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香的全名叫秦麦香。你要说她是42岁的女人，真还一点儿不像，如果再打扮一下，换上件时尚一点儿的衣衫，要是在城里，你说她想“找对象、结婚”的事儿，真不是笑话。因为麦香确实一则皮肤白皙，二则很有女人味。

“别搞错了啊，我今年42岁了！快当姥姥了呀！”麦香听我们在这么议论她，脸都绯红了起来。看得出，她内心是很高兴的。

麦香说：“哪个女人不爱夸嘛！”快当姥姥的麦香，年轻时也算村上“一枝花”，可惜那里家穷地薄，这“花”也就插在了“牛粪”上，没啥出息。不过麦香说她不后悔，老公虽然笨一点，但人不坏，实实在在地给她和孩子“打长工”——在福建等地做工赚钱，养着麦香全家。

42岁的麦香快当姥姥了，这样的事在西海固一带不算啥。20来岁结婚在当年、在当地也不违反政策。她20岁结婚，所以现在大女儿已经22岁，而且也结婚了；二女儿16岁，儿子12岁，都在读初中。

“我有点对不住大女儿，那个时候家穷，没有让她念啥书，所以早早出嫁了。”麦香现在内心唯一的愧疚就是大女儿，但也正是大女儿的“功劳”，让依旧年轻的麦香快当姥姥了。

这让麦香再度感觉到内心青春少妇那般的劲头在蠢蠢欲动——不为情欲，而为人生与命运：她要为自己的家撑起一个幸福的“小天堂”——想在城里买一套房。

“麦香要在城里买房啦！”这消息像长了翅膀的鸟儿，飞得快，也飞得高，一下十里八乡都知道了，弄得麦香心头怦怦乱跳。原先只是有个想法，现在她已下决心“非买不可！”

乡下人咋就不能到城里买楼、住洋房嘛！西海固农民咋就不能进城买房子住嘛！我有钱，我这钱是在家打工挣的，多劳多得，我买房怕啥？！自己的劳动汗水换来的，我就是要买，买了就住到城里去，跟城里人一样，早上起来到公园跑跑步，跳跳广场舞，还扭扭屁股，咱也会美美的。“哈哈……”麦香越想越乐，兀自笑了起来。

麦香现在在泾源县宁夏泉祥户外纺织用品扶贫车间工作。这个工厂在外面立着一块巨大而醒目的“闽宁扶贫车间”标识，这样统一标识的扶贫车间在西海固和整个宁夏从南到北的那些曾经的贫困乡村都能看得到。这也是习近平倡导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它的特点是小而简、因地制宜，又实用，真正就地解决了那些不能远去外地打工但又是很好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麦香这样的妇女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最初的扶贫方式之一就是：由福建方面想法把西海固等地区的贫困劳动力引到福建沿海地区。这个方法今天仍在运用，因为毕竟沿海地区劳动力紧缺，收入也相对高。如果贫困地区的普通家庭有一人在外打工，一年的收入几乎就可以养活一家人。这是中国西北许多贫困地区劳务输出的常规做法，既有百姓自发地走出大山去打工，也有扶贫帮困的对口工作中有组织地进行劳务输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的劳务输出还比一般的自发性打工的好处只多不少：如一个宁夏人到福建去打工，一是工厂稳定，饭碗不易丢掉，只要你安心工作，就稳稳当当地端着饭碗，无后顾之忧。另有一点特别让宁夏人受用与受惠的是有一笔相当的补贴——如果你在福建打工满半年，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的福建方面会给你每月2000元的补贴，这等于额外多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鼓励西海固那边的人走出大山，既有工作做，又能改变观念和学到本领，为以后回到自己的家乡能立业福家。”福建扶贫办的同志告诉我。

真乃一片真情！

“但后来我们又发现一个问题……”福建扶贫办的同志说，“打工对年轻人来说比较方便，你一招呼，说哪儿招工，多少多少待遇，买张票，就把人拉到我们福建来了。但过了几年，有些人要结婚了，特别是女同志，她一结婚就要生小孩，一生孩子至少一两年不能出来。而西海固那边的农村生孩子又比较多，一个生完，没过上两三年又怀上一个娃，这样基本上结婚后的女人就很难再出来打工就业了！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就想到能不能把福建的企业办到宁夏来，让那些留守在家里的宁夏人也能进厂上班挣钱……这不，扶贫车间就这样出来了！”

