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与喜的奏鸣

柴可夫斯基听从巴拉基列夫的劝告，10月底开始编写《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序曲。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激发了柴可夫斯基的想象力，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一个月就宣告完成。

他把它的主题曲送请巴拉基列夫发表意见及接受献赠。巴拉基列夫答复说，“乐曲开始时像海顿的四重奏，爱情主题虽然不错，但它似乎缺少一种神秘的、内心的以及灵魂深处的爱”。

纵然遭受这样的批评，巴拉基列夫在回信结尾时仍说：“我迫不及待地等着你的全部乐曲，以便能对它拥有正确的印象，很高兴你把它献赠给我。这是你第一份包括这么多美好内容的杰作，我要毫不迟疑地说它一切都很不错。”

1870年3月16日，由尼古拉·鲁宾斯坦所指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莫斯科举行首演。根据卡什金的说法，那场演出非常失败，主要是因尼古拉刚好前一天被牵扯进一件诉讼案件中，听众把好奇心全部集中在他本人身上，反而对乐曲漠不关心。

不过尼古拉对那首序曲却很热心，他想找一家德国公司为它出刊发行。经过柴可夫斯基在1870年加以修改后，1871年5月即告问世。但巴拉基列夫却不以为然，他说：“你和尼古拉不应急于把它出版。修正本中虽然已经改正了一些缺失，我仍希望它能够再好一点……”

虽然《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多年后才广受欢迎，柴可夫斯基却自认为它“非常成功”。他在它中间发现了完整的主题，而且把莎士比亚的悲剧成分交织在抽象的剧乐中。那一对爱人的命运是他所关切的主题，毫无疑问，他使听众觉得他们的悲剧实际上就是他们精神的胜利。

他在1869年后半期的工作并不只限于《罗密欧与朱丽叶》，11月及12月又写出第一套歌曲，其中包括有名的《寂寞的心》。他同时也在寻找新的歌剧题材，选的是植物学教授罗珍司基的剧本《Mandrago》。不过他的朋友们，尤其是卡什金，认为它的舞台效果“没有可以发挥的余地”，比较适于芭蕾舞剧，劝他不要改编成歌剧，因此，1870年1月他仅仅写出一首曲子。

柴可夫斯基放弃了《Mandrago》以后，便以历史小说《禁卫兵》作为题材来编写乐曲，于2月份开始工作。他一开始就抱怨进度缓慢，加上《罗密欧与朱丽叶》首演失败，让他的心情变得更为低落。

让他烦恼的不仅仅是进度缓慢。2月17日，他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上说：“令我苦恼的是在莫斯科没有真正要好、熟识及相处得来的人。如果有你或像你一样的人住在这里，那我该有多么高兴。我很想听到小孩的声音及分享家庭的天伦之乐。换句话说，我需要的是家庭生活。”

他消极的情绪在两个月后仍没有好转的迹象。在他写给朋友的信中可以发现，他的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音乐学院的工作也使他厌烦，他还说编写乐曲进度缓慢的原因极可能是“没有一个人对我的作品感兴趣”，“我真怀疑能否在两年内完成手头的这个工作”。

柴可夫斯基得知席洛夫斯基病重时，随即准备行装，前去巴黎探望。途中，他在圣彼得堡小作停留，得知《水妖记》审查未获通过。柴可夫斯基发现席洛夫斯基的病况较想象的要好很多。他们两人在两个星期内搬到偏远的地方去住，可是那里的恶劣气候使柴可夫斯基的心情更坏，只有当他出席贝多芬《庄严弥撒曲》的演奏会，及陪同尼古拉一起去旅游时，才略感轻松。不过，他发觉尼古拉“已在赌博上输得精光……但他说要在离去以前抢劫银行”。

普法战争于7月爆发，二人被迫到中立的瑞士去住了6个星期。此时，柴可夫斯基开始着手修改《罗密欧与朱丽叶》序曲。9月，柴可夫斯基回到莫斯科，他又拿起《禁卫兵》来，但是进度仍然不比以前来得好。他甚至考虑放弃它，改而编写四幕芭蕾舞剧《仙履奇缘》，后来又改变了主意。除了修改《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外，1870年秋季他只写出三首沙龙乐曲。

由于正值新年，柴可夫斯基的手头极感不便，他只好听从尼古拉的建议，举办自己的作品演奏会。交响曲节目成本太高，自然无法考虑，因此他决定编写弦乐四重奏乐曲，以便举行室内音乐会。由于知道自己的吸引力不足以使俄国贵族协会大厅客满，柴可夫斯基因此邀请尼古拉、红歌手拉夫劳斯卡亚，以及音乐学院的四重奏乐队助阵。演奏节目包括《寂寞的心》及《Voyevoda》中的选曲，而柴可夫斯基在2月间匆忙写成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乐曲第一号》也在这时作首次的公开演奏。

1871年3月28日夜晚所举行的这场全部是柴可夫斯基乐曲的音乐会，空前地成功。当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名小说家屠格涅夫也出席了，更使音乐会生色不少。

