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9年,孔子73岁。他的健康情况已经一天不如一天,经常卧病在床。

自从颜回死后,子贡是孔门中最得意的弟子。他在季孙氏手下做事,曾出使吴国。因为孔子身体不好,子贡便经常抽空来照料他。有一次,子贡又来探望孔子,远远便看见孔子正拄着拐杖,站在门口像在等什么人。孔子一见子贡来到,就对他说:“子贡,我非常想念你啊,你好像很久没来看望我了。”接着,孔子叹息着唱出一首歌,歌词的大意是:

泰山就要崩颓了,

梁柱快要折断了,

哲人要像草木那样枯萎了!

孔子唱完后,泪流满面。

子贡知道,孔子丧妻丧子,又失去了两个很钟爱的弟子,心里十分悲伤。他听到孔子唱出如此忧伤的歌,不免有种不祥的预感。老师的病势沉重,恐将不久于人世。子贡身为弟子,虽然心急如焚,非常悲恸,但不敢在老师面前露出哀伤的表情,免得老师更加伤感,于是只好强颜欢笑,把孔子扶了进去。

这时候,孔子又对子贡说:“天下无道,由来已久。我走遍各国,却没有人采用我的主张。我已老迈衰颓,无能为力了!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夏朝人的棺木在东阶上,周朝人的棺木在西阶上,殷朝人的棺木在正厅的两根大柱之间,而我则被放在两柱间受人祭奠。你知道,我的先祖是殷人,想必我是没有多久可活了。”

子贡再也抑制不住,虽不敢放声痛哭,却也是泪如雨下,不能自已。他勉强安慰着说道:“夫子之道,是圣人大道,就算现在没有人肯采用,也一定会流传后世,被奉为经典的。这种梦境,怎么能当真呢?夫子虽然年老,可是精力还没有衰退,哪能抛下我们这些弟子呢?”

七天之后,孔子在众弟子的环伺下,永辞这乱离之世,享年73岁。

鲁哀公接到报告后,心里感觉十分对不起孔子,一时之间,感慨万分,特意亲笔写了一篇悼文,并颁布天下。这在古代被称为“颁赐诔辞”。悼文的大意是说,上天不可怜我,让这位老先生多活几年以辅助我完成中兴大业。如今撇下我一个人在位,孤独无依地承受一切。唉,我的尼父(指孔子),今后谁还能帮助我,我将向谁去请教啊!

哀公的这篇悼文可以称得上是情真意切、言辞感人,但孔子的弟子们并不买账。

子贡看了这篇悼文后,表现得非常愤慨。他说:“夫子在世的时候,鲁君不能任用他;现在夫子去世了,鲁君却颁赐诔辞来大加赞扬,还有什么用呢?何况,这悼文里言辞多不实,不合于礼。‘余一人’乃是天子的自称,他怎么可以僭越?他根本就不遵守本分。”

孔子墓碑

子贡同情孔子生时不能见用于世,因此对鲁哀公的行为很愤慨,并加以抨击,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国君是不会轻易颁赐诔辞的,孔子之前只有周公死时,成王颁赐诔辞的唯一例子。鲁哀公这一次,倒确实是出于一番敬慕之情。子贡很可能是误会他了。

孔子去世以后,弟子们经过一番商量,最后并没有把他葬在孔家的祖坟,而是选择曲阜北郊的泅水边作为墓地。

孔子平日待弟子们如同亲生子侄,所以弟子们也就不约而同地效仿对待父亲的礼节,准备为孔子服丧三年。他们在墓旁搭建草庐,在那里日日追念老师。

三年期满后,还有很多弟子不愿离去,又留住了一段时间,子贡便是其中之一。后来,墓地附近又搬来不少人家,形成了一个村落,取名为孔里。

弟子们在守丧期间,将孔子平时教导他们的话,仔细地讨论辨正,然后一一记录下来,这就是留传后世的《论语》。

《论语》集孔子一生言行实录和儒家学说之精华。从敦品为学、立身行道、处世接物,到治国平天下,凡此诸道,可谓包举无遗。说它是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者,似乎也不为过。日本人对孔子很是敬仰、崇拜,日本很多地方都建有孔庙,日本人对《论语》也推崇备至。西方各国现在对孔子的学说也非常重视,研究孔子学说的学者日见增多。弘扬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也遍布世界各地。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曾赞叹说:“《诗经》里有这样的话: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宽阔的大路令人遵循。尽管我不能达到那种境界,然而内心还是非常向往。我阅读孔子的书籍,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我也曾到过鲁地,观看孔子的宗庙厅堂、车辆服装、礼乐器物,儒生们按时在孔子故居演习礼仪,这些都使我流连忘返。天下有很多君王和贤人,生前荣耀一时,死后也就一了百了。只有孔子,他虽然是个平民,却名声流传了十几代,学者们都很尊崇他。上到天子王侯,下到平民百姓,中原地区凡是讲习六艺的,都要以孔子的学说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孔子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孔子的学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兴盛起来,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延绵千年不绝。

在唐朝开元二十七年,即公元739年,玄宗李隆基曾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弟子们也都有追赠。宋仁宗至和二年,即公元1055年,改“文宣”为“衍圣”。不光是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对孔子崇敬有加,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对孔子进行了追封。如公元1146年3月,西夏仁宗颁布诏令:“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元朝大德十一年,即公元1307年,成宗又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朝世宗嘉靖九年,即公元1530年,改尊为“至圣先师”。清朝顺治二年,即公元1645年,尊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1935年,民国政府尊为“大成至圣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