为什么不叫扶贫工厂而叫扶贫车间呢？这是我开始一直不明白的。

“这里头有讲究呀！”福建扶贫办的同志解释，“车间，就是小而简，随时可以搬动，一二十个人是车间，一二百人也可以是车间。车间相对可以分散，也可以是单独的。某些工厂当然也可能就是一个车间，那些回工类小厂就是这样。”而扶贫车间方案的提出与推行，就是根据像西海固这样的山区乡村，可能一个村或周边三五个村上有几十个劳力，尤其是中青年妇女或残疾人，车间办在他们的家门口，他们上班离家近，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回家，无须有交通上和时间上的负担。扶贫车间一般都是计件制，你早退晚到都没大的关系，按劳计件取酬。上班的人既可以有上班做工的收入，同时还不影响回家处理家务，像妇女同志喂小孩、做家务等事都不会耽误。

“在家门口当工人”，这种事情实在是大大方便了山村贫困家庭，尤其是妇女和残疾人。

麦香便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和她一样的姐妹们现在都是扶贫车间的工人，她们每月在这样的车间里做工也能挣到两三千元。家门口赚到两三千元，绝对不比在外地五六千元的收入差。

泾源县六盘山镇农民在什字村泉祥扶贫车间忙碌

“我现在每月肯定可以为家里稳稳地拿回净收入3000元。这笔钱，能够供我两个孩子读书。老公在外打工剩下的钱，就可以办家里的大事，比如建房、购置重要家什等。如果啥都不需要了，那就可以把钱存起来，等着到城里去买洋房住呗！”麦香笑了。

现在大家相信她说的是真事儿。像她这种情况的不在少数，在扶贫车间里还有一群姐妹的家境与她相同。上班时间长了，积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不就可以到城里去买房子住了？嘻嘻，你以为咱说的是笑话哩！麦香和姐妹们冲我们笑着说。她们现在的思想并不落后，到城里买房子有几个意图：能过上城市人的生活，能有空逛商场、进电影院、跳广场舞啥的，最主要的是让孩子有好学校上，这是根本。

瞧，这就是今天的西海固人，想法跟城里人没啥差别嘛！

的确，西海固人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实现在自己家门口当工人、进厂子的目标，这听起来简直是件奇事，但在六盘山的万千山沟沟里，我看到了这种现实。

2020年6月8日这一天，老马跟他的老婆子正在扶贫车间上班，他们干的活很简单——在一条纸箱流水线上手工折叠纸箱。这一天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电视机里经常看到的习近平总书记竟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跟他们握手、聊家常……

马婶现在见人就笑，一笑就要讲她那天如何跟总书记聊的事儿。“他问我老头子多大年龄了，问我干活累不累，家里现在生活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他：现在我们很幸福，家里啥都有了，在家门口还能挣钱。总书记听后很高兴，说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我是过了两天后来到老马他们上班的那个闽宁扶贫车间的。这已经属于比较有规模的车间了：院子很大，一条流水线的纸箱车间内有二三十位工人，年岁参差不齐，有年轻的，也有像老马两口子这样年龄比较大的，他们都是村上的农民。车间的工作简单，收入也稳定，所以非常适合文化水平低、年岁大一点的人从业。像老马他们老两口，都是六十几岁的人，从未出过远门，平时除了下地，就是在家里做家务。家里就那么点事，所以村上建好扶贫车间后，问他俩愿不愿意到村上的厂里干活，一个月600元钱，“如果多干，说不准上1000元呢！”

“我去！我老婆子也去吧！”老马不仅自己报了名，而且还为老伴争取了一个进厂名额，从此老两口的日子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马婶更是整天笑呵呵的，人像年轻了几十岁似的。这回总书记走到她跟前与她聊天的镜头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后，她那张从心底溢出笑容的脸，快成“西海固幸福之人”的形象大使了！

“见了总书记高兴吧？”

“高兴，太高兴啦！”

“幸福吧？”

“幸福！”

“我后天回北京，你有啥话需要我带到北京、带给总书记的吗？”看着脸上堆满憨笑的大婶子，我逗她。

她嘿嘿嘿地一串笑后，说：“你帮我带话给总书记，我们这儿会越来越好，我们西海固人感谢他、感谢党。我们现在天天过着幸福日子。我下月可以多拿300块工资了！”

“哈哈……”我和同行的人全都大笑起来。

一旁的老马扯扯老伴的衣襟，嘀咕道：“瞅你说的啥嘛！”

马婶不服，又满脸堆笑地告诉我们：“是要多拿300块了！厂里的老板说，现在厂里效益更好了。”

