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美术史在讲到文艺复兴的时候，总会强调艺术家们如何挣脱了宗教的刻板，将满怀赞美的笔触从神的身上转移到活生生的人的身上，这场艺术运动是一场“人性的觉醒”。是的，这并不错，但在这条线索之下其实还涌动着一股暗流，那就是俗权与教权的斗争，文艺复兴艺术的诸多特性其实正是政治斗争或隐或显的体现。谁能想到，在一件件艺术品的美丽皮肤底下，流动的是残酷政治斗争的血液。

意大利是当时最为血雨腥风的地方，我们的叙述就从意大利的文化重镇锡耶纳开始。

锡耶纳是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名城，距离佛罗伦萨只有50公里，在14世纪，这两座城市处于激烈的竞争关系之中。佛罗伦萨人属于教皇派，锡耶纳人则属于皇帝派。教权想要压倒俗权，俗权也想压倒教权，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此时的教会虽然已经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但至少在表面上不能和耶稣基督两句很有名的箴言作对：一个人不能既侍奉财神，又侍奉上帝；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所以，任何一个自命虔诚的人总不太好意思明目张胆地追求财富。但锡耶纳的人不那么虔诚，也看不惯接连几任教皇的所作所为；锡耶纳人既然发现自己所在城市恰恰处于国际贸易的一个中心位置，那么，对财富的本能渴望便轻而易举地压倒了对信仰的需求。这也难怪，毕竟越是生活富足、社会保障体系发达的地区，人们越是会倾向于通过劳动而非祈祷来为自己谋求幸福。

14世纪的锡耶纳是一座流着蜜与奶的城市，就连这里的穷人也会成为其他地区中产者们羡慕的对象。这里赚钱的渠道实在太多，一个人只要不是过分懒惰或过分愚蠢，总能挣得一份还算体面的生活。越是如此，市民们就越是不希望有别人来横加干涉，尤其不要有教皇的干涉—既然我们自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规划得井井有条，为何不这样一直保持下去呢？

于是，锡耶纳的市民们结成了一个自治公社，公社的管理者（而非统治者）有一个威严而冗长的名号：作为锡耶纳人民的捍卫者与保护者的九人理事会。幸而他们还有一个简称，叫作“九人会”。如果这个简称还有什么不易理解之处的话，那么我们不妨想想《冰与火之歌》里那座富庶得有如天堂一般的大城魁尔斯及其统治者“十三巨子”，那就是以锡耶纳与“九人会”为原型的。

任何聪明的执政者，无论是共和分子还是法西斯分子，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会把宣传视为头等大事。用孔子的话说，搞政治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这也正是14世纪锡耶纳的“九人会”所要做的。他们需要引导人们的认识，让所有人知道锡耶纳再也不是一座教权城市，而是一座处于良好自治之下的世俗城市，市民们应当遵循世俗的规矩而非信仰的规矩来打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对于生活中的任何麻烦，市民们应当自行解决或者求助于“九人会”，没必要到教皇那里讨什么主意。换句话说，锡耶纳人希望由自己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不愿意上帝及其代理人在这座城市指手画脚。

没错，他们要做的就是脱胎换骨，但高明的政治智慧使他们知道：要想让政治做出平稳的过渡，大刀阔斧地斩断传统远不如旧瓶装新酒来得稳妥。所以在宣传手段上，他们保留了最为必要的宗教元素，然后巧妙而不动声色地对宗教元素做出世俗化的修改。

共和宫大会议厅的壁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画面上虽然仍是圣母加冕的老旧题材，但精神气质已经不再是宗教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宁塞纳的圣母像不仅是属于教堂的，还是属于中世纪的，而他的学生马提尼的同名作品则不仅属于世俗，也属于光彩照人的文艺复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