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晓的雄鸡终于唱来了黎明，红军强渡乌江之后，一举攻克了重镇遵义。

红军医院进驻遵义，是在第二天清晨。霍大姐、姚秀芝等人护理着伤病员，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在繁华的大街上，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多少年后，一位历史的见证人曾做了如下的记述：

经过战斗洗礼的遵义城，沐浴在朝霞里。我们看到，楼房鳞次栉比，街道宽阔，店铺很多，有的已经卸下门板开始营业，鲜红的橘子、松软的蛋糕、装潢华丽的云烟和装潢古朴的茅台……真是琳琅满目，这一应日用百货也都呈现着城市独有的景象。这种强烈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我们最近一个时期，一直在十万大山里钻，一进城，颇有耳目一新之感。看久了茅屋、野店、小径和山路，再看到贵州第二名城，干部战士都颇为惬意。

红军医院刚刚在一所学校里安好家，上级就来了命令：原地待命，要想方设法、尽快地恢复和增强指战员的体力。对此，姚秀芝可没有像老马那样高兴得逢人便说：“老子的铁脚板可算捞到休息了，空空的肚子，也可以增添点油水了。”姚秀芝清楚地知道，遵义是贵州省的第二座大城市，北通重庆，南接贵阳，是兵家必争的要地。如果不是有着重要的原因，在此集结重兵是兵家的大忌！当然，她还十分明白，遵义并非红军突围远征的“家”。对此，霍大姐却有着另外的想法：红军敢于在此休兵，说明被动的军事局面暂时得到了扭转。造成这种主动局面的原因，她相信丈夫说的消息：中央被迫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强渡乌江、攻占遵义的战略方针。当然，她们二人的心中都有着一种预感——或者是一种难以出口的欲念，可能会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吃过早饭以后，姚秀芝在老马的“陪同”下上街采购药品。她看着喜气洋洋的红军战士奔走在街头，抢购着吃食和一些生活必需品，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她暗自激动地说：“多像在苏区的时候啊，红军战士打了胜仗，一回到瑞金就争着抢吃抢喝，不分你我……”但是，当她看到战士们穿的衣服竟有七八种颜色和式样，有的同志甚至把未经剪裁的棉布缠在身上，像原始人那样，也有的人披着用细麻绳串在一块的光板狗皮、羊皮，护着连衬衣也没有的前胸后背，抗御着黔北高原上穿胸透背的朔风，异常干冷的天气，她的心里又产生了一种隐隐作痛的情感！她知道这支英雄的队伍，经过跋山涉水，连续作战，脱离了“家”，得不到供给，吃尽了人间的苦。为此，她感到自己的灵魂负荷更重了。

老马可没有姚秀芝这么多的联想和感慨，在他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战斗减员，天冷无衣，饥饿没粮都没关系，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的。他看着货摊上摆的那鲜红的橘子，嘴里就自然而然地生出了口水；他看着挂在半空中的皮衣和棉袄，身上就冷得打寒战，暗自不平地说：“等革命成功了，老子也要买它一件穿。”所需的药品买齐了，回医院驻地的路上经过一条繁华的街道，面馆和酒店一家接着一家，各家堂倌像是唱歌般的叫喊，都具有极大的**力。老马听到“请喝茅台酒，醇香扑鼻，驱寒益身”的时候，他真想走进酒店，学着武松的样儿，病痛快快地喝它十八大碗；当他听到“贵州佳肴，川滇名菜，实惠便宜，快来吃啊”的时候，他的食欲大振，真想进去大吃大嚼一顿，但是一摸随身带的那点可怜的钱，就只好惋惜地离去了。在这条街道的尽头，有一家卖羊肉粉的饭馆，铺面不大，赏光的顾客不少，其中也有红军战士在用餐。老马想起羊肉生暖，又是当地的风味小吃，遂产生了吃它一碗的念头。他唯恐上当，先在门外抽着鼻闻了闻味道，待到他的馋涎就要脱口流出的时候，终于下定了决心：

“姚老师，咱们也去吃碗羊肉粉吧？”