对对，是有这回事！我们找来老板，核实了这事。车间里顿时又响起一阵欢乐的笑声。

像马婶这样幸福和光荣的人，能在扶贫车间里意外地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人，其实在宁夏还为数不少。因为从1996年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亲自主持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开始，他已经4次到宁夏考察，特别是后两次，他都要到扶贫车间走一走、看一看，跟群众聊上几句，也同办厂的福建企业家和宁夏干部交谈，关心着如何更好地让贫困地区的百姓在家门口进厂上班、确保固定收入这些事。年复一年的持久和有序的建设，扶贫车间如雨后春笋般在西海固、在宁夏所有贫困乡村都建立了起来。

有人说，这小小车间把宁夏山区的百姓从高高的山头、遥遥的地头“扯”到了厂里，从几千年农耕社会拉到了工业生产和现代化社会……仔细寻味，人民群众的这话讲得非常贴切和深刻。

扶贫车间最初是为了那些不能在外打工，而家庭又困难的富余劳力在家务工、创造收入而设计的，这种与学生边念书边做工的勤工俭学方式有些类似的做法，看起来事情不大，然而它带给农民们，尤其是山区农民们的，不仅是一种生存方式的改变，更多的是行为方式的改变。

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改变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大革命，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上，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前后用了一二百年，才使那些放牧者和农场主，慢慢适应了机器生产和工业进程及城市现代化。许多城市人现在还经常口出不逊地骂一句“乡下人”，意思是嫌农民不懂城市里的规矩，不遵守劳动纪律和规范。他们哪里知道，他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的祖先，在成为“城里人”之前也都有过“乡下人”的笨拙、不守时等农民和牧民的散漫生活习惯。要改造和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有时比让一个穷人变成富人要复杂得多、花的时间也更漫长。

然而，在中国的扶贫和脱贫战斗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却用非常精准、巧妙的一个个扶贫车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农民或者说一代农民从“地头田间”到“工厂企业”的转变。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很不起眼的事，但转变的过程其实很费心费力，甚至是非常痛苦的。

“当这个过程完成后，就是一片灿烂的世界。”那天到海原县的一个闽商企业在这里建设的从“扶贫车间”一直发展到“世界工厂”的开发区参观。这大山沟沟里竟然有了“世界工厂”，老实说也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解决一下山区贫困群众就业问题，为他们摘掉贫困帽子，通过办一些因地制宜的小企业、小产业，让农民们获得基本或者比较好的收入，这是我所看到的一些脱贫致富的基本办法和措施。但在西海固、在宁夏，让我吃惊的是曾经二三十年前风靡深圳和其他东南沿海的办厂景象，当下也开始在遥远的中国西部的那些偏远山区显现！这是何等的历史性景象呵！

这难道是世界经济和劳动力结构在开始转移？像大陆冰川运动那样悄然而又惊心动魄地出现了？难道中国这些年一直在讲的西部大开发真的发生了轰隆隆的巨变？难道中国的新一轮办厂浪潮在现今的广阔西部也开始了吗？这一切的一切，我在眼前清楚地看到了，也感受到了它的魅力与趋势。

“80后”的王剑辉，是福建漳州人，小伙子帅气又成熟，跟我很是投缘，后来他告诉我，他舅公竟然是跟我同一单位的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文学理论家。

眼前的这个工业开发区就是王剑辉于2017年响应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号召，到西海固建设起来的。凭着一股热情来到西海固的王剑辉，没有想到在此地办企业并非投钱把厂房建好、把人招来、让机器转动便行了。

“事情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主要是人。”王剑辉解释，他最初想办的就是一个做服装的扶贫车间，主要招女工。说着，我们已经跟着他进了服装车间。与其他扶贫车间相比，王剑辉的服装车间颇具规模，足有二三百平方米，里面坐满了正在加工服装的女工。

“我们的产品都是销到欧洲的，这种是销往俄罗斯的，那个款式意大利人最喜欢，法国人则中意这一款。”王剑辉如数家珍地给我一一介绍那些欧式服装。不想，现今的西海固也成了世界工厂！

“你说的对，前二三十年，我们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成了世界工厂！这些年由于劳动力成本增加，世界工厂的地域在发生一些变化，我国西部已经或正在加速接棒。宁夏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一部分，而这与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工作有直接关系。我这儿的服装一律出口。”王剑辉说。

