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政工部的日子当然不全是吟诗作赋，也有土木工程方面的正事要做。受朝廷委派，王守仁到河间出差，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这是王守仁仕途生涯的第一件公务，仿佛真带着几分神秘主义的预兆。因为这位威宁伯王越简直就是一个矮化版的王守仁。

王越是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的进士，博涉书史，力猛善射，很有雄才大略。王越真正发挥才干是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当时蒙古“套寇”犯边，王越是明朝最能建立军功的大臣，能够在野战中击败极盛期的蒙古骑兵。

清代史家赵翼对明代中叶的战争局势做过一番统计和总结，说大体上看，在南方用兵则易于扫**，北方用兵则仅足支御。南方战场的斩俘数字动辄以万计，北方却仅以百、十计，甚至有斩首三级的战功。北强南弱，风土使然，并非南剿者皆良将，北拒者皆庸才。（《廿二史劄记》卷三十四）

相形之下，王越在北方的战功可谓出类拔萃：红盐池之捷，斩俘三百五十人；威宁海子之捷，斩首四百三十余。王越的名字之所以在今天听上去非常陌生，除了因为他只有立功而不曾立德、立言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儒家的评价系统里，他很有小人的嫌疑。

在君子看来，打仗是出于卫国卫民的必要，功名利禄是可有可无的副产品；而在小人看来，打仗只是博取功名利禄的阶梯而已，卫国卫民才是可有可无的副产品。对卫国卫民有必要的，对功名利禄未必必要，反之亦然。

王越的功名心太重，为前途计，不惜依附名声极差而权势熏天的宦官汪直，劝说汪直建立军功来巩固个人地位。幸而王越确实很能打仗，与汪直的合作更没有君子和小人之间常常出现的龃龉。两个小人通力合作，王越在威宁海子大破敌军，因功受封威宁伯，爵位世袭，岁禄一千二百石。翌年，王越又和汪直兵出大同，在黑石崖再破强敌，于是进封太子太傅，位列三公，增岁禄四百石。明朝制度，文臣不得受封公侯，所以王越专任武职，觊觎起爵位来了。

政坛永远云谲波诡，一帆风顺的人从来都是凤毛麟角的，尤其对那些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而言。随着汪直失势，王越自然一损俱损，甚至落到险些自杀的地步。但云谲波诡也自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只要人还未被整死，总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明孝宗即位之后，屡屡上疏申冤的王越终于获得平反，那时候的他已是古稀之年，致仕在家，似乎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但他毕竟不是常人。正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王越积极巴结当时最受宠信的宦官李广，若不是因为言官谏阻，他就会出掌都察院，重新登上权力的舞台了。李广其人前文有述，就是王守仁的父亲王华在为孝宗皇帝开讲《大学衍义》时公然开罪的那个。

弘治十年（1497年），边情紧急。是年王守仁在京城研习兵书战策，朝廷则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兵马粮草齐备，就是选不出帅才。先后有七个候选人全被孝宗否决，最后只有“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老将王越不但官复原职，而且加授太子太保，总制甘、凉、延、宁四镇。翌年，王越小胜于贺兰山，加授少保，兼太子太傅。但偏偏在这个时候，李广失势了。

李广很懂几分符箓、修仙之类的秘术，因此博得孝宗皇帝的宠信。在他畏罪自杀之后，孝宗派人到他家里搜检异书，找到的却只有各级官员行贿的账目。言官当然要上疏弹劾奸党，王越心中忧惧，就这样死掉了。也许王越算是死得其时，朝廷非但不追究他攀附李广的罪名，还将他大大地追封、表彰了一番。

王守仁以钦差身份督造王越的坟墓，这也属于朝廷表彰的一项。他对王越应该是素有钦崇的，未第时曾梦见王越将弓与剑赠予自己。这次修墓对王守仁而言真是一次难得的实习，不但可以为心中的英雄做一点事情，还有大批民工可供自己调遣。

常人接受这样的工作，至多只会想到如何尽职尽责，但王守仁不同，这么多活生生的民工排起兵、布起阵来岂不是比果核强上许多？于是，王守仁以“什伍法”安排民工分组轮班，闲暇之时便驱使民工排演八阵图，管理能力和军事技术都在这次修墓工作中得到了实践的打磨。坟墓竣工之后，王越的家人拿出金帛酬谢，见这位年轻的钦差大人真的廉洁自律，便转而以王越曾经佩戴的宝剑相赠。王守仁觉得奇异，这正与自己当年的梦境相符，便欣然接受了。

这件事颇可以见出王守仁的胸怀。换作常人，要么囿于君子、小人之见，要么也会出于畏惧清议的缘故，一定要与王越这等先攀附汪直、后攀附李广的奸诈小人划清界限。王守仁非但毫不介怀，甚至在这一年写给孝宗皇帝的《陈言边务疏》中讲过一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