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1956）

一、观测“气象”

一九五四年底结束的认罪检举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促成了我从回国以来为保护自己而建起的防线的最后崩溃。这是仅次于伪满洲国垮台的一次崩溃。崩溃是由我这个封建小家族的变化而开始，到我对它的影响完全消失而结束。这次崩溃后的绝望程度也不下于上一次，使我最懊丧的是，我一直想站稳“自动坦白”这个阵脚，可是最后，还是在检举材料面前变成“被迫承认”的俘虏。我对未来的审判更失掉了任何乐观的想法。

一九五五年元旦那天，所长见到我就问：

“认罪完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你对今后怎么打算？”

我垂头丧气地说：“唯有束身待罪，等候政府和人民的处理。”

“太消极了。”所长大不以为然的样子，“这个态度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争取改造，要好好学习，重新做人。”

改造？学习？——我心里想，不说判我个死刑，就算判个无期徒刑吧，我还改造个什么呢？所长就像听见了我肚里的话，他又说：

“在我们国家里，对于接受改造表现好的罪犯有减刑的，也有免予起诉的。所以，问题还在于自己是不是有决心重新做人。”

我对所长的话，只能是半信半疑。虽然几年来的事实，证实着所长说的话，从来不曾骗过我，可是所长只是管教犯人的管理所长，他的话能代表最高司法机关的意思吗？

对这个同一问题的关心，也不只我一个人如此。观测政府意图的气象，早已成了所有犯人最为操心的一件事（这些人都比我聪明和敏感得多了）。例如认罪开始前，报纸停发了，“聪明人”立刻断定是有了严重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又如认罪后，又来给我们量棉衣的尺寸了，他们立刻判断出政府一时不会对我们处理。给我们注射霍乱防疫针了，所方人员给我们讲夏季卫生了，他们又首先流露出舒畅的心情，当然，这不是由于健康上有了保证或者是因为长了什么卫生知识。冬天用旧报纸糊窗户缝时，有人从一九五一年旧报纸上看到了张海鹏被镇压的新闻，也有人看到了同犯老佑的家产被没收的消息，于是一九五五年有几天好的气候，又被一九五一年的晴雨表弄得阴云满天。

总之，无论是“聪明人”和不聪明的人，或者说无论是神经过敏的和神经迟钝的人，全都喜欢观测气候，而测气候时所注意的征兆，空间范围不仅限于所方，时间范围也不仅限于眼前。

一九五五年刚过春节不久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又得到一次气象大观测的机会。

这天中午，刘看守长推开门叫我：“溥仪！换衣裳！”

全屋的人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是有政府首长要找我谈话了。为什么要说换衣裳呢？虽然我已学会了一点洗缝，但是在服装整洁方面还是居于末位，衣服穿在身上的样子还不能把在哈尔滨得到的“八大市”称号取消。因此，有一天全组一致商量好，强叫我专门留出一套衣服，平常不许穿，以备必要时（比如见首长、开大会）使用，免得给大伙丢脸。看守员也知道了这回事，所长就把“换衣服”当做“见首长”的代用语了。同犯们每听了这句话，总有人帮我拿衣服换装，甚至有时还会嘱咐一句：“好好听听首长的指示教导！”他们这种殷勤并非没来由，原因是希望我在首长面前不要为了表现自己而喋喋不休，以至占去所有时间，不给首长说话的机会，而首长对我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看做是观测气候的最好根据。在哈尔滨，每逢我向铁栏杆外面的首长说个没完的时候，其他犯人在暗地都不断生我的气，事后我总得到这种埋怨：“你少说几句不行吗？你多说一百句也顶不上政府首长一句话有用！”

这回又叫我换衣裳，这是认罪后第一次见首长，我不用他们嘱咐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克制一下“表现欲”，多听听首长说什么。

和我同去的还有溥杰（他平时总是整整齐齐，用不着换装，可是现在就不如我神气了）。我们进了所长的大会客室，一眼看到摆成一个大U字的十几张大沙发差不多全坐满了，大都是带金晃晃肩章的。这么多的将军哩！他们看我做什么呢？我心慌意乱地向所长那个方向鞠了个躬。凭经验，我猜想坐在所长附近的必是一位最大的首长，虽然那里坐着的一个唇上留胡子的人，并没穿军装。溥杰也行了他那个日本式的挺胸的军人鞠躬礼。有人向我们招招手，示意我们坐下，我又向招手的人鞠个躬，坐下了。

“首长们想了解一下你们学习的情况。”所长说。

一看见将军们面容都那么和善，还带着微笑，于是我的难于克制的表白自己的欲望又发作了。我忘了要听听首长怎么说的想法，也忘了身边的溥杰，立刻滔滔然说起来了。我说的些什么，现在都不记得了，大致不外是叙述了过去的罪恶经历（当然比认罪前的内容丰富多了），我如何感激政府的宽大和人道待遇，我现在的学习情况，等等。

记得在哈尔滨时，有一次见首长。谈学习时，把我似懂非懂的名词都用上了，首长问了我一句：“什么叫正义的？什么叫反动的？”我被问得一时愣住，底下谈的再接不上话。但这回这么多的首长，并没有人提出叫我说不下去的问题，只有在谈到东京法庭上我拒绝承认给南次郎写信时，有人问了一句：“为什么不承认呢？”当我老实地说出我害怕将来中国政府惩罚的时候，将军们都笑起来。因此，我谈得更没有了拘束，把同犯们的忠告忘得干干净净，不但嘴里滔滔不绝，连眼睛也敢于东张西望了。

我忽然发觉那位留胡须的首长很面熟，极力想回忆在哪里看见过他，这就更分散了精神，忘了注意听他说话，一直到结束了谈话，所长说我们可以回去，这时候我才猛然想起来了。从会客室出来，在甬道里我问溥杰，“那位留胡子的首长好像是一位元帅吧？”“怎么一位，有两位元帅哪！”原来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都来了。[31]

回到监房，他们一听有两位元帅来过，便一拥而上打听首长说了什么。

“问了我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我说我……”

“别说你啦，你说说首长。”

“首长没说什么，都是问话。”我说了这话，很怕又引起他们的埋怨。

“临末了还会不说几句吗？一定说的。”有人又追问我。

我把贺龙元帅最末说的几句话说了。我真没料到，老振立刻兴奋异常。

“这不是很重要的话吗？恭喜你，保了险啦。”

“什么保险？”

“首长说叫你好好学习改造，好好锻炼身体，还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这还会杀你吗？”

叫他一分析，我也不禁大喜过望。这一屋子的人个个也都非常兴奋，为我祝贺。当然，他们实际上是为自己祝贺，我死不了，他们还会死得了吗？

由于首长的这一句话，这天真成了我们这个组的节日，甚至别的组的人也有过来凑热闹的。从认罪以后，各监房白天不再锁门，在自由活动时间串串门子的事也有了。这也是被我们引证那个乐观论断的根据之一。认罪以后，我们这里更加像个“学校”了。文娱体育活动比以前热闹，增添了室外各种球类，又有了俱乐部，添了不少乐器。伙食也统一了，不论年轻年老，都提到原来较高的那个标准上来。由于日本战犯们的启发，我们也有了演戏活动，我还登过一次台……

从这天起，过去听过所长说了多少遍的“争取改造”的话，又回到我的心里。如何争取？这又成了我不断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