“许多人并不了解世界工厂的内涵，以为外商只要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就行了！这只是一个方面，他们西方国家的商人一旦在我们这儿下订单后，会非常认真地过来检查你的工厂的一切。这不，昨天我刚刚送走一批德国客人。”王剑辉说，“他们过来除了看看我们的衣服做得质量如何，最主要是看我们这里的厂子内部的建设，比如厂房条件，包括环境，工人上下班的衣帽换放间是不是具备、大还是小，厕所有几个、里面干净的程度，等等，细到你想象不出的事他都会检查。开始我们也觉得奇怪，后来想想有道理，因为一批服装有没有质量问题，它是个综合性的问题，标准化在西方发达世界里是十分讲究的。这大概就是世界工厂的基本要求。当然，工人上班、下班肯定要统一和制度化。但这个与我们扶贫车间最先考虑的问题就不太一样了！甚至有不小的差异。”

看完王剑辉的企业现场，我们对世界工厂的概念也有了全新的感受：原来它十分讲究呵！

“当初我来到这儿，遇到最难的有两点：一是物流困难，它真的太困难了！在福建，我的厂子在漳州，从漳州出货送到厦门出口的一车货物物流成本是3万元。而在这里，开始时我们把一车货送到海关出口，得花上几十万元物流运输费！再一个就是劳动效率问题。我以前在福建和深圳都有厂，流水作业的车间，一个工人一天最多可以做15000多个纽扣，一般这样的厂都是计件制工资，这样他（她）一个月下来可能有五六千、七八千的工资，甚至更多。可在这里，头几个月工作下来工人们一天只能做500个不到，如果按计件算的话，他（她）们一天的工资不到5毛钱。”

如此悬殊！原来老板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呵！怎么办？

“是啊，你说怎么办呢？”王剑辉说。

我回答不出来。小伙子笑了，说：“开始一个阶段我也实在想不出办法来，甚至有点想打退堂鼓。后来还是当地的领导太给力了，还有我们福建来的扶贫干部，他们一个一个问题、一个一个困难帮我解决、扫障碍，才使得我的工厂有了今天，我们的产品才真正从大山深处走向了世界。”

王剑辉的故事听起来环环相扣，很有“惊心动魄”的情节——

最先是语言。不通语言，无法手把手地教新工人做工。王剑辉办厂的第一步是培训进厂的工人学普通话。他和他的企业团队同时跟着学当地土话，这土话并不那么容易，就像学“外语”一样。

第二关是教育工人遵守上下班的时间概念和上岗的操作规范。王剑辉的服装车间是流水作业，一条生产线上，若干个工人站在固定的岗位上有序操作，缺一不可。这就要求工人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工厂”“工厂”，工作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之中。王剑辉以最通俗易懂的话对工人们进行培训，但最初的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些女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让她八点半上班，她说我要在家给娃喂奶呢，总不能让娃整天哭吧！有的说八点半太早，早上起来做饭、整家务，还要走到厂里，来不及！王剑辉作出让步，说那行，我们就九点上班怎么样？大家就不吭声了。但真到了上班时，还是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女工不能遵守时间。其余早来的人来了也没用，因为是流水线作业，空缺几个人其他人也没法干。再推迟到九点半上班？大家赞同了。这回行了。九点半开工，机器一转，人到齐了，流水作业没问题了。但不一会儿，流水线上又空出几个岗位没人干活。人到哪儿去了？一问，说是某某某回家去了。回家干吗去了？给娃喂奶去了！年轻的王剑辉一听就傻瘫在地上。

“不急不急，我们来协调。”县上的干部出面协调，想办法给进厂的工人讲规矩、讲道理。最后在妇联等部门的帮助下，工人们家里的那些事，全给解决了。

王剑辉长叹一声，心想：还是制度优越，政府有力！

第三个新问题又让小伙子头痛：培训时间太漫长。时间长不说，成本也高呀！“我前后花了一两年时间来培训她们，这培训服装操作，光布料浪费的就不是小数。”王剑辉伸了伸两根手指：两年的时间，近2000万的成本！

“这个我没后悔，现在我的工人们技术能力完全适应生产任务的需要，我们的产品已经被欧美国家所认可，订单越来越多。”王剑辉骄傲道。

第四个难关：计件工资如何算？“最开始就是无法算。按计件，工人们一天赚不了一块、五毛钱的。离他们的想法太远，他们的心理价位是来一天厂子，给上三五十块工钱。但这是工厂，我得讲求效益呀！”王剑辉说到此事，一脸愁云。

