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和平着想

一度骄傲的德国人对于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区深感羞辱，经济萧条的气氛弥漫全国。以前的商人及职工都在街上乞讨，人民在绝望中起来反对新日耳曼共和国的领袖。

回到柏林后，爱因斯坦仍然热心支持那些和平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一场恐怖的战争，可惜没有效果。这种日渐严重的混乱情势所造成的第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受害者，就是外务大臣华特·拉铁诺，他被政敌杀害。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这位好友是一位真诚的自由派政治家，而他竟遭此横祸，令爱因斯坦深感震惊。他同意大家的说法，拉铁诺之所以遇害，不仅因为他是自由派，更因为他是个犹太人。爱因斯坦知道，反犹主义是一种危险的病态。他觉得只不过是因为有犹太血统，就连拉铁诺这样的好人都不放过，那么，这种疾病将会继续扩张，到最后，德国境内每一个宗教及政治的少数民族都将遭到迫害。

中年时期的爱因斯坦

当“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成立之初，爱因斯坦接受了邀请，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著名科学家及作家共聚一堂。这个委员会是“国际联盟”的组织，希望他们能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努力。但一年后，爱因斯坦辞职了。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以为能以这种方式谋得和平，结果却发现，联盟只是利用其影响力照顾其强大会员国的利益，而对弱小国家却没有任何贡献，甚至未曾对他们提供任何保障。

他觉得，只有经由国际和平才能获得国际正义，如果有足够的青年拒绝参战，战争就不会发生。当他参加“国际反战组织”时，他写下这么一段话：“我请求所有的人……声明他们拒绝参战或者为战争提供任何更进一步的资助。我请求他们写信把这项决定告诉他们的政府，并请通知我，他们已这样做了……我已获得授权成立爱因斯坦反战基金会。”一连几年，他以大笔金钱及他的声誉，继续支持这项基金。

爱因斯坦的许多朋友认为，这样做是一种不爱国行为。他们宣称：“如果我们的国家再度陷于危险，我们应该时刻准备保护它。”爱因斯坦却认为，知识分子应该领导一项促进和平的活动，使将来不再发生战争。

但柏林的许多科学家急于发泄他们的仇恨。他们谴责爱因斯坦访问英国及法国，并和祖国的敌人维持友好关系的行为。爱因斯坦博士的支持者亦遭到同胞们的谴责，因为他们竟然对“杀害我们儿子的外国人”表示尊敬。爱因斯坦越来越为这些国与国之间的仇恨心理感到困扰，他的本意是企图通过科学研究，使这些国家能超越仇恨。

他知道，在某些政治团体里，已经出现了敌人。但一般民众仍然爱戴他，令他大感欣慰。他们仍然前来向他请教以及要求帮助——一位女演员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使她在剧院获得一席之地；一名男子由于得不到签证，无法移民美国，也来请他帮忙。不过，爱因斯坦接到的信件中，并不全是请求怜悯及帮助的。也有一些是说“我生了一个儿子，如果可以以你的名字替他命名，我将感到无限荣幸”或“我刚把我最近推出上市的雪茄取名为‘相对牌’，相信你一定感到很高兴”。

通常，访客上门时，正是他刚忙完一天工作，准备拉拉小提琴，或是阅读一本他喜欢的书的时候。他也许会看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或是希腊剧作家的某个剧本。他现在已能欣赏他们那种平静的智慧了。或者，他也会读读《堂吉诃德》（这已不是第一次），因为他对于这位狂热的西班牙骑士的冒险精神永远也不会感到厌倦。许多人嘲笑堂吉诃德，说他疯狂而愚蠢，爱因斯坦则把他当做英雄。他和堂吉诃德同样是充满孩子气的理想主义者，他同情堂吉诃德这位企图向风车挑战却失败的高贵骑士。

