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姚秀芝送走了丈夫李奇伟，接着，又把女儿寄养在乡下，独自一人留在血雨腥风笼罩着的武汉，借教授小提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她无时无刻不在惦念远方的亲人。她最怕夜阑人静，一个人躺在**，望着窗外的星空，或是瞧着冰盘似的皓月，这时丈夫和女儿的形象忽隐忽现，牵动着她无限的情丝；她最喜欢甜睡中的美梦，只有在这梦中才能和丈夫相会，和心爱的女儿戏耍、游玩。自然，大梦醒来一场空喜，烦闷的心中，又增添一层怅然的色彩。有时，她暗自责问：“这算不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呢？”但是，万籁俱寂的时刻一到，她又依热会笃诚地祈祷：“让我在梦中再见见他们吧……”

那年的秋天，姚秀芝接到了组织的通知，调她去上海，和久违的丈夫在一起工作。同时还告诉她：乡下的女儿也接到了上海。他们一家就要团聚了，姚秀芝怎能不高兴呢！她怀着异样的心情告别了武汉，乘着江轮顺水东下，总希望早一点到达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大上海。一路上，她沉默寡言，幻想着和亲人相见时的情景，甚至如何教女儿拉小提琴，全都想好了。在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江轮停泊在黄浦江畔的码头旁，她望着接船的人群，找不见她熟悉的面孔，暗自说：“奇伟在家哄女儿了，分不开身！”背着小提琴，拎着简便的行装走上码头，按照约定的门牌号码，来到法租界一幢小洋楼前，她任凭激动的心跳个不停，哆嗦的右手还是按响了门铃。很快，门内传来了有节奏地下楼梯的响声，姚秀芝激动异常，真想张开双臂，立刻扑到丈夫的怀抱里。门打开了，出现在姚秀芝面前的不是丈夫李奇伟，而是一位身材魁伟、神态严肃的中年男人。姚秀芝惊得愕然失色，脱口而出：

“啊！是你？……”

“是我。不认识了吗？我就是你的老同学张华男！”

“认识！认识……”姚秀芝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奇伟他……在吗？”

“进屋谈吧！”张华男稍稍犹豫了片刻，顺手接过姚秀芝那简单的行装，回身关死楼门，沿着木制的楼梯，向二层楼走去。

这是一套比较考究的三居室，两间向阳，一间背阴。姚秀芝忐忑不安地登上二层楼，走进一间向阳的书斋兼会客室，仍然不见丈夫李奇伟的身影，也听不到女儿喊叫妈妈的声音，她无心巡视室内的陈设，焦急地问：

“华男同志，奇伟和孩子呢？”

张华男放好姚秀芝的行装，有点吞吞吐吐地说：

“奇伟同志嘛……他已经离开了上海。”

“什么？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呢？”

“这很简单嘛，组织决定。”张华男一本正经地说完，突然把脸色一沉，严肃地说：“至于你的女儿嘛……”他收住了话语，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姚秀芝一听这说话的语气，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她再仔细打量张华男那布满愁云的神情，禁不住地哆嗦了一下，她万分着急地问：

“女儿怎么啦？你……快告诉我啊？”

张华男沉默了一会儿，转身走到写字台前，取来一封信，双手捧到姚秀芝的面前，声调低沉地说：

“这是奇伟同志行前写给你的信，看后就知道了。不过……你一定要坚强些！”

姚秀芝的心快碎了，一种不祥之兆袭上心头。她双手颤抖地接过丈夫留下的信，慌乱地撕开信封，取出一张写得工工整整的信纸，不安地阅读着：

秀芝：

久已盼望的相聚就要到了，可我又要失约远行，心里着实不是滋味！还是你说得对，幸福的聚会，夫妻的恩爱，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月前，我回家乡接来了彤儿，她长得和你酷似，也很有音乐天赋。由于我这个当爸爸的不称职，致使彤儿染上了猩红热病，来沪的第十天就离开了我们……

