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及军委首长，在吃过刘伯承、聂荣臻准备的午饭之后，又在他们两人的陪同下来到安顺场渡口，进行渡河的实地考察。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驻步安顺场码头，放眼望去，两岸是连绵起伏的高山、悬崖接着峭壁，十分的险峻；大渡河就像是一条永远也驯服不了的蛟龙，任性地穿行在这大山峡谷之中，发出惊人心魄的吼叫。毛泽东望着大渡河暗自盘算着：河宽三百余米，水深三四丈。湍急的河水，碰上礁石，卷起老高的白浪。于是他很快得出结论：在这样水急、浪高、漩涡多的河段，人一下水，就会被急流卷走，凫水泅渡是绝无可能的。接着，他又望着大渡河中那只满载红军战士的木船，问刘伯承：

“伯承同志，我们就搞到这样一只渡船吗？”

刘伯承沉重地点了点头。

“一船可以载多少人？”朱德问道。

“四十人。”

“往返一次要多少时间？”周恩来有些焦急地问。

“一个小时左右。”

“为什么要花费这样多的时间呢？”毛泽东问道。

接着，刘伯承做了详细的介绍。对此，陈云同志曾做过如下的记述：

红军至大渡河时，时已五月底，气候已暖，上游雪山正溶解，故水势暴涨，水流甚急。大渡河之河面及水速均较金沙江更宽更急，水浪更高。渡船每一往返，历时五十分钟。且每只小船之船夫，至少须有八人做工。渡河方法，先将载客之船由南岸河埠沿南岸逆流拉上五六十米，再顺流飞箭似的斜过对面河岸。船至北岸河埠时不能稍前稍后，一不小心，即触礁石，船即分裂，故非当地熟知水路礁石之船夫，不能驾船。船返南岸时，亦须由北岸沿江逆江拉上五六十米，再顺流飞箭似的斜过南岸来……

“伯承同志，”周恩来的确是有些焦急了，“从昨天到今天中午，一共渡过多少人去？”

“准确地说，到今天上午十点钟，第一团才全部渡过河去。”

“不行，不行！”朱德边说边算了一下，“照着这个渡法，全军渡过大渡河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

“可敌人是不会给我们这样多的时间的！”接着，毛泽东指出：敌负责追击的薛岳纵队，今天可到达西昌以北的礼州，至多三天，即可赶到安顺场；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业已到达峨西的金河口，离安顺场也只有几天的路程。最后，他摇了摇头说道，“靠这只小木船过大渡河，我们只有步石达开之后尘了！”

“伯承同志，”周恩来已经蹙起了眉头，“你们尝试过架桥吗？”

刘伯承汇报说：昨天在攻占大渡河对岸的渡口之后，他就下令工兵连要千方百计地架桥。工兵连指战员接到命令之后，立即劈竹扎排，作架桥的探索，搞了几次都失败了。接着，他们又“用八根二号铁丝缉绳，只系上三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最后，他情绪低沉地说道：

“看来，在大渡河上架桥是不可能了……”

刘伯承讲完之后，大家站在安顺场码头上，望着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一言不发，都陷入了凝重的沉思中。这时，毛泽东却乐观地说道：

“大路朝天，一人一边嘛！回司令部去，我们再研究其他的办法嘛！”

周恩来从毛泽东的神态到说话的口气，感到毛对红军北渡大渡河似有了新的主张。他不由得又想起毛泽东不赞成官方以及民间关于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说法，于是，他在回先遣队司令部的路途中，有意地问道：

“主席，在你亲自考察了安顺场渡口之后，对石达开兵败于此有何想法？”

“更加说明官家的《庸庵文续编》是欺人之谈。”

接着，毛泽东指出：该文所载，石达开的队伍，本已由安顺场渡过河一万人，天晚了，后续部队不能再渡。石达开以为他一贯用兵谨慎，今天把兵分隔在河的两岸，使兵力分散这不大好，就又把过河的一万人渡转回来。说到此处，毛泽东以轻蔑的口吻说道：

“当时，石达开退至安顺场的部队不过两万人之众，天晚之后，他既然能把渡过河去的一万人马渡过河来，为什么不能把剩下的那一万人马再渡过河去呢？”

大家听后愕然。

“另外，”毛泽东又提高嗓门说道，“按照我们实地考察的结果，以一船渡四十人，一小时渡一次来计算，请问在十个小时之内，要有多少船才能把一万人马渡过河去？”

“至少要有二百五十条这样大的木船。”周恩来抢先答说。

“好！我们暂且不说安顺场这不过百户的渡口，有没有二百五十条这样的木船，请大家想想看，”毛泽东有意停顿了一下，“这河宽仅有三百米的渡口，能不能放得下二百五十条这样的木船？”

