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家争鸣的年代，杨朱、墨翟的主张大行其道，孟子站出来“铁肩担道义”，以攻击杨、墨异端为己任；宋代的异端变成了佛教和道教，二程接起孟子的重担，矢志驱散佛、道的阴霾，使儒家圣学的光芒照耀天下。诚然，这都是思想史上的事实，只不过是站在儒家立场上所看到的。

杨朱主张“为我”，墨翟主张“兼爱”，佛教教人解脱于轮回苦海，道教教人白日飞升、羽化成仙，这些迥异的论调同属儒者眼中的异端邪说，是早已被儒家经典定了性的坏思想。于是出现了另一个荒诞的现象——《别湛甘泉序》继而谈到，当今儒者都知道贬低杨、墨，摈斥佛、道，貌似圣人之道大明于世，然而现实状况是，非但一个圣人都寻不到，当今儒者甚至连杨、墨、佛、道这些异端都不如。学杨朱至少知道“为我”，学墨翟至少知道“兼爱”，学佛至少究心性命，学道至少清静自守，而学儒的这些人只晓得字面上的章句训诂。

荒诞当然也是有原因的，王守仁的解释是，杨、墨、佛、道这些异端，究其初衷，也是为了学仁义、求性命之理，只是努力而不得其道，走偏了路而已；而今天的儒家弟子们，求学的初衷根本就无关仁义性命，都说圣人之道劳苦而无功，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于是只在字面上做文章。所以说当下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记诵辞章之习。

继而王守仁谈到自己的求学经历，说自己早年陷溺于邪僻二十年——这是指溺于任侠、辞章的那段经历，在今天看来显然构不成所谓邪僻——然后又溺于佛教与道教，最后终于有所觉悟，沿着周敦颐、程颢的学说探究圣学的门径，若有所得。但这条正途竟然走得很孤独，只有一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与之切磋学术。只有在遇到湛若水之后，他的学术志向才真正坚定下来，所以说湛若水对他的助益怎么估量都不为过。而湛若水的学术方向，一言以蔽之，就是“务求自得”。

所谓“务求自得”，意即学问不是由书本到书本，不是为了考中科举或其他什么目的，而仅仅要从内心真正体悟圣学的真谛，换言之，即“古之学者为己”，以区别于芸芸众生的“今之学者为人”。

正是出于这个缘故，王守仁感到自己和湛若水的肩上担负着沉重的使命：作为真正窥见圣学正途的极少数孤独者，他们有义务传播正学、消灭伪学，将这个误入迷途的世界从伪学的羁绊中拯救出来。而两人这一次分别使扶正祛邪的事业越发显得任重而道远了。

至此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别湛甘泉序》篇幅虽然不长，内容在当时却堪称劲爆，这不啻一篇向全世界宣战的檄文，全部主流的意识形态尽在王守仁的讨伐之列。最令时人恼火的是，王守仁竟然说当世儒者连杨、墨、佛、道异端分子都还不如，这真是肆无忌惮的侮辱和挑衅啊！

湛若水走了，黄绾也未能久留京城。正德七年（1512年）这个多事之秋，黄绾告病回乡，王守仁赠诗有说“古人戒从恶，今人戒从善。从恶乃同污，从善翻滋怨”（《赠别黄宗贤》），诗句很是写出了荒诞感：没想到劝人向善的讲学竟然招致如此多的责难，难道同流合污才是时代主旋律吗？

三人已去其二，王守仁也无法独善其身。在屡经调职之后，他终于在十二月间由京官外调，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要到滁州赴任。这正是官场上最常见的明升暗降的手段，以名义上的加官晋爵换得异端分子的投闲置散。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唯有远离了权力中心，远离了名利场厮杀最烈的舞台，王守仁的“异端邪说”反而可以卸下重负，杀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所以朝廷错了。依照集权政治的一般规则，应将大兴隆寺的三人小集团横加拆散，要将小集团的主将安置在天子脚下严加看管——历代明智的帝王对待宗教与思想领袖一贯采用这种手法，放任他们离开京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放虎归山。所以我们要感谢武宗皇帝的荒唐，感谢正德朝廷的混乱，唯其如此，王守仁这头猛虎才有了咆哮山林、撼动天下的机会。

(1) 见《武宗实录》卷七十一。

(2) 见清代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第280页。

(3) 见《全集》，第1357页。

(4) 见《全集》，第1558页。

(5) 见《全集》，第1540页。

(6) 见《全集》，第253-254页。

(7) 见《全集》，第254-255页。

(8) 见《全集》，第273页。

(9) 见《全集》，第888-893页。

(10) 这个有趣的分析来自意大利裔美籍学者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埃里《猿猴的把戏：动物学家眼中的人类关系》一书（吴宝沛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出版）。

(11) 见《全集》，第257-258页。

(12) 见《全集》，第273-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