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再次处于左右为难之中！

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在中央红军实施突围、转移中，最高“三人团”握有绝对的权力。因此，周恩来作为“三人团”中的一员，对中央红军的命运自然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但是，他在“三人团”中处于少数，加上不懂军事的博古唯李德之命是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就是不赞成，也不会影响“三人团”形成决议。与此同时，他从失败中，尤其经历这次湘江惨败之后，逐渐从“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的认识上升华了，他不仅承认毛泽东过去在指挥红军作战方面是正确的，而且在这次红军突围转移中，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战术思想也是正确的。另外，他敏感地觉察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立场、观点在改变，并在毛泽东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最高“三人团”的三人核心。从此，毛泽东一人的意见就成了三人的意见。如果最高“三人团”中的博古、李德继续以所谓的多数行使否决权，并坚持他们自认为正确的既定方针不变，他周恩来何以对党负责？又何以向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交代？他就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收到了毛泽东的建议：停止执行北出湘西的计划，改道向贵州进军。他经过审慎的思考，遂决定把这一建议提交最高“三人团”讨论。

李德有着大日耳曼民族那特有的傲慢与自负，同时在他的军事观念中还顽固地认为：最高统帅部就是一切，其他的指挥员只有执行命令的义务，绝对没有干预最高统帅部的权力。这样一来，他必然和个性极强且又有着完整的军事思想的毛泽东形同水火。久而久之，李德对毛泽东就形成了一种很难改变的成见。换言之，只要是毛泽东提的意见，他就不假思索地——几乎是本能地加以排斥、反对。因而，他刚刚听完周恩来讲述的毛泽东提出的新建议，便不无鄙夷地哼了一声，大声说道：

“毛泽东提的西出贵州的方案是错误的，没有必要进行讨论。我们必须坚持既定的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方针！”

虽说李德的发言是在周恩来意料中事，但他或许是想到了这步棋事关红军的存亡，也或许是对李德这种蛮横作风的不满，他并没像往常那样，耐心地向李说明有关的情况。他在有意冷落李德的同时，又铁青着脸向博古施加压力：

“博古同志，你的意见呢？”

博古于军事是地道的门外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离开李德这个拐棍就寸步难行。虽说他至今还认为，李德在红军中是最有权威的统帅。但是，他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尤其是湘江惨败也不能不向自己提出“为什么”？孰是孰非，他没有定见。他再一听周恩来的话音，顿感周的态度也发生了倾斜。因此，他只好又转向李德，向他崇拜的军事权威求救：

“你的根据是什么呢？”

李德在军事指挥方面是典型的教条主义者，他甚至连敌变我也变这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另外，在他的心目中，中央红军之所以遭到湘江惨败这样的下场，就是因为红军是无依托作战。换句话说：中央红军只要北出湘西，完成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就一切完事大吉了！出于同一指导思想，他认为贵州省没有红军开辟好的根据地，中央红军到达贵州依然是无依托作战，难免再遭受新的挫折。所以，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一、红军必须有个家，再也不能无目的地到处流浪了；二、今后就是和国民党军队决战，也必须有个牢固的根据地。而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博古听后，认为李德说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依照往常的惯例，他这位负总责的最高领导者就可拍板定案了。或许是失败太多少了几分自信，也或许感到周恩来的态度有点不对头，他沉吟片时，又转向周恩来：

“恩来，你的意见呢？”

周恩来首先认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接着又指出红军大败之后未有休整，不能再进行大的战役，最后他沉重地说道：

“就我们掌握的确切情报，蒋介石所部十万军队在湘西张网以待，我们北出湘西，就一定会陷入敌人的重兵包围，其后果则是不堪设想的！”

李德一听周恩来的主张与毛泽东的建议如出一辙，顿时就火了起来，大声责问：

“难道西出贵州就没有危险吗？只要我们一踏进贵州的地界，蒋介石还会把滇军、黔军、川军，甚至陈兵湘西的十万重兵调往贵州！”

周恩来再也不能忍耐李德如此飞扬跋扈了！但是，他所采取的态度绝不是以硬对硬，压服——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也压不服李德，而是依据孔子的教诲“大辩非辩也”的传统行事，他猝然之间表示出极大的愤怒，只见他目视远天，却不再说一句话。

在李德的心目中，周恩来是最有修养的东方人。自从他进入中央苏区，在与周共事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有过分歧和争论，但他从未见到周会气愤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收场，于恍然中大口地喘着粗气。

