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在北京被罗振玉气跑之后，转年春天又回到我的身边，环境比在北京时开始好转。罗振玉逐渐遭到怀疑和冷淡，敌对的人逐渐增多，而郑孝胥却受到欢迎和日益增长的信赖，陈宝琛和胡嗣瑗跟他关系也相当融洽。一九二五年他被派总管总务处，一九二八年又派总务外务，儿子郑垂承办外务，做了我对外联络活动的代表。如果可以这样比拟一下的话，他与我之间的关系，已达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

回想起来，郑孝胥之所以使我那样信赖，原因是很多的。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郑孝胥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有些老古典，而他却常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动心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以至声泪俱下。有一次，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

“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长安，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说时是秃顶发光，唾星四溅，终于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有时，在同一件事上说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出陈宝琛和郑孝胥的不同。在康有为赐谥问题上，他两人都是反对的，陈宝琛在反对之余，还表示以后少赐谥为安全，而郑孝胥在发表反对意见时又添了这么一句：“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郑孝胥和罗振玉都积极为复辟而奔走活动，但郑孝胥的主张更使我动心。虽然他屡次反对我出洋和移居旅顺、大连的计划。

郑孝胥反对我离开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来一贯的。甚至到“九·一八”事变已发生，罗振玉带着关东军的意思来找我的时候，他仍然不赞成我动身。这除了由于他和罗振玉的对立（不愿我被罗垄断居奇）以及他比罗（也仅仅是比罗）略多一点慎重之外，还有一条被人们忽略过的原因，这就是：他并不是把日本当做实现他的理想的唯一依靠。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列强共管”。

在天津时代，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他常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这个论调起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九二五年，但这次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还是念不绝口。他说：“又闹罢工了，罢课了，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怎能不出头来管？”他的“三共论”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实都是他的理想，他的愿望。

如果考据一下郑、罗二人与日本人的结交历史，郑孝胥到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官是一八九一年，罗振玉办上海《农报》，由此结认了给《农报》译书的日本藤田剑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郑结交日本人比罗要早五年。但是，罗振玉自从认识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辛亥后把复辟希望全放到日本的身上。而郑孝胥却在日本看见了“列强”，从那时起他就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的技术，西洋的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帅。不然的话，中国永远是乱得一团糟，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迟早被“乱党”“乱民”抢走，毁灭。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也决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那时的“列强”，关于共管中国的言论是时有所闻的，从天津的外文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郑孝胥对这类言论极为留意，当时还认真地抄进他的日记、札记里。同时，还要叫他的儿子郑垂译呈给我。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报纸《天津日日新闻》上的一篇：

英人提倡共管中国

联合社英京特约通信。据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见谓：中国现局，日形纠纷，旅华外国观察家曾留考察一切，以为中国人民须候长久时期方能解决内部纠纷，外国如欲做军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决中国时局问题，乃不可能之事。其惟一方法，只有组织国际共管中国委员会，由英美日德意六国各派代表一名为该会委员，以完全管中国境内之军事。各委员之任期为三年，期内担任完全责任，首先由各国代筹二百五十兆元以为行政经费，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当委员，委员人才须与美国商部长贺华氏相仿佛。此外，又组织对该委员负责之中外混合委员会，使中国人得在上述之会内受训练之。

郑孝胥认为，这类计划如果能实现，我复位的时机便到了。

那年夏天我听了罗振玉的劝说，决定要到日本去，郑孝胥就根据那篇文章勾起的幻想，向我提出了“留津不动，静候共管”的劝告。这是他记在日记里的一段：

五月戊子二十四日（六月二十三日）。诣行在。召见，询日领事约谈情形（即去日事）。因奏曰：今乘舆狩于天津，皇帝与天下犹未离也。中原士大夫与列国人士犹得常接，气脉未寒，若去津一步，则形势大变，是为去国亡命，自绝于天下。若寄居日本，则必须为日本所留，兴复之望绝矣！自古中兴之主，必借兵力。今则海内大乱，日久莫能安戢，列国逼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业。他日非为中国置一贤主，则将启争端，其祸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图中兴，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

他提出过不少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的办法，如用我的名义捐款助赈，用我的名义编纂《清朝历代政要》，用我的名义倡议召开世界各国弭兵会议，等等。有的我照办了，有的却办不了。不过，我总还是表示了赞许和同意。

我委任奥国亡命贵族阿克第男爵到欧洲为我进行游说宣传，临行时，郑孝胥亲自向他说明，将如蒙各国支持“复国”，立刻先实行这四条政策：“一、设责任内阁，阁员参用客卿；二、禁卫军以客将统帅、教练；三、速办张家口—伊犁铁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国内设立之官办商办事业，限五年内一体成立。”他对我讲的，以后又有发展。

