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继而三国鼎立，直到魏晋，纷乱不安的局面仍然持续着，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300多年来，人民流离失所，几乎没有一天的太平日子，处于这种恶劣环境中的人们感到生命无常，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跟着改变，他们流于悲观、消极，而且思想也倾向于颓废、浪漫、怪诞、厌世，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上产生了一种十分特殊的风气，便是“清谈”。魏晋时期，“清谈”之风尤盛。

而所谓的“清谈”就是相对于谈论俗事而言的，也称为“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论民生，专谈些不着边际、内容虚空的话题。谁要是谈论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富国强兵或谈论某人政绩显著等，就会被其他人贬低为所谈话题低俗肤浅，并遭到讽刺。那一时期，时常可见名流雅士们席地而坐，仙风道骨般地轻挥手中的拂尘，便开始海阔天空地谈讲起来。

随着清谈氛围的形成，其内容也越来越玄奥，逐渐变成了谈玄说理。大家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在一些言不及义或是深奥缥缈的道理上，起初是由一些文人参与，渐渐地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连一些朝臣也加入进来。既可以抒发一下苦闷的心情，又可提高声望，何乐不为？于是“清谈”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这七人，号称“竹林七贤”。因为这七人常常聚集于竹林之中，肆意酣畅，大谈特谈，使人为之侧目。

在清谈的过程中，一方提出自己对主题内容的见解，以树立自己的论点，另一方则通过对话，进行“问难”，推翻对方的结论，同时树立自己的理论。在相互论难的过程中，其他人也可以就着讨论主题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称为“谈助”。到讨论结束时，或主客双方协调一致，握手言和，或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于是有人出来调停，暂时结束谈论，以后还可能会有几次三番的较量，直至得出结论，取胜一方为胜论，失败的一方为败论。

清谈也有高低之分，如贩夫走卒之类只能谈论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而士族之流则高谈阔论老庄、周易，或论及人性善恶之辨等。清谈之风在魏晋时期如此兴盛，而同为士族阶层的王羲之却十分反对这种风气，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清谈”兴起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儒学的衰微便是其中之一。自从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便盛极一时。但是，汉初所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也跟着混进了儒家的思想中，儒学因此带有很浓厚的方术气味。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渐渐地变成了迷信的宗教，根本谈不上什么真理。因此，一些头脑清醒冷静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这些学术思想不满，包括张衡、王充在内的许多学者就开始起来反对了。

但是这种迷信的哲学及可疑的真理却是君主政治的护身符，君王们可以利用“朕即是天”及“天授”的思想来控制人民，因而君王们极力提倡、拥护，读书人为了不负自己多年的寒窗苦读，不得不附和着君王所维护的思想；而君王也利用这种力量来巩固他们的地位。只要专制统治存在一天，这种思想便一天无法动摇。一旦时局不安、海内动**，那些只为做官而读书的人便显得毫无用武之地了。所谓时势造就英雄，国家分裂、战争不断的时期需要的是懂得用兵和治国的人，至于懂不懂哲学、守不守三纲五常，这些都不重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曹操，这位治世能臣、乱世奸雄并不重视学问德行的高下、节操礼义的有无，他的用人原则也是如此，只要有治国用兵的能力的人他便重用。但曹丕即位后，这种情形没有再继续下去，他本身有道家的思想，因此把道家思想用到政治上去，想要做到“无为而治”的地步。皇帝如此提倡，于是道家的思想不仅弥漫于政治之中，也笼罩了整个社会。

到了东晋年间，王羲之看到了无数的内乱外患接踵而来，战争、党祸、饥荒、瘟疫，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不知道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知道有多少田地荒废了。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生活根本上起了动摇，人民的头脑和思想必须跟着转变才能生存、才能适应，一些传统的道德、传统的信仰都已不再有力量维系他们的心灵了。无论是知识阶级还是平民阶级都需要新的信仰去医治那些千疮百孔和疲惫不堪的心。由此，一些老庄玄学、佛教道教等也都随之兴起。

