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很准确地预测出了星星接近太阳时会有什么反应。但在1919年时，他对她的妻子说：“现在他们全都知道我了！但是过不了三个月，他们就会忘记我，就像忘记一个过气的明星一样。只有物理学家会来问问我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各大日报继续刊登有关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消息，不仅有他的照片，有关于“相对论”的评论，还有他的趣闻轶事，包括不少胡乱捏造的。杂志上也频频出现有关他本人及研究成果的长篇文章。所以无论他走到哪儿，大家都能立即认出他来。

他一向是个友善的人。但是现在，在每天都有无数访客登门拜访的情况下，他再也不能维持那温和的脾气了。过去，他对每一位客人都很欢迎，不论是德国最著名的剧作家，还是刚从波兰来的穷苦学生（多半是希望爱因斯坦博士协助他进入大学就读），他都一视同仁。

但现在，似乎每个来到柏林的人都想来拜访这位害羞的天才教授了。有一天，一位活泼的年轻人前来拜访，请爱因斯坦写篇介绍自己的文章给他所服务的杂志，他们愿意提供一笔优厚的酬劳。

爱因斯坦发火了，他咆哮着说：“你们那份流行杂志的读者是不可能对我的研究感兴趣的。而我个人的故事与大众毫无关系，我不是职业拳击手，人们不会对我个人的琐事感兴趣的。”他毫不客气地把这位不速之客轰跑了。

接着有个胆大的小男孩偷偷地溜了进来，他希望爱因斯坦博士在他所准备的签名簿上签名。爱因斯坦和他说了几句话，然后把他打发走了，那个小男孩非常高兴。“这样做真是有点蠢！”爱因斯坦自言自语道。但是，谁能忍心让一个孩子扫兴呢？

随后来访的是位眼神飘忽、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他腋下夹着一个纸夹子，里面是一些文件。他向爱因斯坦夫人请求，要见教授几分钟，“我要把我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他，我知道他一定会感激我的”。

艾尔莎尽了最大的力量，从每天来访的众多客人中选出几位她知道她丈夫愿意接见的客人。当某个客人真的获准去见爱因斯坦的时候，她又要设法使访问的时间不要拖太久。因为爱因斯坦为人和善，一旦有客人进入他的书房，就不好意思催人家走。

有一天，有位学生获得接见。半小时后，他站起来时显得有些不愿意走的样子，爱因斯坦友善地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不妨告诉我。”

那位年轻人有点踌躇地说：“您太好了，愿意抽出宝贵的半小时来接见我。我不敢有什么奢求，只希望您能送我一张您的签名照，我会把它放在书桌上。当我工作时，也许能给我一点灵感。”

“好的。”爱因斯坦博士回答说，“但我有一个条件，你也一定要给我一张你的签名照。”

几年以后，这位年轻人讲述这个故事时，眼中满是泪水。“我当时是一个无名小卒，他则是伟大的爱因斯坦博士。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我的照片，但当他说那句话时，我还是觉得无比的骄傲。”

还有一天，爱因斯坦耐心地聆听一位并不著名的物理学家花了两小时的时间向他说明某些新而惊人的理论。最后，爱因斯坦婉转但肯定地告诉他的客人，研究这项永远无法证明的理论是浪费时间。这位访客的妻子在丈夫说话期间，一直坐在一旁，本来渴望能够听到这位大科学家夸奖自己的丈夫一番，现在却听到这些，因而很生爱因斯坦的气。

她质问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我相信我丈夫的理论是正确的。”

“夫人，”爱因斯坦说，“我之所以听你的丈夫说话，是因为虽然他的有些观念是错误的，但看得出来，他对物理学还是有几分了解的，因此他有权表达他的观点。但我相信我对物理学的认识和你差不多，所以我拒绝听你的。”

虽然每天都有大量来信，但爱因斯坦夫人只挑选其中的几封交给她丈夫，由他自己回信，因此爱因斯坦不需要去看某些来信者的荒谬意见。例如，有个人写信说，他相信，只要获得爱因斯坦的协助，他必能减少购炭的价格。还有一些爱因斯坦也无法回答的回答，比如告诉一位想要当探险家的小男孩如何加入非洲探险队。对于“相对论”，许多人永远有问不完的问题，比如“请你简短地将‘相对论’介绍一下，以使我可以向我的朋友们解释一番”等，最多的还是索要签名。

爱因斯坦博士认为，至少他可以满足这些令人烦不胜烦的索要签名的仰慕者。他公开声明：任何人只要在信封里附上他所规定的一定数目的钱，他就会把亲笔签名寄过去。他把收到的钱全部转交给了一个基金会，资助维也纳的战争孤儿。虽然为这个基金会筹得的款项不如他所希望的那么多，但至少使他暂时摆脱了人们向他索要签名的困扰。