姚秀芝何尝不想吃碗香喷喷的羊肉粉啊！可她这位囚徒拿什么来买呢？她难为情地摇了摇头。

老马很快明白了姚秀芝的心思，他掏出为数不多的一点点钱，在手上掂了掂说：

“这是我攒的钱，走，一人来它一碗，我来请客。”

姚秀芝知道老马这些钱，是从所谓的“伙食尾子”分得的。她自己虽然也是入伙者，但连分这点可怜的“伙食尾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她不忍心花费老马的钱，尽管她真想走进小铺去吃羊肉粉——准确地说不是一碗，而是要饱餐一顿，所以她还是摇了摇头说：

“你去吃吧，我先回去了。”

“不行！”老马生气地说，“有福同享，有罪同受，现在我请你吃羊肉粉，将来你再请我吃七大碟子、八大碗的席！”

姚秀芝微笑着点了点头。她吃得是那样的香甜，那样的贪婪，一碗羊肉粉下肚，连筷子都没停一停，嘴也没歇一歇，头也没顾得抬一抬，她真的相信这样一句话了：

“遵义城的羊肉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味佳肴！”

“来！再分一半。”

姚秀芝闻声抬起头来，她不知道老马是什么时候吃完的，也不知道他何时又买来了一碗，到这时，她才真的明白了“饥不择食”这句话的深刻含意了。说句实话，她真想再分食老马一半，可她还是违心地笑着说：

“我吃饱了，你自己吃吧。”

“你骗人！再吃一碗也饱不了。”老马端起这碗新买来的羊肉粉，半开玩笑地说，“姚老师！将来你转运了，如果不想请咱老马吃七大碟子、八大碗的席，今天就不分吃这一半羊肉粉！”

姚秀芝知道拗不过老马，笑着点了点头。

当天下午，上级又下达了紧急命令：凡是原红军剧团的成员，会写大标语的指挥员，都要上街书写革命标语，宣讲党的政策。霍大姐找来了姚秀芝，高兴地说：

“这是你的老本行，今天这台戏，就看你领着大家来唱了。”

姚秀芝一听甭提有多激动了，真恨不得马上就行动，把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都刷满革命的标语，让各族人民都能了解党的政策。她首先与霍大姐拟好了如下的标语：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

“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打倒卖国的国民党！”

“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

“取消苛捐杂税！”

“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

……

老马一看这阵势，顿时情绪高涨起来，他向老百姓借来两个水桶，搅好了满满两桶石灰水，哈腰担在肩上，大着嗓门说：

“霍大姐！姚老师！咱也帮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欢迎！欢迎……”

临时组织起来的宣传队，一看老马那憨厚可爱的样子，都禁不住地笑出声来。这笑声惊动了张华男，他拄着拐杖走出屋门，站在台阶上向院子一看，被这一派欢腾的情景弄糊涂了，他严肃地问：

“老马同志！你们这是做什么去啊？”

“上街刷标语去！”霍大姐抢先答说。她再一看张华男那神气活现的样子，火气陡然而起，她有意地补充说：“这是奉上级命令办的，你的伤如果好了，也一定会动员你去做宣传。”

张华男的伤基本上痊愈了，在平坦的大路上行军，已经不需要坐担架了。他明白自己在这所医院中的位置，也懂得霍大姐把他排除在外的原因，所以他又暗自说：“过几天就归队了，第一件事就是向保卫局反映医院的问题！”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看了一眼待命出发的宣传队员。待他看到姚秀芝拿着排笔的高兴样儿，心里又矛盾起来，他希望姚秀芝获得自由；他又不能同意姚秀芝自由行动，这就是“政治家”的双重性！他为了打击一下霍大姐的情绪，违背良心地问：

“老马同志！姚秀芝也是上街写革命标语的吗？”

“是！是……”老马自然知道这问话的下文，心有点慌了，没有底气地说。

“经过保卫局有关首长的批准了吗？”张华男声色俱厉地问。

“没、没有……”老马胆怯地说罢，身子一晃动，石灰水从桶中溢了出来。

“胡闹！你这是严重的失职，立即向保卫局写出书面检查。”张华男虽然刺伤了姚秀芝的心，但从政治上讲，他在打击霍大姐的同时，为自己塑造了大义灭亲的高大形象，这又取得了胜利。所以，他迅速转过身去，拄着拐杖，非常痛苦地走进了屋门。

