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王守仁驰骋沙场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梦里都不得安生。他梦到自己拜谒伏波将军庙，并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诗作虽然不佳，但作为梦中的作品，倒也不宜苛责。

伏波将军即东汉名将马援，他在暮年披甲南征，平定交趾之乱，功成之后立有两根铜柱作为汉帝国南疆的界标，铜柱上镌有“铜柱折，交趾灭”六字，大约是怕当地人损毁而为之的吧。

王守仁诗中所谓“铜柱”“六字”云云，所指就是这段掌故。少年王守仁能有这样的想法，半是缘于少年天性，半是缘于动**的时局。外有蒙元残余势力不断侵犯北疆，内有各种流民暴动此起彼伏。此时的王守仁当然不会有“同情农民起义”的革命觉悟，只觉得大丈夫应当如伏波将军马援一般，戡乱定国，马革裹尸。

多年之后，王守仁取得了人生最后的一场战功，即平定广西思、田之乱，归越途中路过梧州，当真拜谒了伏波将军庙。其时念及少年梦境，将万千感慨写入两篇七律，起首便是“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命运浮沉，若合符契。而王守仁战胜之后的际遇偏偏也像极了马援，得到的是谗毁和冤屈。

《年谱》记载，王守仁十五岁时，京畿有石英、王勇作乱，秦中有石和尚、刘千斤作乱，王守仁屡次想要向朝廷上书，进陈平盗方略，却被父亲斥为狂妄，只好打消了念头。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件颇可异怪的事情，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全无功名在身，凭什么写一封信就想上达天听？这是因为明太祖定有制度，百官也好，百姓也罢，都可以上书言事，不拘执掌。虽然到了成化、弘治年间，早已堂陛森严，旧制度基本仅剩下名义，但王守仁偏偏最会将名义上的事情当真，更何况那时候他还只有十五岁，远不知道世界的虚伪与险恶。

《年谱》的这段记载确有异怪，只是异怪在另一处细节。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史乘考误十》有考证说，石和尚、刘千斤作乱发生在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翌年即告平定，又五年之后王守仁方才出生，《年谱》所记“大可笑也”。

清代编修《明史》，经学大师毛奇龄为作《王守仁传》，辨语中谈及与王世贞一致的观点，说《行状》与《年谱》“则可笑之甚”。毛奇龄还有一番感慨，说，真没想到黄绾、钱德洪的记载竟然诞妄无理到这种地步，所以说王守仁所遭受的无端责难，相当程度上肇因于他的门人以及门人的各种记载。

毛奇龄为王守仁作传之后，明史馆各位大儒以抓阄分派任务，结果是尤侗做了《王守仁传》的责任人。尤侗便取了毛奇龄的手稿参考成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明史·王守仁传》，也因此这篇正史文字里并未提及刘千斤和石和尚的事情。 (2)

王世贞和毛奇龄显然是嫌《行状》《年谱》作为“一手材料”有失严谨。门人推尊师尊，感情既容易蒙蔽理智，推尊有时便不免变为神化。在门人弟子的极力塑造下，王守仁的形象越发酷似《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和民间传说里的刘伯温。

事情的另一面是，《行状》和《年谱》虽然在这里确实出现了纰漏，但是，石和尚和刘千斤也许仅仅是被张冠李戴了。最可能的情形是，当时确实有盗寇横行，王守仁也确实有上书朝廷的意图，只是盗寇并非石和尚、刘千斤一伙，而是另有其人，毕竟那是一个盗寇丛生的时代。

这段情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宋代大儒张载的年轻遭际。张载那时候和少年王守仁一样，有任侠风骨，喜欢谈兵论剑，向主持西北防务的长官范仲淹上书，建议向西夏用兵，还准备联合一些豪杰之士，亲自出征被西夏夺取的洮西之地。

范仲淹当时的反应很像王华，严词打消了张载的建功立业之心，还劝他从《中庸》入手认真学习儒家经典。张载后来成为一代儒宗，独创性的思想波及阳明心学，正是从范仲淹这一番拒绝与提点开始的。若少年王守仁就此熄了金戈铁马之心，步先贤之后尘陶冶为一代醇儒，这或许是父亲王华所乐于看到的吧。

(1) 见《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第276页。

(2) 见《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15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