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守仁三十四岁。论官场上的级别，他只是一介六品小官，有职而无权，却有许多专程来拜访他的人，甚至有人按照儒家的传统提着礼物，恭恭敬敬地拜他为师，俨然参拜京城里的一位学术领袖。

当时的风气，读书人要么熟读熟背朱子教科书，只为科举而奋斗，要么以诗歌、文章相号召，在文艺沙龙里自得其乐，全然忘记了儒学的本分。所以王守仁在京师振臂一呼，正如当年的吴与弼与娄谅一样使许多人如梦初醒，原来学做圣人才是读书的目的，这本来只是一个常识啊！

王守仁倡导身心之学，要读书人先立下必为圣人之志。这确实不是什么高明的创见，而仅仅是常识的回归罢了，偏偏在科举功名的**下，常识竟然被丢掉了那么久，以至于当它回归的时候，人们只感到惊奇。而在惊奇之后，有人顿悟今是而昨非，执弟子礼向王先生求学，更多的人却只是嗤之以鼻，觉得王守仁只是为了出名而标新立异罢了。

《年谱》认为这是“师友之道久废”的缘故，事实上任何不合俗流的见解都会得到这样的对待，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今天我们可以在互联网论坛上看惯这种现象：对于持不同意见者，人们总是去质疑并贬低他的立场。这是因为人们天生就会高估自己的客观性，相信自己的感知和意见是准确而不带偏见的。李·罗斯对人性的这一面有一个很中肯的结论：“观点相左的两个人相遇，将会引发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如果我看到的就是事物的本质，那么每个理智的人都必然与我观点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我一定可以通过理智的论证来说服他。如果他还是无法顿悟，那么他不是愚蠢，就是懒惰，抑或充满偏见。但是，我们唯独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别人也是这么想的。尤其在旷日持久的争端中，双方阵营通常都坚信另一方有所隐瞒，心怀叵测。这样一来，人们从一开始就会贬低对方的立场——无论它与己方立场多么接近。”

王守仁当然不会介意呶呶众口，放胆在天子脚下倡导圣学。

事实上在集权国家里，民间讲学历来很受统治者的猜忌，因为一来这很容易破坏官定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所以孔子当初才一执政就诛杀了学术对手少正卯，这件事成为后世儒家排斥异己、维护正统的经典案例；二来凡有讲学必有聚众，学术领袖就像宗教领袖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变身为政治领袖，所以集权政府对学术领袖和宗教领袖一般都会采取三种措施：要么收编到体制内，要么安置到首都，便于看管，要么给予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剿杀。

幸而王守仁生活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时代，这倒不是说明朝政府并不集权，而是孝宗皇帝非但性情温和，而且兴趣越来越转移到服丹求仙这等超凡脱俗的事情上去，朝廷重臣们也各有各的算计，谁也没精力去操一个六品小官的心，何况后者讲学就在天子脚下，谅也翻不出多大的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