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想辞去教授的职位，但却失望地发现尼古拉不在莫斯科。因为当时柴可夫斯基拒绝去巴黎博览会担任俄国代表，于是尼古拉自行前去。这让柴可夫斯基的处境非常尴尬，一来他的辞职信不能向别人提出；二来他多年来受尼古拉的支持与鼓励很多，于情于理都不容许他不辞而别。因此他只好重执教鞭，他在写信给莫杰斯特时，抱怨音乐学院像是一座“肮脏、可厌的监狱”。

尼古拉从巴黎回到莫斯科以后，曾发表过一篇演说，对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赞不绝口，并且说巴黎人特别欢迎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柴可夫斯基曾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梅克夫人:“我似乎不必告诉你，他那篇演说真让我感到痛苦。不过第二天我仍旧把我的决定告诉了他。本来，我还认为他一定会生气，并劝我留下来，谁知道他只是说，我若离开的话，音乐学院的声誉将要减低不少。他那话的意思是说，学生们将不会因为我辞职而有任何损失。也许他说得没错，因为我是个没有经验的穷教师。可是，我事先却只以为他会说些比较坚决的话反对我辞职呢！”

他的自尊心受了创伤，1878年10月19日离开莫斯科音乐学院，到圣彼得堡住了3个星期。虽然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提供的职位待遇较高，工作也比较轻松，但他却因刚从莫斯科卸却重担，无意再执教鞭，结果辞而未就。

柴可夫斯基的生活照

他从圣彼得堡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旅行时，途中在卡明卡和达维多夫一家人小聚。从此，他开始了长期的流浪生活，经常往来俄国与其他欧洲地区之间，每到一个地方都做短暂的停留，而且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

梅克夫人也在佛罗伦萨度假，她在那里为他租了一间屋子。柴可夫斯基到达佛罗伦萨以后，看到了她的欢迎信，上面写明她每天散步的时间，为的是免得他们彼此碰面。以前，他们曾经见过一次面，但是因为她是深度近视，所以她自己可能并不知道。后来，他们虽无意中又碰过几次面，两个人却都没有谈过话。他们都很愿意在书信中谈对方，彼此的一举一动也靠着文字而非常熟悉。

柴可夫斯基对佛罗伦萨的环境十分满意，当他开始编写《第一组曲》时，心情自然愉快得很，及至得知《第四交响曲》在圣彼得堡演奏成功的消息以后，精神更为之大振。

1879年1月9月，他又搬到瑞士的乡下去，目的是想在那宁静的天地中专心写作。2月中旬再到巴黎，直到3月5日新歌剧编写完成时，他的“隐士生活”始告结束。他在写给莫杰斯特的信中说出他心中的感想：“10个星期以来，我每天都要从脑海里将乐曲往外挤，那真是件苦事。现在我却能自由呼吸了！昨天我到巴黎各处闲逛，觉得自己像是完全换了个人似的。”

他听说科罗尼要指挥《暴风雨》的演出，心中十分兴奋，但得知演奏后“掌声寥落，而且夹杂着三三两两的嘘声”时，他的兴奋又变成了失望。柴可夫斯基迫不及待地束装就道，准备回莫斯科。行前他写了一封谢函给科罗尼，说失败的原因绝不是由于他的高超指挥技巧，而是乐曲本身不好。不知何故，这封信竟被一份音乐杂志的编辑弄到了手，刊登出来时附加了一行含意不明的标题，说这封信是“一个作曲家高贵、真诚谦逊的难得见证”。

他回到莫斯科时，《叶甫根尼·奥涅金》首演的排练工作早已开始。柴可夫斯基对交响乐团及合唱队的印象虽都不错，但认为担任独唱的歌手有待改进。尼古拉说他很喜爱这出歌剧，塔涅耶夫表示他听过第一幕后，唯一能做的只是“哭泣”。

3月29日初次演出，当晚，安东·鲁宾斯坦甚至特地从圣彼得堡赶来观赏。柴可夫斯基在演出前被带领到后台，他惊愕地发现音乐学院全体人员都在等着向他献花。演奏完毕以后，他一再地谢幕接受喝彩。不过，他认为那都是针对他个人而发，并非他的作品使然。

安东·鲁宾斯坦始终保持缄默，只在回圣彼得堡以前对他妻子说：“《叶甫根尼·奥涅金》完全缺乏伟大歌剧的形态。”

评论家虽然都认为它没有艺术价值，但有一份报纸预料它将来一定会成功：“它虽然缺少戏剧生命，不过柴可夫斯基的这种作品却是我们最欢迎的……”

《叶甫根尼·奥涅金》的失败随即就无关紧要了，因为他回到圣彼得堡以后，立刻面临了更为重大的问题。有人说当他不在圣彼得堡时，米柳柯娃经常徘徊在他家附近。有一天下午，他发现她在等他，她见到他以后，对他诉苦了两个小时。他答应给她钱，要她回莫斯科去，她才算暂时安静了下来，但坚决表示不肯离婚，说她仍旧很爱他。柴可夫斯基本以为付出钱后，事情就结束了，没想到事后发现，她用那笔钱在与他同幢的建筑物中租了一间屋子，而且在搬进去以后，再度发起疯来。可怜的柴可夫斯基成天遭受她的责骂及威胁。他没有办法，只好跑到莫斯科。她不肯罢休，一路追到莫斯科继续骚扰。最后，在他躲到达维多夫的家中时，米柳柯娃才停止找他麻烦。

当他从4月20日起安静下来以后不久，就着手编写《第一组曲》及名为《奥尔良的少女》歌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