院中立即像炸了市一样，七嘴八舌地说个没完。有的说：“太不像话了，凭什么不让姚老师去？”有的说：“岂有此理！难道姚老师写出的革命标语，也会变成反动的？”有的说：“这位首长也太霸道了！想耍威风吗？回你指挥的部队，凭什么在医院中发号施令？……”霍大姐吃了个窝脖烧鸡，气得胸房一起一伏的，真想领着大家和张华男争一争、斗一斗，但一想到自己的职责，就又把满腹的火气往下压。她下意识地把视线移向姚秀芝，看见她的眼中饱含着委屈的泪花，又赶忙走到近前，宽慰地说：

“坚强些！要相信群众的眼光是亮的。”

姚秀芝望着那一双双愤然不平的眼睛，她那盈眶的泪水终于淌了出来。她用衣袖管擦去满面的泪水，抽泣着说：

“宣传党的政策重要，霍大姐，你就代我去唱这出戏吧！”

霍大姐微微地点了点头，遂把手一摆，说了声“走！”一马当先走出了校门。

姚秀芝唯恐老马步苦妹子的后尘，无故地遭到审查，她紧紧抓住老马的手，不安地说：

“老马同志，你就留下吧？再说，看护伤病员也需要人啊。”

“我偏不留下！”群众不满的情绪，似乎感染了诚实的老马，他倔强地说，“我光棍汉一条，无牵无挂，不怕谁来审查。”说罢，挑着两桶石灰水大步走去。

顷刻之间，偌大的校园静寂冷清，只有姚秀芝仍然伫立在院中。她思索着，最后，她几乎是诅咒似的自语：

“革命者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不是杀头，也不是坐牢，而是被自己所忠于的组织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变成了革命的对象！一个革命者，面对敌人的屠刀无所畏惧，因为他可以把刑场变成讲堂，向人民作最后一次讲演；但是，他在自己的组织设的监狱里，那就只剩下受审的权利了！”

“秀芝！我请你来一下。”

姚秀芝被这呼叫惊醒了，张华男那可憎的形象又出现在眼前。但是，她有意向门内一瞥，却又看见了一副忏悔的形象，她觉得这忏悔更可憎，她大声啐了一口唾沫，端起一盆带血污的绷带，快步走出了校门。

在这所学校的后面，有一座郁郁葱葱、遍是绿色的山包，前面即是碧清的水塘，这是附近百姓用水的地方。姚秀芝为了不污染池塘的用水，先把绷带倒在一边，俯身舀上一盆清清的塘水，然后再细心地洗着绷带。近三个月来，她拼命干活的目的，是想把超负荷的工作当做精神麻醉剂，减少灵魂创伤的疼痛。然而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她那受创伤的灵魂就像是倒上了硫酸——越发地疼痛难忍了！今天，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洗着绷带，灵魂早就飞到了大街上，幻想着自己像是一只飞出樊笼的孤雁，展翅追上北去的雁群，在碧天长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红军大姐，给个钱儿，我是干人儿。”

悲凉的乞讨声，惊散了姚秀芝那美丽的幻想，她抬起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苗族姑娘，穿着一件破洞很多的筒裙，冻得打着哆嗦，伸出双手向她讨要。姑娘怕姚秀芝没有听懂她的话语，又操着当地的官话，重复地说了一遍：

“红军大姐，给个钱儿，我是干人儿。”

姚秀芝早就知道“干人儿”就是乞丐，所不同的，北方人称乞讨者为叫花子，但乞讨者绝不以叫花子自称。贵州这个地方却不然，双方都称之为“干人儿”。姚秀芝看着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姑娘，顿时生出了一种怜悯之情，她手中有钱，真会倾囊相赠。可她是一名被剥夺了革命权利，连书写革命标语都不合格的囚徒，囊中空空，只好难为情地说：

“对不起，我没钱。”

“不！不……大家都知道红军有菩萨心肠，肯舍钱给我这干人儿。”

这个苗家姑娘说得太对了，红军就是为穷人谋解放的，自然肯舍钱给干人儿。但是，姚秀芝没有钱，也没有自由。她站起身来，沉吟了一会儿，抱歉地说：

“对不起！我是来洗东西的，身上真的没有带着钱。”