这位教授穿着舒服而宽松的外衣——只要能逃过夫人那双敏锐的眼睛，他经常会不穿袜子——仰靠在客厅中他一贯坐的椅子上。他会耐心地聆听某一位访客畅谈他最近的一次实验，或是听一位经济学家讲述如何使德国免于经济崩溃的一项新计划。某位政治家也许会激动地大谈特谈如何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社会，某些新成立团体的领袖们会要求爱因斯坦支持他们、资助他们。如果来访的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们就打开钢琴，拿出小提琴，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爱因斯坦找到了安详与力量，有时候乐声会从窗户流泻出，飘向宁静的街道。

爱因斯坦喜欢温暖的家庭生活，也爱好旅行。因为他喜欢看看新的地方，以及研究他以前没见过的人。以前的几次旅行都使他感到十分愉快，现在（1922年）他又急于出发前往东方旅行了。

伊丽莎和玛戈尔对于未能获准与她们的父亲同行，感到非常失望，但她们的母亲立场十分坚定。

“你们两个在柏林有这么多的朋友，不会感到寂寞的。”她说，“我平常照顾这个家，还要费心思阻止客人们进入你父亲的书房，已经够忙了，需要出去松弛一下身心。何况，现在我还要费很多心神去照顾一个大孩子呢。”说到这儿，她对她那位总是令她头痛的丈夫皱了皱眉头。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他一向喜欢有她陪伴，但也忍不住惋惜地叹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在这次旅行中，她将监督他的饮食及服装。

有一次他抱怨说：“女人在家里是跟家具黏在一起，整天绕着家具打转,擦擦抹抹。当我跟一位女人出外旅行时，我就成了她唯一的一件家具，她整天都在我身边打转,尽量找理由来改进我身上的缺点。”

艾尔莎对这种揶揄并不放在心上。她可以举出几百个例子，说明每当她不注意时，他就会举止失措。

她愤愤不平地说道：“每次他出外演讲时，总是我为他整理箱子。有一次他回来后，我真是想不通，为什么箱子里的每件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后来,我好不容易才逼他说了实话，他根本没有打开过皮箱，事实上，他就直接穿着他那套皱得不成样子的旅行装，上台演讲去了。还有一次，他要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当时参加会议的每个来宾都穿着晚礼服，有人问他是不是也打算换上晚礼服……”

爱因斯坦打断了她的话，他双眼发光地说：“我告诉那位先生,我从来不打算买晚礼服,因此我要穿着身上这套晚宴服上台演讲。如果要想使人们更尊敬我，我可以在脖子上挂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套衣服刚刚刷过。”

不过，爱因斯坦教授非常清楚，正是因为有他的妻子在，他才少了许多麻烦。她可以在一分钟内决定赏给侍者多少小费。她虽然不懂“相对论”，但对于简单的加减却相当熟练，她可以很快算出总账，并且核对一番。在旅行初期，他很高兴地在日记上写了这么一段：“在边界我与我的太太走失了，但她立刻就找到了我。”人们说他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但在这样漫长的旅行中，如果没有夫人照顾一切琐碎的细节，他就要觉得茫然不知所措了。

不管到什么地方，印度、中国、日本或巴勒斯坦，爱因斯坦博士总是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他不仅被称赞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也被视为一个杰出的德国人。当他在抵达上海港口时，当地德国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一齐出来欢迎他。爱因斯坦觉得很讽刺：在柏林，那些嫉妒他的声名或是痛恨他的和平主义的人把他当做外国人，而在这里，他的国人却唱着德国国歌来欢迎他。这些远离家乡的德国人相信，他们伟大的祖国将受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爱戴与拥护。他们认为爱因斯坦是国际主义者，他一定也有此想法。

在日本，天皇与皇后以招待来访皇族的隆重礼节来招待这位德国科学家。皇后领他到皇宫花园里观赏她那些得奖的**，一路上用法语和他交谈。爱因斯坦很高兴当时有他的太太在场，因为他对花卉所知甚少，而且很快就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了，对他来说，每一朵**都和另一朵一样，没什么区别。但艾尔莎·爱因斯坦喜爱园艺，因此当她经过花团锦簇的花海时，能不断说出合适的仰慕词句。