柴可夫斯基在音乐会结束后，仍继续编写《禁卫兵》，但他发现在莫斯科工作越来越吃力，他对妹妹亚历山德拉抱怨说：“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以便安心地作曲，可是我几乎从来没拥有过。当我在音乐学院或空闲时间工作时，每天都忙乱得不得安宁，常常有人找我外出，有时家中客人不断，再不然就是累得只想倒头就睡……今年夏天我一定要到你那里去。”

他在6月带着兴奋的心情去到卡明卡，几乎整个夏天都在那里享受乡间的宁静。度过这段平静的生活后，他决定回到莫斯科后要从尼古拉吵乱的家中搬出来，另选比较安静的地方居住。结果，他租了一幢有3个房间的住所，以他有限的财力将它加以适当装修——一张大沙发，几把廉价的椅子，墙上挂的是安东·鲁宾斯坦的画像。

他雇用了一个名叫索伏朗诺夫的男仆，后来他的弟弟接替了这项工作，成为柴可夫斯基的忠诚伙伴。莫杰斯特说：“柴可夫斯基就是这样地过着他的独立生活，直到32岁。”

为了想多赚点额外收入，他开始写一些简短却很精致的音乐批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他对音乐的意见却很引人注意。例如：他评价《罗恩格林》序曲“可能是德国名作曲家瓦格纳最成功及最动人的作品”；《第八交响曲》是贝多芬“无可比拟的”作品之一；而肖邦的《E小调协奏曲》则有些“冗长、愚拙及陈腐”；此外，他对舒曼的《第四交响曲》也有所批评。柴可夫斯基的这种音乐评论写作，直到1876年才停止。

1871年秋季，柴可夫斯基几乎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来编写《禁卫兵》。巴拉基列夫虽曾多次向他建议编写其他乐曲，但都被他一一回绝。他说：“我敢说，虽然这出歌剧将和之前作的《水妖记》一样遭遇到不幸，但我仍想把它完成，因此现在我还不能开始其他的工作。”

音乐学院的工作慢慢地变成他的负担，当1871年冬季音乐学院因经济困难而面临关闭的危机时，柴可夫斯基告诉阿纳托里，说他会因为音乐学院的解散而难过，但他却也欢迎这种改变，因为他对这工作感到乏味极了。

更令他情绪低落的是歌剧编写工作进度依然缓慢，所以席洛夫斯基在12月初提议到法国及意大利去旅行时，柴可夫斯基为了暂时离开莫斯科，立刻表示同意。他在12月14日写了封信告诉阿纳托里说：“我要让你知道，经席洛夫斯基极力邀请，我要出国旅行一个月。10天以后就动身，但除了尼古拉以外，别人都不知道……”

柴可夫斯基发了一封信给阿纳托里，说那里的温和气候很让人舒服，但是，他的信中也透露了伤感：“我年纪大了，不能再享受别的了。我现在是生活在记忆和希望中。可是还有什么好希望的呢？”

一个月以后柴可夫斯基回到了莫斯科。旅行期间，也只写出《F大调夜曲》和《G小调谐谑圆舞曲》两首钢琴曲，他把它们全都献赠席洛夫斯基。

1872年2月及3月，他仍在编写《禁卫兵》，同时为庆祝彼得大帝200岁诞辰，他受托撰写纪念性的清唱剧。

5月底，歌剧《禁卫兵》完成以后，柴可夫斯基将它交给了身为圣彼得堡歌剧院指挥及日后极为拥护他的纳甫拉夫尼克，并于第二年11月审查通过。当时，柴可夫斯基正在着手以C小调编写第二首交响曲。

在繁重的工作结束以后，柴可夫斯基想休息一段时间，所以第二交响曲刚一开始编写就几乎立即罢手了。但他终于在11月底将它完成，而且在11月14日写信告诉莫杰斯特，“进度尚且称得上满意”，“交响曲现正接近完成阶段，我忙得没办法去过问别的事……这可说是我最好的作品，至少在形态方面如此……”

当年的圣诞节，他得知《禁卫兵》可以在剧院演出，心中很是高兴。他在圣彼得堡停留期间，参加了里姆斯基·科萨柯夫家中的酒会，并演奏新交响曲的最后乐章。后来，他告诉莫杰斯特，人们对他这首根据俄国民歌编写而成的新交响曲很欣赏。

他也请斯塔索夫为他未来的新交响曲提供素材，对方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议。

在听过斯塔索夫讲述《暴风雨》的详细情节后，柴可夫斯基决定下一首交响曲就以它为素材编写。《C小调第二交响曲》于1873年2月7日，在莫斯科首次演奏，指挥者是尼古拉·鲁宾斯坦。柴可夫斯基在第二天写信给斯塔索夫，说它“空前成功”。

拉罗什也对它有很好的评价，他说：“我很久没见到这样美好的艺术作品……”因拉罗什等大多数音乐批评家的推崇，《第二交响曲》奠定了柴可夫斯基日后受欢迎的基础。同年3月7日，柴可夫斯基又做了第二次演奏，而他无疑也因此成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