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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的长征 王朝柱 4731 字 10天前

火,能驱散冰天的寒冷;光,能冲破沉沉的黑暗。寻求温暖的人,期望得到火;追求黎明的人,希冀看见光。为了追求火和光,人们创造了形状迥异、大小不一的灯。我国人民为什么最喜欢龙灯呢?难道神州大地真的是太寒冷、太黑暗了吗?

龙灯是中华民族理想追求的象征。但是,谁曾见过这样蔚为大观的龙灯呢?夜,黑得赛过了锅底,对面看不清人;云,又低又厚,像铅块似的重压着山川大地。猝然之间,奇迹出现了,远天飞起了一条火龙,上接着天,下连着地,蜿蜒迂回,飞舞。起风了,火龙顺着风势升起,火光时高时低,远远望去,像是火龙狂舞。下雨了,火龙宛如钻入云雾之中,火光时隐时现,时暗时明,变幻神奇,火龙越飞越高,像是一条挂在天上的火舌飘带,在万里夜空中起舞,向着黑暗的大地撒播着火种。

这擎火龙的不是万能的神,是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万里长征的工农红军。组成这条巨大火龙的是无数的火把,据当事人回忆:“有的把圆圆的干竹破成几片,合在一起再一节一节地捆起来点燃,这样既不怕风吹,又很耐燃,一个班一把,简简单单,就照亮了整个行程。如果打土豪搞到一桶、两桶洋油,他们就用较大的竹筒,在上面打个洞,然后里面灌上洋油,一个班有八个也就够了。还有一种是松明灯,这是山区老乡常用的。团部通信班、营部、连部都有两三个马灯,过山隘、桥梁,就把马灯集中起来,给部队照明。”雨夜翻越高山,气氛迥然不同。“从下往上看,火把、灯光,蜿蜒曲折,似上云霄;往下看,盘盘弯弯,仿佛是缠住大山的一条火龙,不停地游动着。一会儿,某一段火光隐没了,那是他们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过了一会儿,那火光又从暗处钻了出来,这是他们走出密林的情景……”

山,像是刀劈斧削;路,不过二尺来宽,由于连日绵绵阴雨,每个石级上都长满了青苔,稍不小心,就会失脚倒地,顺着陡立的山坡滚下去。爬山的红军战士躬身俯地,翘首向前,望着指路的火把,保持着一定距离,双脚就像是两只铁钉,紧紧地嵌着山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攀登。苍山入睡了,显得是那样的神秘,淅淅沥沥的雨声,时近时远的林涛声,再加上红军那混乱的脚步声、急促的喘息声、火把燃烧时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响声……共同组成了一首神奇的交响曲。那不时传来的“跟上!不要掉队”的低声喊叫,就像是交响乐队的指挥在提醒着疲惫的人马战胜一切困难,胜利地翻过这座大山!

凭借火把的光亮,在大山的半腰间,可以看见一支特殊的红军队伍,他们总共只有几十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人背着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挂包,腰带上系着一个茶缸或搪瓷饭碗,抬着有伤员的担架……这就是红军长征路上的医院。走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妇女,身材不高,右手举着一盏马灯,身上披着一块看不清颜色的油布,显得十分干练。她不时地回过头来告诉大家:“脚下要生根,不准把伤员摔到山下去!”是由于她参加红军的时间久长,还是因为她是一位首长的夫人?官兵谁也不称谓她的职务,似乎也忘记了她的名字,一律亲昵地叫她霍大姐。走在这支队伍最后面的是一位身材魁伟的军人,高出别人足有半个头。他腰中插着一支手枪,显得格外的神气。他原在保卫局工作,长征前夕奉命来到医院,大家叫他老马。他不时也瓮声瓮气地喊一声:“注意!千万不要睡着……”

突然,山风呼啸而起,林涛发出瘆人的怒吼,一个个指路的火把被吹灭了,只有为数不多的马灯还有光亮,那腾跃狂舞的火龙终于被风雨之夜吞食了!风是雨头,不时大雨倾盆,泼在了险陡的山路上,汇成溪流,顺坡淌下,流量越来越大,流速越来越快,待到山脚下,已经变成一支不可阻挡的急流,向着山谷溪底一泻而去!红军医院的指战员、伤病员抵御着山风的侵袭,洗着大自然恩赐的冷水浴,沿着烟雨如织的山路向上爬啊爬,希望快一些爬上山顶,希望赶在天亮前翻过这座险峻的高山。

