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回国后，就忙于办理一些事务和会见一些朋友，旅途中的忧郁因为忙碌一扫而空。经由朋友的介绍，拜伦同意将自己的诗集委托给约翰·马雷出版。不过，他仍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刊登在诗集的封面上。马雷是一位著名的出版商，他具有准确的判断力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在这之前，他曾为很多当代名家出版过作品。

拜伦一面进行出版诗集的准备工作，一面处理债务。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债越还越多。

8月初，拜伦突然接到母亲生病的消息，他不得不放下一切，不过他没有立即赶回纽斯台德，一方面是因为他和他父亲有相同的想法，认为和母亲“保持一些距离”才能够和谐地相处；另一个原因是，他身无分文，必须向汉森先生借40英镑旅费。不料，动身前夕，有消息传来：他的母亲已经逝世了。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拜伦并没有特别激烈的反应，但是，回到纽斯台德后，一种失落感立即涌上心头，一个女仆发现他在阴暗的屋子里，面对母亲的遗物，低低地啜泣：“你是我在世上仅有的一个真正的朋友，可是，你却已经去了！”

拜伦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她收集了许多有关他诗集的评论和诗集出版时的广告，在这些资料旁边还有母亲所作的评论。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凯瑟琳当时必定为儿子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

为了填补母亲过世所造成的空虚之感，拜伦将精力放在诗集的出版上。马雷先生对拜伦的诗集有两点要求：一是《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有一些宗教观念与当时的情况不符合，必须修改；二是作者的名字必须印在诗集封面上。

对于第一点，拜伦作了某种程度的让步。他将诗中所提到的自己关于宗教方面的观点尽量模糊化。至于第二点，拜伦不太情愿接受。因为他担心早期那些不能接纳他的作品的评论家们看到他的新诗集会大加抨击。另外，他也担心一旦署名，读者必定会追究诗中提到的人物影射的是谁。

这期间，拜伦突然听说一件事，他在剑桥时很喜欢的那个唱诗班的男孩，早在这年5月就意外身亡了。拜伦觉得十分忧伤，他除了寄情诗集外，只能向好友霍布豪斯倾吐心声：“现在我的情绪非常坏！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记得在剑桥时唱诗班的那个男孩子吗？他死了——在5月时……”最后，拜伦为了纪念这个男孩子，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补写了几行诗。

不久后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帮助拜伦摆脱了死亡的阴影。一位爱尔兰名作家向拜伦下了挑战书，他的名字是汤姆斯·穆尔。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到过，拜伦年幼时十分喜欢他的诗，后来却批评他的作品“没有生机”。穆尔气不过拜伦对他的批评，所以提出了挑战。可是，这封信被赫金森藏了起来。后来，穆尔听说拜伦已经回到英国，就又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的语气和措辞比之前温和许多，他没有再提挑战的事，只是说希望和拜伦见面，彼此认识一下。经过书信往返商议后，他们决定在另一位作家，也是穆尔的好友罗杰斯家中见面。

这次会面出乎意料地融洽。拜伦除了见到穆尔的庐山真面目之外，还有幸认识了当时他推崇的其他作家。他们对拜伦彬彬有礼、态度谦恭，也十分赞赏拜伦的才华。

不过，当天还是出现了一点尴尬的场面，因为拜伦正在节食，所以罗杰斯准备的点心饮料等，他一点也不能碰，而罗杰斯一时又拿不出拜伦能吃的东西，于是拜伦只好将马铃薯捣碎了蘸着醋吃起来。话题转向文学时，这个尴尬的场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化解了。拜伦从此和这些作家成为朋友，而穆尔也不再对拜伦怀有敌意，他们结为莫逆之交。

虽然拜伦也想在文学上有所发展，但他真正的目标还是在国会上议院崭露头角，这也是他到东方旅行的原因之一。当时的拜伦对基本人权有些认识，也有充分的信心能在国会上滔滔不绝地发言。不过，他对实际的议会程序和众人所关心的议案却没有深刻的了解。同时，他还面临着一种矛盾的状况——他的好友，如霍布豪斯、戴维斯等人都是平民，他既同情平民的处境，也忘不了他在未成为贵族之前的一些经历。然而，身为一个贵族，他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同等社会阶层人士的认同。

由于罗杰斯和穆尔的提携，拜伦在伦敦文学界的名气逐渐大起来，他也醒悟到，自己当年写的那些文学批评确实年轻气盛、冲动且充满了主观意识。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预定在1812年3月1日出版，但马雷一见拜伦声名鹊起，就推迟了它的出版时间，然后利用这几天，大范围地作宣传。《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正式出版后，还不到三天，首印的500册就被抢购一空。拜伦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