姚秀芝读到此处，如雷击顶，顿时失去了知觉。她双目迟滞发呆，脑子里出现了一片真空，不但正常的思维停止了，而且心脏也像是停止了跳动。她几乎变成了一个神经错乱的人，狂癫地说着“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当她的神志清醒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她哭干了眼泪，她感到这间书斋兼会客室的空气太稀薄了，胸憋气闷，快要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她缓步走到窗前，木然地打开了两扇窗扉，一阵风雨扑面袭来，禁不住地打了个寒噤。接着，她把上身探出窗外，任凭凉飕飕的秋风吹着，淅淅沥沥的秋雨淋着。她缓缓地仰起头，眺望风雨如晦的夜空，自言自语地吟诵了一句剑湖女侠的绝命诗：

“秋风秋雨愁煞人！……”

大半夜来，张华男一直坐在沙发上，不停地吸着香烟，一支接着一支。他没有说一句宽慰姚秀芝的话，因为他懂得一切解劝，只能加重姚秀芝内心的痛苦。同时，他还十分了解姚秀芝，她是一位能够肩负精神重荷的女同志，会排解内心的苦痛。待到姚秀芝从窗外缩回上身，关死窗扉，拉上窗幔以后，张华男才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送上一块热毛巾，关切地说：

“秀芝同志，快擦擦雨水吧！”

姚秀芝神情呆滞地接过毛巾，擦了擦满脸的雨水和泪痕，旋即又低下头，搓了搓湿得一绺一绺的头发，然后仰起头向后一甩，那湿透了的乌发散披在肩头，她那张苍白的脸庞被灯光一照，连一点血色都没有。她望着垂首不语的张华男，心里生出一种异样的情感，她理智地控制住自己，吃力地张开冷得发紫的嘴唇，声音有点喑哑地说：

“你就是我的接头人吧？”

“是的！”

“请交代任务吧？”

“不急！待你心情好些再说。”

“我看没有必要，请说吧。”

“那好……”

接着，张华男说出了组织的决定：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要姚秀芝和他一起住机关，二人公开的身份是夫妻。

姚秀芝听后惊得晃了一下，险些栽倒，她双手扶住了一把椅子，终于稳住了身体。霎时，一种又苦又涩的味道涌上了心头，委屈的泪水溢满了眼眶，她急忙低下头，不愿让对方看见她这猝然而起的痛苦表情。她镇定了一下情绪，低沉地问：

“请你再说得详细一点。”

“组织上为你安排好了职业，在一所中学教授音乐。你的任务是做我的秘书，负责跑几个重要的交通点，以及整理有关的材料。”

革命的工作是神圣的，无条件服从，是一切革命者所笃信的法规。革命者的爱情是圣洁的，它不是宗教信仰、崇高理想所能规范了的，因为这些只能是友情，不能替代人世间的真正爱情。姚秀芝奉命来沪，是要和丈夫团聚，共同献身于革命事业的，眼下情况发生了骤变，丈夫远去了，和自己同居一室的却是张华男——尤其当她想到在苏联学习期间，他把丈夫打成托派，死皮赖脸地追求自己的往事，她委实有些为难了，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你对这件工作有什么意见吗？”张华男冷漠地说，“如果有就提出来，我可以代你向组织反映。”

“没有！没有……”

姚秀芝几乎是本能地说出了这句“没有！”但是，她那纷乱的心里却在说：“有！有……我不愿意和你同住一个机关。”她这种心口不一的行为，是在长期而又艰苦的革命生活中养成的。她经常和同志们说：“革命工作并非全是顺心如意的事情，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有抑制自己的欲望、无条件服从革命的本领，这也就是革命者区别于老百姓的标志。”但是今天她却失去了这种本领。尤其当她想到日后假夫妻生活的情景，女性的羞怯之感打心底油然生起，那冰凉的面颊也变得火辣辣的了。因此，她一言不发，继续低着头，希望对方说出她希冀的话来。然而事与愿违，对方却说出了她最怕的事来：