矛盾就出来了，而且很尖锐，工人甚至罢工。王剑辉被搞得焦头烂额。

“别急别急，我们来协调。”县领导又热情出面，一个一个去征求工人的意见，听取想法，然后再回头与王剑辉商议……最后又出台了一个解决办法，令王剑辉感动不已：由政府补贴初期上班的工人完不成定额的工资部分！

工人笑了，笑过之后上班的劲头大了，手头的活儿也熟练起来了。最后她们根本不要政府的那部分补贴工资了：我们干的活就足够赚的了！

王剑辉“躺”着也不用担心工资如何发了。很快，他发现工人们手头的活儿飞速成熟，计件的工资成倍增加。当然，他企业的产出也跟着成倍增加。

“加工资！”“发奖金！”年轻的老板气度就是不一般。工人们拿着成沓成沓的人民币，在回家的路上一片欢声笑语。

“小王，又有好消息告诉你——”县委书记亲自过来对王剑辉说。

“谢谢书记！”每每县委书记上门，王剑辉就知道好事要光临。可不是，这回县委书记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搞电子产品的深圳卡立方集团要到海原来办厂。“他们愿意跟你一起干。县上决定了：请你牵头，办个工业开发园区。”书记说。

“我？我牵头办工业开发园区？”王剑辉惊讶得有些不敢相信。

县委书记笑了，肯定地点头道：“对啊，县上定了的事，你还不信？”然后又拍拍小伙子的肩膀：“好好干，只要有利于我们当地经济发展、百姓幸福的事，你甩开膀子干！有困难，我们来解决！”

“哎！”走南闯北了不少岁月的王剑辉感动了，他重重地点头承诺。后面发生的事更让他看清了今日的西海固正在发生着的巨变。

先前孤单单的他王剑辉一家服装企业，发货、送货的成本确实很高，毕竟要从西部山区走到有出口海关的地方。很快，深圳的卡立方和搞芯片的金邦及另一家刺绣企业加盟到了王剑辉的同一个扶贫车间——这就不是一般的车间概念了，而是庞大的像模像样的大工厂，而且做的尽是出口产品。“这样我们的物流成本一下降了下来，因为4家企业联手跑货，空车率几乎等于零，所以物流成本大大降低了。”王剑辉乐了。

但发愁的事又来了：他和他的3家“联盟”企业都是出口企业，可当地竟然没有一家银行有外币账户。这又让王剑辉急出一身冷汗：这咋弄？等于做了活、发了货，却拿不到老外的钱呀！动**的国际市场，几天时间里外币汇率就像过山车似的变化无穷，以外币结算的王剑辉他们能不着急吗？！

“马上办！我亲自来协调！”县委书记又亲自出面了。这协调的力度就是大，最关键的是宁夏金融系统也特别给力：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事，必须“特事特办”，再说，西海固地区发生了巨变，金融服务跟不上，就是我们行业的失职。

瞧，好事又让王剑辉赶上了。

“世界工厂”就这样一座又一座在曾经一穷二白、连拖拉机都开不进的西海固大山里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这景象，在我看来是西海固最耀眼之处。它的出现，意义绝不亚于当年黄河水引入灌区甚至解放初共产党将土地归还给农民这样的伟大历史事件。因为“世界工厂”——事实上是工业加工和科技企业同时出现的现象，这里所发生的工业形态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和其他沿海地区情况还不太一样，它是一步跨越而至的，是传统的、简单的和先进的与超高技术的同时出现在西海固地区，比如王剑辉现在所管理的企业，不仅有服装加工，更有生产芯片的科技企业，而且我所看到的“卡立方”产品，甚至包含连内地城市都很少有的最前沿的高科技产品。像这样的企业和工厂在劳动力众多、土地资源充沛、自然环境又好的西部一旦形成态势，其竞争力将远远优于我国东部地区乃至东南亚许多国家。

这是特别值得欣喜的一个现象，它也让我们渐渐清晰地明白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为什么不遗余力地推进脱贫攻坚战和西部大开发，其战略意义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和多彩得多！

呵，这就是伟大民族崛起中的一部壮丽诗篇！

然而，我想让诸位读者注意的是：像西海固这样中国最贫困的落后地区能够出现世界工厂，最初竟然就是靠一个个“看上去并不太美，其实却美得让西部人民乐开怀”的小小的扶贫车间！这也是任何西方经典经济学家所不能明白的事，即使在中国的众多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和论文中也极少论述过。这就是中国式的“小米加步枪”为什么打败了帝国主义的“秘诀”，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事。它的核心要义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实事求是，走一条服务于人民、为最底层的人民谋利益的道路。