这个苗家姑娘失望地摇了摇头，转身离去了。姚秀芝痴然目送，看见姑娘的肩部露着一块冻得紫红的肉，难过得几乎落下泪来。

翌日上午，遵义召开了空前的万人群众大会，霍大姐带着临时组成的宣传队去参加了，张华男也穿着整齐的红军戎装、拄着拐杖赶去参加，校园中又留下了姚秀芝看护伤病员。令她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消息灵通的霍大姐行前神秘地说：“秀芝！把心放宽些，把眼光放远些，再阴的天气也会放晴的。”姚秀芝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她在庭院中踱来踱去，焦急地等待着同志们。

时至中午，参加万人大会的同志们都回来了，老马第一个闯进学校的大门，万分激动地说：

“姚老师！我见到毛主席了……”

这消息赛过了旱天的惊雷，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喜讯！自从进入中央苏区以来，那些人逐渐地夺了毛泽东同志的军权，只剩下中华苏维埃主席一职，身为政治局委员，连参加中央决策会议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有很长时间没有出席过群众大会，老资格的红军，尤其是被打成毛派分子的中高级干部，都天天翘首期望得到毛主席的消息！今天，他终于在遵义的万人群众大会上露面了，这说明了什么呢？难道还不清楚吗？！姚秀芝可能是太兴奋了，她一边捶打着老马，一边焦急地问：

“快告诉我，毛主席在大会上讲了些什么？一句话都不准贪污！”

今天上午的群众大会，是由遵义市各革命群众团体筹备的，头一天就到城内的大街小巷、郊区的四乡进行广泛宣传，因而到会的群众越来越多。会场设在第三中学的操场上，“赤色工会”的会员早一天就搭好了一座讲台，布置了桌椅板凳。场内站不下了，很多人坐到围墙上，甚至爬到屋顶上。场内场外红旗飘扬，会场情绪十分热烈。大会的主持者是学校的一位教员，他用喇叭大声报告了大会议程后，即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一走上前台，全场热烈鼓掌欢迎。毛主席向大家讲解了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说明了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接着，朱总司令介绍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讲话受到群众的热烈欢呼，会场始终是热气腾腾的。

姚秀芝听后真是激动极了，但又觉得不满足，她迫不及待地问：

“快告诉我，还有哪位中央领导出席了今天的群众大会？他们讲演没有？”

老马并不理解姚秀芝问话的本意，他想了想，摇着头说：

“没有了！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登台讲了话，明白了吗？”

姚秀芝明白了，又不明白。她知道老马无法解答她的问题，她又寻找霍大姐，奇怪的是她没有回来。姚秀芝有些焦急地问：

“老马同志，我们的霍大姐呢？她怎么没有回来？”

“她呀！”老马做了个鬼脸，“被中央首长叫去了，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和她谈。”

“她什么时候回来？”

“这……我可说不准。”老马看着急不可耐的姚秀芝，说：“不要急嘛，霍大姐真的被调走了，上级还会再派个人来的。”

霍大姐喜气洋洋地回来了！而且是一手领着彤儿、一手领着苦妹子回来的。彤儿一见姚秀芝，叫了一声“妈妈！”扑到久别的母亲的怀里失声地哭了；苦妹子几乎是同时叫了一声“姚老师！”抱住姚秀芝的肩膀啜泣不已。姚秀芝一手摸着彤儿的头，一手抓住苦妹子的衣襟，竟忘记了说些宽慰彤儿和苦妹子的话，无限的酸楚打心底生出，一串串悲喜的泪珠，滴在了彤儿和苦妹子的身上。过了好一会儿，姚秀芝说：

“都不要哭了，快告诉我，是谁让你们到这儿来的？”