“既然你没有意见，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晚上，你睡在里间的双人**，我睡在背阴的那间屋里，白天各自做着自己的工作，有情况，我们就说是夫妻。”

从此，姚秀芝和张华男开始了同住机关的假夫妻生活。起初，姚秀芝是很不习惯的，她躺在舒适的双人**，就像是睡在撒满玻璃碴子的地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每当深夜，只要隔壁传来难以入睡的动作声，她的心里就咚咚地跳个没完，本能地思索着自卫的手段。直到隔壁如雷的鼾声，代替了辗转反侧的动作声，她才会放松地喘口气，渐渐地进入不安的梦乡。半年过去了，他们二人相安无事，共同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此，姚秀芝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人是有理智的，张华男就是这样一个有理智的人。”

一天晚上，云天低垂，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陡然之间，姚秀芝记起了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可能是触景生情的缘故吧，她默默地吟诵着“若夫**雨霏霏，连月不开……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是诗意诱发，还是情由所至？远去的丈夫李奇伟的形象，化作了一尊石雕像，岿然耸立在她的心中。她和古今中外的音乐家那样，为了一泻这思念亲人的深情，首先浓化深情于心底，化作无言的音乐，抒发深情于乐声中。旋即小提琴奏响了，舒曼的《梦幻曲》的旋律，在这座特殊的卧室中，织成了扯不断、撕不乱的缕缕情丝。

张华男虽是个音盲，同时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革命者，凡是揭示人的感情的音乐，他也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每逢姚秀芝如醉如痴地演奏小提琴的时候，他本能地从琴声中获知：姚秀芝的心是属于李奇伟的。他不止一次地暗自说过这样的话：

“这把神奇的小提琴，是姚秀芝的另外一张嘴，它可以尽情地述说着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心事。”

夜深了，张华男冒雨回到了家，他忘记了脱掉淋湿的衣服，默然地伫立在外屋的地上，随着《梦幻曲》的旋律，一种难以名状的妒忌情感在折磨着他。往常，他会迅速离去，独自走进背阴的卧室，让这音乐自起自落。今天，他轻轻地走进里屋，站在姚秀芝的背后一动不动，似乎甘愿承受这无言的情感折磨。时间不知逝去了多少，张华男的身体蓦地打了个寒战，随即又打了一个喷嚏，这说明他淋雨着凉了。

姚秀芝闻声中断了演奏，回身一看张华男淋得像个落汤鸡一样，真诚地批评他不该不爱惜身体。接着，又走进那间背阴的卧室，取来叠得平平展展的衣服，命令似的说：

“快换好衣服，我给你热饭去。”

“不！不……”张华男伸手拦住了姚秀芝的去路，情绪低沉地说，“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那也得先把这身湿衣服换下来再说。”

姚秀芝推开张华男，大步走出了内室，咣当一声，又把屋门关死，捅着炉子，热起了晚饭。当她想到张华男淋雨听乐的形象后，又加炒了一盘鸡蛋，斟满了一杯绍兴老酒。然而换好衣服的张华男却眉宇重锁，声称没有心思吃饭，更不愿意喝酒。姚秀芝每逢看到张华男不吃不喝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同志被敌人枪杀了。她小声且又悲痛地问：

“又有几个同志遇难了？”

“三个，是叛徒出卖的。”

张华男说罢叹了口气，无比悲痛地摇着头。突然，他举起了双手，用力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自言自语地说：

“都怪我！当初为什么没有除掉这个叛徒呢？这是三个多么好的同志啊！……”

这时，张华男在姚秀芝的心目中，骤然之间变成了这样一个人：他忠于革命职责，对敌人无比仇恨，对遇难的同志充满着敬意，同时，他还是一位勇于自责的革命者。姚秀芝没有了食欲，也顾不上再劝张华男进餐，像往常那样，悲痛地问：

“三位烈士的善后工作处理完了吗？”