“放二十五条这样的木船就不错了！”朱德答说。

“一条木船需要八个熟练的船夫，请问这二百五十条木船又需要多少船夫呢？”毛泽东问道。

“两千人。”周恩来说罢又摇了摇头，“安顺场渡口大人小孩加在一起也没有两千人啊！”

“再者，”毛泽东越说越有兴致，“两千年前曹阿瞒就曾采用庞凤雏进献的连环计，把木船用铁索连起来南渡长江；我们的石达开英雄，为什么不把这些船连起来呢？是不是他怕两千年前的诸葛亮显圣，向清兵再进献火烧战船的计谋呢？”

毛泽东的戏谈把大家都逗笑了。

但是，唯有周恩来依然还在深思。他从毛泽东的上述话语中，真切地感悟到了毛泽东有着超出常人的智慧，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军事家。也就在这一瞬间，他想到了毛泽东在大渡河边看那块碑文时讲的那段话：“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当周恩来此刻再用心品味这段话时，他不仅明白了毛泽东当初为什么怀疑石达开兵败于此的原因，而且似乎也猜出了毛泽东的几分心思……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随刘伯承、聂荣臻回到先遣队司令部，只见陈云与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已经在此等候。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

“如果我没有猜错，两位是为了红军如何渡河，向我们献策来了！”

“谈不上什么献策，只是把我和富春同志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提供你们在决策时参考。”陈云平和地答说。

对此，陈云在化名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做了如下记述：

当晚我为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诊脚病（陈云以医生身份写的这篇见闻录），适李召见一老者，年已九十以外，为当地之馆教师，尝亲见当年石达开在此失败者，正由李富春享（飨）之以酒肉，请其讲述石军历史。据老者言，石军到安顺场时尚有五六万人（实有二万余人），刀枪马匹无算。但一至安顺场，忽遇上游大水，安顺场前面之山水暴发不能渡河。前有大渡河，右有清军，且拆断小河之铁索桥，左为山崖绝壁，后为彝民，且当时彝民之数量远过于现在，石军被困于此者，凡四十七天。当时军心不固，而石氏本人亦动摇，故自缚入清营，石军均为俘虏。老者并云：“长毛”并非强盗，自称“复汉驱胡”。石部对人民甚和气，军队有纪律。老者并云：“红军之纪律则较翼王（即石达开）军更好。”据老者之所云若是，石达开当时未能渡过大渡河而失败于大渡河边确系事实。

周恩来听后的直觉是：石达开不是有船不渡而失败的，而是坐困四十七天导致他“自缚入清营，石军均为俘虏”。因此，这又佐证了毛泽东的看法是正确的。

或许是毛泽东胸中已经有了北渡大渡河的方案，也或许是他那作为诗人的气质再次显露，听了陈云、李富春的汇报之后，他的兴趣点依然在那位年过九十的老人身上。他十分好奇地问道：

“这位老秀才是如何看待石达开的失败的？”

“他曾为石达开的失败写过一首诗。”陈云答说。

“有意思，有意思！”毛泽东非常认真地问道，“你们记下来了吗？”

“富春同志记下来了。”陈云答说。

“富春，快念给我们听听！”毛泽东催促道。

李富春取出一个小本本，仔细地翻开，念道：

“前有大渡河天险阻拦，右有唐军门雄师百万，左有松林铁索斩断，后有铁寨子倮倮把关。”

“概括的不错，就是诗味不足。”毛泽东说罢又问，“这位秀才给我们红军写诗了吗？”

“也写了。”李富春答说。

“快读读看。”毛泽东说道。

接着，李富春又从他那个小本子中找到了这首诗，读道：

“红军起义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贪官污吏望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

“好！好！”朱德听后拍手称快，“可惜的是，他不知道我们红军要解放全人类。”

周恩来听了这位老者的诗后，从“老人知事百世通”的角度出发，提问道：

“这位长者对我们红军提了什么要求没有？”

“只对我们说了五个字：首长勿停留。”陈云答说。

“好！好！有战略眼光。”毛泽东伸出大拇指表扬道。

恰在这时，军委送来了有关的情况通报：一、敌由于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失陷，国民党部署的河防工事一下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第五旅旅长杨学端根据当地地形和整个混乱局面，“决定溯流前进几里，由连坡湾上野猪岗山顶，据险以守”。妄图阻我红军沿着大渡河北去。二、我通讯机构破译了蒋介石《关于发现红军便衣队偷渡大渡河给薛岳电》。电文如下：

中（蒋中正）刻抵成都。据刘自乾（刘文辉）敬亥电称：大树堡已发现便衣队一二百人混在难民中，为我军防河部队搜捕，故未得逞。但匪大部尚未发觉也。我军在德昌应酌留一营兵力筑碉防守，并征集粮秣，保护后方输送为要。

