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蒋介石自视完成在川南、川北“围剿”红军的部署之后，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于五月十五日结束了。

会理会议的第二项议题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之后的行动计划。大会完全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央红军继续北进，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行动方案。因此，军委决定于五月十六日撤围会理，向大渡河挺进。

也就是在会理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下一阶段的行动方案期间，毛泽东为了摸清挺进大渡河的路线，向熟悉川南地形、民情的两位川中名将朱德、刘伯承请教，获悉“过大渡河，由会理出发，有一条路是经过西昌，翻小相岭，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富林。这是走成都的大道。另一条是经西昌至泸沽后，向左到冕宁，经过一个彝民区域，直下大渡河旁的安顺场。这是不容易走的小路。”对此，毛泽东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他的潜台词是：“到时再视情而定。”

接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一起商讨决定：鉴于北出会理，经德昌、西昌、冕宁至大渡河，不仅山路崎岖难行，而且经过彝族居住区，需要组织一个精干的先遣部队，为中央红军的大队人马顺利前进争取先机。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考虑到朱德是总司令，他这位当年的川中名将，只能随军委行止，一道运筹军机大事，故提议由十分熟悉川南地形、民情的另一位川中名将刘伯承总参谋长出任先遣司令；由四川将领罗瑞卿出任政治委员，在罗生病期间先由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代理先遣队政委之职。为加强先遣部队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由红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员萧华带一个工作团随军行动。

也就在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先遣队的当天——五月十五日晚上，正在开会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由无线电收听到了如下两条消息：《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由《四川日报》发布蒋介石“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相勖勉”的新闻报道。由于当年朱老总和杨森有过较长时间的私谊，他怀疑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的目的是：借此考察杨森对蒋的忠诚，或以此调动杨森阻杀中央红军的决心。为此，毛泽东与周恩来是赞成朱德之见的。但是，毛泽东更关心蒋介石“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相勖勉”的新闻报道。

毛泽东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对于我国清末民初的历史尤为稔熟。至于蒋介石所宣传的骆秉章，因当年曾任过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的地方官，且又残酷地镇压湖南的农民起义，毛泽东对他当然了如指掌。另外，毛泽东作为当代最有名的红色“山大王”，对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有着特殊的喜爱，并对其失败的教训也格外看重。因此，他不仅熟读过蒋介石借以宣扬毛泽东就是当代石达开的《庸庵文续编》，而且还读过不少有关石达开败亡的文章，更重要的是他既不同意薛福成写《庸庵文续编》的观点，也不完全赞成一些学者论述石达开失败的见解。他认为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搞好民族关系，被四川总督骆秉章所利用，继之所诱杀。因此，他认为中央红军能否顺利通过彝族居住区，胜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搞好与彝族的关系。为此，他在为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送行的时候，特叮嘱刘伯承同志，大意谓：

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

对此，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他只是沉毅地点了点头。

也就是在这次送行会上，朱总司令向待命出征的全体指挥员宣布：“为确保红军顺利北上，中央决定成立以刘伯承同志为司令，聂荣臻同志为政委的先遣队。为确保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任务的完成，特派遣原少共师政委萧华同志带领一个工作队，归属先遣队建制。”

毛泽东早知道被称为“娃娃司令”的萧华，他一看萧华仍然带有几分稚气的面庞，笑着问：

“萧华同志，今年多大岁数了？”

萧华是江西兴国人，十三岁加入共青团，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朱毛红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员。红军长征前夕，出任少共师政委，后因红军缩编，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的组织部长。他一听久所景仰的毛泽东主席在询问他的年龄，急忙走出队列，向毛泽东行军礼，十分郑重地答说：

“报告主席：红军突围转移时年满十八岁，我想到我十九岁的时候，红军的战略转移就该结束了！”

萧华的回答把所有参加送行的同志都逗笑了。周恩来近似玩笑地说道：

“年轻的预言家，但愿你的预言变成现实！”