博古与周恩来相识有年了，他也从未看到周恩来有过这样的表情。他作为政治家，知道周恩来在这盘棋上的作用。或许是出于这种政治方面的考虑，他认为周恩来不能步张闻天、王稼祥之后转到毛泽东那边去，最高“三人团”还应当保持应有的稳定与权威。于是他走到周恩来的面前，客气地说道：

“恩来，你看该怎么办呢？”

周恩来果真把眺望远方的视线收回，看着博古那副虔诚的样子，他沉吟了片时，低沉地说道：

“像这样关系红军存亡的大事，恐怕不能再由我们三人说了算！”

虽说周恩来的意见等于变相解除了最高“三人团”的绝对权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为博古摘下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因此，他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正当这尴尬的局面无法完全打破的时候，一个通讯员骑着马急驰而来。他滚鞍下马，行过军礼，大声说道：

“报告！我先头部队已攻占通道县城。”

博古与李德听后高兴异常，但是他们一看周恩来依然驻步原地沉思的表情，遂又有些茫然。博古问道：

“恩来，你看……”

“应当命令部队在通道休整三天，”周恩来说罢看了看博古与李德的反应，接着又说，“我们应当召开会议，并请有关的同志参加，研究决定下一步红军转移的路线！”

通道位于湖南最西南方向的一个穷县城。它南接广西，西连贵州，向北走去就是红二、六军团建立的湘西根据地。从地理位置上看，是属于旧社会那种三不管的县份。早在红军抢渡湘江之前，这里的富甲豪绅就吓得不是南走广西，要么就西去贵州和云南；待到红军撤入西延和龙胜山区之后，那些只会拿着枪吓唬百姓的民团和驻军，就已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因此，我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于十二月十一日赶到通道县城的时候，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拿下了这座县城。十二日，为确保中央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我红一军团主力和第九军团集结通道及附近地域；第三军团主力进到长安堡地域；第五、第八军团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之线西移；野战司令部、军委纵队到达芙蓉镇”。而最高“三人团”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也于同日进驻通道县城，并在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

有关这次会议的性质、名称，史家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这是因为它既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中革军委会议，但会议的参加者却是当时党和军委的主要负责人。另外，由于李德事后写的回忆录称这次会议为“飞行会议”，故史家众说不一。

虽说这次由中央负责人召开的临时紧急会议，不可能作出党的重要决议，但因为它关系着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故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会议的召开和结果。为此，他不仅做了有理有据的准备，而且还和有关与会的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对此，时任总政宣传部联络员的罗明去看毛泽东，恰碰上了毛与张闻天在进行交谈。大意谓：

洛甫同志先谈红军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激烈战斗和渡湘江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他说，敌人已发现了我们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调集了相当大的兵力，企图包围我们，现在处境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办法。接着毛主席说：一九三三年冬第五次反“围剿”不久，发生福建事变。我主张红军主力要突进到江浙地区，迫使敌人回援。这时，我们可与十九路军配合，共同打击蒋介石的进攻，趁机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当时你们不出兵。敌人打败了十九路军后，又回来向我们根据地“围剿”，继续采用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地区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地区予以消灭，你们又是不听。现在我们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无论如何不能再照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经调集了五六倍的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主张现在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

从罗明的回忆我们可知，这是毛泽东向张闻天讲述中央红军为什么没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原因所在，以及为什么必须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坚决向贵州前进的原因。由此，张闻天在通道转兵问题上完全站在毛泽东的一边。

但是，李德在周恩来讲完开会宗旨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阐述了他力主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根据。多年之后，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

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即在通道举行的临时紧急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就可能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从上述李德的回忆可知：他不顾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依然是坚持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既定方针。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毛泽东最强有力的反对。毛在论证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之后，又分外激动地说道：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不被敌人消灭，然后才是消灭敌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时下的彼——蒋介石所部正在湘西张网以待，其兵力又优势于我达五六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弃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

张闻天早与毛泽东、王稼祥交换了意见，因此，毛泽东这掷地有声的发言结束之后，未等李德反驳他就抢先说道：

“我再补充一点：红军自打湘江一战，士气低落，弹药不足，如果不改变北出湘西的计划，不仅等于自投罗网，而且还要和以逸待劳的强大敌人作战……”

“结果嘛，”王稼祥再也忍不住了，他替张闻天的发言作了结论，“失败得比湘江之战还要惨！”

李德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一边说：“我不同意这种意见！”一边起身走到军事地图前面，指指点点地大声说道：

“毛的结论，是过低地估计了红军的战斗力。我认为红军有能力从敌人的背后或缝隙中穿过去，继续转向北方，与红二、红六军团建立联系，与贺龙、萧克所部在广阔的地区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交界处创建根据地！”

