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3月，柴可夫斯基接到莫斯科皇家剧院的邀请，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新剧《雪娘》配乐，他的名望进一步被确立了。19节乐曲在3个星期内完成，柴可夫斯基一时颇引人注意，尽管剧本本身并不怎么轰动，他却因此获得了250卢布的报酬，使他得以在第二年出国旅行。德国、瑞士、北意大利及法国巴黎之旅确实多彩多姿，柴可夫斯基在旅游期间又恢复了往日记日记的习惯。

莫杰斯特说：“对柴可夫斯基来说，每一天都很有价值。他想到必须与消逝的岁月做斗争，及忘却每天的生活痕迹时，就非常难过。他写日记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日后回忆这段经历与这期间的生活情形，因为，从陈年旧事中保留一些值得怀念的事情，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柴可夫斯基认为幼年时期的日记是可笑的而且毫无意义的，于是把它们全都毁掉。以后的日记虽也都不想保留，但理由却不尽相同。他弟弟记得，柴可夫斯基自重新开始写日记以后，大约有10年的时间未曾间断。

他说：“他从来不拿给别人看，因此我不得不向他保证，一定在他死后把它都给烧毁。”

事实上，莫杰斯特也依照柴可夫斯基的遗愿，焚毁了他的许多日记和信件，人们纵使想保留他的私人生活记录也未能如愿。不过，至今保存下来的柴可夫斯基日记中很有些值得阅读的内容。例如，我们知道1873年夏季旅行时，他有意开始编写新交响曲。他在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前往基辅途中，沉寂已久的音乐重新在我的脑海中回响。我心中孕育着B大调的乐曲主题，那使我全神贯注，几乎立即就想编写交响曲。我突然想把斯塔索夫的《暴风雨》序曲暂时搁置，夏天写一首比之前作品都好的交响曲。”

青年时期的柴可夫斯基

他在以后的日记中仍继续把乐曲作为主题。不过虽然在日记中计划要编写一首快板的曲子，当年夏天他却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

回到俄国后，柴可夫斯基暂时居住在席洛夫斯基的家中。在5年后写信给梅克夫人时，说出了他在那两个星期的生活情景：“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兴奋与激动。白天尽情在森林中游**，黄昏在草原上消磨，夜晚坐在窗前倾听无限的寂静。在那两星期中，我好像受到一种神奇力量的影响，毫不费力就构思出《暴风雨》序曲的轮廓。”

他虽在当年秋季忙于教学等工作，仍然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序曲编写完成。

歌剧《禁卫兵》也是他所关心的一件事，它的首演之期尚未决定。他在12月写信给获得唯一出刊权的出版商，提到皇家剧院有意演出，而且保证做到尽善尽美，但他坚称“除非也在圣彼得堡演出，否则绝不同意它在莫斯科露面”。最后，由出版商代他在1874年1月底将问题彻底解决了，剧院要求删减的部分，柴可夫斯基均表示可以接受。

《暴风雨》12月19日的首演，受到与《第二交响曲》一样的欢迎。

1874年1月间，柴可夫斯基集中精力编写一首新的弦乐四重奏乐曲，完成后在鲁宾斯坦主办的音乐会中演奏。卡什金回忆说：“1874年初期时，第二首《F大调弦乐四重奏》乐曲在鲁宾斯坦家中的音乐晚会上演奏。我相信东主尼古拉·鲁宾斯坦不在，但他哥哥安东·鲁宾斯坦当晚曾经出席。

“安东始终以不满意的态度聆听演奏，最后以习惯性的粗率语气，说那根本不属于室内乐形态，及他自己不懂那作品等一类的话。其他听众及演奏的人都被他那些话逗得大笑。”

虽然鲁宾斯坦对四重奏乐曲表示不满，3月22日第一次公开演奏却非常成功。此时，《禁卫兵》正准备在圣彼得堡排演，柴可夫斯基应纳甫拉夫尼克的邀请，于4月出席参加。由于一再被迫同意删减及修改内容，到了最后，他已开始对这新作品产生反感了。