“帝国铁路，将四通八达，密如蛛网，矿山无处不开，学校教育，以孔教为基础……”

有一次我问他：

“列强真的会投资吗？”

“他们能赚钱，自然争先恐后，唯恐不及。臣当年承办瑷珲铁路，投资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给压下了，有些守旧大臣竟看不出这是件便宜之事。”

“可是辛亥国变，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矿闹起来的吗？”

“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办有商办。不过中国人穷，钱少少办，外国人投资钱多多办，这也是公平合理。”

“那么，外国人肯来做事当差吗？”

“待如上宾，许以优待，享以特权，绝无不来之理。”

“那么，利益均沾，机会均等，到时候弄不好，他们争起来如何？”

“唯其如此，他们更非尊崇皇上不可。”

这就是由“共管论”引出的日益体系化的郑孝胥政策，也就是为我赞许的政策。我和他共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回我的宝座，继续大清的气脉，恢复爱新觉罗宗室、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旧日光景。

郑孝胥在我出宫后，曾向段祺瑞活动“复原还宫”，在我到天津后，曾支持我拉军阀、拢政客的活动，但是，在他心里始终也没忘掉这个理想。特别是在其他活动屡不见效的情况下，他在这方面的愿望尤其显得强烈。这在使用谢米诺夫这位客卿的问题上，分外地让人看得出来。

当我刚把接见谢米诺夫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陈宝琛很担心这件事会引起外界的责难，郑孝胥着急的却是怕我背着他和罗振玉进行这件事，所以他对陈宝琛说：“反对召见，反而使皇上避不咨询，不如为皇上筹一妥善谨密之策，召见一次。”结果，是谢米诺夫这个关系叫他拉到手上了。

他对谢米诺夫最感到兴趣的，是谢和“列强”的关系。当谢米诺夫吹嘘着列强都在如何支持他，而各国干涉中国的政局之声又在甚嚣尘上的时候，郑孝胥认为时机来了，兴高采烈地给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让谢米诺夫的党羽多布端到蒙古举兵起事，并且亲自跑上海，跑青岛，他进行了些什么具体活动，我现在已记忆不清了，只记得他十分得意地写了不少诗。现在我从他日记里又看到自我欣赏的描写，如：“晨起，忽念近事，此后剥极而复，乃乾旋坤转之会，非能创能改之才，不足以应之也。”“如袁世凯之谋篡，张勋之复辟，皆已成而旋败，何者？无改创之识则枘凿而不合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诸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夜与谢米诺夫、包文渊、毕翰章、刘凤池同至国民饭店……皆大欢畅，约为同志，而推余为大哥（一九二六年五月）。”

英国骗子罗斯，说是为了我复辟要办报纸，骗了我一笔钱，后来又托郑孝胥介绍银行贷款，郑孝胥因罗也是谢米诺夫和多布端（包文渊）的朋友，就用自己的存折作押，给他从银行借了四千元。郑垂觉得罗斯不可靠，来信请他父亲留心，他回信教训儿子说：“不能冒险，焉能举事？”后来果然不出他儿子所料，罗斯这笔钱到期不还，银行扣了郑的存款抵了账。尽管如此，当罗底下的人又来向郑借钱的时候，由于谢米诺夫的关系，经多布端的说情，他又掏出一千元给了那个骗子。当然，经他手送出去的别人的钱就更多。所以被他讥笑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的陈宝琛，后来时常叹息道：“苏龛，苏龛（郑字），真乃疏忽之龛！慷慨，慷慨，岂非慷他人之慨！”

后来，他由期待有各国支持的谢米诺夫的成功，转而渴望日本多对谢米诺夫加点劲儿，他又由期待各国共管转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当他的路线转而步罗振玉后尘的时候，他的眼光也比罗振玉高得多，什么三野公馆以及天津日军司令部和领事馆都不在他眼里，他活动的对象是直接找东京。不过就是这样，他还是没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个“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开放门户”请的第一位“客人”。

他提出了到东京活动的建议，是得到了我立刻赞许的。当时加藤总领事认为不太合适，曾经劝阻过。他说：“这并无妨，我以私人名义作为游历去的。”这次去日也得到了芳泽公使的同意，所以加藤就再没说什么。和他同去的还有一个在日本朝野间颇有“路子”的日本人，他的好朋友太田外世雄。他经过这个浪人的安排，和他原来不太相信的军部以及黑龙会方面都发生了接触，而且后来很满意地告诉我：大多数都对我的复辟表示了“关心”和“同情”，对我们的未来的开放政策感到了兴趣。总之，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提出请求支援的要求来。