张华男沉痛地摇了摇头。接着，他又说明其中一位烈士留下了一个七岁的女孩，在农村跟着外祖母生活，没有见过生身父母。为了抚孤成人，继承烈士的遗志，组织上决定把她从农村接到上海，交给我们共同抚养。你就是她的母亲，我就是她的父亲，待到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再把烈士的事迹告诉给孩子。张华男说罢望着悲愤至极的姚秀芝，又问：

“你有什么意见吗？”

姚秀芝一时没有说些什么，依然陷入悲愤的沉思中。张华男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原委，生气地说：

“不要把我们的个人情感、恩怨，加在这可怜的孩子身上。不然，我们怎么对得起牺牲的烈士啊？”

“请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接着，姚秀芝说明自己愿意做遗孤的母亲，但不同意张华男做她的父亲，孩子的养父只能是她的丈夫李奇伟。张华男听后叹了口气，有点气愤地质问：

“孩子来上海以后怎么办？如果孩子不叫我父亲，那我们这座夫妻店怎么维持？”

姚秀芝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像同意做张华男的假妻子一样，同意烈士的遗孤称他们为父母。按照姚秀芝的意愿，将孩子的名字改为彤儿。

新来的彤儿可爱极了，她听说张华男和姚秀芝是自己的生身父母，扑到他们的怀抱里，哭着叫爸爸妈妈，述说着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小朋友们欺侮她这个没有爹娘的孩子。姚秀芝听后想起了献身的烈士，本能地紧紧抱着彤儿，含着泪劝说：“别哭！现在不是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了吗？”彤儿也有着很好的音乐天赋，每当姚秀芝拉琴的时候，她就停止玩耍，痴痴地听着琴声。不久，彤儿开始学习拉琴了，姚秀芝把疼爱自己死去的女儿、抚爱烈士遗孤这双重的爱，一齐倾注在了彤儿的身上。同时，她还把自己因献身革命，而未能成为音乐家的遗愿寄托给了彤儿，所以彤儿是幸福的，是在享有伟大的母爱中成长的！

自从彤儿迈进门槛以后，这假扮夫妻的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由于彤儿的存在，她就像是一块通灵宝玉，紧紧地维系着这个家庭。其次，彤儿那天真的呼唤爸爸和妈妈的叫声，给这座冷清的住房带来了家庭的欢乐，渐渐地消失了假夫妻的阴影。一天，彤儿放学回到家里，噘着个小嘴，很不高兴地问：

“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分开住啊？”

彤儿这稚气的问话，猝然打破了家庭的平静，两个大人都被问得窘住了。彤儿以为她取胜了，接着又认真地述说，她的小朋友们的父母都是睡在一起的。最后，她有意学着大人的样子，不可动摇地说：

“从今天起，我也向班上的小朋友学习，和妈妈分开，自己一个人睡。”

彤儿突然掷出的这块石子，必然会在大人的生活中，激起难以平息的浪花。张华男表面上显得十分平静，对此也没有说些什么，相比之下，姚秀芝却显得有些慌张。她想到如果她和张华男分居的事情声扬出去，对革命事业将会带来何等的损失！可是，她又不能满足彤儿的要求，怎么办呢？她稍事沉吟，编出了下边这番话。

“彤儿，你从小就不在妈妈的身边，现在，妈妈要补上前几年对你的疼爱。”

天真的孩子是容易欺骗的，彤儿真的相信了姚秀芝的话，她扑在姚秀芝的怀抱里，十分激动地叫着：

“妈妈！你真是我的好妈妈……”

随着左倾路线的发展，很多党的干部相继被捕，也有极少的软骨头充当了敌人的鹰犬，时刻都在威胁着党。为了党的存在和发展，张华男受命指示姚秀芝：

“根据形势的变化，你的工作需要相应地作些调整。”

“需要我去做些什么呢？”

“协助党清查叛徒，给这些狗屎不如的家伙以应有的惩罚！”