4月6日他告诉阿里布列赫特，说那歌剧实在不好，他劝朋友们首演时最好不要出席，可是没人理会。4月24日首演那天，鲁宾斯坦及几乎莫斯科音乐学院所有的人都出席了那场成功的演出。柴可夫斯基在演毕的宴席中，获得300卢布的奖金。

不过报界对它的批评却比较复杂。丘伊曾说：“歌剧的内容等于是小学生的作品，而且，乐曲也是同样地不自然与不成熟……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天才，虽然有时在他的交响曲中鲜明地流露，但在《禁卫兵》里却完全没有。”

拉罗什另有一番见地：“在《禁卫兵》中，乐曲美得可使它在他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所有的俄国剧乐中也属不可忽视。”

柴可夫斯基承认丘伊的批评不无道理，为了避免再看到类似的文章，在首演两天以后，他就到了意大利。虽然情绪不佳，他仍访问过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不过那些美丽的城市都没能排除他心中的烦闷。

5月2日他写信告诉阿纳托里说：“我离开俄国已经8天，这段期间我未曾对任何人谈过一句友善的话。除了旅馆雇工和铁路人员以外，没有人听我开过口。”

他在5月9日给莫杰斯特的信中，同样地表示出感伤：“你想象不出还会有谁比我更难过……我一切的伤感主因都是来自《禁卫兵》。”

以后他在信中又谈起那恼人的歌剧：“它非常失败，我常在排演中途离席，以免再听到它……它不但缺乏灵气，而且也没有动感及风格。我相信它演出的机会不会超过6次。”

结果和他悲观的推测正好相反，它先后演出过14次。正如莫杰斯特所说的，“比较同时期的其他歌剧而言，它很成功”。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之行并没治愈他心灵的创伤，回到俄国后，为了想证明自己能编写出比《禁卫兵》更好的作品，他6月中旬开始埋首编写另一首新歌剧。

俄国音乐协会曾经举办过一次征曲竞赛活动，入选者除了可以获得现金奖以外，作品还可以在马林斯基剧院上演。柴可夫斯基原本不想耗费时间编写歌剧，除非有把握确实能够演出。这次见到这样的机会，不禁磨刀霍霍。经查证，巴拉基列夫、安东·鲁宾斯坦，及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等人均无意参加后，他自认颇有信心拔取头筹。

他在一个月内完成了参加竞赛的作品《铁匠瓦库拉》，但匆忙中未注意收件截止日期是在一年以前的同一天。发现错误后，他不但未耐心等候，反而不理会不可公开参加竞赛人姓名的应征规定，径自进行游说，并请纳甫拉夫尼克等人允准他的应征作品演出。

柴可夫斯基这种“不可思议的天真行为”，不但受到了严重斥责，而且还被要求给纳甫拉夫尼克递交了一份很长的道歉书，承认自己犯了“拙笨的错误”，并说明自己毫无恶意。虽然低声下气地表示忏悔，柴可夫斯基却没有放弃想赢得竞赛的念头，他只不过暂时按兵不动而已。

为了这件事，他在1874年冬季时，脾气变得坏透了，由于急于要演出《铁匠瓦库拉》，加上自己的工作进度不是很理想，他的心情恶劣到极点。纵使圣彼得堡的消息传来，《弦乐四重奏》乐曲及《暴风雨》的首演都很成功，他仍然提不起精神来。

他只在拉罗什严厉批评《暴风雨》后才有了反应：“他竟然暗示我的作品素材都是取自别的作曲家，没有丝毫自己的成就，那真让我气恼！”

好在《禁卫兵》在基辅演出很成功，柴可夫斯基的心情暂时轻松了些。他在12月3日把不与人往来的实情告诉阿纳托里。他说：“我现在把全部精神都用在编写钢琴协奏曲上，很希望鲁宾斯坦的音乐会能演奏它。虽然工作进度缓慢，成绩不是很理想，但我仍一本初衷，尽量构思编写，我的脾气也是因此才坏起来的。”