在这支医疗队伍的中间,有一副抬着伤病员的担架,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妇女,双手牢牢抓住两边的竹竿把手,粗粗的绳子缠过脖后,搭在双肩上,为了保持担架的平稳,她的前胸就要贴到石级上了。她爬山的步子越来越慢,急促的呼吸却越来越快了。她全身湿漉漉的,不停地淌着水,究竟是秋雨,还是汗水?她也分辨不清楚。待她感到双腿发软,两眼开始冒金花的时候,还不放下担架,她坚信自己有力气,能够战胜狂风恶雨,抬着担架登上山顶。但是,人的力气是有限度的,当她的热能完全耗尽的时候,便昏倒在了山路上。

殿后压阵的老马闻声赶了过来,急忙扶住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骂骂咧咧,大声地指责着这位抬担架的妇女。这时,头前带路的霍大姐提着马灯也赶到了,她慌忙把这位累昏过去的妇女扶起,抱在自己的怀里,解下水壶,为她灌了两口开水,然后用手摸了摸她快速跳动的胸房,才放心地喘了口长气。这一切,老马全都看在眼里,他颇为不满地说:

“霍大姐!爱憎可要搞分明噢。”

霍大姐是位见过世面的女同志,在不算短的革命生涯中,练就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火暴脾气,再加上她是红军中高级指挥员的夫人,所以就越发地敢于仗义执言了。老马这一句刺话,像是烧着的引信,一下子就把霍大姐这门大炮点着了,她紧紧地抱着累昏过去的妇女,大声地说:

“什么?我没把爱憎搞分明?她为抬伤员累昏过去了,救治她有什么不对?难道只有你姓马的拿着枪,不管死活地逼着她抬担架,就算是爱憎分明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嘛!”老马的口气顿时软了下来,“大姐,你是知道的,我是奉命行事的。”

“那,就没有个灵活性啦?”霍大姐仍旧有气地反问。

“难啊!她是个托派……”

“不,不!我不是托派……”倒在霍大姐怀抱中的妇女猝然醒来,像是触了电,腾地一下挺起上身,大声地辩白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是工农红军中的一名战士!”

“那保卫局派我来做什么?”老马突然冷漠地笑了,不紧不慢地说,“自己说是没有用的,我提醒你一件事,你帽子上的红五星早就被保卫局收缴了!”

这位被打成托派的妇女叫姚秀芝,是红军剧团的主要创始人,也是红军剧团中公认的艺术大师。每当她演奏起心爱的小提琴,红军战士都会悄悄地围拢过来,静静地坐在她的四周,欣赏着她动人的演奏。漫长的革命历史,艰苦的转战岁月,磨去了她那美丽的女性容颜;然而,在她那慈祥的脸庞上,仍然可以寻觅到青春年华时的美貌。平常,她身上穿着普普通通的红军戎装,却给人一种不同凡俗的神韵——不仅有着高级指挥员的风采,而且还有着艺术家所特有的气质。她为人随和,也没有领导者那种所谓的架子,在红军剧团中享有很高的权威。在红军长征前夕,令人生畏的“托派”帽子落在了她的头上,如若不是军情紧迫,需要突围转移,说不定她还在保卫局的审查室里过日子。由于各种原因,她不得不离开一手创建的红军剧团,背上她那把心爱的小提琴,来到了红军医院,作为一名被看押的囚徒,参加了史无前例的长征。近一个月以来,她不声不响,小心翼翼地护理伤员,抢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多数同志的眼里,她是一位难以理解的好人;在老马的心目中,她是在有意表现自己,以此抵消托派的反革命罪行;但是,只有霍大姐的心里明白,姚秀芝的心中有着一盏长明不熄的灯——那就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因而,当老马说她是托派的时候,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她大声地反驳着——她不允许任何人亵渎她追求的理想。是风雨浇灭了她心头的火气?还是想到了雨中的伤员?她吃力地站起身来,俯身拿起拴在担架把手上的绳子,顺势把头一低,搭在了后背的双肩上。霍大姐急忙抓住姚秀芝的手,说:

“秀芝!这担架你死活也不能再抬了。”

“不,不!要抬,要抬……”

姚秀芝刚刚哈下腰,蓦地抬起头,想以实际行动说服霍大姐,她是可以继续抬担架的。然而她的精力已经耗到了极限,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两眼冒着金花,身子晃了几晃,再次昏倒在山路上。

