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岭就像是一堵高耸入云的大墙，横卧在赣粤、湘粤及湘桂的交界处，把南北两地划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十一月中旬的岭南依然天闷气热，而位居岭北的江西与湖南却已是深秋！
时令进入十一月以来，老天爷就像是死了最心爱的孩子，天天哭丧着脸，那无声的“泪水”淅淅沥沥地淌个不停，把秋意甚浓的苍山完全罩在了云山雾海之中！
在蜿蜒蛇行的羊肠山路上走着一支队伍，他们有的披着一块变了色的油布，有的戴着一顶赣南老表自编的又大又圆且又极富特色的竹帽，有的用手举着用桐油浸过的纸伞……但是他们的脚下都穿着一样的草鞋，艰难地走在时而淌着涓涓细流、时而泥泞遍地的山道上。如果你站在山坡上向远处眺望，你将会看到这支队伍中有人抬着不知做什么用的机器，有人赶着骡子驮着沉重的东西，有人抬着坐在或躺在担架上的伤员……自然更多的是打不起精神的指战员，在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的伴随下向前走着、走着。这就是正在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在进行战略转移之前，由于在军事上准备得极端不够，必要的训练、休息、补充等工作都没有搞，相反却仓促成立了红八、红九两个兵团，加之两个新兵团不是由老部队扩大而成，干部又大都是红军学校的学生，不仅没有经过战斗的洗礼，而且也不知道红军的传统和作风，就连行军、吃饭都成了问题。因此，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是很弱的。结果，行军中的非正常减员大大超过了战斗中的伤亡。
另外，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整体队形是：红一、三两个主力军团为左右先锋，红八、九两个新编军团紧随其后打接应，负责殿后的是作战经验丰富的红五军团，中央和军委两个直属纵队在中间，“坐的是‘五个人’抬的‘轿子’”。换言之，五个抬“轿子”军团的军事行动目的，不是完全为了消灭围追堵截的敌人，而是受制于坐“轿子”的中央和军委两个纵队的安危。为此，时人与后人对中央红军转移起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称：成甬道式前进。
中央红军由于不是积极的战略转移，而是搬家式的退却与逃跑，所以最高领导“三人团”不是把各主力部队扩大，而是在扩大新兵团的同时，又扩大了直属队。“每一个军团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有八百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军委纵队更吓人，约三万人的庞大机关，还要部队掩护。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所以就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可以想见，像这样的战略转移，不仅做不到兵贵神速，而且一天最多走二十里路，有时甚至连十里路都走不了，加之红军走的是崎岖的山路，敌人却利用公路运兵，结果，贻误战机、被动挨打就变成了红军转移中的家常便饭，这怎么能提高部队的作战情绪呢？
真不容易啊！老天爷终于有了喜庆的面色，那久违了的太阳也不时地穿云破雾露一下脸，向云雾中的大山射出一缕缕橘色的光芒，把表情凝重的苍山梳妆一番，向人间展现一下它那被称之为五花季节的尊容。正当这些红军指战员怀着异样的情感，向着这些稔熟的山影默默告别的时候，忽然身后传来疾驰的马蹄声，惊得无精打采的指战员下意识地转过身来，循声沿着山路向远处望去。
只见行进在羊肠小道上的红军指战员下意识地闪在一边，一个个惊愕地望着疾驰而来的三匹战马，生怕被马踩着似的向后边闪着、闪着，就是被战马踏起的泥水溅了一身，甚至是一脸，都顾不上擦一把，用心地看着这三位骑马人：打头的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红军指挥员，他那件在根据地难以一见的雨衣，还有他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眼镜，引起了行军中的指战员的好奇；位居中间的是一位身高马大的外国人，他的高鼻子、蓝眼睛，把指战员们惊呆了，甚至连第三位骑马者的形象都没看清楚，似乎只有他胸前那飘逸的美髯还留下些印象。等到他们三人骑马远去之后，他们才想起议论：这三个人是谁呢？
他们就是红军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和周恩来。
在博古、李德的心目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他们不仅有充足的弹药和兵员，而且还有飞机和大炮，这对红军来说，恰恰都是难以抵御的客观条件。自然，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博古与李德等人都认为：西南诸省地势闭塞，政治、经济、文化均较内地落后，各地方实力派的部队实力较差是正常的。而且，红六军团仅以九千余人突围向西转移“探路”，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与红三军会师的目的。这就更足以证明敌人在粤、湘、桂、黔的地方部队是何等的差！另外，红军自渡于都河突围转移以来，前后用了不到一个月，与粤军和湘军在赣粤边没有打几个像样的战役，就突破了敌人两道封锁线，进入湘南之后，又大踏步地奔向潇水东岸。照此前进，不要多少时间，就会沿着萧克西行的路线到达湘黔交界，与红六军团、红三军胜利会师，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就会建立起来。因此，他们在战略转移的初期乐观还是多于悲观的。换言之，博古与李德等人认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正确的！
另外，在李德的心中还有一块为他人所不知的病，那就是在他进入中央苏区的前后，蒋介石请了一位德国军事专家，为他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碉堡公路推进战略；而李德却为中央红军制定了分兵把守、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反“围剿”战略。因此，当时有人说，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实际上是由两个德国人在指挥，结果，是为蒋介石做顾问的德国人打败了为中央红军当顾问的德国人。对此，李德的心中很不是个滋味。眼下，他认为红军突围不仅打破了蒋氏德国顾问碉堡公路推进的战略，而且还相继突破了两道封锁线，故而他还有着其他人所没有的欣喜。因此，他更加坚定地认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正确的。