他希望鲁宾斯坦和他合作，结果却未成功。1875年1月21日他又写信告诉阿纳托里说：“我不能忘怀那无情的打击对我自尊心所产生的影响。”

他在3年后给梅克夫人的信中，曾解释了那“无情的打击”是怎么一回事。他说：

我在1874年12月间完成了一首钢琴协奏曲。因为我自身不是一个钢琴家，在技术上必须请专家指正缺点。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位严厉而不失友善的批评家，指出我的乐曲有什么地方不妥而已。

不必说，您当然知道我心里实在不愿意去找鲁宾斯坦作为我的技术顾问；可是，他不但是莫斯科最好的钢琴家，而且也是一流的音乐家，如果他知道我把协奏曲拿去请教别人，一定会很不高兴，于是我决定先请他听听我的作品，并希望他能告诉我，他对独奏部分的意见。

1874年圣诞夜时，我们在音乐学院的一间教室里会面。我带着曲稿先去到那里，鲁宾斯坦和休伯特随即也都露了面。休伯特是个有身份的聪明人，但没什么主见；再者他说话相当啰嗦，连讲“是”或“否”也都得费一番口舌。他发表不出任何决定性的意见，通常都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认为他不是怯懦，只是缺乏个性使然。

我把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演奏过后，没有人说话，更别提提出意见了。你想想那滋味有多么难受！你自己烧的菜请朋友品尝，而他吃过后竟然不说一句话！天啊！说一个字，或是善意地加以批评都可以，只要打破沉寂就行，可是鲁宾斯坦始终没有开口。他是在准备以晴天霹雳的气势向我轰击，而休伯特则正等着瞧风是往哪一边刮。

我的作品只需要他们从技术、艺术等方面提出意见就行了，可是鲁宾斯坦的缄默好像表示说：“我亲爱的朋友，当这作品本身根本就不符合我的想法时，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耐心地把协奏曲演奏完毕，周围仍然是一片寂静。“我这协奏曲怎样？”我站起来问道。

鲁宾斯坦这时才口若悬河一般地发表意见。先是语气温和，继而声调升高，最后竟像发怒似的，把我轰得体无完肤。他说我的协奏曲毫无价值，完全不能演奏；乐章互不连贯，编写没有技巧，甚至都没有办法修改；作品本身不好，浅薄，普通；到处都有偷自别人的痕迹；只有一两个乐章有点价值，所有其他部分最好都毁弃或是全部重写……

中立的旁观者看到那情景时，一定认为我是个没有天分的疯子，及不会作曲的三流音乐家，可是胆子却大得竟敢把自己的破烂东西端在一位名人面前。

休伯特看我一语不发，深为诧异，他一定感觉奇怪，像我这已经写过许多作品的音乐学院作曲教授，居然能静听鲁宾斯坦大放厥辞而不加以辩解；同时，鲁宾斯坦在没仔细研究自己的学生的作品以前，就横加批判，休伯特可能也觉得真是不可思议。他随后对鲁宾斯坦的意见加以附和，只不过语气稍微和缓罢了。

这一切不但使我感到惊讶，而且深感屈辱。我永远只需要友善的建议与批评，而此时此刻却毫无亲切感可言。鲁宾斯坦的非难让我坐立不安，于是我没回答，径自离开教室，走到楼上。鲁宾斯坦也跟了出来，招呼我到另一间屋中，再次告诉我，那协奏曲实在不行，他指出许多需要全部修改的地方，还说我若是听从他的意见，重新写过，就可在他的音乐会中演奏。

我答复他说：“我一点都不改动，就照它现在的样子出刊发行！”我的确是照着自己的意思那么办的。

柴可夫斯基所采取的回应，是马上把鲁宾斯坦的名字从曲稿的扉页上删除，代以德国的著名钢琴家毕罗。柴可夫斯基曾在3月份听过毕罗的演奏，而毕罗也非常欣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