霍大姐吓得慌了手脚,放下马灯,双手抱住处于昏迷状态的姚秀芝,不住声地叫着:“秀芝!秀芝……”片刻,姚秀芝轻微地呻吟了一声,再次苏醒过来。霍大姐放心地抬起头,看见老马站在面前,一时火气又涌上心头,她自言自语地发着牢骚:

“托派?我可没有见过这样的托派!假如我们的队伍中,多几个她这样的托派,那,我这个红军医院的负责人就好当了……”

老马自知惹不起霍大姐,只叹了口气,借以表示他不满的情绪。

翻越这陡峭险峻的大山,又窄又险的山路,最忌讳行军队伍中途停留,压着后续部队不能前行,所以这时,山下传来了质问声,有的话语还非常难听。躺在担架上的伤员是位勇敢的战士,他的右腿中了一弹,弹片还未取出,可他不愿意承受阻止红军前进的骂名,他吃力地挺起上身,拿起一把靠近身旁的拐杖,从担架上挣扎着站起。霍大姐一看,急忙放下姚秀芝,赶到伤员的跟前,一手抓住拐杖,严厉地批评:

“胡闹!快服从命令,给我老老实实地躺在担架上。”

“躺在担架上有什么用?谁能抬着我爬山?”伤员战士凄楚地说。

“放心!”霍大姐为了宽慰受伤的战士,亲切地说,“小老表,还有我这个霍大姐嘛。”

“不,不!这可要不得……”

“要得!要得……”

伤员战士死活也不让霍大姐抬他爬山,一边挣扎着想从担架上滚下来,一边急得大声嚎啕。老马站在一边,看着吃力爬起的姚秀芝,听着霍大姐和伤员的争执,以及山下传来的叫骂声,他一步跨到担架的旁边,轻轻拨开霍大姐,双腿跪在滴着雨水的山石路上,不容争辩地命令说:

“都不要吵了,把他扶到我的背上,我背着他爬山!”

老马这突兀的行为把大家惊呆了,一时间都不知该如何是好。他又严肃地命令:

“还等什么?扶着我的身子站起来,趴到我的背上!”

大家都从惊愕中醒来,首先是负伤的战士大声拒绝,接着就是霍大姐和姚秀芝争着要抬担架。老马没有再说什么,他猝然转过身,双手抱起负伤的战士,沿着雨水漫过的石级,踉跄地向前走去。

姚秀芝呆滞地站在山路上,忘记了风雨的厮打,看着那消失在风雨之夜的高大身影,内心中涌起了一串串感情的浪花,是内疚自责?还是景仰钦佩?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只有一种感觉是明晰的,那风雨之中的高大形象占据了她的心房,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霍大姐悄悄说过的这段话:“老马是位长工出身的红军战士,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气,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凡是上级交给他的任务,他都会顶呱呱地完成好。这些年来,在每次打土豪、搞肃反中,都以阶级立场鲜明而著称。因此,他被保卫局有关单位选中了。”姚秀芝有些痛楚地摇了摇头,又感慨地叹了口气。

这时,霍大姐拿着伤员的双拐,走到了姚秀芝的身旁,她递过一根拐杖,近似自语地说了一句:“知识分子倒霉就倒在遇事爱胡思乱想,走吧!”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挽着姚秀芝的臂膀,二人迎着扑面打来的风雨,艰难地向山上爬去。

泥泞的山路,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气力。霍大姐和姚秀芝拄着的拐杖,就像是盲人手中试路的竹竿一样,测试着淌满雨水山路的险夷。霍大姐是个乐观主义者,无论在什么环境,她都能找到话题,并引导大家说个没完没了。必要的时候,她再说上一两句笑话,乐得大家把疲劳都忘到脑后去了。风雨骤然变小了,她回身看了看山下稀疏的灯火,转身仰起头,看了看山上复又燃起的火龙,有意地问:

“秀芝,你说说看,这山雨为什么会突然变小了呢?”

姚秀芝沉默不语。霍大姐举起马灯,照了照姚秀芝那忧郁的表情,忍不住笑了,大声问:

“喂!你又在想什么啦?”

