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春秋

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室衰微，诗书缺，礼乐废，因此，他的晚年除了教育弟子外，就利用空暇时间整理古时候的诗书。他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多年的诗歌305篇整理成册，并按用途和音乐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

孔子晚年时，尤其喜欢《易经》，简直爱不释手，每天都要翻阅。《易经》相传是伏羲与周文王根据《河图》《洛书》演绎并加以总结概括而来，是我国最古老的占卜术原著，其中蕴涵了很多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问题。

孔子曾叹息着说：“假如老天爷再让我多活几年就好了，我可以仔细地研究《易经》，这样死后也就不会有什么遗憾了!”孔子后来对《易经》里关于人生哲理的内容有很多阐发，所以有一种说法：流传后世的《易经》是伏羲、文王、孔子所作，即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所谓“十翼”，就是孔子对《易经》的阐释，这些流传后世，使得《易经》由卜筮的书籍变成了包含深远哲理的书籍。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经典几乎被焚毁殆尽。由于《易经》被认为是卜筮的书，因而得以保存下来，未曾遭受祝融的厄运。

孔子除了整理《诗经》、阐释《易经》外，还着力研究周朝的礼乐。诗书礼乐就是孔子教授弟子的主要内容。孔子自杏坛讲学以来，先后教授的弟子共达3000人，其中身通六艺者72人，被称为“孔门七十二贤”，颜回、子路等都名列其中。

孔子对礼乐有着执著不懈的追求，也有着很独到的见解。他曾经和鲁国的乐官谈论乐的问题。孔子说：“音乐的演奏，其擎音节奏的全部过程是可以知道的。一开始，各种乐器一起演奏，接着放开音量，清浊高下立现，却又互相和谐，宫是宫，商是商，不相混乱而节奏分明地连续不绝，直到一支乐曲终了。”

除了学问的积累，孔子还很注重人格修养。他经过长时期的磨炼，已经成为当代的圣人。孔子在与自己的乡里人相处时，态度温和恭顺，一副老实不爱说话的样子。但在宗庙里或朝堂上，需要讲究礼法或决定政事的时候，孔子则详详细细地问、明明白白地解说，丝毫都不含糊。不过，这时候孔子的发言也总是很谨慎。

孔子在朝廷上和品阶低一点的下大夫交谈时，态度和蔼而刚直；和品阶相对较高的上大夫交谈时，中正适度，和颜悦色中带着不可侵犯的样子。当国君临朝时，他则恭恭敬敬，威仪适当而合乎礼仪。

日常生活中的孔子，对饮食要求得很精细，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米饭是养生的必需品，最好精致而白皙；鱼和肉类最好切得小一些、细一些，因为切得太大，难以咀嚼，不合卫生。饭太热、太湿的时候，不吃；鱼肉变味了或腐败了，不吃；食物的颜色跟平常不一样，不吃；食物有怪味恶臭，不吃；烹调失宜、不生不熟的食物，不吃；不是三餐正常的时间，不吃；街上买来的现成的酒菜，可能不卫生、不干净，不吃。即便饭桌上肉类很多，也不能食用超过平时的量。喝酒虽没有定量，但不能喝醉。不管吃任何东西，都保持定量，绝不多食。姜能除秽恶、驱风寒，所以要经常备着，饭后也不撤去。