毛泽东表现得十分冷静，采取有理不在声高的方式，质问道：

“请问：如何从数倍于我的强大敌人中间穿过去？”

李德被问得嗫嚅了。毛泽东又不紧不慢地问道：

“再请问：我们又如何确保三万多红军不重蹈湘江之战覆辙？”

“……”

“李德同志，”毛泽东提高声调，两只炯然有神的眼睛盯着李德，“谁来承担未来红军全军覆没的历史责任？”

李德终于被激怒了！“难道要我一个德国人来承担吗？可笑！可笑！”他说着，浑身颤抖着走出了会场。

毛泽东是一位民族意识极强的革命家，他一见李德拂袖而去的样子，猝然之间也生起了无名之火。他再巡视与会者的表情，又想起了刘伯承同志与李德发生冲突时的情景，无比悲愤地说道：

“还是伯承同志说得好啊！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侮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他这种中途退场的行为是错误的！”

博古一见李德中途退场就来了火气，再一听毛泽东出言不逊的讲话也无法再忍下去了，他竟然操着党的领导者的口气大加训斥：

“老毛同志！我们不能这样对待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毛泽东一听更是火冒三丈，他拍案而起，大声反驳：

“我毛泽东也不能无原则地向洋大人俯首称臣，当孙子！”

会场的气氛骤然达到了沸点。

这时，周恩来忙站起来，伸出双手示意大家落座，然后说道：

“大家都不要火气太盛，好啦，好啦，我们再回到正题上来，继续开会讨论。”

参加会议的实际上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以及最高“三人团”。如今，李德拂袖离席，周恩来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博古还能提出什么有说服力的意见呢！因此，会议很快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是日下午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日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李德是绝不会承认自己是错了，他对与会者的表现一直耿耿在心。到了他晚年写《中国纪事》一书的时候，他还火气十足地写下了这段话：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即对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贬义的称谓）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即徐向前同志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临时紧急会议结束不久，李德就收到了那份“万万火急”的电令，知道会议“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诚如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李德一见周恩来那有些激动的情绪，认为周准备转向被他称之为的“中央三人小组”一边，遂又求助于博古。

博古并不赞成毛泽东的提议，更不赞成毛泽东对待李德的态度。他当时同意毛泽东提议西出贵州的方案，一方面他是少数，他一个人不可能改变大家的决定；另一方面他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换言之，从通道北上与贵州向北是殊途同归，都能到达湘西，完成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重建根据地的目的。另外，博古认为在通道举行的临时紧急会议，并未做出组织裁决，也没改变最高“三人团”的绝对权威，因此，他认为只要自己和李德的见解一致，就是周恩来反对，依然能按照他和李德的意志发布命令。就这样，博古、李德于第二天——十三日就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改变了通道会议西出贵州的本意。请看如下事实：

十三日，野战军司令部又致电各军团说：“我军已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机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十四日，野战军司令部致电红二、六军团，电文亦说：“我西方军（即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并电令在湖南常德一带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之目的，主力仍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直到中央红军占领黎平后，十二月十六日，中革军委还在命令红一、九军团进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对于博古、李德这种不顾红军安危、一意孤行的专断行为，周恩来是非常愤怒的。但是，从组织原则上讲他们以少数服从多数代行最高“三人团”的职权也是没有错误的。怎么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呢？唯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相应的政治、军事、组织等有关的决议。他再三考虑，这样事关全局的会议应当早开，地点暂时选定在黎平。为此，他放弃了与博古、李德之间的无谓争论，于十二月十三日亲自赶到渠水河畔牙屯堡，在周家祠堂里召集红一军团一师三团的领导开会。向与会的团领导传达了通道会议的精神，布置了夺取黎平的战斗任务。最后，他讲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前天在通道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毛主席出席了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全州战斗（即湘江之战）的经验教训和确定红军的战略方针。在现在的条件下，要放弃在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北面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好仗，扭转红军出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大家赞成这个主张，现在派你们团向黔东行动，在三天之内攻占黎平城。”

上述这段话不仅说明了周恩来的原则性，而且也证明周恩来在通道临时紧急会议之后，与博古、李德在战略上发生了分歧。自然，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周恩来已经开始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然而，由于周恩来的性格使然，或者说他非常注意党内斗争的策略性，遂采取上述到部队基层做工作，争取攻下黎平，找到一个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方的办法。