周恩来是个极其实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的心目中，姑且不论他不完全赞成第五次反“围剿”的路线，就说他对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初期所取得的胜利，也有着与博古、李德不同的看法。在他的心目中，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实出蒋介石以及多数地方实力派意料之外，无论是蒋介石调兵遣将，还是粤系陈济棠、湘军何键等所部都难以迅速到位，对红军形成更大的追堵态势；再者，他清楚陈济棠为保全自己的实力，在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的时候，他们还是有意践行部分诺言的。因此，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的顺利，丝毫未抹去他心头的阴影。
另外，周恩来看到中央红军主力兵团都变成了掩护部队，不仅不能选择道路，控制要点，把敌人压迫到不利的道路上去，相反，我们走的是山路小道，敌人走的是公路，一旦敌人完全知道了中央红军的转移目的，那红军就必然会转为被动挨打的局面。到那时，越来越多的伤员的安置就成了一个无法背的大包袱。所以红军大队人马越是向前走，他心里的负担就越重。
中央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之后，先头部队已经探明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置在郴州、宜章之间。红军欲要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一是必须抢占左路的制高点九峰山，二是一定要攻占宜章县城。为此，最高领导“三人团”在听取了总司令朱德等同志的意见之后，决定由红一军团抢占左路的制高点九峰山，由红三军团突袭宜章城。并于十一月七日发布红军各军团通过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一线的命令：“三、八军团的右翼队经过宜章以北通过”，“一、九军团的左翼队则经宜章以南通过”，“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五军团由当时情况而定”。经过缜密的部署，遂又于翌日——八日发布在良田、宜章间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命令：“军委决定三军团于良田、宜章间突破封锁线，其先头师约于十号可前出到宜章地域。一军团应监视九峰、乐昌之敌，并迅速于宜章、坪石之间突破封锁线，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五、八军团在三军团后跟进，九军团于一军团后跟进。”但是，由于红一军团长林彪起初不执行抢占九峰山的命令，在相对时间中贻误了战机。因此，红三军团能否按时攻占宜章县城则成了关键。正当最高“三人团”为此焦虑不安的时候，红三军团电告：于十一日拂晓不战而取宜章县城。最高“三人团”闻报先是震愕，继之是惊喜，最后打马赶往宜章。
这就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沿着山道小路骑马疾驰的原因。
然而，红三军团为何不战而取宜章县城呢？容笔者回叙几句：
宜章是湖南省靠南端的一个县城，东邻江西，南接广东，历来是一个三不管的地界。这里地处丘陵地带，地形较为复杂。山丘起伏，陡峭险峻，加之长满了树丛荆棘，道路崎岖难行。粤汉铁路虽然尚未修通，但公路却比较畅行，近期敌人利用修铁路的器材，又在宜章县城四周的山上抢修了碉堡，形成了比较密集的火力网，再加上一个营的守敌，必有一场恶仗。为此，彭德怀军团长配备了一个团的兵力，外加一个攻城必用的山炮营，就军事实力的对比，我方占有绝对的优势。同时，军团长彭德怀与政委杨尚昆亲自赶到六师十六团，看望就要攻打宜章县城的指战员，讲了攻占宜章县城的战略意义，这的确是不多见的战前动员。
十日深夜，十六团的指战员已经进入阵地，就等待吹响攻城的冲锋号声了！当我山炮营打响攻城的惊天动地的炮声之后，守备宜章县城的湘军的枪声却变成了哑巴，富有作战经验的红军战士提前发起冲击，架起云梯准备攻城。就在这一瞬间，奇迹出现了：突然城门大开，从里面拥出很多群众，他们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道：
“红军同志们快进城吧！敌人逃跑了！……”
原来，守城的敌人看到我红三军团已经突破外围防线，加之民间传说着红军是天兵天将下凡，锐不可当，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屁滚尿流。当我军攻城的炮声一响，他们为了活命，急忙打开南门，慌忙向南边逃去了。
我红十六团指战员列队走进宜章县城，数以千计的老百姓站在道路的两旁欢迎红军入城。有的群众挥手致意，有的端来热水送到战士面前，有的主动与红军指战员交谈……场面十分热烈感人！团政治处的同志们趁热打铁，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协助下，砸开监狱，释放了全部在押的革命者和无辜的群众，并召开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会场气氛热烈，群众情绪高涨，一些苦大仇深的百姓坚决要求镇压土豪劣绅，并主动带领部队缉拿在逃的罪恶分子，强烈要求收缴他们的财物。红军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并把堆积如山的东西分给了劳苦大众。是日夜，宜章县城沸腾了，各界群众走门串户，三五成群地来到红军的驻地，纷纷赞扬红军的大恩大德，其中那些被释放出来的犯人更是泪流满面，有的甚至跪在地上给红军边磕头边哽咽着说道：“不是你们来，不知道我们哪天才能出来。是红军救了我们，我们一辈子不会忘记红军的恩德！……”
翌日清晨，就像是预先商量好了似的，成百上千的铁路民工和青壮年来到红军的驻地，争着要求报名参加红军。顿时，宜章县城又掀起了一个自愿参加红军的热潮。
也就是在这种意想不到的热烈气氛中，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和周恩来骑马赶到了宜章县城。博古和李德见此情景激动不已，就连心事重重的周恩来也露出了笑容。他们当即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出电令：
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通过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接着，最高“三人团”当即决定：听取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同志对突破敌人凭借潇水、湘水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的意见。