最重要的，各大家族和派系间的权力争斗使很多人都有被卷入政治阴谋的危机感，尤其是文人政客等知名之士。党派间的残酷争斗不仅封住了他们的口，也封住了他们的心。

面对这样的情形，既无力量反抗，一些人便选择了消极逃避。这种局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表现为文士政客们不得不装疯卖傻、寄情于声色，以避免因党争而引来的杀身之祸，因此他们有的人挥着拂尘谈论佛、道，有的人干脆隐居起来，不问世事。相比较此前的人们，魏晋时代的文人们的所作所为就似乎有一点“反叛”的味道在里面。为了追求人生的理想，摆脱传统和现实的束缚，他们用酒和五石散作为避世的武器，而且形成了一种风尚。

当时的文人名士，饮酒已形成了风气，想要忘掉痛苦和逃避现实的人们用酒来麻醉自己，自“竹林七贤”以后，“酒”更成为一时的风尚。

当时的人们对酒有着特别的喜好，人人爱酒，甚至终日沉湎于酒中过生活，人们对于恃酒傲物，放纵自己的人反而大加赞佩。

当时有位名叫刘伶的人，他身高六尺，十分高大，但是相貌却令人不敢恭维。此人爱酒如命，终日离不开酒。有一次，他酒瘾发作，实在是忍不住了，便叫妻子去买酒，他的妻子终日忍受他的酒醉酒气，早已憋了满腹牢骚，见他又打发自己去买酒，便一怒之下将家中的杯盘碗碟全都摔在了地上，碎片溅得满地都是，接着，妻子哭着抱怨道：“你爱喝酒，本也不是坏事，只是你喝得实在太多了，已经伤害了自己身体，就算你不顾自己死活，也该为你父母、为我和子女着想，从今天起，我便要把你这个酒瘾给戒了！”

刘伶很爽快地满口答应道：“夫人息怒啊，好！我就依你，不过我自己恐怕没有这个能力戒酒，我喝酒喝得那么多，肚子里的酒虫是不会答应我戒酒的，看来只有祭拜一下我肚子里的酒虫，让它们肯放过我才行啊！”

妻子见丈夫有意戒酒，高兴极了，忙去置办起祭品来。为表现出诚意，她辛辛苦苦地弄了一桌的大鱼大肉，又买了一瓶好酒，祭品都供好了。刘伶走到桌前跪了下来，口中念念有词道：“我刘伶这个人天生就是要喝酒的，而且是有名的酒鬼，我一次至少要喝上五壶酒才算过瘾，女人家的话是绝不可以听从的！”说完之后，就拿起筷子对着祭桌上的大鱼大肉吃了起来，又顺手拿起那一瓶好酒，仰起脖子一饮而尽，不一会儿就醉倒在桌下了。

他常常乘坐一辆鹿车，带着一壶酒到山林野外去游玩，身后却派一个人跟着，手里拿着一把锄头。有人问他：“这个人拿着锄头，跟在你后面走，到底是干什么的？”

刘伶回答说：“万一我在路上大醉而死，倒在那里，他便就地把我埋葬。”

这样子的人，在当时竟然引起了人们的钦佩！王羲之知道了这事后，便批评道：“天下间竟有这样不知耻的人，这样的死，有什么价值呢？有学问、有能力为什么不报效国家？如果死得其所，不是会使人怀念敬仰一辈子吗？如果他醉死在路上，岂不被后人耻笑？”

魏晋时代的人，他们的思想都是以道家的无为主义为本，对于外来的佛教只取它的“厌世”思想，因此合起来便是一种“自尊”、“厌世”、“有命而无为”、“苟生”、“唯我论”的思想。由这种新的人生观一变而为实际的行动，造成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未曾有过的魏晋风度。例如王恺、石崇的纵欲赏乐，嵇康、郭璞的养生长寿。而王羲之面对这样的社会，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也只能寄情于山水，这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