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六年（1511年）九月，湛若水接受任命，远赴安南为安南新王行册封事。这一去山长水远，再聚首不知会在何年何月。对王守仁而言，这一场分别分明意味着理想受挫，意味着圣学光芒燃而复熄。湛若水也走得无可奈何，这一项从北京赴安南的使命，单程足足耗费了一年零四个月本该与王守仁一起昌明圣学的时光，又花了另外的一年多才重返北京，途中与王守仁再会于滁阳，夜论儒学与佛学之别，那已是正德九年（1514年）春天的事了。

北京之别，王守仁以一篇《别湛甘泉序》相赠，索性以狂者胸次针砭时弊，于自己真实的学术心得再不做半点遮掩。如果说数月前为陆九渊翻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一次他甘犯更大的众怒，真有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雄意气：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盖孟氏患杨、墨；周、程之际，释、老大行。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也。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后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诚禅也，吾犹未得而见，而况其所志卓尔若此。则如甘泉者，非圣人之徒欤！多言又乌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与甘泉之不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今日之别，吾容无言。夫惟圣人之学难明而易惑，习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远，虽已无俟于 言，顾复于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则甘泉亦岂以予言为缀乎？ (11)

这篇文字涉及一点儒学背景，首先给出了一个儒学道统的谱系：圣人之学由孔子传给颜渊，随着颜渊之死而宣告终结。孔子之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即“忠恕之道”，曾子将“忠恕之道”传承下来，到孟子而宣告终结。一千多年之后，周敦颐和程颢重新发现了圣人之学。自此以后，关于圣学的论述辨析日渐烦琐，圣学宗旨反而晦暗不明，学术益发支离无本，变成一门很难的功课。

儒学讲道统谱系是从唐代韩愈开始的，一般认为这是受了禅宗的影响。韩愈首倡儒家道统，把自己作为遥接孟子的道统传人，及至宋代，朱熹提出汉唐不传道统，而以二程直接孟子。当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之后，朱熹的道统论遂成为万世不刊之论。我们明白了这个背景，就会晓得王守仁重立道统在当时是什么性质的举动。七年之后，王守仁再谈自己的道统论，那时候他的胆子更大，公然以陆九渊直接孟子。（《象山文集序》） (12)

文中所谓“一贯之旨”，出自《论语·里仁》，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只应了一声，并不多问。待孔子出门，门人问曾子刚才孔子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曾子道出了一句名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意即孔子的全部学术皆由“忠恕”一以贯之。“恕”在这里并非现代汉语里“宽恕”的意思，而是指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忠以待己，恕以待人，这正是孔子所推崇的“仁”。

《论语·卫灵公》还有一段可资参照的话。孔子对子贡讲：“你以为我是博闻强识的人吗？”子贡很诧异：“难道不是吗？”孔子答道：“当然不是，我只是一以贯之罢了。”

孔子确实博学，是他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知识精英，所以子贡的理解并不错，他确实是个博闻强识的人。而孔子强调的是，所有的博闻强识在他而言都不是零散知识的堆砌，而是由一个思想主线贯穿起来的。

儒家的知识体系非常繁复，甚至早在孔子的时代，儒学就已经是当时最难掌握的学问了，稍稍发展一下就是“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的局面，大到两国邦交，小到穿衣吃饭，一言一行、一衣一帽都有无数的规矩。但这一切都围绕着一条思想主线，即忠恕之道。倘若学者不能以忠恕之道一以贯之，那么即便他精通儒家的所有仪节，也不过是个专家级的司仪罢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朱陆异同，问题就可以换一种表述方式了：学习圣人之道该怎么入手，是从忠恕之道入手呢，还是从博闻强识入手？陆九渊要从忠恕之道入手，由忠恕之道一通百通，自然而可以博闻强识；朱熹要从博闻强识入手，日积月累而领悟忠恕之道。

王守仁显然是支持陆九渊的，在他看来，圣人之道其实很简单，孔子一以贯之的无非是忠恕之道，后人却偏偏弃简就繁，只在细枝末节上下功夫，学得再好也无非是个没有灵魂的专业级司仪，谈起古代的典章制度来头头是道，而对这些典章制度背后的“精神”非但一无所知，甚至不耐烦去了解。这种荒谬现象竟然成为普世之现状，难道我们不应该过而改之，重返孔子的精神世界吗？

王守仁的这一番见解确实切中时弊，也确实揭示出学术发展史上的一大流弊。今天我们来读儒家经典，也很容易对王守仁的这番话产生共鸣，因为《论语》《孟子》简明易懂，基本上没有让人大费脑筋的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思辨内容，无非一些朴素的甚至相当原始的道理；汉儒开始大搞玄学，使儒学与巫术合流，巫术的技术门槛自然更高一些，所以连累得儒学也难懂了；唐人很有唯物主义精神，在政治学、社会学的意义上整理儒家经典，虽然烦琐，但是易读；及至宋代，佛学影响所及，使二程、朱熹等人将儒学发展为一种近乎神学的理论体系，对基督教经院哲学有了解的读者接受起程朱理学来会轻松很多，但普通人一见到各种“神学概念”的精微辨析，诸如心、性之辨，无极、太极之辨，除了头痛之外，不会有其他感受。倘若孔子、孟子复生，参加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可想而知，他们无论考多少次都注定落榜。

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守仁对道统的梳理其实等于对学术史的梳理，而在梳理清楚之后，一个简单的答案便呼之欲出了：圣人之学不该是现在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努力使它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呢？

当然，王守仁疏于考虑的是：

1. 只要科举制度不废，总要有一种考试内容才行。

2. 考试的标准化程度越高，公平性也就越强。

3. 标准化程度注定与博闻强识成正比，与一以贯之成反比。所以，即便阳明心学彻底取代了程朱理学，但科举制度注定会使它教条化、烦琐化，变成程朱理学第二。而废除科举制的话，又有什么更好的人才选拔机制来代替它呢？

这就像我们今天对应试教育有太多的口诛笔伐，谁都说得出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但难点就在于我们究竟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制度来取代它。在更好的制度出现之前，应试教育注定还会延续下去，而在科举制度被更好的人才选拔机制取代之前，陆九渊、王守仁的学术只会要么被程朱理学挤到二线，要么变为程朱理学第二，即教条化、烦琐化，与陆、王二人的初衷背道而驰。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任谁也无可奈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