许多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也纷纷来信，但并不是所有来信的人都认同爱因斯坦的理论。有些人自称是为他们所谓的“常识物理学”辩护，他们宣称“相对论”根本无关紧要。许多谴责爱因斯坦研究工作的人则根本不肯承认他的学说是正确的，也有人因为成就不及他，而对他所获得的荣誉表示嫉妒和不满。爱因斯坦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科学家竟然也会有嫉妒之心！在学术界，教授们之间往往产生很大的敌意，但爱因斯坦从未有过些许争夺地位或荣耀的欲望。一位跟他相当熟悉的人曾经说过，爱因斯坦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拥有伟大的人格，而且这和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并没有什么关联。他的人格自然而伟大，从来不会嫉妒或者怨恨别人。

对于那些无法接受新思想的科学家所发表的批评，爱因斯坦并不觉得烦恼。他知道，创立新理论的人多少都会遭到批评和质疑。对许多物理学家来说，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才会习惯接受他的新宇宙观。学者及教会人士以前就曾谴责、否定过哥白尼和伽利略。爱因斯坦认为，他本人也可以等待，直到被所有的人接纳为止。有人告诉他，物理学家马赫——爱因斯坦曾以他的学说为基础，进行多项研究工作——曾激烈批评他最近的学说，爱因斯坦唯一的回答是：“那是因为他已经老了。”

对于那些对他进行非科学性攻击的人，他往往没有太大的耐心，有一次爱因斯坦博士参加一项他也是主讲之一的柏林会议，竟然需要动用警察来保护，这真是令人难过的事。爱因斯坦在答复对他个人所作的一项最严厉的人身攻击时，仅仅说，这种攻击不值得回答，因为就科学来说，这项争论并不具有任何科学意义。

许多科学家憎恨爱因斯坦既是一个犹太人，又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类攻击深深伤害了爱因斯坦，他一直希望德国人能消除好战的思想，因为德国皇帝已经流亡国外，德国现在已是一个共和国，爱因斯坦认为现在可以恢复以前所放弃的德国国籍了。他所出生的这块土地因为战争的摧残，已经变得残破而穷苦。身为德国公民，爱因斯坦利用他与日俱增的声名，多少可以恢复祖国日渐衰落的荣耀。跟其他自由派人士一样，他把希望寄托在新领袖身上。但他知道，在失败而贫苦的人民当中，正激**着一股怨恨而绝望的暗流。“我的情况，”他说，“就像是正躺在一张漂亮的床铺上，但备受臭虫的折磨。”

他的名气迅速传播到德国以外的地区。当“相对论”的新闻成为柏林报纸的头条新闻时，柏林市的一位美国记者收到了纽约编辑的一封电报：“请以一千字说明这项理论，速回电。”

一位数学教授答应写这篇说明文字，结果文章竟长达一万八千字。这位教授坚持文章无法压缩，于是只好把整篇文章以电报发到纽约。纽约十几位一流的学者企图把它压缩成合理的长度。不过当他们承认实在无法予以压缩时，这位纽约的编辑也认为，这个题目拥有浓厚的趣味性，值得把它全文刊登出来。

黎波·英菲尔德曾经说过这个时期的另一个故事。他当时认为，在他服务的那个波兰小镇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对爱因斯坦本人或他的研究工作有兴趣。但由于他本人是个物理学家，对于这个项目极感兴趣，于是他宣布说，他将就“相对论”公开发表一次演说。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站在冬天寒风中等待演讲厅开门的人实在太多，有关部门只好开放镇上最大的体育馆，以便容纳这些听众。

似乎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希望看到这位“相对论”的创立人，即使只有极少数人能懂得这项理论的真正意义。爱因斯坦被邀请前往荷兰演讲，并获得莱顿大学的一项教职。当他在莱顿大学向一千四百名学生讲课时，回想起在苏黎世上课时只有两位老朋友前往捧场的教学情形，不禁哑然失笑。

他很高兴重访布拉格（现在是捷克新共和国的首都）。一向看不起捷克人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现在却由于战败而显得沮丧和不安。这些泄气的德国人热烈欢迎爱因斯坦的来访，以重拾他们的自尊。当地的一家报纸骄傲地宣称：“现在，全世界都会发现，一个能够产生像爱因斯坦这类人物的德国民族，将永远不会受到压迫。”

跟平常一样，在众多的观众当中，有许多人只是来看一眼这位著名人物。一位安排这次演讲会的人低声对身边一位教授说：“请你用一个字回答我，爱因斯坦所讲的，是真的，还是只是骗人的？”虽然爱因斯坦已经尽可能使演说的内容简单易懂，但这位先生仍然对“相对论”一无所知。毕竟，“相对论”是无法以一个字或是一次演说，完全解释清楚的。

