的阐发者。我们从洛伦采蒂的壁画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其中曲折的脉络恐怕是连以渊博著称的洛伦采蒂自己也不曾意识到的。

一种哲学观点需要经过多少人、多少种形式的辗转传承才会终于深入人心，又会继续经过多少代人的或喜或悲的检验才会被人们审慎地尊奉或遗弃，哲人与哲学从来不曾活在其当下的时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