这样的访问比其他许多酒宴有趣多了。在为这位德国科学家所举行的宴会中，每上一道菜都要举行一项特别的仪式。

“想想看，”有一天晚上，教授对艾尔莎说，“今天晚宴的主人对我说，他已经写了四大册的书，用以描述喝茶时所要举行的仪式。”

艾尔莎笑了，“这种繁文缛节对你来说，大概相当难吧！是不是？我想，你永远无法使这些人明白，为什么你在洗澡和刮脸时都使用相同的肥皂，尤其是有些仰慕者已经送了一些最昂贵的肥皂给你。”

“使用两块肥皂，会使生活变得太过复杂，”爱因斯坦坚持说，“如果我必须用我的精力来决定使用哪一块肥皂，或是怎样倒茶，我又怎能专心做我的研究工作呢？”

令他觉得有趣的是，尽管日本人保留了许多在西方人看来显得十分怪异的习俗，但日本人仍然从其他国家那儿学来了收集签名的热狂。日本人请他拿着长长的毛笔在丝巾上签名，他觉得，这是很愚蠢的风俗，日本人也并不比那些欧洲及美国仰慕者好到哪儿去呀！

这时候的爱因斯坦几乎已习惯了摆姿势供摄影师拍照了。若在柏林，他不是把刊登他照片的报纸不耐烦地丢在一旁，就是出于一种愉快的幽默心理，假装不认得那张已为大众熟知的脸孔，他会质问说：“这个又丑又胖的假货究竟是谁？”但是，不管他到哪儿去旅行，总有许多人会坚持送给他礼物，使他不知该如何表达感激之情。

一群可爱的日本儿童送给他一本彩色画册，另外有人赠送丝巾、刺绣、木刻品等。甚至连一向喜爱漂亮家具及摆饰的艾尔莎，在源源不断地收到礼物时也忍不住感到烦恼，柏林的公寓已经够拥挤了，现在怎能容得下这些东西？

在日本，爱因斯坦接受邀请，发表了一连串的演说。当然，他不会说日语，必须由另外一个人把他的全部演讲内容翻译给那些耐心的听众。后来令爱因斯坦大感惊讶的是，他的第一次演说以及完整的翻译，竟使这些极有耐心的听众在大厅里坐了四小时。因为他觉得，对于大多数日本听众而言，以日语再重复一次他的演讲其实没有太多意义。他决心办点好事，所以第二次演说时就把时间缩短到两个半小时。

但当他到第二个城市旅行时，他注意到，陪他同行的日本人不断聚在一起，并以谴责似的眼神望着他。这些有礼貌的仰慕者竟然表现出如此无礼的态度，这令爱因斯坦深感诧异，决定找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问一位懂得法文的日本青年说：“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使得你们不断地瞪着我，并且彼此窃窃私语？”

这位日本青年有点踌躇，他不想解释，但他知道，这位贵宾所提出的问题必须予以回答。

“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你说，才不会冒犯你。”他终于说道，“既然你问了，我必须要回答你，我们正在讨论，在我们刚刚离开的城市里，你侮辱了很多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越来越觉得困惑不解，他是不是忽略了什么仪式？他不是一直遵照他那位细心的妻子的指示行事吗？他并未要求那些杰出的日本音乐家再演奏一曲，这样做是不是太无礼了？他不喜欢日本音乐，在一次冗长的酒宴结束时，他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任何日本音乐了。

“我怎么侮辱人了？”他问道。

“那位安排你作第二次演说的先生受到了深深的侮辱，”这位日本人说，“第二次演说只有两个半小时，而第一次有足足四小时。那位先生认为，你不看重那些听众，并企图轻视前往听你演讲的各位先生。”

爱因斯坦把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他的日本朋友亦礼貌性地陪着他笑笑，不过他们却一直不知道，他究竟是认为什么事情这么好笑。

爱因斯坦在回程途中访问了巴勒斯坦，对他而言，这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但爱因斯坦博士却比许多现代观光客更了解它。观光客只知道它是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犹太教——的圣地。

