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乱频仍、政治风气低靡的东晋，王羲之的政治道路非常不顺利。王羲之被逼无奈，只好辞官归隐。由于当时政治上的腐败和黑暗，他的一番抱负不仅难以实现，反遭受多方打击，他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在这种消沉的意志下，王羲之唯有辞官退隐这一条路，他不想再置身于政治的旋涡中了。“退隐江湖”、“遨啸山林”，这种悠闲的岁月，哪个人不向往？何况是做个雅士比走仕途更出色、更合适的王羲之呢？

王羲之52岁那一年的初春时节，独自一人来到郊外，他顺着小径走到尽头，在一座墓前恭恭敬敬地跪了下来，轻轻擦拭着墓碑上的字。原来，这是王羲之父母的墓。跪立墓前，犹如又见到父母一般，年过半百的王羲之心中百感交集，幼时父亲教他习字、教他做人，母亲慈祥的笑容和温和的语调，一幕幕往事重新浮现，栩栩如生。良久，王羲之才把埋在双手中的头抬了起来，脸上早已泪痕斑斑了。

一想到今天来这儿的目的，王羲之的情绪又变得十分激动，声调也由刚刚的泣不成声变得坚定起来了。他整理了一下思绪，对着父亲的墓说了起来，一如父亲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一般。

“父亲，孩儿不孝，本身没有才能，又不能继续接受您的训示教诲，却很侥幸地做了官，但是，即没有什么好的成绩来报效国家、造福百姓，又没能达到您对儿子的期望，每想到这里，心中就感到十分愧疚和恐惧，深怕这样下去会辱及父亲的名声，所以儿子准备辞官退隐，把职位让给更有能力的人。

“今天特地在您的面前发誓，以后孩儿若再存做官的念头，不但不配做您的儿子，更不为世人所容。我的决心就像天地日月般地恒久不变，我立誓再也不会出来做官了。”

就这样，王羲之毅然决定结束自己的政治前途，辞官退隐了。在回家的路上，他步履轻快，表情也放松了很多，似乎已抛却了沉重的包袱，即将面对一个新的开始。他的夫人正倚在家门口很担心地眺望着外面的天色，她早已觉察到这两天她的丈夫总眉头深锁，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这令她十分忧虑，但又不知该如何帮他。这时，她看到王羲之远远地走了回来，一度堆积在他脸上的阴霾也不见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意。她想，不管是什么困难，现在大概已解决了。于是她殷勤地迎了上去，侍候他更衣梳洗，让他好好地休息一下。

与王羲之结婚多年，郗璇很了解丈夫的个性，她心想：他作了什么大的决定，一定会告诉我的，我先不要问他，等一下他一定会忍不住要告诉我的。

果然，王羲之刚举起了筷子，便忍不住开口说道：“你怎么不问我今天一天都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事？”

郗璇听了抿着嘴笑了笑，心想果然不出所料，但她没有答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丈夫，等待着他继续说下去。

“今天我去看望了父母，并向父亲立誓：从今天起，我不再做官了，我要退隐山林，过那悠闲的日子，好好地陪陪你和孩子们，再也不参与乌烟瘴气的朝政了。”

郗璇没有料到丈夫会辞官归隐，吃了一惊，但仍然不动声色地问道：“你现在不是做得好好的吗？官职也不算低了，为什么说辞官就辞官了呢？”

王羲之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下来，过了许久才开口说：“这其中的原因你就不清楚了。”王羲之看了看妻子，长叹了一声，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似乎又陷入了深深的无奈和苦闷之中。因为决定辞官退隐的原因太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他也不忍心让妻子为他担心，于是便以身体老迈、很多事情力不从心等为由，遮掩了过去。

当年，王羲之便称病告老归田。退隐山林之后，就不再参与政事，常常跟三五好友游山玩水，含饴弄孙，希望可以享享人间的清福。可是忧国忧民的王羲之怎么会就此放弃他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呢。他仍然十分关心国事，由于已经退出政治圈，更能以“旁观者清”的态度来审视着政治的发展和演变。退隐山林后，他曾设法调停了谢、王两大家族和桓温之间的冲突，硬是把国家从毁灭性的内战边缘拉了回来。

这时东晋国内的政治危机又加深了，桓温自从打垮了政敌殷浩之后，声势大振，手上又掌有兵权，因此越来越骄悍，又渐渐地暴露出了反叛的迹象。这时东晋的政权已差不多掌握在谢氏家族的手中，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得来不易的势力，便把素来刚愎自用的谢万外调，出任河南领军，准备用他来牵制桓温，在这种情势下，“内战”一触即发，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了。

这种政局变动使仍热切关心国事的王羲之非常焦虑忧急，他曾对人说：“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百姓好不容易过了几年的太平日子，眼下又要引起一场内战。同为朝臣，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难道不能彼此消除仇视，共同为国家朝廷效忠吗？”

友人劝道：“你现在已经退隐了，何不喝喝酒、赏赏花，却非要操这份心。”

王羲之苦笑道：“你这话说得容易，国家动**不安，你我能够悠闲地喝酒赏花吗？何况，如果政治上有了斗争，王氏家族一定也会插一脚，到时我也难免会被殃及。”