姚秀芝早就知道，张华男在中央特科“打狗队”工作，天天和特务、叛徒打交道，堪为出生入死。她调到这样的单位能做些什么呢？她有些茫然。

张华男告诉姚秀芝，他的一位小老乡负责国民党派驻上海的特务工作，请他入伙帮办，党组织批准了，并于今天走马上任。在交谈工作中，获知这位小老乡有个千金，很是喜欢音乐，并且跟着一位白俄学了几年提琴。他为了把千金早日培养成音乐家，提出拜姚秀芝为师。党组织经过缜密研究，决定派姚秀芝打入特务头子的内宅，窃取核心的机密。

“一位家庭音乐教师，能够窃取特务头子的什么核心机密呢？”姚秀芝疑惑地问。

“那可就多了！”

接着，张华男告诉姚秀芝，他这位小老乡颇有些心计，大凡涉及共产党的要人、大案，都在他的内宅处理，一般的部属是不准插手的。党组织希望姚秀芝借教提琴之便，掌握去他内宅交谈工作的人员情况。其中，尤其是党内那些变节投敌分子的行踪，协助党的有关部门，尽快地除掉这一个个隐患。

姚秀芝没有再说什么。翌日清晨，便跟着张华男来到了这个特务头子的家，为他的千金充当起了家庭音乐教师。

从此以后，姚秀芝需要去中学上音乐课，又要教这位千金拉小提琴，还要继续跑原来的交通，做张华男的秘书，真是忙得马不停蹄，连教育彤儿的时间都没有了，真恨自己不会分身术。然而，她却从自己出色的工作成绩中，得到了最大的补偿。

敌人慌了阵脚，从各方面猜疑着泄密的原因；那些叛徒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想着自己的出路。一天夜里，姚秀芝很晚才回到家里，非常激动地说：

“华男，今天我见到了那个出卖彤儿父母的叛徒了。”

“噢？他可是很少抛头露面啊，有什么新的动静吗？”

“有，有！他请求你的小老乡恩准他离开上海。”

“去什么地方？”

“美国！”

“我的小老乡同意了吗？”

“同意了。”

“什么时候动身？”

“不知道。”

张华男皱着眉头，暗自思索了一会儿，非常严肃地说：

“绝不能让他逃到美国去！欠下中国人的血债，一定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偿还。”

“那……我们怎样才能在他出国之前讨还这笔血债呢？”

张华男听后也作了难，他双手交叉着抱在胸前，额头微微地仰起，呆滞的双眼直盯着前方，一边缓缓地踱着步子沉思着，一边又自言自语地说：

“是啊，他是一个很有些分量的走狗，被我的小老乡幽禁在深宅大院里，谁也没有办法接近他。”

姚秀芝也陷入了焦急的思索中，可也想不出高招来。当她想到叛徒偷偷出走的路线的时候，也自言自语地说：

“看起来，向他讨还血债的时间、地点，只能选在他离家赶赴轮船的路上了。”

“对！你说得很对。”张华男下意识地抓住了姚秀芝的双手，“你有办法搞到他出国的时间吗？”

“我试试看。”

“不！是一定要搞到。”

至此，姚秀芝才发现自己的双手被张华男紧紧地攥着，一阵滚烫的热血瞬间淌满了全身。她本能地用力抽回了自己的双手，但当她看见张华男那尴尬的表情的时候，心里又生出了一种愧疚之感。为了掩饰她这惶然的神色，她匆忙点了点头，坚定地说：

“我一定搞到！”

这时，姚秀芝的房间里又传出彤儿的话声：“妈妈，你和爸爸怎么还不睡啊，我都做了一个梦了。”姚秀芝冲着张华男点了点头，示意明天见，边说“这就睡！”边走进卧室，习惯地摸了摸彤儿的额头，不安地问：

“怎么这样热啊？是不是发烧了？”