关于他在日本活动的详细报告，我已记不清了。但是他留下的日记里，多少还可看出些斑斑点点：

八月乙丑初九日（阴历，下同）。八点抵神户。福田和其友来迎。每日新闻记者携具来摄影。偕太田、福田步至西村旅馆小憩，忽有岩爱之助者，投刺云：兵库县得芳泽公使来电嘱招待，兵库县在东京未回，今备汽车唯公所用。遂同出至中华会馆。又至楠公庙，复归西村馆，即赴汽车站买票，至西京，入京都大旅馆。来访者有大阪时事报社守田耕治、太田之友僧足利净圆，岩田之友小山内大六，为国杂社干事。与岩田、福田、太田同至山东馆午饭。夜竹本多吉来访，谈久之。去云：十点将复来，候至十二点，竟不至。

丙寅初十日……将访竹本，遇于门外，遂同往。内藤虎来谈久之。太田之友松尾八百藏来访，密谈奉天事。

丁卯十三日。福田以电话告：长尾昨日已归，即与太田、大七走访之。长尾犹卧，告其夫人今日勿来，遂乘电车赴大阪……岩田爱之助与肃邸四子俱来访。宪立（定之）密语余奉天事，消息颇急，欲余至东京日往访藤田正实，宇垣一成。朝日、每日二社皆摄影，复与肃四子共摄一影，乃访住友经理小仓君……

庚午十四日。长尾来谈，劝取奉天为恢复之基……

壬申十六日。长尾雨山以电话约勿出，当即来访，遂以汽车同游天满宫金阁寺而至岚山。高峰峭立，水色甚碧，密林到顶，若无路可入者。入酒家，亦在林中，隐约见岩岫压檐而已，饮酒食鱼，谈至三时乃去。

癸酉十七日……长尾来赠画扇，遂至圆山公园，左阿、家、狩野、内藤、近重、铃木皆至，顷之高濑亦至，唯荒木、内村在东京未归……

丙子二十日。作字。雨。诣长尾辞行……太田来云，东京备欢迎者甚众，将先往约期。

辛巳二十五日。十一时至东京下火车。至车站投刺者数十人。小田切、高田丰树、冈野皆来帝国旅馆。雨甚大。岩田、水野梅晓亦来。冈野自吴佩孚败后遁而为僧。夜宿于此。

壬午二十六日……水野谈日政府近状颇详，谓如床次、后藤、细川候、近卫公，皆可与谈。

癸未二十七日……遂过水野，复同访床次。床次脱离民主党而立昭和俱乐部，将为第三党之魁。岩田来。小田切来。太田、白井、水野、佃信夫来。山田来。汪荣宝来……夜赴近卫公之约，坐客十余人，小田切、津田、水野、太田皆在坐。近卫询　上近状，且极致殷勤……

甲申二十八日……川田端穗者，称长尾雨山之代理人，与松本洪同来约九月初八日会宴，坐客为：平沼骐一郎，枢密院副议长；桦山资英，前内阁秘书长；牧野谦次郎，能文，早稻田教授；松平康国，早稻田教授；国分青崖，诗人；田边碧堂，诗人；内田周平，能汉文。此外尚十余人……岩田与肃邸第十八子宪开来访，今在士官学校……津田静枝海军大佐邀至麻布区日本料理馆，为海军军令部公宴。主席者为米内少将，坐客为有田八郎，水野梅晓，中岛少将，园田男爵（东卿之婿），久保田久晴海军中佐等……

九月丙戌朔。太田来。参谋本部总长铃木，次长南，以电话约十时会晤。与大七、太田同往。铃木询　上近状，且云：有恢复之志否？南次长云：如有所求，可以见语。对曰：正究将来开放全国之策，时机苟至，必将来求。吉田茂外务次官约午饭，座中有清浦子爵奎吾，冈部长景子爵，高田中将，池田男爵，有田，岩村，水野，太田等……

丁亥初二日……岩田偕宪开、李宝琏、刘牧蟾来访。李刘皆在士官学校。……

庚寅初五日……水野、太田来。与水野同访后藤新平，谈俄事良久。……

癸巳初八日……工藤邀同至白井新太郎宅，晤高山中将，野中、多贺二少将，田锅、松平皆在座，颇询　行在情形……

戊戌十三日太田送至神户登长崎丸。长尾雨山自西京来别。富冈、福田皆来。十一点半展轮……

到伪满成立以后，强盗已经走近了打开的“门户”，他仍然没有忘记“共管”的理想，一有机会便向外面宣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犹如给强盗做底线的仆人，打开了主人家的大门，放进了一帮强盗，当了一帮强盗的大管事，犹感不足，一定还要向所有各帮强盗发请帖，以广招徕。这自然就惹恼了已经进了门的强盗，一脚把他踢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