萧华一看毛泽东、朱德等开怀大笑的样子，再一听周恩来的话语，下意识地做了个鬼脸。

毛泽东恰好看到了萧华做鬼脸的形象，就在这一闪念之中，他感到这位红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员尚还缺少自信，故一收笑颜，严肃地对萧华说道：

“不要怕自己年轻，一定要有自信。伯承同志，汉代霍去病是在十八岁那年击败匈奴，擒杀单于的吧？”

刘伯承是一代大军事家，对于古往今来的历史掌故真是倒背如流，故当即答说：

“是的！为此，还受封为冠军侯。”

这时，朱德非常憨厚地走到队前，以总司令的口吻说道：

“伯承同志，你应当明白毛主席为什么点你的将，请你和荣臻同志当此先行官。”

“因为我和荣臻同志都是四川人。再者，我在川南、川西一带打过仗，熟悉这里的人文地理。”刘伯承答说。

“伯承同志，”周恩来深沉地说道，“敌人都称你是红军中的一条龙，此次北上当先锋官，一定要制服川中大大小小的地头蛇！”

“我尽力而为之。”刘伯承答说。

“不，是一定要为之。”毛泽东接过话茬，“说什么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我们的总司令、总参谋长，还有荣臻同志，你们三人都是游出夔门的强龙，我相信是一定能压住刘湘、刘文辉、杨森这些地头蛇的！”

“托主席的吉言，”聂荣臻答说，“力争做一条游回四川的强龙。”

“这不是我的吉言，是历史上留下来的经验之谈。”毛泽东兴致极高地说道，“我曾和总司令说过，古人道：川人不出夔门难成大器，充其量当个蜀中王。唐代李白仗剑出川，终成诗仙；近代邹容，走出夔门，终成推翻清廷的革命马前卒。”

“是的，是的！”朱德又接着补充说，“当时你还对我说过：外江人入川可造就大业，并举出刘备图川终成鼎足，杜甫入川终成诗圣加以佐证。”

毛泽东与朱德的对话把送行的气氛推向**，周恩来也凑趣地说道：

“时下，红军图川北进，既有走出夔门的川中蛟龙，又有我们这些图川的外江佬，打败川中大大小小的地头蛇是上合天理，下应民心的。”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不少参加送行和出征的同志都附和着说“对，对！打败川中大大小小的地头蛇是上合天理，下应民心的。”但是，唯有毛泽东叹而摇首，不无担心地说：

“我看啊，上合天理是对的，这下应民心嘛就不尽然了！”

对此，刘伯承与毛泽东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他也有些沉重地说道：

“主席还是在担心过彝族区受阻吧？”

“知我者，伯承也！”毛泽东为了加重语气，有意沉吟片刻又说道，“我希望你这位先行官，不要忘了我送给你的那个锦囊妙计哟。”

刘伯承知道锦囊妙计就是毛泽东告诫他过彝族区的那段话，遂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提出智取会理北面第一座城池德昌的计划：是时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所辖三个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阻截中央红军前进。接着，刘伯承指出：许剑霜旅长是他当年领导顺泸起义时的属下团长，一度还参加过共产党。为此，他希望写一封亲笔信送往德昌，借与许剑霜叙旧，向许借道。毛泽东听后大加赞赏地说道：

“好，好！中国的旧军人是重义字的。如果我们的先行官能用义字借道，那可是上上策。”

刘伯承当即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先行送进德昌，亲交至许剑霜旅长的手里，借“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利”。许剑霜收到刘伯承的信后，自然是感慨万端了！他沉思良久，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之计，他当即“派亲信副官将原信（刘伯承的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未置可否，许剑霜认为是默许，于十六日黄昏，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就这样，刘伯承亲率先遣部队——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于十七日晨三时占领德昌。

刘伯承率先遣部队在德昌稍事休息，又向北面的西昌挺进。也就是在这时，他又听说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为加强西昌的防守力量，调当地的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率部由冕宁来援。刘伯承知道邓秀廷系彝族人，时有正规军两个团，并能调动附近的彝族武装万人。如果以武力打败彝务指挥官邓秀廷所部，必然要伤害许多彝族士兵与下级的彝族官佐，这不仅间接地影响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与执行，而且也必然给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为此，刘伯承故法重施，再次给邓秀廷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红军要借道北行。

