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19世纪的法国画家詹姆斯·梯索（James Tissot，1836—1902）画的一幅《小猎手》（A Little Nimrod，约1882）。中文译作“猎手”的这个词，在原文里就是“宁录”，今天英文里的nimrod一词仍然意指“出色的猎手”。《小猎手》画的是孩童们的游戏，一个男孩子扮演猎手，挎着刀，骑在小木马上，骄傲地踏着他的“猎物”；那些猎物是由更小的孩子扮演的，他们纷纷倒在地上，披着狮子和老虎的皮毛。孩子们玩得如此投入，而就在画面的左上角，那个很不起眼儿的地方，一位母亲悠闲地倚在树荫里做着针线活计，或许偶尔会向孩子们瞥上一眼。

母亲的形象是画面的点睛之笔。如此一来，画面中心仿佛就是宁录及其子民，那位母亲仿佛就是上帝。君王与子民的关系、人类与上帝的关系，完全被这幅画呈现出来了，这或许是画家本人也不曾意识到的。

[法]詹姆斯·梯索《小猎手》 James Tissot，A Little Nimrod，约1882

[佛兰德斯]卢卡斯·梵·瓦克布奇《巴别塔》 Lucas van Valckenborch，Tower of Babel，1594 这幅画也在前景安置了一个“工程主持者”，他衣着华贵，有卫兵保护，正在接受一个“下等人”的跪禀。

勃鲁盖尔在巴别塔的画幅里画上了宁录，在他而言这或许只有构图上的技术意义，但正是这一笔使这幅画的思想性骤然深刻起来，因为这简直就是20世纪汉学界“治水社会”理论的完美图解。

“治水社会”是美国学者魏特夫提出的一个饱受争议的概念，大意是说在中华文明的萌芽期，人们莫不被严重的水患所折磨，而治水是一个无比浩大的工程，必须建立起一个庞大而有序的社会组织才能有效地治理水患，这样的社会组织也就必然是一种集权政体。宁录的世界简直与此如出一辙：同样是为了解决水患的威胁，所有人组织起来以完成一个浩大的工程，在这项工程的进程之中，宁录完成了使自己由国王向专制帝王的转变。

那么，假设人们真的建成了通天塔，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可想而知的是，宁录的权威也会随着塔的高度而达到通天之境。或许，人们的确躲避开了洪水的威胁，但那又如何呢？宁录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在消解了一个公共威胁之后必定还要宣传出其他的公共威胁，毕竟只有骇人的公共威胁的不断存续才是提高国家凝聚力的最有效的手段。个中道理就像那些缺乏信仰的哲人讥讽上帝的那样：上帝为了使人类依赖自己，故意创造了魔鬼，因为若没有魔鬼，人们便不会那么渴求上帝。

自20世纪以来，目睹了惨痛“二战”的政治哲学家们渐渐达成了一项共识：无论通天塔建成之后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建造通天塔的事业本身就是一场灾难，而且必定会因为一场更大的灾难而仓皇中辍。

也许巴别塔有十足的理由成为人类雄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见证，但是，乐天的幻想家也好，审慎的哲学家也罢，在信心饱满的实干家面前永远是不堪一击的。让我们回到本文的开头吧，在米泽穗信的奇幻故事里，巴别会的全体成员都变成了大寺鞠绘小姐的盘中之餐。这个结局的隐喻力量已经远远超越了故事本身，正如巴别塔的影响力早已远远超出了它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具体坐标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