中正宥侍参蓉

多数与会者听了这两条消息之后，对如何渡过大渡河更增加了紧迫感，谈论的话题很自然地又集中到这方面来。

但是，毛泽东却要过了这份刚刚破译的电文，看着蒋介石发报的时间、地点陷入沉思。他知道“宥”字的韵目代日是二十六日，也就是他到达安顺场的当天；“蓉”是成都的又一称谓。也就是说，蒋介石已经由昆明飞抵成都。在这期间，蒋介石做了些什么姑且不论，他突然飞抵成都的直接目的自应是：由于中央红军很快就要到达川西，与突破嘉陵江防线西进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所以，他不仅关注如何把“朱毛”变成石达开第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提前部署所谓川西“会剿”。

“请安静！”周恩来作为新“三人团”的团长，面对中央红军困守在大渡河南岸的危局，真是心事重重啊！他听了大家一段发言，又看了看毛泽东沉思不语的表情，遂严肃地宣布，“下边，请泽东同志发言。”

自从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掌指挥大权之后，大凡中央红军在前进的路上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或举棋不定，或有意见分歧的战略部署，大家都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毛泽东的身上。

首先，毛泽东扼要地讲了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真正原因，一是没有搞好和彝族上层的关系，他被与清廷勾结的上层“土司”出卖了；二是坐困安顺场四十七天，失去了转危为安的机动空间，待到弹尽粮绝之时，只有坐以待毙，全军覆没。就这个意义上讲，那位秀才长者的话：“首长勿停留！”不仅是对我们的忠告，更重要的是他对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正确总结。

其次，毛泽东指出：我们不做石达开第二，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首长勿停留”这五个字。我们兵出大渡河的下游吗？显然此路不通。原因大家是知道的，由于我们偷袭安顺场，在大渡河的下游富林渡口搞了一次佯攻，把敌人河防的主力全部吸引到了下游。方才，我们又破译了蒋介石发现我军在富林一带偷渡的电文，不要几天，敌军就会全部压到大渡河的下游。这样算来，我们的生路就剩下了一条，那就是溯大渡河而上。

毛泽东说到此处，请参谋在桌上摊开军用地图，他用手指着安顺场的位置，恰好是处于大渡河由南北走向变为东西走向的拐弯处。接着，他又用手沿着南北走向的大渡河向北指去，最后他的手指停在泸定的位置上，指出这儿有一条铁索桥，这儿是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的唯一生路。但是，如何实施抢夺泸定桥的任务呢？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

“好吧，我们兵分两路。一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伯承）、聂（荣臻）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毛泽东上述这段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有着极其丰富的战略内涵的。其一，刘伯承与聂荣臻所率的先遣队——红一团业已渡过大渡河，绝不可以再花费两天的时间把红一团再渡回安顺场。同时还要把干部团再渡过河去。其二，蒋介石业已发现负责佯攻富林的红军在偷渡大渡河，估计很快也会知道红军已经袭占安顺场。这样，恰好可利用在安顺场明渡大渡河，掩护红军主力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其三，由情报获悉，敌人大部河防部队在对岸，而且安顺场对岸溃败的敌军已经退往上游，重新构筑工事，凭险据守。这样渡过河去的红一师和干部团有可能受阻，甚至难以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师。怎么办？对此，聂荣臻同志做了如下的注脚：

毛泽东同志的意思我知道，万一会合不了，由伯承和我带着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个局面。罗瑞卿和萧华同志也跟我们一起走。干部团有干部，只要有群众，搞革命根据地就好办。

最后，毛泽东又十分严肃地说：

“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与会者听了毛泽东的上述发言之后，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决策。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记录，当即整理成《关于控制泸定桥渡河点取得战略胜利的部署》命令，于当日——五月二十六日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正式发布。该部署指出：“安顺场及其下游之小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这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右岸；林（彪）率第一军团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左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三军团、九军团准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先进路线跟进”。并明确命令：左右两纵队在两天半内赶到泸定桥。

自安顺场到泸定桥计三百四十华里，而且全是沿大渡河两岸崎岖不平的羊肠小路，限定两天半之内到达。照此算来，除去沿途与敌人交火，平均一天必须走一百四十里才能到达。因此，只有选择一个红军英雄团，去完成这项带有全局性的战斗任务。最后，中革军委把任务交给了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由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于五月二十七日清晨率领全团出发，限二十九日下午夺取泸定桥。

翌日——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和军委领导送走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登程北去之后，又赶到安顺场渡口为刘伯承、聂荣臻送行。毛泽东紧紧握住刘伯承的双手，仅仅说了一句“上船吧！”接着，就目送刘伯承、聂荣臻登上那只小木船，劈波斩浪地向对岸驶去……