邓秀廷率两团以彝族为主的人马赶到西昌之后，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或许也想到了以彝人制红军的策略，遂将邓秀廷的两团人马派到西昌南面的黄水塘，充任第一道扼阻中央红军北进的防线。邓秀廷刚刚在黄水塘安营扎寨，就收到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邓秀廷虽是彝族，但“通汉文，在川军中混事多年，知道刘伯承是川中名将。信的内容是：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邓秀廷看了刘伯承的亲笔信后，“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打吧，对手是刘伯承，威名久著巴蜀，连刘湘、杨森也当过他的手下败将，何况自己这样的能耐，自知绝不是对手；不打，又怕对刘元璋不好交代。最后的办法是：摆开打的架势，应付刘元璋；但不开枪，免得折了老本”。邓秀廷为了把假打真送的这场戏演好，遂把这两个团的彝族军官召集起来训话，他扼要地讲了他的难处之后，又讲了如下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

邓秀廷在统一了彝族军官的思想之后，遂把部队摆在大道两边山上，眼看着刘伯承率领中央红军从两山间的大道上通过。在这期间，“有一个彝兵走火开了一枪，引起其他人也打了几枪，邓秀廷急忙用彝语制止”。红军先遣部队遵照刘伯承司令员的命令，谁也没有开枪还击，只是大声喊着“汉彝一家”，“汉彝是弟兄”，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前进。

恰在这时，蒋介石派一两架飞机到此轰炸，由于邓秀廷所部没有摆出指示目标的标记，飞机盲目投弹，炸死邓秀廷部几十人。因此，邓的部下大声骂道：

“我们没有死在红军的枪下，倒是变成了蒋介石飞机投的炸弹下的冤鬼！”

红军先遣部队顺利通过邓秀廷所部之后，极大地震撼了川康边防司令部所在地西昌。

刘元璋作为川康边防司令是一定要死守西昌的。他的防守部署是：“第一步在西昌城外围‘土城’做工事，凭工事据守；第二步退到安宁河做工事，凭河据守；第三步拆西昌城外西街（西昌最繁华的商业区域，靠拢城墙下边由西昌城南门外约一里多长）的房子，打通墙壁做掩体，但又怕红军轰城，准备烧掉这些房子。然而刘元璋究竟还有顾虑，怕引起民愤。”但是，当红军距西昌不足三十里的时候，刘元璋下令放火。对此，当事人写道：

“这时城门已用石条子封闭，即从城墙上向西街房泼下煤油，放火烧毁。他还由北门城墙上用绳索子吊了一些士兵出城去，把接连西街蜿蜒到西北角的鱼市街一并烧毁。这两条街共约三里长，西昌精华顷刻付之一炬。当大火烧起来时，这两条街的人民，有的在城内有家，有的要求入城暂住，都一律不许进城，弄得两街老百姓露宿城外，无家可归，惨痛到了极点。”

刘伯承率先遣队出征之前，即规定了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我先遣队前进的路上经西昌、冕宁、泸沽等军事重镇，不要费时攻城，目的是为了争取先机抢渡大渡河。因此，当我红一、五军团在接近西昌的时候，发现守敌不仅做了死守城池的准备，而且还放火烧了城外的民房，便建议军委放弃攻击西昌的计划，绕道西昌向泸沽前进。军委接受了这一建议。

五月二十日，刘伯承、聂荣臻等率先遣团——红一团到达了泸沽。为了摸清由泸沽通往大渡河的两条路线的情况，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已遵令派出侦察组分头到前面侦察。是日下午，刘伯承、聂荣臻收到由朱总司令签发的电令：“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二十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

是日晚上，刘、聂又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路线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同时，又接见了中共冕宁地下党组织派来的人员，敌情大致如下：

“当面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红军的是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其第四旅在左，守泸定桥一带；第五旅在右，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另据传闻，刘湘部一个旅正向富林开进中，明日可到。”