彭德怀，于一八九八年生于湖南湘潭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在家务农，后被生活所迫投军，并在二十四岁那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在湘军中由排长、连长、营长而团长，因受共产党人段德昌等人的影响，遂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于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他与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率两千余名官兵举行平江起义，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出任军长，创建了湘鄂赣根据地。是年十二月，他亲率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会师。朱德和毛泽东同志率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后，他又率部留守井冈山，完成开辟赣南根据地以及牵制湘赣敌军的任务。一九三○年红五军扩大为红三军团之后，他任军团长，并指挥攻打长沙等战役。后又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参与了粉碎敌人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的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实事求是地说，他在这期间与毛泽东合作得不错，通过战争的实践，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战略家，对毛的为人和学识是敬仰的。
不久，博古与李德等人相继进入中央苏区，不仅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且还免去了罗荣桓红一军团政委、滕代远红三军团政委的职务。对此，彭德怀同志是反对的。敌人发动第五次“围剿”不久，福建事变爆发了！彭认为“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他根据这样的认识，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是，博古阅后十分生气，“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对此，彭德怀想不通。后来博古等宗派主义者采用惩办主义的手段，开除反对他们错误的同志的党籍，甚至公开审判。当时，彭德怀“对这种惩办主义表示愤慨”。自然，他和博古，尤其是和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待到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是李德为总司令的广昌战斗打响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终于发展到摊牌的地步了！
开始，彭德怀明确地指出：“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但是，博古、李德不仅不听彭的建议，而且还“相信他们自己构筑的永久工事”。对此，彭德怀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之后，严肃地指出：“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干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博古、李德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强行发起了固守广昌的战役。结果，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博古与李德所吹嘘的永久工事不到一天就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获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诚如彭德怀所估计的那样：“三军团遭到相当大的损失。”多年之后，身处逆境的彭德怀同志忆起广昌战斗，还异常愤怒地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不幸，说，你们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讲了四次“围剿”被我军粉碎之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就是主力不集中，……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拼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官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我还说，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我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我还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我说，根本没想那些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但这次没有谈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而只谈指挥上的错误。
彭德怀是一位既不贪天功为己有、也不诿过于人的军事家。当他获悉军委表扬他为军团长的红三军团的电令后，他却认为不战而取宜章县城等战役，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和党的组织对党、对红军早有认识的结果。同时，他还告诉不太了解宜章一带革命历史的最高“三人团”：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都在这一带领导过革命活动。远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宜章、郴县、耒阳、桂东地区等县的人民，积极参加了由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年关暴动，建立过革命武装和苏维埃红色政权。年关暴动后，许多暴动队员拿起武器，随着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从此，宜章一带的人民和工农红军有着血肉的联系，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如今，他们又听说红军来到了宜章，当地的党组织向红军介绍守敌的情况，活跃在山里的游击队集合起来帮助红军攻城，热情最高的要数城外三百余名被何键强迫来修筑道路的工人，他们自动组织起来，挖坑道、搬树条、扎梯子，配合红军进行攻城准备，等等。最后，他又实事求是地说道：
“宜章县城不攻自破，主要是当地人民的功劳。如果再说得远一点，那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播下的革命种子，在今天攻打宜章县城时结了果。”