“我,我……”姚秀芝从沉思中醒来,一时无言以对,为了掩饰内心的痛苦,她结结巴巴地说:“你不要见笑,我突然想起了两句古诗。”

“哈哈……”霍大姐果然大声笑了,“你可真有意思,快告诉我,是哪两句古诗?”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霍大姐虽然出生在江西大山之中,可自幼随父亲熟读诗词歌赋,读中学的时候,又是班上有名的“文豪”,因此,她听姚秀芝说过“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后,立即想起了《郑风》中的《风雨》篇。自然,她也想起了《诗序》中所说的这段注释:“《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恩君子不改其度焉。”她想起姚秀芝那非凡的经历,特殊的爱情,以及那不幸的处境,感慨地说:

“你呀,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地方,还净想这些没有用的事!”

姚秀芝被说得有些难为情了。她忙有意转开话题问:

“霍大姐!这风雨为什么变小了?”

“哈哈,我正想问你呢!”

“我说啊,不是山雨变小了,而是我们爬高了。”

“对!对……”

霍大姐打开了话匣子,为了证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她指着山下稀疏的灯光,说明后续部队仍然在风雨中爬山;她指着头顶上狂舞的火龙,说明山上已经雨过天晴,甚至压根儿就没有下雨。接着,她又兴致勃勃地向姚秀芝述说,她家乡的山里经常出现这种情景。尤其她讲到自己站在山顶上,望着脚下飘舞的浓云密雾,像真的变成仙女的时候,她那种自豪的语气,天真的样儿,似乎又回到了那纯洁的姑娘时代。她有些怅然地说:

“可惜啊,世上没有拴住美好时光的绳子,要是有啊,我真想永远和蓝天、白云为伴。”

姚秀芝第一次发现霍大姐还有如此纤细、富有诗意的感情。然而,姚秀芝的经历实在是太坎坷了,青春时代的美好憧憬,早已被打得破碎不堪,因而她听了霍大姐的话语,自然产生了如下的念头:“世上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绳子,我们只有不懈地去追求!”

山风小了,**雨收了,蛇形的山路越来越窄,越爬越险,有的地方陡峭如削,犹如上天梯一样。前边传来点燃火把的命令,不时,一条缠绕大山的火龙又复活了,眺望夜空,“之”字形的火龙绵绵蠕动,连接着星光。可能是为了减少翻越险山的紧张情绪吧,爬山的队伍中,传来了“加油啊!不要掉队。”“再发起一个冲锋,我们就上天了!”的吆喝声和阵阵欢快的笑声。

此时,姚秀芝真想倒在地上喘口气——哪怕面前是一洼水地。可是当她想到伤员同志的痛苦,老马身上的重荷,便立即举着一支火把,快步追上了步履艰难的老马,苦苦哀求说:

“老马同志!还是让我们抬着伤员爬山吧。”

老马背着伤员,像是一个严重驼背的罗锅,鼻子尖快要触到山路上了。他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争吵,他只想减轻伤员的痛苦,早一点翻过这座大山。他闻声侧过头来,紧促地喘着粗气,当他认出是姚秀芝的时候,便生气地说:“算啦!我还没有累到昏过去的地步。”说完,他转过身,赌气似的一步一步向上爬去。

姚秀芝满腔热忱的心,像是浇了一盆凉水,真是寒透了。但是,她能够责备老马对自己的无情吗?不能!因为她明白这些同志的爱憎朴素得很,丝毫没有一点掩饰。当然她还清楚地知道,假如这种朴素的爱憎,是他们亲身体验来的,比如对土豪的憎恨,对红军的真诚爱戴,那无疑是正确的;但假如这种爱憎,是受命于上级,那真是无可奈何了。姚秀芝的情波渐渐地平静下来,为了不使负重爬山的老马摔跤,她擎着火把,照亮了坎坷难行的山路。

突然,前边的队伍停了下来,说是前边的山路太陡,驮着辎重的战马爬不上去,要大家原地宿营,天亮以后再继续爬山。天哪,这不足二尺来宽的山路怎么睡觉呢?万一睡梦中滚下了山怎么办?可是同志们实在太疲乏了,睡眠,此时变成了人生的第一需要。接到命令以后,每人都打开毯子,紧紧地裹在身上,有的顺着山坡躺下,有的背靠着树木坐下,把眼一闭,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姚秀芝和霍大姐安排好伤病员,像往常宿营那样,她们坐在山道上,背对着背休息。她们虽然也疲惫不堪,可谁也没有睡意,合着双眼,各自想着心事。突然一阵山风袭来,冷得她俩同时打了一个寒噤。霍大姐转过头来,凑近姚秀芝的耳边说:

“同志们的衣服都湿了,山风又透心的凉,就这么入睡准会得病的。”

“是啊!可……同志们太累了。”姚秀芝为难地说。

“那也比病倒了好啊!”霍大姐说。

姚秀芝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分量。红军自长征以来,不到一个月就减员一半,号称十万人马的中央红军,已经不足五万了。另外,一个红军战士负伤,需要两个以上的红军战士看护,如果一夜之间,数以千计的战士病倒了,谁来照管这众多的病号和伤员?又拿什么药来医治他们?因此,她打心里赞成霍大姐的意见。然而她用心一想,谁能给夜宿山路的战士带来温暖呢?她真的没有一点办法。忽然,一束强烈的火光向她射来,她定睛一看,老马趴在山坡上,正在点燃一堆干柴。她激动地捶了霍大姐一拳:

“你快看啊!篝火,篝火……”

霍大姐看见红红的火苗,真是兴奋极了!她蓦地从石级上站起,大声呼叫着沉入梦乡的红军战士,让大家向老马学习,捡拾干柴,点燃篝火,烘烤湿透的衣服。不时,夜幕笼罩的苍山,燃起了星星点点的火堆。

篝火熊熊,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烤得战士的身上暖烘烘的,一缕缕热气,散发出一种雨汗相间的气味,熏得人们有些醉了。向后一倒,便以天地为衾枕,昏然入睡。还有少数同志,忘记了在烘烤潮湿的衣服,困得把手一松,军衣掉进了篝火之中,还有个别战士,干脆穿着湿漉漉的衣服,依偎在篝火旁边,饱享着火光带来的温暖。突然啪的一声,燃烧的枯枝弹到了他们的脸上,烫得惊叫不已。霍大姐担心出事,一时又想不出既能驱寒、又能解乏的办法。无意之中,她看见了姚秀芝双手抱着的小提琴,她大声问:

“同志们!大家想不想听音乐啊?”

“想听!”

“好!欢迎原红军剧团的姚团长给大家拉一段要不要?”

“要!”

围在篝火四周的战士们、伤员们都不约而同地鼓掌欢迎。

姚秀芝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掌声了,她的心里**漾起一种难以言述的情感波涛。她作为一名艺术家,从这热烈的掌声中感到了快慰,也知道了红军战士何等地需要精神食粮。另外,她作为一名长征中的囚徒,能够拿起艺术的武器,鼓舞红军战士排除万难前进,也感到由衷的激动。她把提琴盒子放在双腿上,细心地解着包琴盒的油布。但她万万不曾料到,欢迎的掌声一落,老马倏地站起身来,坚决地反对说:

“霍大姐!我不同意红军战士听她拉小提琴。”

“为什么?”霍大姐惊讶地问。

“她是一个没有定性的托派!”老马固执地答说。

“难道听托派拉奏的音乐,也会变成托派分子吗?”霍大姐真的生气了,走到老马的跟前,大声地质问。

对此,老马可有点始料未及,他望着厉声相逼的霍大姐,有点心虚地说:

“可不要忘了,这……是个立场问题。”

姚秀芝听着这严肃的争论,激动的心情消失了,解油布的双手也变得有些木然了。她内心真是痛苦到了极点。当时,她真想大吼一声:“我不是托派!”瞬间,一个背着伤员爬山的形象出现了,她那满腹的怒火又渐渐地熄灭了。她轻轻地捅了捅霍大姐,示意不要再争下去了。接着,又理智地用油布包好了小提琴的盒子。

霍大姐的火暴脾气,就像是三伏天的雷阵雨,来得猛,去得也快,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算结束了这场不愉快的争吵。片刻,她又大声地问:

“同志们!你们都来献策献计,谁有办法让大家安全地度过这夜晚?”

围拢在篝火旁边的战士无精打采,对霍大姐的问话谁也不感兴趣,没有一个人答话。

老马不想——也不敢得罪这位首长的夫人霍大姐。他一看这尴尬的情景,有意解围地说:

“同志们!霍大姐是老资格,请她给大家讲个革命故事好不好?”

“好!”大家有气无力地说。

老马自然明白这声“好”是出于礼貌,但他为了把气氛造得热烈一些,就像当年红军开联欢会拉歌子那样,拿腔拿调地大声说:

“让我们一齐鼓掌欢迎!”