刘伯承认真研究了敌人在大渡河两岸，尤其是在安顺场和富林两个渡口的兵力部署后，说：

“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彝族分黑彝白彝，黑彝是纯粹的彝人血统，白彝是彝汉混血儿，他们内部有矛盾，但生产落后，生活水平都很低，主要矛盾是与汉人的矛盾。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

聂荣臻听了刘伯承这番话后，接着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不管他黑彝白彝，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吧。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

是日夜，刘伯承亲自拟好了电报，遗憾的是中革军委处于行军状态，一直联系不上。翌日下午，还是没有和中革军委取得联系。刘伯承与聂荣臻决定带先遣队第一团先开进冕宁，然后再和中革军委联系。这时，刘伯承又想起了毛泽东行前的叮嘱：“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因此，他决定在先遣队出发前做一次政治动员。他讲了如下这段话：

“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有一种传说，《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是日——五月二十日晚九时，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队第一团进入冕宁，设司令部于天主教堂内。聂荣臻因在欧洲学习多年，召见神职人员，宣传党的宗教政策，用法语与教堂中的几位法国修女交谈，劝她们不要惊慌。与此同时，刘伯承亲自督促电台人员向中革军委发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革军委的负责人于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收到刘伯承、聂荣臻联署的电报，完全同意刘、聂的正确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小路向大渡河前进。并做了如下规定：

刘、聂率我先遣第一团续向拖乌、筲箕湾前进，日行一百二十里，准备至迟二十四号午前赶到渡口；左、刘（亚楼）率我第五团，如查明越西无敌或少敌，应迅速占越西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及由越西及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西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止该敌。第一军团主力今晚二十一时起开往冕宁，以便随一团前进，并策应其战斗。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向各军团下达了相应的命令。最后，军委强调必须“绝对保持改道秘密”，为此特做规定：“泸沽至冕宁道上严禁被敌机发现目标、挂露天标语；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下午三时半至五时半，严禁部队运动”；“第一军团部队对去路，第三、九军团对来路，要断绝行人出去”；“严密逮捕敌探”。

上述部署依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所善用的声东击西的战法。事后追论：明攻富林大道，暗过彝族区，且日行一百二十里，是袭占安顺场的奇招。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军委负责人进驻冕宁之后，最关心的还是通过彝族区。他们清楚：为了确保红军先遣队人不知、鬼不觉地到达安顺场，为红一军团主力在安顺场实施抢渡大渡河创造先机，除了先遣队能顺利通过彝族区外，负责佯攻富林方向的红五团也必须首先通过越西彝族区，然后才能在富林方向大造声势，把敌人防守大渡河的主力吸引到富林渡口。为此，毛泽东在冕宁亲自调查研究彝族区的情况。他通过冕宁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廖志高、李井泉等同志的关系，接见了冕宁城郊的彝族头人沽基达涅，向他了解彝族区的各种情况。

沽基达涅精通汉语，认识不少当地上层的汉人权贵，尤其是驻在冕宁一带的“吃粮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瞧不起像他这样的彝族头人。而今，被国民党骂作共产共妻的红军来到了冕宁，不仅对彝人秋毫无犯，而且红军的“头人”还把他奉若上宾，平等地与他交谈。这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另外，毛泽东的风度、学识，也使他景仰不已。换句话说，他感到能和毛泽东这样的红军“头人”交谈，是自己一生最大的荣幸。因此，他向毛泽东“详细地说明了从冕宁到大渡河各个彝族家支的情况，这些家支头人沽基小叶舟、沽基洛莫子、罗洪作一、罗洪点都等人的情况”。

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接着，他又“向沽基达涅阐述了党的民族政策，委托他与这四人联系，并请他把红军的礼品分别转送给这四个彝族首领”。