祭祀后，分配到的肉，要马上分送给别人，不能留到隔宿，因为会腐败，有碍健康。

孔子在吃饭的时候，绝不说话，必须保持肃静；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

虽然有时候吃的是粗饭、菜汤，孔子也会先拿出一部分祭祀先人，而且态度恭敬严肃。

如果遇到朋友不幸死亡，没有家属亲人料理丧葬事宜时，孔子就会主动地负起殡葬的责任。

朋友有所馈赠时，除非是祭肉，否则即使是贵重的车马，孔子也绝不拜受。不接受礼赠是孔子刚直的表现，独独可以接受祭肉，则是因为这表示敬重朋友的祖先。

孔子睡觉时，不挺直四肢仰卧，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姿势像尸体。

孔子平时在家里时，仪容整洁，却从不故意装出肃穆的样子，态度上也很随和。

他看到穿着丧服的人，即使是平素很亲近的熟人，也会马上作出一副悲伤的样子表示哀悼。他遇见戴着礼帽的大夫或是盲人，虽然经常见面，也仍然以礼相待。

有时候，孔子坐车外出。上车前，他一定端端正正地站着，手拉车上的绳索。坐进车子以后，不回头看，不高声说话，也不向窗外指指点点。如果在路上遇到穿丧服的人，他总要站起身来，手扶车上的横木，弯身以示对死者的敬意。

这就是万世师表，伟大圣人的生活态度。

公元前481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孔子71岁那一年的冬天，哀公要到大野狩猎。

当时，国君狩猎是一桩大事，非常隆重。大夫和贵族们都得参加，孔子也在被邀请之列。

大野，又名巨野，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北面。当时是个沼泽地区，各种鸟兽非常多。

君臣到傍晚时，已经猎得不少鸟兽，哀公极为高兴。不一会儿，叔孙氏策马奔来，报告哀公说，他的手下猎得一头怪兽，从未见过，不知道名称，请哀公看看。

哀公命人将那头怪兽抬来，只见它的外形有点像鹿，但是体形比鹿大得多；尾巴像牛，蹄子又像马；头上还生了一个角；背部的毛五彩缤纷，非常漂亮；腹部的毛是淡黄色的。大家看了都啧啧称奇，却没有一个认识，谁都说不出它的名字。

季孙氏认为，出现了怪物，这是天降异兆，不祥。

哀公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这动物如此少有，或许是祥瑞的象征，于是立刻吩咐人去把孔子请来。孔子当时正准备和几个弟子回城，听到哀公召请，就赶忙前往。

孔子只见一群人围在那里，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一会儿怪兽，一会儿不祥，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哀公见孔子来到，命众人让开，让孔子去辨认那头怪兽。

孔子一看，不觉大惊，启奏哀公说：“这是麒麟。”

哀公听说是麒麟，大喜，果然是吉祥之物。可是大喜之后未免觉得可惜，因为这头麒麟已经死了，要不然带回宫中豢养以供玩赏，那该多好。

哀公一国诸侯而已，竟妄想豢养麒麟这种灵兽，也不怕自己消受不起。

先不说哀公的心思，且说孔子见到这只被杀的麒麟后，先是一惊，继而悲从中来。

当他辞过哀公，转身返回自己的车时，禁不住以袖拭泪，叹息着说：“吾道穷矣！”

随侍在侧的子贡看到夫子如此哀伤，不禁感到惶惑不解。他说：“夫子，我听说麒麟是一种仁兽，它的出现是祥瑞之兆。您为什么反倒如此悲伤呢？”

孔子告诉他说：“子贡你说得不错，麒麟确是仁兽，它的出现，象征明君在位，国运亨通。尧舜时代，麒麟曾出现在郊外，百姓虽然见它长得凶猛，却都不敢伤害它。周朝的时候，凤凰鸣于岐山。这些灵兽都是出现在圣明之世，否则，就会一直隐匿不出。如今并没有明君在世，它却出现了，还死于佣仆之手，你说这怎么能不令人慨叹呢？”

子贡又问道：“那夫子刚才因麒麟之死而自叹道穷，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孔子长叹一声，说道：“我就好比是那麒麟，出现得不是时候，因而遭害。所以，我的主张也将穷尽，没有人知道我了。”

子贡说：“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夫子呢？夫子的学说一定会流传后世的。”

孔子说：“我不能被世俗所接纳，不能被君王所任用，但我并不怨恨天，也不怪任何人，只是专心学习学问和为人处世，从浅近处下工夫。经过这么多年，这才渐渐领悟到天理，天总会知道我的。”