古耶路撒冷的每一块石头，都写满了丰富的历史与传奇。在“岩顶”处，一位阿拉伯导游虔诚地指着那块大石头说，就是这块石头把他的先知穆罕默德带上了天堂。在“岩顶”附近就是“哭墙”，耶稣当时曾从彼拉多的审判所沿着这条街道，走向各各他（髑髅地）。现在，来自各国的观光客已把这条街道踏平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站在寺庙的残壁前，一面哭泣一面祈祷，祈求使分散各地的犹太人能再团聚。

爱因斯坦也看到了巴勒斯坦的新生活，他访问了医院及幼儿园、农业学校、现代化的报纸与银行。他看到了新社区，那儿的年轻男女以福特牌曳引机及最新的农业技术，征服了当地贫瘠的土地。他不仅在希伯来大学发表了愉快的演讲，在特拉维夫市也同样的高兴。特拉维夫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全部由犹太人组成的城市，城内的每种工作都由犹太人担任。在这儿，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像在欧洲时那样受压迫。

但爱因斯坦博士并未被兴奋冲昏头，他对于当地的某些情况感到困扰，并认为那是巴勒斯坦理想生活中的瑕疵。他的批评为教友们所憎恨，但他们仍然赞扬他是巴勒斯坦的一位工作者，也是当代最伟大的一位犹太人。

爱因斯坦夫妇是萨缪尔子爵——英国指派的巴勒斯坦总督的贵宾。萨缪尔子爵身为英国皇家代表，因此也就生活在皇家荣耀中，每当他离开官邸，都要发射礼炮致敬，每到一处，都有一队戎装的骑兵跟随。在隆重的接见、宴会和早餐时，都要一丝不苟地遵守全套的英国礼仪。到这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学会不去理睬他认为是毫无意义的那些繁文缛节。但艾尔莎由于长久以来公开露面，突然产生了反抗心理。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家庭主妇，”她愤愤地说，“我喜欢自然而舒适的生活，我对所有这些荒唐的礼仪不感兴趣。对我丈夫来说，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是一位著名的人，他可以不拘礼节，人们会说，因为他是一位天才，但是，如果我不遵守某种礼仪，人们却说我缺乏教养。”

她越说越激动：“报纸记者在厌烦了为我丈夫编些愚蠢的报道之后。他们就开始对我乱加报道。他们知道我近视，就写什么我把放在自己碟子中的花朵的绿叶当成沙拉吃掉了。”

爱因斯坦夫妇回国时，是搭船沿着可爱的地中海海岸悠闲地航行，他们很高兴暂时摆脱了受人注目的社交生活，彻底地享受着航海之乐。他们抵达马赛港时，艾尔莎急着要赶回家。但爱因斯坦喜欢当地的美丽景色，以及西班牙的艺术，忍不住接受邀请，前去访问那个国家。

在马德里大学，他又接受了一个荣誉学位。到目前为止，他已接受了许多荣誉学位，这是不是国际间已获得谅解的一个良好的象征？他在心里如此想着。在战争期间，西班牙一直和德国维持着友好关系，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是位犹太人，犹太人在1492年曾被西班牙驱逐出境，过着流亡生活。即使是现在，也只有少数的犹太人住在西班牙。但西班牙的一些著名学者却推选他为西班牙学院的委员，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在皇宫召见他。奇怪的是，这位不负责任只知享乐的国王十分仰慕这位不拘小节的教授。爱因斯坦对待阿方索国王的态度没有什么特别，和他在旅途中对待每个人的方式一样。他在漫长的旅程中，曾见过日本皇后，也碰见一位印度脚夫要求他多赏些小费，他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他的温情和真诚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和信任，他从未想过要取悦任何人，始终保持自己纯真的本色。

他知道，在德国，仍有许多敌人歧视及嫉妒他。但当回到德国以后，他却发现，他在祖国的声名已比以往更为稳固。因为当他还在东方旅行期间，已经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