与此同时，为了向广大的彝族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利用朱德在川中的影响，由朱德在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干人大会上发表讲话。朱德“讲解了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汉群众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和四川军阀，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接着，他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有着重大影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四川，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周恩来坐镇军委，相继收到了担负佯攻任务的红五团左权的报告：侦察班在一位采药老人的带领下，严格执行“要隐蔽、沉着、机智、勇敢”的指示，他们翻山钻沟，攀登峭壁，绕到敌后从越西到小相岭的大道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非常险要的隘口小相岭。接着，他们又化装成敌军，以一天一百五十里的速度向越西进军，并于五月二十二日下午袭占越西。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并没表现出意外的高兴。因为，他最担心的是：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红一团能否通过大凉山彝族区，确保五月二十四日占领安顺场渡口。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离开冕宁，按照计划向大凉山彝族居住区前进。是日晚，毛泽东发现在一座风景如画的向阳山坡上立着一座庙宇，走进去一看，原来是一座关帝庙。他决定与久违的贺子珍在关帝庙下榻。

贺子珍虽说得救了，但她的身体还是相当的虚弱。她点着供桌上的油灯，发现桌上摆着不少供果。她当即就产生了一个念头：“等润之回来之后，他可以饱餐一顿供果了。”但是，当她再仰首一看，她从小就熟悉的威武的关云长端坐中央，双手举着青龙偃月刀的周仓与关平分立两旁，令人望而生畏，顿时偷食供果的念头又打消了。接着，她在供桌的旁边先铺好厚厚的一层干草，又在干草上铺好被子和军毯，站了一会儿，觉得空****的关帝庙中静得似乎有点可怕，遂坐在地铺上闭上双眼静候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研究完军机大事之后，还是没有收到刘伯承、聂荣臻发来的过彝族区的情况通报。朱德望着在指挥部中蹙眉踱步的毛泽东，十分幽默地说道：

“快回去休息吧，不要再让关云长演一出《卧牛山》。”

毛泽东自然知道《卧牛山》一戏的内容：写关云长保二嫂过五关，遇雨，宿于郭常家遇险的故事。他听后惨然一笑，说道：

“我不担心二嫂遇险，可我对伯承同志……”

“放心，”周恩来忙接过话茬，“伯承同志能用一信向彝族军官邓秀廷借路，也准有办法为红军在大凉山彝族区借出一条路来。”

“恩来说得对，如果伯承遇到麻烦，他早就来电了。”朱德补充说道。

毛泽东认为周、朱二人说得在理，遂告辞回到了关帝庙中。他和贺子珍打过招呼之后，又望着神气十足的关云长神像陷入了沉思之中。

贺子珍起身走到毛泽东的身边，小声地问道：

“你一定是饿了吧，选用些供果吧！”

毛泽东从沉思中醒来，很是认真地答说：

“不行，这会得罪刚愎自用的关老爷的。”

贺子珍听后一怔，不解地问道：

“难道他还会生气显圣，阻止红军过彝族区？”

“我看，完全有可能哟！”

“你怎么也迷信起来了？”

“这可不是迷信！方才，我望着关老爷的神像在想：当年刘备图川后，孔明执行民族政策，七擒七纵彝族首领孟获，始落得关公在彝族地区有香火。”接着，毛泽东又讲了他听说红军攻打会理的事，就是因为刘元塘在城内大造舆论，说关公显圣巡城，才把一些迷信的百姓动员起来为他卖命。最后，他叹了口气无限感慨地说道，“未来我们共产党人能不能比孔明强些？这还是等待我们要交的答卷。眼下，彝族同胞肯不肯为红军让出一条通道？我很担心哟！”

“我听说你给了伯承同志一个锦囊妙计，是真的吗？”

“我哪有什么锦囊妙计哟！把话说白了，就是要伯承同志向孔明学习，严格执行民族政策。”

“如果彝族同胞就是不借道给红军呢？”

“我下了死命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句话，就是不准和彝族同胞动武！”

贺子珍听后沉吟不语，然后冲着关云长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似在自语地说道：

“一、我们红军学的是孔明路线，关老爷理应保佑我们；二、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好，好！我就托子珍的福了。”毛泽东说着，边宽衣边催促贺子珍，“天不早了，我们休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