在那天晚上所举行的一次聚会中，爱因斯坦被邀请上台讲话。他说：“如果我不发表演说，而是为各位演奏小提琴的话，也许会更令人愉快，也更容易了解。”当他拿起小提琴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时，他的疲倦似乎全部消失了。

就在爱因斯坦准备离开布拉格时，一位兴奋的年轻人请求爱因斯坦抽空看一看他的一篇论文，大致内容是：如果使用爱因斯坦的公式E=mc2做基础，是不是可以利用原子中所包含的巨大能量，来产生引力的爆炸？

“请你冷静一点，”爱因斯坦告诉他，“我的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如果我不讨论你的研究作品，你并没有任何损失。这是相当愚蠢的，因为我已经读过将近一百篇像你这样的‘发明’报告。”

这次，爱因斯坦却预测错了，他做梦也想不到，在他的公式内，竟然隐藏着发明原子弹的原理。

爱因斯坦向这位失望的发明者微笑道别，然后搭乘火车前往维也纳。他发现，一度极其伟大的奥匈帝国，现在竟然变成了一个挣扎中的年轻共和国，古老美丽的首都现在已变成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他在维也纳向三千名听众发表演说，虽然他的这些听众遭遇了战败与绝望，但在聆听他的演讲时，他们却忘掉了悲哀。他们一度熟知的那个古老而愉快的世界已在他们的头顶上坍塌，爱因斯坦就像一位魔术师，可以为他们带来一个新世界。

就在从维也纳回来后不久，爱因斯坦要求妻子收拾行李，因为他准备作一次为时较长的旅行，他们要到美国去。他对耶路撒冷大学的兴趣，在这几年内已大为增加。根据自身的观察与体验，爱因斯坦教授知道，一个来自东欧的犹太学生要想进入一所大学，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许多这类年轻人，不管他们是多么用功和有才能，当他们竭尽所能来到柏林之后，会发现柏林著名大学的大门对他们是关闭的。希伯来大学的创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根据爱因斯坦的说法，这所大学可以作为东方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

英国化学家及多年来担任犹太主义党领袖的威茨曼亲自来到柏林，要求爱因斯坦陪他一起前往美国去筹募基金。威茨曼的募款活动有两个目的：他希望募得金钱，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使更多的犹太人能在当地的农场及社区中工作；同时，他也打算请求资助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似乎愿意协助他进行这项活动。

爱因斯坦知道，由于他与日俱增的声望，美国人将会乐于参加有他演讲的任何犹太人会议，甚至只要有他坐在讲台上就可以了。他认为，这种热诚的活动虽然很愚蠢，但对替希伯来大学募款有莫大的助益。他同时也急于看看美国。爱因斯坦于1921年4月起程前往美国，在起程之前的一次访问谈话中，他告诉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蔓延欧洲各地的国家主义风潮其实是一种病态。国与国之间应该有一种合理的关系。科学家，尤其是自由美国的科学家们，一定要成为超越国家主义的先驱。

纽约市的市民们以迎接总统、探险家或电影明星的盛大场面来欢迎这位羞怯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教授和他的夫人登上码头之后，立即被摄影记者及新闻记者们包围。每个人都急于知道有关这位杰出人物的消息。爱因斯坦笑着说：“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首席女高音。”他知道，只有少数几个学者对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真正感兴趣。大部分群众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使宇宙变得乱七八糟的人物。

爱因斯坦带着他心爱的烟斗及小提琴盒，配上他满头蓬松的乱发，十足一个音乐家的模样。他耐心地聆听人们提出的有关“相对论”的问题，例如，这项理论能否能用几句话加以解释？世界上真的只有十二个人了解这项理论吗？这时有位记者转身对爱因斯坦夫人说：“也许你了解‘相对论’。”

艾尔莎早已学会如何应付新闻记者。

“不，我不了解。”她玩笑似的回答，“不过，他曾经对我解释过许多次，但我很高兴我并不了解这项理论。”

爱因斯坦虽然拒绝向记者们讲解，但却很高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相对论”。由于他的英语并不十分流利，因此，他仍以德语演讲。后来他被邀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演讲，并接受一项荣誉学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发表一篇德语演说欢迎他，并把他形容为“科学界的哥伦布，独自航行过奇异的思想大海”。

每一位德裔美国人对于这位来自祖国的访客所获得的荣耀，无不感到骄傲；美国的犹太人更是感激他为同胞所带来的荣耀。当威茨曼和爱因斯坦到达克里夫兰时，城里的犹太商人全部关上店铺，排成一长列，紧跟着他们的座车从车站一直走到市政厅。这两位访客在市政厅受到隆重的接待。跟平常一样，爱因斯坦倒宁可躲在后面。在一次筹募基金的会议上，爱因斯坦在威茨曼之后上台讲演，他说：“你们的领袖，威茨曼博士已经讲过话了，他也说出了我们心中的话。追随他，你们将获得成功。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