扶贫车间的最初设计并不复杂，它让福建的中小型企业主，带着自己的加工产品和工具，或者说机器设备吧，来到宁夏西海固地区，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项目经费，在一些劳动力密集又没有什么工业条件的地方，像星星之火一般，在一个个村庄插红旗似的，建起了一个个大则几百平方米、小则几十平方米的车间。然后招收当地的农民，主要以女工为主，根据工种需要也招六七十岁的老人，从事简单的手工加工业和流水生产线工作。这样的模式很受当地群众欢迎，其一是因为在家门口“进厂上班、拿工资”，这种感受和享受，用当地百姓的话说，就像一不小心掉进了蜜罐里……是的，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第一次让贫困地区的群众获得了人的尊严感。其二是劳动上的自由散漫状态得到了改变，使农民成为一群讲时间、讲效率、讲纪律和讲自觉的人。其三是懂得了劳动价值和获取价值的人生意义。而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在参与生产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人与人的相处之道，感受甚至了解了“外面的世界”是啥样，并知晓了今后的“我”如何活着的道理。

正如改变了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这些人民群众说的那样，他们从扶贫车间走出来时，拿到的不仅是工资，还是一种心境，一种希望，一种知识，他们懂得与学会了一种新的人生。

在另一个扶贫车间城，我听福建企业主黄水海（也是位“80后”）介绍说，他给工人的工资是按天“出单”。他指着车间电子屏上滚动的数据说：每个工人都可以看到自己实时的任务完成指数，指数后面是工资数据。这中间还有产品质量和劳动的其他要素，比如个人着装、劳动纪律等等，它们都要纳入工资统计的总数据之中，最后得出“实发工资”。

“这种管理模式，其实是实现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透明化，也是劳动者自我管理的一种方式，它的好处在于让劳动者能够通过数据，来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各种能力，从而成长为一个符合企业要求的完整的不断进步和成熟的人。”黄水海告诉我，在这种环境下，一个过去从没有见过什么是机器的山区农民，她能够在一年之内变成思想活跃、要求上进、手艺高超、情感丰富的“现代化”的人！

这样的变化难道不是惊人的吗？难道不是另一种“改天换地”吗？西海固不改面貌才怪！

这样的变化，这样的人的变化，我们还能见得到那个旧西海固吗？

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工业革命，近三百年来所推动的人类进步，比四千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总和还要快出一百倍。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小小的扶贫车间看到，它给贫困地区的人们所带来的变化，再次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扶贫、脱贫路子是非常正确的。

从“扶贫车间”到“世界工厂”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甚至两者之间有着诸多模糊地带，因为许多扶贫车间虽然很小，但通常是有一个福建企业主在一个地区设立了十个或更多个这样的车间，一旦星星之火燃起，就是一片熊熊燃烧的“大火”——连接起来，其产业和产品，就是一个完整的甚至是庞大的世界工厂，因为从扶贫车间里走出来的产品，多数销往海外。那些像王剑辉这样创办的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其扶贫车间本身就是一个像样的世界工厂了，他们的定位就是瞄准最发达地区的消费人群和最尖端的科技产品。

在隆德的一个工业开发区，我们看到了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它的全名叫“宁夏隆德人造花工艺有限公司”，2013年投资1亿元建造，是当时固原地区第一个出口创汇企业，主要生产欧洲人喜欢的千姿百态的各种人造花。我和自治区的几个随行人员都应该算是见过一定世面的人，然而在走进这个“花世界”的一刹那，我们都在傻笑着，因为里面的花太招人喜欢了，因为里面可以按照你想象的“花”的样子很快地给你制造出来，因为里面有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些只有在童话世界和科幻小说里才能出现的朵朵“花”儿……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在偏僻的大山坳坳里，竟然“藏”着如此奇妙的“花世界”。

企业主自然是福建商人，叫潘文贤，在当地名气很大，因为他“出手大气”，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到宁夏山区投资敢下大本钱的他算一个。潘文贤说，他一开始就看好西海固，信心非常坚定地要在这里干到底，现在他已经把孙子都带到了隆德。“意在扎根于这片热土。”潘文贤解释。