孔子出生之前的时代，历史文献的不足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曾说过：“夏代的礼制，我还能说出一个大概来，可惜夏的后代杞国所保存的文献太少，已经没法考证了。殷商的礼制，我也能说出一个大概，可惜商的后代宋国所保存的文献太少，已经没法考证了。如果两国的典籍、人物都充足的话，就能证实我所说的一切了。”

孔子出生的时代，周朝的文献资料很丰富。他曾说：“周代文化继承夏、殷两代，所以更为完备而灿烂。这也是我推崇周公的原因之一。”

在孔子看来，周公是周代文化的奠基人，他一直想效仿周公，并一直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孔子的心里一直有一套政治及文化建设的蓝图。他曾说过：“如果齐国能够好好地变革，就可达到鲁国的程度；鲁国如果再好好地变革的话，就可达到近乎理想的王道境界了。”

孔子认为齐国是太公之后，自齐桓公称霸以来，政治上日渐急功近利，喜欢用精巧诡诈的方法来治理内政外交；鲁国是周公之后，虽然国力逐渐衰弱，但是重礼教、崇信义的优良传统作风仍胜过其他各国。不单是齐、鲁两国大有可为，就算是其他国家，不论大小，哪怕小至百里之地，仍然有望，问题只是肯为与不肯为而已。这就是孔子耗费了14年的光阴，风尘仆仆奔走于各国，希望自己的理想能实现的主要原因。

结果曲高和寡，孔子的治国理想到处不能见容，于是只好回到故乡来教育弟子，著书立言。

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室衰微，圣贤之道几乎已经被世人忘记，天下一片混乱。家臣弑主、大夫篡君、权臣专横、武将跋扈，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足为怪。至于一般的老百姓，赋税已经很重了，还得常常为贵族服劳役，或者被征调到各地参与战争，万一遇到水、旱天灾，更是求告无门，苦不堪言。

一向具有悲悯胸怀的孔子，以天下为己任，他希望改革政治，上位者清廉自持，爱护人民，善待百姓；一般人民知廉耻、重信义，守法安分，共享安康。这是孔子周游列国的另一个原因。

他的政治理想最后终究不能实现，于是倦游归鲁。此时的鲁国内部，依然混乱如麻，君主懦弱、权臣嚣张。孔子痛心之余，开始着手编写《春秋》。

《春秋》一书是鲁国的史记，上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这是一部记录12位君主，共计242年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其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春秋》是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编年史。有关历史事件、天文景象（日食、月食等）发生的年、月、日都有明确的记载。它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这在2000年以前，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孔子把他的一套“王道”理想，寄托于这本著作中。例如，吴、楚两国尚属蛮夷之邦，却自称为“王”，在《春秋》里，孔子把它们贬称为“子”。又如晋国曾叫周天子去朝拜晋君，这是僭乱行为，如果照写，不仅损害了周天子的尊严，更是告诉后人，这是一个没有是非公道可言的时代。强权如果至高无上，能操纵一切，那么，掌权者就会任意妄为，天下也将永无安宁之日了。

在政治上或社会里，应该有一套合理的规则可行，这种规则是基于人性和道德予以制订的，绝不能由强权自行决定。周天子虽无实权，但名分上毕竟是天子。这种名分大义，不容不遵守。

基于孔子的以上观点，《春秋》不全是客观的事实记录，而是有他一套主观的立场。凡是值得鼓励的，竭力予以宣扬；至于乱臣贼子，则予以笔伐。

当年孔子出仕为官时，在文辞方面，多半与别人商量后才下笔，并不独断专行、坚持己见。唯独写《春秋》时完全依照自己的思想，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可说是千锤百炼，一字不苟，可见孔子对这部著作的重视。

他曾经对弟子们说：“后世的人们，可能因这部书而知道我孔丘这样一个人，也可能因这部书而责骂我。这些都留给后世去印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