这位伟人不管走到哪个地方，他的谦虚和单纯总会令他交到许多新朋友。访问哈佛大学时，他留在物理实验室里和学生们谈话，讨论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并对每个人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当他听到一位纽约市议员曾反对纽约市对他作正式的欢迎时，他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冒犯，反而觉得很有趣。这位市议员宣称，纽约市以前曾给了库克博士许多热烈的欢迎及荣耀，结果让纽约市为此丢尽了脸。这位市议员质疑说：“库克是个骗子，夸口说他发现了北极。或许这个德国人也是一个骗子，他并未真正发现‘相对论’。”

爱因斯坦在回程中接受邀请，决定在英国逗留，并发表几场演说。当时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而且许多英国的物理学家并不接受爱因斯坦的理论。哈达尼爵士长久以来一直是爱因斯坦的支持者，他告诉一群英国科学家，他的这位德国朋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牛顿的墓前献了鲜花。哈达尼爵士说：“牛顿是18世纪的天才，爱因斯坦则是20世纪的天才。”

英国教会领袖——坎特布里大主教，曾读过几本有关“相对论”的书籍。但他承认无法了解里面的意思。他急于要见见这位来访的科学家。在一次欢迎爱因斯坦的晚宴上，他很高兴地发现，他就坐在爱因斯坦的身旁。这位大主教在此提出一个不仅令他自己感到困惑，也使哥白尼及伽利略时代的教会人士疑惑不解的问题：“你的理论对宗教有什么影响？”

“没有影响。”爱因斯坦回答说——后来，他的回答受到广泛的引用，“‘相对论’是纯科学事物，跟宗教没有丝毫关系。”

法国也跟英国一样，仍然因为战争而对德国抱有敌意。1922年，当爱因斯坦被邀请前往巴黎演讲时，有许多人提出反对。几位前往比利时边界迎接爱因斯坦的法国科学家听到谣言，说某些团体的成员正计划在巴黎火车站对付他们，这令科学家大为惶恐，为了安全，他们只好提前下车，把爱因斯坦送往旅馆。对爱因斯坦来说，他很高兴可以避开新闻记者及摄影人员的疲劳轰炸，更令人欣慰的是，后来他获悉，聚集在火车站的人群实际上并不是充满敌意的示威群众，而是仰慕他的学生们正等着欢迎他呢。

但邀请爱因斯坦前去访问的那个委员会仍然相当小心。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自己确实是想听演讲，而且不会制造动乱，否则休想获得入场券。在拥挤的听众中，有一位最受尊敬的巴黎市民，一位衣着朴素的小妇人——她是居里夫人，镭的发现者，两度诺贝尔奖获得者。

尽管有些法国科学家因为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而痛恨他，甚至故意冷淡他，但爱因斯坦却觉得所有的人都很友善。许多人见过他的照片，并十分容易地就从他那满头蓬乱的灰白头发及深陷的眼睛中认出他来。他十分感动地发现，当他在巴黎乘坐公共汽车时，车上的工人彼此以肘相触，面带微笑，羞怯地朝他看。他评论说：“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子。在那儿，每个人都会用力和你握手，同时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你很快就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但‘握手’累积下来的效果却存留在你的手指头上。”

当然，在巴黎也跟在纽约、伦敦及维也纳一样，仰慕者坚持问些愚蠢的问题，使他觉得无法作答。一位漂亮的少妇问他：“教授，我在报上看到，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对不对呢？”

爱因斯坦十分严肃地回答说：“我想，这种说法缺乏科学根据。”

由于爱因斯坦的主动请求，他去参观了曾经遭受德军侵略的偏远地区。就在距巴黎不远的郊外，几年前用来对抗侵略者的战壕，现在已长满小麦，在春季的天空下，充满希望地摇摆着。但在几里之外，却可见到被毁坏的房舍尚未重建，受德国毒气影响的树木已经枯萎。

他们一群人在一处烈士公墓前停下来，爱因斯坦摘下他那顶没有形状的软帽，他的双肩松垂在宽大的外衣下。他伤感地望着那些似乎没有尽头的木十字架——黑色代表德国军人，白色代表法国军人。

爱因斯坦轻声地说：“我们应该把德国所有的学生及全世界的学生都带到这里来看看，使他们认清战争的嘴脸。”

他对整个遭到毁灭的村庄，以及雷姆斯大教堂被破坏的情景，感触至深。当他站在返程的火车上时，他的声音由于情绪激动而略带颤抖。一位法国人看见他站在那儿，手中抱着小小的黄色小提琴盒时，说道：“从来没有人曾经和这样一个人一起旅行过，一位睿智而又带着如此简单行李的大人物。”

爱因斯坦告诉他的朋友说：“我很高兴我来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平常并不容易见到。回到家里后，我要把我见到的情景告诉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