战士们稀稀落落的掌声,自然不会给霍大姐带来欢乐。相反,却引起了她很多的联想:过去,她曾听过无数次红军战士们的热烈掌声,那是在红军战士的庆功大会上,他们为自己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同是这些红军战士,今夜却困在了山上,没有了往日那种勇往直前的豪气,也丢掉了那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似乎一下子变老了许多!当她的思路,由战士消沉的情绪转到姚秀芝受审长征的时候,心头就像压了一块千斤重石,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她习惯地叹了口气,说:“好!我给大家讲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有一家大地主,养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她自小聪明过人,琴棋书画样样都行,其中尤其酷爱音乐,演奏一手不错的琵琶和古琴。附近的人们,都称她是一位才女。在她十六岁那年,父亲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产,强迫她嫁给大军阀吴佩孚手下的一个旅长,她死不答应,于是落发为尼。这个旅长兽性大发,只身打进庵来,强行霸占了她。受辱的姑娘没有想到死,当夜用剪刀刺死了这个旅长。为了争得女人活下去的权利,她毅然女扮男装逃到北京,寻找一条生路。在北京街头流浪期间,遇到了一位寻求救国之路的热血青年,二人结为挚友,并结伴赴法勤工俭学。她终于恢复了女儿装,惊得好友瞠目结舌。姑娘学习艺术,男友学习工程建筑,但他们的共同主课却是马克思主义。北伐前夕,他们在巴黎公社墙下举行了婚礼,姑娘用小提琴高奏起了无产者的最强音,参加婚礼的留学生一齐和着琴声,高唱起了《国际歌》。她曾激动地对我说:这不是普通的歌声,这是在向旧世界宣战的誓言,是催动新中国早日诞生的呐喊……

霍大姐讲得太激动了,不得不被迫中断这传奇的故事。围在篝火旁边的战士,一个个听得忘了困乏。老马真心敬佩这位姑娘,又想知道这位姑娘回国后的革命壮举,他大声地说:

“霍大姐!快接着往下讲啊!”

霍大姐仍然沉浸在激动的情绪中,似乎没有听到老马的话声。老马这个急性子可来了火气,生气地拍了一下大腿,愤愤地说:

“哼!偏偏讲到这节骨眼上收住了,这不是怀揣马勺——‘成心’吊大家的胃口吗?”

霍大姐不知为什么,仍旧没有讲下去,依然在沉思着。老马真想知道这位姑娘的结局,无奈,只好换了个口气,明知故问地说:

“霍大姐,听你的口气,你一定认识这位姑娘了?”

“认识!”霍大姐淡然地说。

“她现在也有三十来岁了吧?”老马一面掰着指头,一面关切地问。

“有了!”霍大姐无限感慨地说,“时间拴不住啦,她转眼快到中年啦。”

“霍大姐!”老马趋前一步,惋惜地摇了摇头说:“今晚,这个姑娘要在该多好啦,她拉着小提琴,我们一起高声唱起《国际歌》,这风,这雨,这陡峭的山路,还有这全身的疲劳,都通通地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霍大姐听着老马这由衷的感慨话语,片刻,喟叹不已地说:

“人,就怕言行不一啊!如果这位姑娘真在的话,我看老马就不一定这样说喽!”

“你……怎么怀疑起我老马来了?”老马急得大步走到霍大姐的面前,拱抱起双手,格外生气地说:“霍大姐,这位姑娘要在,我老马要不亲自请她拉琴,就不是一名红军战士!”

“这话是真的?”霍大姐问。

“真的!”

“还反悔吗?”

“绝不!”

“好!”霍大姐转过身来,指着正在护理伤员的姚秀芝,沉重地说:“就是她。”

“她?……”

老马惊得愣住了,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望着面前自己看守的托派嫌疑犯,怎么也和那位在巴黎公社墙下举行婚礼、拉着小提琴、高唱《国际歌》的姑娘对不上号。但是,当他想到姚秀芝被打成托派,开除了党籍,失掉了军籍,还坚持长征;自己身体虚弱,还要带头抬伤病员爬山的时候,他似乎又觉得眼前这位看押的囚徒,和那位姑娘有着某些联系。他茫然了,不知该如何履行自己当众宣布的诺言。

“老马!你怎么不说话了?”霍大姐望着沉默不语的老马镇定地问。

老马仍然呆滞地站在原地一言不发。

“老马!你真的变成了言行不一的人了?”霍大姐有意激将地问。

老马突然伸出双手,整理了一下军容风纪,转身迈着军人那有力的步伐,向着姚秀芝的身旁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