那一天他领着我们一边参观制花车间，一边介绍生产的产品。潘文贤说，在他这里可以生产最古老的“花”，也可以制造出人类没有见过的“花”，更可以按照客户所需，创造出他中意的“心灵之花”。“我的工人是本地的，中层以下的管理团队也是本地的，我的设计人员有在海外的，也有本地的大学毕业生。我这里的设备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说着，我们就看到了一个“3D”打印车间。

超神奇的是我们在公司的“花季展示馆”看到了那些能组装的“花”，足足有几百种花品，插花的，花篮的，花门和花廊的，花屏与花吊空的，总之你说得出的和说不上的，在此皆有，而且价格并不贵，少至几元、几十元的都有。当然，豪华名贵的一品花尊价格也可以高达几十万元。

潘文贤的“造花”业，令我和同行者赞叹不已。因为这些“花”既好看，又典雅，同时能让你手执花卉，像组合积木般任意拼组出各种意想不到的花色，这对少儿智力开发和家庭日常生活美化是多么有意义呀！

潘文贤也笑了，说：“这款在国外的中小学已经很受欢迎了。如果在中国的中小学里也能推开市场，那我们这儿真的就是‘世界花之都’了！一年几十亿、几百亿产值肯定不是梦。”

瞧，你现在相信这儿也有“世界工厂”了吧！

“我在这个厂子非常幸福了！一年四五万元收入肯定是有的。现在我一家有三口人在这儿工作，我老公在厂子里跑外勤，我婆婆做扎花，一家人一个月差不多挣10000元。家里小轿车已经有了，下一个目标是在城里买套房子……这肯定不是梦了！明年就能实现。”这是在这个厂区的另一个“麦香”女工给我们讲她家的现状。当我们问到这些年扶贫、脱贫对她和她一家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时，这位“麦香”说：“在脱贫之前，我们这些女人虽然在户口簿上有名有姓，但实际上一出生就在家长眼里被除名了。脱贫致富后，我们的名字被写在了户口簿上的户主一栏里，因为买新房子的钱是我在工厂做工赚回的，所以娃他爸一定让我当户主，哈哈……”

“麦香”说完，抿着嘴欢笑起来。这一笑让她原本就好看的脸庞更加娇艳美丽。

在第一次到西吉采访时，有一次在扶贫车间里我见过一个异常漂亮标致的“麦香”女人，看上去四十来岁。她是车间主任，领导着同村的五六十个女工，她们的产品是一律供应阿拉伯国家的出口商品。因为感觉这位“麦香”太漂亮，又有不俗的气质，我便半开玩笑地跟她说：“如果早点看到你，一定要介绍你到北京的哪个民族歌舞艺术团之类的地方去当明星……”

“麦香”向我眨巴着俏丽的眼睛，说：“多少钱一个月？”

“肯定比你这儿只多不少！不会低于一万块吧！”我说。

她笑了，又问：“能带上我的丈夫一起去吗？”

“这个……应该可以吧！”我有些尴尬地回答。

“麦香”又问：“那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会是多少？”

“这……”我被问住了。

“哈哈哈……”“麦香”笑得开心极了，随后安慰我道：“别紧张，我们不会去的。现在我的家乡很好，我们在自己的家门口工作，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这个愿望现在实现了，我会一辈子珍惜的，也会带着大家把这个厂子办好，把家乡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

“麦香”说完，向我投来一个妩媚的眼神，随后一阵风似的不知飘到了何处，只留下那个美丽的身影，连同那忙碌的扶贫车间景象一起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之中……

呵，是的，西海固，你昔日那贫困、破旧、落后甚至愚昧的景致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一个新的、美丽的、现代而时尚的新西海固已经在我们面前崛起，不仅有一大批令人心动的“麦香”和她们的孩子、丈夫，还有雄健的马儿、高高的山梁、蓝蓝的天空、青青的草原和宽阔的公路，更有无垠秀美的山川与原野……

没错。如果说今天的西海固到处都已经有了繁星般的世界工厂——也就是说工业化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掀起波澜，那么我在考察西海固的这段时间里印象更加深刻的是，在这群山巍峨的辽阔大地上，有更多的让西海固人自己特别自豪的那些“长在田野上的‘世界工厂’”，它们没有机器的隆隆轰鸣声，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污染物，也无须付出许多劳力，它们是自然，是花朵，是苗木，是树干，是清澈的流水，是飘**的芦苇，是飞翔的鸟儿，以及飘香的果实……而这，无疑更让人心潮澎湃，**满怀，意味悠然而深长——