王羲之首先写了一封信给桓温，希望能尽一己之力来消弭这场迫在眉睫的灾祸，他在信中写道：

谢万此次外调河南，统领军事，谢氏家族的目的在于利用他来牵制阁下。但是，依在下的意见，阁下大可不必急着对付他而扩军备战，原因很简单，以在下的了解，谢万的个性十分刚愎自用，不肯听信他人的劝告，凡事一意孤行，这种人根本不必畏惧。而且谢万的哥哥谢安是我的好朋友，我会想办法劝劝谢安，凡事要顾大体，或许可以挽回他们的心意，所以请阁下不要扩军备战，以免又触发一次内乱，使得生灵涂炭。

这封信写得非常得体，而且分析得也很到位，桓温看了以后顿时戒心消除了大半，也因而避免了一次内战的危机。

另一方面，王羲之也写信给谢万，对他的这次外调感到十分惋惜，认为是大材小用，劝他随遇而安，暂且忍耐一阵，等国家有事时必会再征召他回朝廷。又勉励谢万要与部下同甘共苦，节约经费，这实则是要他抑制骄侈的个性，不要轻举妄动、发动战争，免于招致祸乱。谢万因为王羲之的缘故，也很勉强地接受了暂不动兵的建议。这一场几乎爆发的内乱就这样平息了下来，但其中可以看出处在政治夹缝中的王羲之为了获得敌对双方的谅解是如何地苦心积虑。王羲之不明白的是，这些争权夺势的人难道不懂“唇亡齿寒”的道理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一旦内乱发生，外族必会趁机入侵，那时国家灭亡了，夺权成功的一方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好不容易逃过了这一次的政治斗争后，王羲之更加忘情于山水了，他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游览了各地名胜，全国各地无不印下了他的足迹。他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谢万，大谈游山玩水、植桑种麻、含饴弄孙的乐趣，表示自己年岁已大，不愿再侧身于政治中了。最后又郑重声明：“老夫志愿，尽于此矣。”王羲之想借谢万来向那些当权和争权的大族表明自己的心迹，以免在暮年还要被卷入政治的斗争中。

王羲之年纪已大，与世无争，但他热切关心国事的心情仍和年轻时一样，真是心系天下。有一次王羲之和谢安到南京郊外去游玩，这时的谢安已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了，他们两人登上高城，向远处眺望，东晋的锦绣河山尽在眼前。

谢安以一种超凡脱俗的高雅情趣悠然地翘首远望，感慨地说：“唉！这么美丽的山川，如果我也能做个与世无争的隐士，像你一样，终日在山水间悠游，不问世事，那该有多好啊！”

王羲之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大禹操于国事，以致手脚都长了茧子；周文王处理机要，忙到半夜还觉时间不够。国家时值多事之秋，这是士大夫的耻辱！此时，每个人都应想着为国出力，对国事应该更加关心才对，怎么可以说出‘不问世事’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大家都想逃避责任，只为个人打算，难道没有想过，如果国土陷落了，你我去哪里退隐？哪里还有什么山水可供我们遨游？你这种浮华的说辞，恐怕不是当前所应该有的风气啊！”

谢安被王羲之这么一训，脸上很挂不住，心想：我毕竟还是一朝的宰相，你这么训我，岂不是当面给我难堪！于是不情愿地反驳说：“难道是空谈浮华的作风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吗。我身为宰相，这种道理难道我还不明白吗？”

王羲之看了他一眼，说道：“就因为你是宰相，更应该想到这一点，国家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你更不能有这种空谈的想法，你应该学一学夏禹、文王那样地勤政爱民，对国家和百姓负起责任来才对。”

谢安已算得上是东晋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了，但仍然不免受到“清谈”这种虚妄而不切时宜的思想所影响，也常常会有这种偶然的情感抒发。王羲之对谢安这位朋友抱有很高的期望，他知道以谢安的才识对东晋必能有更大的贡献。谢安偶尔产生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王羲之便会疾言厉色地劝诫他，而谢安通常也都能接受。在某种程度上，王羲之鼓励了谢安肩负起匡时救国的重大责任，这也使谢安能够在后来的“淝水之战”中指挥若定、冷静从容，这也可算是王羲之对国家的一个重大贡献吧。

王羲之在公元361年去世，享年58岁。王羲之死后，朝廷感念他一生忧于国事，特别追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但是他的子孙遵奉王羲之“永不做官”的遗命，坚决推辞不肯接受。

王羲之的一生际遇极为坎坷，出身于豪强大族，却一直很不得意；有治事的长才，却无法一展抱负；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却无人赏识；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却为人所猜忌，结果只落得一个“书圣”之名。

在东晋这一动**不安、没落腐化的朝廷中，王羲之实在是整个王朝的中流砥柱，他的操守、见识和雄才大略，在当世无人能及，而这一切，却被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所掩盖了。事实上，王羲之的成就除了书法以外，在政治见解和治世才能上都不逊于谢安等人，但这些却极少为后人所知，人们仅仅以“书法家”、“艺术家”、“书圣”等文人的雅号来称呼他，不免低估了他的才能，也低估了他对东晋王朝的贡献，实在有欠公允。

王羲之共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七个儿子中有五人在史书上留下了名字，而其中又以徽之、献之两兄弟最为出名。王献之幼年随父亲王羲之学习书法，但不为父亲的成就所束缚，敢于创新，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