博古，尤其是李德，听到毛泽东的名字，打心里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彭德怀是属于比较早的跟着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且又有着十分丰富的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在顽固坚持宗派主义政策者的眼里，彭是属于毛的人。彭如此地为毛说话，就等于在为毛评功摆好的同时，有意贬低了他们的威信。加之李德与彭德怀以往在指挥上的分歧，故对彭德怀的讲话很不以为然。
周恩来是一位善于体察他人内心活动，又会策略地排解矛盾的政治家。他从彭德怀的言谈中以及博古和李德的表情上看出了他们之间的十分微妙的分歧，为了不冲淡不战而取宜章县城的喜庆气氛，遂有意转移话题：
“宜章地区的老百姓有多少人要求参加红军？”
“恐怕至少有三四百人吧！”彭德怀答说。
接着，周恩来指示：把一些无牵无挂的青壮年吸收到红军队伍中来，把那些有家室牵累的老百姓留下，发给他们一些武器，让他们坚持就地闹革命。恰在此时，红一军团控制了九峰山要隘。周恩来遂下达指示：
“按原定计划，迅速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于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从宜章、坪石之间通过了敌人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但是，“突破封锁线的行军非常艰苦，一路都是崎岖的羊肠小道，没有村庄，没有一户人家，部队没有饭吃，饥饿、寒冷、疲劳考验着每一个英勇的红军战士。当时军委一纵队炮兵营有山炮十多门，指战员带着这些山炮进入了广东五岭山脉的苗山、大小王山、大盈山地区。这里山峦重叠，道路难行；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没有路，满山遍野都是茂密的树丛，部队行动困难，行军速度很慢，抬着山炮行进就更为困难。但是，英勇的红军、战士还是抬着这些山炮，通过了封锁线。不过，部队也被这类笨重的武器以及其他一些难以携带的物品拖得精疲力尽，疲惫不堪”。中央红军大部队安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之后，负责打先锋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还得不顾一切地往前赶，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的脚，就是在这次强行军中磨破了，但他仍然坚持随军行动。
也就是在这当口，蒋介石获悉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真实意图，他当机立断，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部署五路大军在湘江东岸进行追堵与决战的计划——这也就是史称的第四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最高“三人团”面临着两种抉择：其一是继续沿着红六军团突围西行的路线，与蒋介石在湘江东岸布好的五路大军拼个你死我活，冒着失败的危险强渡湘江；其二是改变红军转移的战略方向，出其不意，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挥师指向新的战略方向，重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博古、李德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实力，同时又因我中央红军较为顺利地通过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从而过高地估计了我方的军事力量，因此在他们的战略棋盘上就只有一种准备：那就是按红六军团渡过湘江西行的既定方针办。
正当最高“三人团”绞尽脑汁在制定通过强渡湘江，进而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战略方案的时候，彭德怀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战略方案，从而揭开了史称“湘南争论”的序幕。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引起的：
彭德怀同志率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之后，很快就获悉敌人在潇水、湘江之间调兵遣将，妄图以优势兵力在湘江东岸与我红军决战。另外，由于彭德怀出身湘军，对何键为首的湘军的战斗实力了如指掌，同时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也有所了解；再加之背后还有薛岳负责追击的九个师的兵力，他认为相当疲惫的中央红军应当避敌人之锋锐，放弃在湘江东岸与敌人决战。他经过深思熟虑，遂向最高“三人团”陈述如下改变红军战略方向的大计：
我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彭德怀的这一建议是正确的。其一，他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提倡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相一致的，也是被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所证明是正确的；其二，避开在湘江东岸与敌人决战，分兵向敌人空虚之地突袭，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是变被动为主动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博古与李德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者，加之他们沉浸于所谓突围胜利的喜悦中，是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彭德怀这一正确建议的。也可能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吧，最高“三人团”对彭德怀的正确建议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法：“既未回信，也未采纳。”
周恩来就其性格而言，在这种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是决不会采取这种态度对待彭德怀的建议的。就常理而言，他也应当全面考虑这一正确建议的得失。遗憾的是，他在最高“三人团”中不仅处于少数，且在很多问题上处于无权状态。另外他的为人使他不可能把他的真实态度说给时人与后人。笔者猜想：他就像在其他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口那样：既然自己参加的事情形成了决议——哪怕是与自己的见解相悖逆，也只有服从与执行！
也正是在这时，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对战略转移的既定方针有不同的看法，他近似本能地想道：“是要听听毛泽东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