毕罗深以柴可夫斯基献赠乐曲为荣，他认为那协奏曲十分完美，无懈可击。1875年10月毕罗到美国旅行时，曾在波士顿首次演奏它。柴可夫斯基与鲁宾斯坦的此次冲突，造成他们两人的失和，直到1878年，鲁宾斯坦表示懊悔时，二人才尽释前嫌，言归于好。

这件事，使得柴可夫斯基的心情恶劣到极点，3月间写信给弟弟，说整个冬季都没有好过，真希望了结此生。他在这段不愉快期间，只写出编号26的《忧郁小夜曲》及编为25及27号的若干作品，它们都反映出他内心的消极情绪。从他给阿纳托里的信中，我们知道他对《铁匠瓦库拉》的前途仍相当执著：“现在我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铁匠瓦库拉》上，你想不到我是多么看重它。如果它不能给我带来好运，我想我一定会发疯。我并不想得奖钱，它虽不是坏东西，我却看它不起，但我希望它能有机会演出。”

不但他自己正忙于准备《铁匠瓦库拉》的演出，而且鲁宾斯坦早就在莫斯科演奏过它的序曲了。柴可夫斯基像是故意要评委知道那是他的应征作品似的，在把曲稿送进去以前，还亲笔在扉页上加了题句。

皇家剧院在暑假前委托他编写《天鹅湖》芭蕾组曲，报酬是800卢布。当时，柴可夫斯基虽然表示自己是为了钱才接下了这份工作，日后他却对里姆斯基·科萨柯夫说：“我早就有了编写这种乐曲的念头。”

夏季开始谱写的第三号D大调新交响曲，在8月中旬完成了，同时《天鹅湖》的前幕也已经定稿。他9月回到莫斯科时，接到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信。里姆斯基·科萨柯夫认为《铁匠瓦库拉》一定能在征曲竞赛中获奖：“你的歌剧将会得奖，我永远对它有信心……我觉得除了你的作品外，别的都不配得奖或演出。”

皇子康斯坦丁在10月底证实了每一个人都已经知道的事，《铁匠瓦库拉》获得歌剧竞赛的一等奖。柴可夫斯基开心地出席了《第一钢琴协奏曲》11月13日在圣彼得堡的首演。他的老同学弹奏钢琴，指挥是纳甫拉夫尼克。

不过，它并未获得什么好评，社会大众的反应并不令人欣慰。拉罗什虽对它的前奏曲很为欣赏，但预言这作品将不会有什么前途。柴可夫斯基本人则把演奏失败责任归诸指挥不当。以后《第三交响曲》在11月19日首演时，是由鲁宾斯坦主奏，结果成绩很好。

这次成功，让柴可夫斯基的信心大增，他认为自己在乐曲的风格方面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第三交响曲》全部5个乐章中没留下一丝他编写时的忧郁感痕迹，以后它又被称为《波兰交响曲》，显然是源起于它最后乐章中带有波兰曲调节奏及风味。

《降B小调协奏曲》由塔涅耶夫独奏，鲁宾斯坦指挥，在莫斯科演出两星期后，获得了第一次良好的反应。柴可夫斯基认为他这个学生的演奏完全把握了他乐曲的精髓。更让柴可夫斯基高兴的，是毕罗由美国传来的好消息，说他每次演奏自己的乐曲，都得再次重复演奏，以答谢听众的捧场。

1875年秋季，法国作曲家圣桑访问莫斯科，对柴可夫斯基而言是一件重要的大事。他们两人结成好友，并共同起了模仿幼时喜爱的芭蕾舞星的念头。莫杰斯特回忆说：“他们一起在音乐学院的舞台上演小型芭蕾舞剧《派格玛隆和盖洛蒂》，40岁的圣桑扮演盖洛蒂，32岁的柴可夫斯基则演派格玛隆，而剧本则是鲁宾斯坦编写的。可惜，除了他们三个人外，并没有其他观众在场欣赏这项独特的娱乐。”