是的，这是从“扶贫车间”到工业“世界工厂”，再到“自然世界工厂”的迭进与发展着的西海固的今天。

这是我对西海固的又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来自于时任固原市委书记张柱在餐桌上与我的一番侃侃而谈：

“固原的发展，不再是简单地重复沿海和内地的发展模式。我们需要寻找到适合山区特点，将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同步推进的发展思路。也就是说，要把生态建设与脱贫富民紧密结合，实现山绿与民富双赢、生态美与百姓富有机统一。我要求固原地区的干部，在发展的问题上，必须左肩右肩平等齐步，不能一高一低，也就是说，既要工业现代化的金山银山，又要生态和自然的绿水青山……

“为此，在固原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从2017年开始，固原在全市开展‘四个一’林草产业工程，即‘一棵树’，大面积种植解决农民致富的经果林；‘一株苗’，根据区域气候特点大面积种植有市场前景的六盘山特色苗木；‘一枝花’，配合美丽乡村建设大面积种植景观花卉；‘一棵草’，大面积种植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观赏价值，既能与草畜产业结合，又能与全域旅游结合的地被植物。固原市‘四个一’林草产业试验示范园的‘四个一’推行‘前店后场+基地+农户’的模式，鼓励农户以土地入股、劳务投入等方式参与，形成了绿色扶贫车间覆盖六盘大地的盛景。

“在实施‘四个一’工程中，固原充分总结推广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经验，与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等院校合作，成立‘四个一’生态工程专家团队，分梯次地对乡镇干部、合作社经理人和村民进行技术培训，解决了技术和人才瓶颈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了更多的致富能手，也使绿色致富产业扎根乡村农户。按照分区域科学规划、多点布局、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县（区）、镇、村发展生态经济各具特色。在原州区头营镇，当地引进的矮化密植苹果成活率高，有的已经开始挂果。技术人员在脱贫户马军的苹果园里给农户讲解种植技术，他说以前种的苹果树产量低、虫害多，口感也差，卖不上价，通过矮化密集种植，果树植株变矮，方便果农操作，大大节约了套袋、采摘等人工成本，同时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亩产量，改善品质，减少投入，果实可以提前成熟上市，比乔化苹果树结果早，一般栽植后2—4年开始结果，4—5年即进入丰产期。盛果期的矮化密植苹果树每亩可产苹果3000公斤以上，管理好的可以达到4000—6000公斤。按照当地市场零售价每公斤4元来计算，果农每亩收入最高近3万元。当地还种植了酥梨、红梅杏、皇冠梨等其他品种。西吉县偏城乡榆木沟引种驯化试验示范园种植了大果榛子、樱桃等树种，彭阳县白阳镇培育的示范园引进种植了大红袍花椒近千亩，泾源县引进了黑果花楸、复叶槭等。由于西海固地区气候冷凉，花季长，和南方形成季节差，这些扶贫车间里的花卉也成了农民的致富产业。比如月季花，别的地方5月份花就谢了，固原七八月份还是鲜花怒放，因此固原的经济花卉畅销国内各地。六盘山苗木也由于耐寒易活，逐步在西北形成品牌。固原的‘四个一’工程，种出了风景，种出了产业，种出了财富。”

绿色崛起势不可挡。其间，扶贫工作机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招商引资、扶贫资金项目捆绑、土地流转、金融贴息贷款等多种渠道解决了资金、土地、劳动力等问题，这些务实举措为扶贫车间的成长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从确定引种试验开始，固原当年就建成试验示范园39个，总面积2.1万亩，引进149个树种、269个品种进行试验驯化种植，平均成活率达到95%以上。2019年继续深入推广示范86个品种，发展林草产业163.6万亩。这些长在田野里的扶贫车间日渐兴盛，苗木长势良好，示范效果明显，从这里培育移栽的花草树木已经遍布六盘大地。这里的荒山秃岭变绿了，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28.4%，林草覆盖度达73%。这里的城乡变美了，处处有风景，公园内草木茂盛，环境优美，功能设施齐全，吸引各地游人观赏。固原市先后被确定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市”“全国生态建设与保护示范区”和“国家园林城市”等。这是何等的跨越与巨变！要知道它可是在西海固，那个曾经让我们望而却步、心存恐惧的“苦瘠甲天下”的地方呵！

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固原谱写了一曲鼓舞人心的壮丽凯歌。这曲“壮丽的凯歌”，被固原作家王永玮写进了他的《翻越最后一座“高山”——固原脱贫攻坚纪事》一书中，并成为新的西海固“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