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所处理的时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陆军大佐，一九四一年升到将官阶级，在“九·一八”事变前约十八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嗣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派对中国其他地区所釆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行使，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显著的任务。

土肥原当军部派其他指导者设计、准备和实行将东亚及东南亚置于日本支配之下时，曾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络而行动。

当他的对华的特殊知识和他的在华行使阴谋的能力已无需要时，他就以现地将官的地位来担当实现他本人曾经参与的阴谋目的。他不但曾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并且也参加了对苏联以及对各国，即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曾对其实行侵略战争的各国，除法国以外的侵略战争的实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土肥原和板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二十五名战犯中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而最重的两人。他们两人罪状相同，都犯了七条“破坏和平罪[22]”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条，即“命令准许违约行为”的罪。远东国际法庭对这批战犯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判决，土肥原与板垣和其他五名战犯被判处了绞刑。

土肥原，可以说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步科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第十三步兵联队长，一九一三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给担任着许多东北军阀的顾问的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张作霖的关系特别深，一九二四年奉直战争中，他策动关东军帮助过张作霖，一九二八年关东军决定消灭张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阴谋的主持者，也正是他。不久，他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从此开始了判决书上所述的那些罪行，也开始了他的飞黄腾达的时期。判决书里对土肥原的许多“杰作”都没有提到，除了伪满的诞生之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天津**事件、一九三二年热河战争的爆发、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丰台事变和冀东伪组织的成立、十一月香河流氓暴动和冀察的特殊政权的出现，都离不开土肥原的策划活动。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土肥原走到哪里，灾难降临哪里。大约他的失败只有过一次，即在他拉拢之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又反正抗日。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的升迁，他被调走当了不多时间的旅团长，又调为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人要成立的伪组织都成立起来了，骚乱、暴动等等手段也被武装进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脱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等身份，统领着武装到牙齿的士兵，在中国大陆和南洋进行屠杀和掠夺。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年间，由大佐升到了大将。

那时关于他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牌桌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是用了吉田忠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

他那年是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现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只对付张学良一人，“因为他把满洲三千万人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完全不容我再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眼光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个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也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我问道：

“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

“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就去！”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土肥原走后，我接见了和土肥原一齐来的金梁，他带来了以袁金铠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总之，我认为完全没问题了。

土肥原去后，吉田告诉我，不必把这件事告诉总领事馆；关于动身去大连的事，自有他给我妥善安排。我也决定，除了郑孝胥之外，我再不找别人商量。

但是，这样的事是任何人都瞒不住的。这回消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营传得还快，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了土肥原和我见面的新闻，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陈宝深那几天本来不在天津，得到了消息，匆忙从北京跑回来了。一下火车直奔郑孝胥家，打探消息。然后又奔向“静园”。这时正好刘骧业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我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看了这个电报，我不得不把会见土肥原的情形告诉了他，并且答应即刻和大伙再商量一下。

这天是十一月五日，“静园”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记得被我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之外，还有在天津当寓公的袁大化和铁良（升允是刚刚去世，否则也会有他一个）。在这次会议上，别人几乎没有说话，只有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激烈，最后竟发展到“伤尊害礼”的地步。

“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陈宝琛瞅着郑孝胥说。

“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的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

“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上头三思而定。”

“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孝胥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上头于何地？”

“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上头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上头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宗列祖？”

“照你意见，一辈子等下去。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在郑孝胥的飞溅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尽力让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

“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无话的铁良，以及由于身份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嗣瑗，觉着不能再沉默，于是出来打圆场。袁大化说些“从长计议”的话，意思透出是支持陈宝琛的，铁良嘟囔了几句，连意见都听不清楚。胡嗣瑗是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在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大约是土肥原会见后两三天，我接见高友唐的一段事。

那几天要求见我的人非常多，我认为全部加以拒绝的办法，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是对我更不利的，尤其是这个高友唐更不能不见。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做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这时是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他曾自动为我向南京要求过“岁费”（没有结果），我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我，所以接见了他。没想到他是给蒋介石来做说客。他说国民党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转达，希望我不要到东北和日本人搅在一起，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我住的地方，希望我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国也可以，或者由我提出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气上来了。我冷笑说：

“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来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也不必替他们说话！”

高友唐不理睬我的挖苦，而且还很愿意用遗老身份，以完全为我设想的口气，说国民政府蒋总司令的条件对我是有利的，并且说：如果我不相信这些条件，可以由外国银行作担保。对民国过去一向不讲信用，他也表示不满意，他说：“不过如果外国人作保，蒋介石这回是绝不敢骗人的。”他甚至颇似懂我心理地说，恢复优待条件，当然帝号也要恢复，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

我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我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又听说他为了和英美拉拢而娶宋美龄，连他的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我认为这人专欺软怕硬，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能答应，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空帝号，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真皇帝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的东北呢？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想到这里，我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说下去了。

“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

高友唐看我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认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

“嗯，再来吧。”

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我听说他在北京向我七叔活动之后再回来，正好遇上“天津事变”，日租界戒严，他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我已经不在静园了。

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那些天我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人们对我有忠告也有警告，甚至也有姓爱新觉罗的我所不知道的本家，劝我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决定对外绝不说真心话。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髯公的，也是张园和静园常来的客人，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他这时也跑来打听我有没有要出关的意思。我极力地否认了，他于是在报上又替我尽辟谣的义务，正是在同一天，报上登出了这段新闻，我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不用说，对于高友唐的活动，“静园”陈宝琛这一派人的反对，社会上给我的各种忠告，等等，土肥原是全掌握了情况，作出了估计。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又使用上最后的“道具”——就是在陈宝琛对郑孝胥大发雷霆的次日出现的特殊礼物。

那天我正在唾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

“勿失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绝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我的“随侍”祁继忠慌慌张张进来说，“炸弹！两个炸弹！”

我吓得从沙发上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就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

在静园上下惊魂未定之中，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拿走了炸弹。第二天，永远缺不了的吉田翻译官来向我报告说，那两个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我说，“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也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后来听说，第二天北平晨报上就登出了炸弹是土肥原安排，可是我不记得看到这张报。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藏起了这张报，那也是由于紧接而来的其他惊险事件把我吓昏了。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辞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有惊人的，是祁继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我认识的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看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更奇怪的是，他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

那个茶房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出了，但关于祁继忠这人值得介绍一下。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喜欢。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宠信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是“内廷秽闻”中的一个，我又气又怒，又不敢向日本人说明，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就借了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把他开除出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伪军当上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为国民党的上校，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也是其中最受我亲信的，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是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得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出戏——虽然演员们相当笨拙——但效果又那么好，祁继忠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其首领之一，是从前那位北京警察总监张璧。他们十一月八日这天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隔绝起来了。当时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让我到东北，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我的外界影响估计得太髙了。事实上，不但我已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从我和土肥原会见那天起，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已不坚持坐着观望，也开始想主动和日本进行些接触，不过是担心和军人接触靠不住，仍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为好。这些人的变化，心理和我一样，是怕错过了机会，同时，又害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这些人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也各有自己最热衷的地方，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当皇帝，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权利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曾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奏折，代表了这种心情：

奏为速赴机宜，以策万全，恭折仰祈圣鉴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有此劝进之举，诚千载一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赴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惟赴机若不得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道，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订约，酌让路、矿、商务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喧腾，敌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势。欲动则恐受赚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惟有请皇上密派重臣往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