“不知道，是霍阿姨领我来的。”彤儿仰起泪脸，抽泣着说。

“姚老师，我也是霍大姐领来的。”苦妹子瘦削的脸上露出了欢欣的微笑。

“彤儿，霍阿姨要你来做什么？”姚秀芝疑惑地问。

“霍阿姨对我说：彤儿，回到妈妈的身边去吧，她可想你了。就这样，我就跟霍阿姨来了。”彤儿天真地说。

“苦妹子，霍大姐对你是怎么说的呢？”姚秀芝若有所思地问。

“霍大姐对我说：苦妹子啊，红军战士要听你的歌声，还是跟着我去当歌唱家吧！就这样，宣布解除了对我的审查，跟着霍大姐来到了这里。”苦妹子说。

姚秀芝仍然没有获得满意的答案。她带着彤儿和苦妹子来到了厨房，看见霍大姐正领着宣传队员们操办酒席。姚秀芝不安地问：

“霍大姐！你停一下手，我想找你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再大的事情也不谈。”霍大姐似乎猜到了姚秀芝的心事，有意避而不谈。接着，她又极为开心地说：“民以食为天嘛！今晚会餐以前，主攻方向是温酒烧菜，然后是会餐。”

会餐开始了，红军医院的医务人员、伤病员，还有临时抽来的刷大标语、搞宣传的同志，一齐挤在了三间打通的教室里，围着一张张课桌开怀畅饮。姚秀芝是很敏感的，她从霍大姐这异乎寻常的言行中，已经感到了期盼变成了现实，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她：不要企求得到得太多，否则失望也就会太大。因此，她又不完全相信已经既成的现实。每个人都敬过酒了，只有姚秀芝还滴酒未沾。霍大姐趁着酒兴，大声地说：

“同志们！我提议请姚老师为大家敬杯酒，发表一段祝酒辞好不好？”

“好——！”众口一声地答说。

这下可难住了姚秀芝！她一是托派嫌疑分子，在同志们面前没有发言权；另外，她不了解中央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对她的托派嫌疑会作何定论，所以不敢贸然讲话。霍大姐自然理解她的矛盾心理，兴奋地告诉她：要放下包袱，解放思想，今天发表祝酒辞，说什么都不为过，因为我们朝思暮盼的大事解决了！但是，姚秀芝仍然没有这样的决心：当着同志们的面，把压在心底的话语一泻而出。霍大姐感伤地摇了摇头，然后向大家报告了一桩桩喜讯：

“同志们！万人大会结束以后，中央的领导同志把我找了去，告诉我，为了加强部队的作战力量，要我们立即恢复红军剧团的工作。鉴于姚秀芝同志的问题没有定案，由我兼任剧团的负责人。同时，立即解除对姚秀芝同志的审查，出任剧团的艺术指导。”

霎时，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姚秀芝看着那一双双信任的眼睛，听着这经久不息的掌声，眼睛渐渐地模糊了，她身不由己地站起身来，向着同志们频频地鞠着躬。这时，霍大姐又大声地说：

“凡是因为姚秀芝同志的问题，受到株连的人员，一律平反！”

教室里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苦妹子激动地走到姚秀芝的身旁，啜泣着说：

“姚老师！快拉响你的小提琴吧，我要唱一曲‘哎呀来’。”

“不慌！不慌……”姚秀芝忙说，“霍大姐还有更振奋人心的消息没有说呢！”

“是的！我还有一个更为振奋人心的消息。”霍大姐激动地跳上了凳子，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大声说：“同志们！毛主席又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课堂里的掌声犹如雷鸣，赛过海啸。不知何时，姚秀芝奏响了美妙的小提琴，苦妹子放声唱起了家乡民歌：

哎呀来……

遵义城飘红旗，

各族人民心欢喜，

心头迷雾吹散了，

千难万险何所惧！

心肝哥——

大家齐心又协力。

苦妹子发自肺腑的心声，感染了这许多老表的情绪，他们听见这歌声，似乎又回到了亲爱的家乡，又想起了亲手打出来的中央苏区根据地，一个个都淌下了滚滚的热泪。正当大家静静地欣赏的时候，苦妹子突然中断了歌声，双手捂住嘴，急忙跑出了课室。姚秀芝急忙拿着提琴追了出去，看着苦妹子呕吐不出的难过的样子，对刚刚赶来的霍大姐说：

“苦妹子可能怀孕了！”

“对！对……”霍大姐风趣地说，“我们的队伍中，又要多一个小红军了。”

姚秀芝被逗笑了，她蓦地转过身去，发现在漆黑的校园中，有一个怪物在一跛一跛地走动，她定睛一看，惊得失声说出：

“啊！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