“不烧！我身上还冷着呢。”彤儿撒娇地抓住姚秀芝的手，“就等着妈妈抱着我暖身子呢！”

彤儿确实发烧了，由于姚秀芝没有完成任务，只好由张华男照顾彤儿。第三天吃过早饭以后，彤儿烧得有些神志不清了，姚秀芝焦急不安，可又怕错过完成任务的时机，待张华男背着彤儿去医院以后，又提着琴去履行家庭音乐教师的职责了。

姚秀芝心绪不宁地爬上二楼，走进学生的卧室，强打着精神上完了这堂课。她收好提琴，有意转过身，透过玻璃窗向庭院望去，只见那个叛徒走进来。她说了句“我渴了！”趁着学生进里屋倒水之机，微微地推开一扇玻璃窗，恰好传来了特务头子的说笑声：

“订好船票了吗？”

“订好了，明天开往檀香山的那班船。”

“五点起航，有点太早了吧？”

“早点好，比较安全。”

“嗯，有道理。明天坐我的专车去码头吧！”

“谢谢！谢谢……”

姚秀芝听罢暗喜，喝完饮料就直接赶到了医院，连彤儿都没看一眼，就把张华男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作了汇报。张华男说了句“彤儿交给你了！”转身大步离开了医院。

夜，静得有点瘆人。马路上没有行人，也很少有汽车驶过，两旁的电线杆上亮着昏黄不明的路灯，像是注视着马路上发生的一切。张华男带着两位精干的小伙子，潜伏在马路的一侧，聚精会神地等着叛徒的到来。清晨四时刚过，隐隐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张华男循声望去，恰是小老乡的专车，小声命令：

“注意！按原方案进行。”

轿车飞驰而来，就在擦身而过的一刹那，张华男举枪打中了司机，那两位小伙子朝着轿车的后排座位连发数枪。轿车滚到了马路的下边，那个欲想逃到美国去的叛徒，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张华男乘车飞离现场，天刚蒙蒙亮就赶到了医院。他幻想着紧紧握住姚秀芝的双手，共同分享这胜利的喜悦。出乎他所料的是，彤儿脱险了，姚秀芝却累得昏倒在地上。从此以后，张华男白天看护彤儿，晚上侍候姚秀芝，忙得不可开交，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了。一天下午，张华男就要告别医院回家了，彤儿紧紧地抓住他的手，天真地说：

“爸爸！妈妈为了我累病了，一个人睡在大**怪害怕的，您就替我陪着她睡吧。”

张华男听了，顿感全身的血管都在膨胀，嗓子眼活像是冒火，烧得口干舌燥，一种朦朦胧胧的欲念向他发起进攻，使他无法抗拒。路上，他掏尽兜里全部的钱，买了一只又肥又大的活母鸡，回到家里把鸡杀了，待到他把一碗喷香的鸡汤端到病人的床前，才想起忘了问候姚秀芝的病情，汇报彤儿这一天的情况。他慌乱地说了一遍，引得姚秀芝发笑不止。他感到这笑声与往日大不一样，笑得是那样的甜美，感觉又是那样的亲切，他不由自主地循声一看，倒卧在床的姚秀芝向他投来女性那独有的笑靥。这难得的笑靥就像是爱情的火种，顷刻烧遍了他的全身。他无法扑灭这爱情的烈焰。这时，姚秀芝拿起一把磁勺，舀了一勺鸡汤，用心地品味了一下，笑着说：

“忘记放盐了吧？”

“对！对……”

张华男急忙抓来了一把盐，全都放进了碗里。姚秀芝看着这一切，难为情地笑了：

“放这么多，咸得还能吃吗？”

张华男一下窘住了。姚秀芝欠起上身，看着难堪的张华男，说：

“咳！看来这不是男人干的事啊。”

张华男听了这批评的话语，心里却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蓦地端起这碗鸡汤，快步走到外屋，把它倒进了炖鸡的砂锅里，用勺子搅了一搅，又盛满一碗端进了里屋，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你再尝尝，保你合口。”