柴可夫斯基虽和圣桑尽情游乐，但也为俄国的著名男低音歌手写出一首清唱曲，这是为庆祝他的50岁生辰而作的。此外，他还接受一份音乐杂志编辑的请托，编写一系列12首钢琴曲，每月交出一首，刊载过后随即出刊发行。他这种打临工的生活，完全得靠男仆在每月截稿前通知他赶工交卷。全部12首乐曲合称为《四季》。

柴可夫斯基和莫杰斯特在1876年初前往法国。因为有一个聋哑男童请莫杰斯特担任导师，他必须去到国外接受为期一年的专业训练。兄弟俩取道德国及瑞士前往巴黎，莫杰斯特记得他哥哥陪同他这没经验的游伴到处浏览时，非常愉快。他们曾在巴黎欣赏歌剧《卡门》的演出，莫杰斯特说，当时柴可夫斯基体验到一种生平最强烈的音乐印象。

莫杰斯特说他哥哥爱《卡门》爱得入了迷，那是他一生中最喜爱的歌剧。二人在1月22日分手，柴可夫斯基带着新写的《弦乐四重奏》回家。

他在2月6日参加《第三交响曲》在圣彼得堡的首演，结果成绩不佳。丘伊说：“就整体而言，新交响曲确实表现出柴可夫斯基的天分，但我们有权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不过，拉罗什另有见地，他认为那是最近10年间最出色的作品。

柴可夫斯基因为《第三交响曲》失败而意志消沉，他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还有没有创作新作品的能力。但他仍继续以降E小调编写第三首四重奏乐曲，并在3月1日完成。这是为纪念前一年亡故的当代第一提琴手而作的。当它在3月28日首度演奏时，很受欢迎。

柴可夫斯基编写《天鹅湖》组曲的进度良好，于4月22日大功告成。但几个月来的过度辛劳，使他的健康大受影响。5月时，柴可夫斯基的病情恶化，医生嘱咐他去接受矿泉治疗。6月抵达治疗地点以后，他病情变得更糟，且时常爆发“可怕的恐惧感”，他抱怨当时完全缺乏工作的念头。

1876年的6月底，病情稍见好转以后，柴可夫斯基前往维也纳，与莫杰斯特和康德拉契耶夫会过面后，又回到治疗的地方去停留一段时期，实施莫杰斯特所谓的“半治疗”。柴可夫斯基在拜罗伊特有事，所以来去匆匆，因为那里有节日庆典，而音乐会需要他出席参加。音乐会的主要节目是瓦格纳的作品。柴可夫斯基曾针对拜罗伊特节日的印象写了几篇多彩多姿的长文。

他讥讽地表示：“节日庆典期间，大家的兴趣都集中在食物上，他们谈论炸肉排、烤马铃薯和蛋卷的时候，比讨论瓦格纳的音乐更要来得起劲，艺术表演反而变成了次要的事。”

他同时非常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名声早已深入那个德国乡村，他说：“看来我并不是如自己所想象的，在西欧默默无闻。”可是，这并不足以使他不嫌恶当地的那种“不受干涉的嘈杂”。

在拜罗伊特停留期间，柴可夫斯基结识了李斯特，但瓦格纳没有接见他。柴可夫斯基曾表示了他对瓦格纳音乐的印象：“……我对他伟大的天才和丰富的技巧不胜敬佩……不过他的歌剧原则我仍须继续研究。他的作品是划时代的作品，对全世界而言，真可谓是空前的。”

在拜罗伊特停留到精疲力竭后，柴可夫斯基才取道维也纳回到家中。他一抵达卡明卡，就投入到了家人的怀抱。快乐的家庭生活与他自身的孤寂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他感觉到沉重的精神负担。在企图改变本身命运的意念下，他做了一种无可挽回的悲惨决定：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