张闻天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当他获悉周恩来为攻打黎平去了基层部队后，突然见到博古、李德以最高“三人团”的名义下发的改变通道会议精神的命令，真是气愤到了极点！但是，当他想到通道会议并非是一次合乎法定程序的中央会议，而且博古、李德仍旧握有在中央红军转移中的最高指挥权后，他认为必须尽快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做出有关的决议来。为此，他和毛泽东、王稼祥打过招呼之后，就骑马赶往博古的住地，他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见到博古、李德以最高“三人团”的名义下发的改变通道会议精神的命令之后，他却显得是那样的平静，似乎平静到就像是在他的所料中一样！有人认为通道临时紧急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尊重，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发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毛的反应既不同于周恩来，也不同于张闻天，显得比较平静。

笔者不完全苟同上述之见。

毛泽东是一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有着一般政治家所不具备的诸方面的素质，因此他对政治家的心理、战争的态势、革命的预测……有着独到的见解。诚如前文所述，中央红军在历经湘江惨败之后，几乎包括最高“三人团”在内都笼罩在失败的氛围中，唯毛泽东一人却站在老山界之巅，环顾群山，咏出三阕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十六字令》。另外，毛泽东对“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的中国，尤其是在传统文化、治国之术等方面的了解，堪称当代中国第一人！如果再联想到他掌权后多次说的一句话：写在纸上的东西是不作数的（大意），他对博古、李德利用手中的权力，借以改变会议精神的做法，自应是处之泰然。事后追论，博古、李德的行为既不高明，也在一般政治家所料中，这对毛泽东而言实在就是小菜一碟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坚信，胜利与失败，是军事集团检验、取舍最高统帅的唯一尺度。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尤其是历经湘江惨败之后，不仅他们中间的核心骨干张闻天、王稼祥坚决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而且最高“三人团”的成员周恩来也明确反对北出湘西的路线。就说是博古自己吧，也失去了昔日跟在李德后边那种盲目的自信，在通道会议上也不得不听听他毛泽东的意见了！在他看来，更换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大权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他目前应该做的是：一、利用一切条件——主要是敌人军事压迫的条件，使更多的指战员认识博古、李德在执行着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二、与此同时，必须尽快解放一批受博古、李德等人打击的高级干部，为改变军事路线打好组织基础。

或许是这些天来过分操劳了，也或许是山中的气候变化太大了，毛泽东在离开通道的前夜又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因此，他只好坐担架行军。这样，他又有了机会和坐担架的王稼祥同行。他们二人在担架上议论的话题，也不外乎上述所说的内容。正当他们二人议论到该如何办的时候，只见不远处有一位精明的红军干部背着背包过来。

这位精明的红军干部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自打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以自己在广西领导左右江起义的经验与教训，并在实际工作中，比较早地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因此，他有意在自己负责的工作中力图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这样一来，就必然遭到博古等人的打击和迫害。历史上被称为四大毛派分子的“邓、毛、谢、古”的邓就是邓小平。那时，他在党内和军内不如毛泽东那样有影响，博古等人十分轻易地就罢了邓小平的官。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在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之后，直到遵义会议之前，他的任务就是“跟着走”。

对此，毛泽东与王稼祥都是清楚的。毛泽东想到邓小平的处境，心中不免泛起一阵酸楚。但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也只好以调侃的口吻近似玩笑地问道：

“小平同志，你还好吧？”

邓小平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一看毛泽东和王稼祥坐着担架走到了跟前，忙说：

“一言难尽。主席，你大病之后恢复得怎样？”

“还不到向马克思报到的时候。”毛泽东指着旁边担架上的王稼祥，“突围转移以来，我和稼祥同志是同病相怜啊！”

“王主任，你的伤好些了吗？”邓小平关切地问。

“你若不问啊，我倒忘了这件事情。”王稼祥深沉地答说。

“为什么？”邓小平惊诧地问。

“因为稼祥同志时时都在担心红军的存亡啊！”毛泽东感慨地代为答说。

“小平同志，”王稼祥为了把话题移开，问道，“红军突围转移以来你做些什么？”

“跟着走！”邓小平说。

“小平同志是沾我的光啊！”毛泽东叹了口气，“他在被打成所谓毛派头子之后，堂堂的党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主席又是沾谁的光呢？”邓小平反问道。

王稼祥一见毛泽东那少有的仰天长叹，遂建议道：

“老毛，应当尽快解决小平同志的工作。”

毛泽东赞成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指着疲惫不堪的红军队伍，感情极其复杂地说道：

“这支英雄的部队，完全变成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队伍了。为解决小平等同志的工作问题，我们必须先解决红军队伍存亡的大事！”

王稼祥沉重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