毛泽东驻步码头，望着这滚滚东去的滔滔河水，他真想化作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放声吟咏红军指战员的革命豪气。但不知为什么，他在中国长长的诗海之中，竟然连一句符合他此时此情的诗者寻觅不见；有意思的是，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也没有佳句入诗来。近来，他读到李一氓写的诗，似写出了他们在渡大渡河时相通的心境。现录三首如下：

澎湃铜河一百年，红羊遗迹费流连。

岂有渡来重渡去，翼王遗恨入西川。

检点太平天国事，惊涛幽咽太伤心。

早知末路排安顺，何不南朝共死生！

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烽火渡滔滔。

输他大渡称天堑，又见红军过铁桥。

周恩来早年虽然也曾涉笔诗海，但他自从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后，似乎诗人那特有的浪漫气质与日渐少。相反，他考虑问题的视角变得越来越现实了。今天，他与毛泽东齐身站在安顺场码头，绝对没有想到如何借诗抒怀，他想的却是红军北渡大渡河的价值。事实上，世上绝大多数的政治家来到大渡河安顺场之后，都会像周恩来这样，从政治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军史上的奇迹。多年之后，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携全家来大渡河安顺场观看时，就以这样的心态和视角写了如下文字：

在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写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上汹涌翻腾的漩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有几处，河水还以异常的速度倒流回环。我们一行之中谁也没有见过这种水流现象，时而回流，时而顺流，时而侧流……似乎和地球的引力场不生关系。原来大渡河自有他自己的生活规律！……

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决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回到先遣队司令部之后，很快又收到了敌人有关泸定桥防务的部署：泸定桥为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的防区，他令第四旅在此驻守。他亲自下达的防守指示是：

（一）固守泸定铁索桥，阻止红军利用铁索桥过河；

（二）其余部队在泸定县城附近择要防守，必须严密控制泸定通汉源和泸定通天全两条要道，确保雅（安）属地区；

（三）与左翼（安顺场下游）的杨学端切取联系，以免中间形成空隙。第四旅旅长袁国瑞率部到达泸定之后，又根据刘文辉的指示做了如下的部署：

（一）以第三十八团……由团长李全山率领为第一线右翼部队，兵力重点摆在泸定铁索桥；

（二）以第十一团……由团长杨开诚率领为第一线左翼部队，位于海子山、冷渍一带；

（三）以第十团……由团长谢洪康率领，位于飞越岭，作为总预备队；

（四）旅部位于龙八步（飞越岭山下）。

毛泽东看了敌人上述部署之后，认为红军左纵队先遣队四团必须出敌不意，打垮李全山的第三十八团，才能夺取泸定桥；刘伯承、聂荣臻亲率右纵队遇到的最大的阻力，是敌袁国瑞在泸定以南五十里——位于龙八步的第四旅旅部。而取胜的关键是攻其不备。而做到攻其不备的关键，又是左纵队先遣团红四团能否确保二十九日赶到泸定桥。因此，他与周恩来、朱德等最关心的是沿大渡河两岸北上的左、右纵队第一天的进军速度。

是日晚上，军委收到左、右纵队前进的报告是：

刘、聂率领的右纵队急速北进，由于“前方瓦坝有刘文辉部一个团，是先一天到的，派一个营前出二十里向安顺场方向警戒，连哨又伸出五里。午后，邓华指挥先头第一师第二团与敌连哨接触。沿途只有一路可行，时而傍河，时而翻山。敌人凭险据守，节节抗击。第二团不顾一切往前冲，打到瓦坝附近，已是黄昏时候。敌凭既设阵地，又抗击了几个小时，才向富林方向逃窜。当晚，右纵队在瓦坝宿营”。毛泽东在地图上测量了一下，一天走了不足八十里。

王开湘、杨成武率领左纵队红四团急速前进。“路，是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肠小道，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更为严重的是，就是在这种难行的山路上急行军，不仅要防对岸敌人的封锁，还要边走边与驻守的敌人交火，一天下来，大小战役打了几次，但全天走了不足百里。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望着这些报告久久不语。突然，毛泽东严厉地说道：

“电告林彪，要他向四团下达死命令：务必在二十九日清晨赶到泸定桥！”

周恩来与朱德等人清楚，这等于要红四团在明天——五月二十八日一天一夜中走二百四十里。包括行军打仗、吃饭，平均一小时必须走十里，才能在二十九日清晨赶到泸定桥。他们清楚，这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中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记载。但是，他们又都清楚毛泽东如此用兵的目的，因此，像朱总司令这样爱兵如子的红军统帅，也赞同地说道：

“我赞成！非下死命令，才能确保如期夺取泸定桥。”

参谋很快草拟好了致林彪的命令，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阅后当即签发。这时，毛泽东又低沉地说道：

“明天一早，我们也必须离开安顺场北上。”

但是，红四团能否创造日行二百四十里山路的奇迹呢？就是下达命令的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也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