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夏季的某天夜晚，邓肯在柏林演出。她的直觉告诉她，前排观众里有某些特别的人物。表演结束后，有一个身影闪进了她的包厢，然而来人似乎很生气。他一方面称赞邓肯跳得很好，一方面指责邓肯的蓝色布景是盗用了他的创意。邓肯觉得不可思议，这是她从第一场演出开始就使用的布景，什么时候变成别人的创意了。经过一番交谈，来人明白误会了邓肯，但两个人在舞蹈布景方面的不谋而合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男人叫做戈登·克莱格，他是艾伦·泰瑞的儿子，也是邓肯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男人。

当天晚上，邓肯的母亲邀请他与她们一同回家用晚餐。吃完饭，克莱格和邓肯畅谈他对各种艺术的看法。

克莱格的身材高瘦，一张脸酷似他迷人的母亲，但是他的五官更细致。撇开高度不说，他长得有一点女性化，特别是他的嘴唇，既薄又性感。他的眼睛藏在眼镜后头，闪烁着一股坚毅的眼神，给人很优雅的感觉，有种类似女人的柔弱。他的手，手指很长，拇指很粗，显示出一些男人该有的刚强和力量。

这一天深夜，长谈结束之后，克莱格带邓肯到波茨坦，只为了在黎明时分到一家克莱格十分推崇的咖啡店喝咖啡。到早上九点的时候，他们返回柏林，在一个朋友那里吃了早餐，并休息了一整天。

傍晚时分，克莱格带邓肯回到他的舞室，他的舞室在柏林市区一栋高楼的顶楼。黑色的地板上了蜡，到处散落着人造的玫瑰花瓣。

这时候站在邓肯面前的是一位灵巧英挺的天才，邓肯无法自制地对他萌生出一股强烈的爱意。克莱格以相同的热情回应了这种爱意。

邓肯一度认为克莱格是她灵魂的另一半，他们之间的爱情超越了世俗所能够想象的范围。

克莱格的舞室里没有躺椅也没有凳子，甚至没有东西可吃。当天晚上他们只好睡在地板上。两个星期后，邓肯才回到家，才又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这两个星期里，邓肯的母亲走遍了所有的警察局和大使馆，报案说她的女儿被人拐走了；邓肯的经理知道她突然失踪后，急得快要发疯。很多场表演被取消，观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经理还是比较聪明的，在报上解释了演出取消的原因——伊莎多拉·邓肯小姐患了严重的扁桃体炎。

邓肯的母亲对克莱格一声不吭地带走她的女儿很难以接受，她把克莱格赶出了家门。但是邓肯依旧和克莱格交往着。

在邓肯眼中，戈登·克莱格是当代最杰出的一个天才，他是改变近代整个剧院结构的推动者。如果不是他，人们见到的依旧是古老的布景，不会有随着表演产生各种变化的舞台场景。克莱格一向精神饱满，他从早到晚都神采奕奕，只要喝下第一杯咖啡后，他的想象力就纵横四海，闪闪发亮。邓肯经常和他沿街散步，并总是产生一种好像陪着一位大祭司漫步在古埃及的感觉。克莱格在散步时随身带着铅笔和纸，他常常会突然停下脚步，为柏林市区的某些建筑物和公寓画一幅素描。

当他在路上看到一棵树、一只鸟，或是一个小孩子时，他的情绪会变得很兴奋。和他在一起绝不会感到无聊。他的情绪不是处于最**就是极端相反，就像天气的突然转变。

经过开始几周狂野的热恋后，克莱格的天才和邓肯自己的艺术开始展开激烈的争斗。克莱格忧郁的心情变得更沉重。他一直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并且希望邓肯能够放下舞蹈学校的事情帮助他。“为什么你不停止这一切活动？”他常常如此说。“为什么你要在台上挥舞你的手？为什么你不留在家里帮我削铅笔？”舞蹈学校是邓肯一直以来的愿望，她不可能放下。两个人开始为了这件事情不断地争吵。

每次争吵之后，克莱格都会直接摔门出去。轰然的关门声总是把邓肯推进一种莫名的悲伤里。她不停地等他，如果他彻夜不归，邓肯便不自主地终夜痛哭。这些场面不断重复，生活变得不和谐，邓肯有时候觉得无法继续下去了。这场感情开始往悲剧的方向发展。

虽然克莱格是世界上最能了解邓肯的艺术的人。但是身为一个艺术家，他的自尊心、嫉妒心使他不愿承认女人也能够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伊丽莎白之前为舞蹈学校召集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是柏林的名女士或贵妇人，伊丽莎白希望能从她们那里获得一些资金上的帮助。但是当她们知道邓肯和克莱格的事后，便写了一封正式的长信责难邓肯的行为，并且说明她们这些上流人士将不再赞助她的学校，因为学校的领导人丧失了道德观念。

邓肯在音乐厅举办了一次专题演讲，讨论舞蹈艺术的解放，以及妇女们有自由恋爱和生子的权利。

在这次演讲中，邓肯提出了许多非婚姻生子的例子，旨在阐述她对于婚姻和孩子的看法。邓肯不认为婚姻和孩子有必然的联系，很多人并没有因为未婚生子影响到他们获取声名或财富。撇开这些不谈，邓肯很不明白婚姻的意义何在，一个女人为何要和一个男人订下婚姻契约，当夫妻争吵时，这个男人甚至不想照顾自己的孩子。身为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假如牺牲一切，甚至冒了生命的危险保住自己的孩子，又怎么可以让跟你有婚姻关系的那个男人在以后有任何机会说“在法律上，这个孩子属于我”，然后让他把孩子带走，而你一年只能和孩子相聚三次。

这场演讲掀起一阵轩然大波。其中一半的观众很同情邓肯，另一些人则不停地发出嘘声，并且将他们手里的任何东西丢到台上。最后，不同意邓肯看法的听众纷纷离席，邓肯和其他人继续留下来。他们接着探讨了一个有趣的话题，辩论妇女的是非，其中的一些观点比后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中的还要先进。

一直以来，生活上的苦难和不幸，母亲都能很勇敢地面对，成功却反到让她不知如何是好。她的脾气变得很怪异，心情也开始持续地不好，没有一件事使她顺心。她开始强烈地表示想回美国，并且不断地说那里的东西比德国好上几百倍。

邓肯为了让母亲高兴，带她到柏林最高级的餐馆，问她：“母亲，你想吃什么？”她总是回答说：“给我来点小虾。”假如碰上不产虾的季节，她就会抱怨这个国家多么不幸，贫瘠的土地产不出虾来，然后拒绝吃其他的东西。假如刚好有这道菜，她也会发牢骚说这里的虾比旧金山的难吃多了。

邓肯认为母亲这种性格的转变，很可能归因于她所生存的道德环境。这些年来，她将自己的生命力完全奉献给了孩子们。现在她所有的孩子都找到了自己的兴趣，这些兴趣转移了他们对母亲的注意力。她发觉自己将青春完全耗在孩子们的身上，如今却空无一物。也许，很多母亲都有相同的经验。她这样暴躁的脾气越来越变本加厉，她不断表示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过了不久，她真的回美国去了。

邓肯的心思完全倾注在舞蹈学校和那四十张小**。儿童时期的梦想已经开始起航，而且变成了她“坚定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