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预定的动身日期，十一月十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这件事很使我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打算根本不走大门，索性坐汽车从车房的门出去，我叫一个随侍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个办法，把我藏在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厢里，然后叫人把车从大门开出去。为了机密，他连司机也没有叫，而是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对他说“上头”的命令叫把车开到指定的地方去，那里有人等着。就这样，祁继忠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直奔我和吉田商定的地点——曙街敷岛料理店。
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
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接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布置的戒严，给我的出奔造成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虽然祁继忠找来的这个二把刀司机技术实在糟糕，刚一出了静园大门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我的脑袋给厢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我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也总算顺利地开到敷岛料理店的门口了。
汽车停下之后，祁继忠又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然后吉田打开了车厢，扶我出来，一同进了敷岛料理店。有一个早等候着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的，拿出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他和吉田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就带着我、祁继忠和随后赶到的两个“随侍”，坐上了一辆司令部的汽车。汽车畅行无阻地在白河岸上走了一阵儿，到了一个码头。
码头上很清静。我很快就明白，这不是日租界，我有点发慌，吉田低声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夹扶下，快步地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升允手下当侍卫官的工藤铁三郎，是土肥原手下的浪人；还有一个叫大谷的，现在忘了他的来历。我也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个名叫诹访绩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船。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上沙袋和钢板。过了二十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才知道船上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那时我的屁股距离汽油大概不会超过三米之远，我却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
吉田和真方勋大尉离开了汽船，汽船离了码头，电灯亮了。我隔窗眺望河中夜景，心中不胜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过几次，在东北海军毕庶澄的炮舰上和日本的驱逐舰上，我曾产生过幻想，把白河看做我未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
可是我高兴得未免太早，郑垂告诉我：“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哩！”
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看看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也都板着脸，一语不发。在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情形下，至少过了两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
“停——船！”
我像神经切断了似的，几乎瘫在地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呼噜呼噜地都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凌乱的脚步声。我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后都有人伏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但是船的航速却好像在下降，航向也好像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电灯全熄，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是同时，机器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觉一歪，像腾起来似的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枪声，渐渐都在后面消弱了。原来日本人早准备好这一手，先装成听命的样子，然后乘岸上不备，一溜烟逃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灯光又亮起来，舱里有了活气。半夜时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着商轮“淡路丸”出口外接我们的时候，日本兵拿出了酱汤、咸白菜和日本酒来，郑孝胥活跃起来了。高谈其中日同文同种，把这一场惊险经历描绘成“英雄事业”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干杯，诗兴大发。即兴吟了一首诗道：
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试共论；
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
因为这晚上饭吃了大米大麦合制的日本饭，郑孝胥后来刻了两个图章给我，一枚是“不忘在莒”，另一枚是“滹沱麦饭”。前者是借鲁昭公奔莒的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也就是别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一晚；后者是借刘秀败走滹沱河，大树将军冯异为他烤衣服、做麦饭充饥的故事。郑孝胥把我比做刘秀，他自己自然是比做大树将军了。
郑孝胥这天晚上的高兴，除了由于他在我周围那一群人中间，又成了一个胜利者外，大概还有另一层不便说出的原因，是他从日本军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他们的一致。这是我最近才从他日记上找出来的。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他的日记上写着：
大七（即郑垂）到日本领事馆，后藤言：土肥原谓此来即为迎上赴奉天，领事馆可佯为不知……
二次大战后被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有十一月六日外相币原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
关于拥戴宣统帝的运动。认为如果过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对内、外的关系反会不好。曾把这种意见在外务方面协议过，外务方面虽然也同意，但关于满洲目前的局势，各方面都有拥戴皇帝的运动，因此，对于帝国国策的执行上，难保不受到连累。同时，皇帝身边的保护也属必要，所以做了相当的警备。再外务方面也表示，现在满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稳，东三省的民众总的意志，也想拥戴皇帝。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其自然也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