姚秀芝从来没有发现张华男这样憨厚，她微笑着接过碗，一边喝汤，一边窥视张华男那坐立不安的神态，心里也溢**着难以出口的滋味。就在这瞬间，她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爱情并不是测定革命者品质的砝码，在爱情的愚弄下，在异性美的**下，伟大的上帝也可能办出人间最蠢的事来！姚秀芝无声地喝完了鸡汤，突然感到近在咫尺的张华男的呼吸加剧了，而这种呼吸，只有李奇伟第一次向她求爱时她才感觉到。她一方面出于女性的本能，预感到张华男要做出越轨的动作，一方面又理智地自思：我可不能误会了他的一片好心；但她又蠢笨地希望要答谢对方。而一想到答谢的方式，她的心律骤然加速了，面颊也火烧火燎地发烫。她为了尽快结束这夜时的相聚，终于想出了一个体面的逐客令，她把碗放在桌子上，缓缓地伸出右手，仰起红扑扑的脸庞，不自然地笑着说：

“来！让我谢谢你。”

张华男怔了片时，蓦地伸出粗大的双手，拼力地——且又是抖颤地握住了姚秀芝那无力的右手。就在这一刹那间，姚秀芝预感到了那种事情真的要发生了，她一边想抽回右手，一边用左手企图自卫，慌乱不已地说：

“谢谢！谢谢……请你……休息去吧……”

“不！不……”张华男就像是一只扑食的饿虎，突然扑在了姚秀芝的身上。

姚秀芝是病得无力反抗？还是根本不想反抗？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她只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而后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条干干净净的枕巾，完全被冰凉、苦涩的泪水湿透了。

自这个不平常的夜晚开始，这个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姚秀芝缄默不语，所有的空隙时间，全都用在拉小提琴上了；张华男就像是一位情感方面的强盗，虽然良心发现了，可无法偿还窃到手的东西，也没有勇气向被盗者忏悔。他天天在外边忙于革命工作，很少回到这座小巢里休息，似乎只有无休止地做事，才能填补他那空虚的心灵。彤儿虽然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对家庭的变化，尤其是父母情感方面的变异还是很敏感的。在她出院不久的一个晚上，曾稚气地问过姚秀芝：

“妈妈，你和爸爸打架了吗？”

姚秀芝能给孩子说些什么呢？只是悲痛地摇了摇头。

“爸爸真的没有欺侮你吗？”

姚秀芝听后几乎失声哭了起来，为了掩饰，她急忙低下了头，旋即又微微地摇了摇头。

彤儿无法得到满意的答案，只好从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她噘着小嘴说：

“妈，都怪我不好，我要是不生病，你和爸爸就不会这样了。”

姚秀芝再也经不住孩子的盘问了，她下意识地搂住了彤儿，凄楚地说：“对！对……你要不病就没事了……”随即那哀伤的泪珠，一对一对地落在了彤儿的身上。

这样的日子没能持续几天，在一个风雨如晦的深夜里，一位陌生人闯进了他们的家门，告诉姚秀芝：由于叛徒告密，张华男被捕了，组织上要她带着彤儿立即撤离上海。

那天夜里，她冒着风雨上路了，她不时地转回身来，望着就要道别的上海，内心真是痛苦到了极点。一方面，她不能原谅张华男的强行所为；另一方面，她又怨恨自己为什么不拼力反抗？一路上，她的脑海里多次闪现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也会失去理智，甘心就范做俘虏？如果说她也是一位情感上的失败者，不原谅张华男的做法公平吗？尤其当她想到张华男对革命一片忠心，对她也是一片痴情的时候，她竟然产生了原谅张华男的念头，待到她想起由于这件意外的事情，迫使张华男不愿再过假夫妻生活，终而导致被捕的时候，她又产生了自责、悔恨的心情；她遥望着远去的上海，默默地祝愿：

华男！原谅我吧，祝福你平安无事，早日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