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回到自己的住处，顿感昔日的温馨已不复存在了。他望着默默为自己收拾行装的贺子珍，想打破这种沉闷气氛却找不到话题。这时，或许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的嘴笨，连宽慰自己妻子的本事都没有。也可能是存在决定意识吧，他不知不觉地又与贺子珍谈论起红军转移谁留谁走的问题。但是，当他获悉自己的弟弟毛泽覃等人不能随部队转移时，这才恍然醒悟是“沾了他的光”。为此，他那本来就非常复杂的内心又添了一份歉疚。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大政治家，他很快就从这种矛盾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又站在战略家的高度暗自审视起这次红军突围转移。

“博古、李德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

毛泽东的自问是痛苦的，因为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意图上，一直都与博古、李德这些军事教条主义者意见相左，即使他提的建议是正确的，也被他们讥为是“游击主义”的点子而不采纳。加之，这时的博古、李德以军事机密为由，使毛泽东并不清楚红军此次突围转移，是为了抛弃中央苏区，转战至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湘黔边重建革命根据地。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了解博古、李德等人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但是，当他想到周恩来那欲言又止的表情，遂又喟叹摇首，只好作罢。

翌日，毛泽东留在家里继续思索怎么办的时候，突然闯进两位红军指挥员，异口同声地说道：

“主席，我们来看你了！”

毛泽东闻声一看，见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到了，十分高兴，忙让道：

“是你们来了，快请坐！”

林彪，原名育蓉，于一九○七年生于湖北黄冈县。早年受同族长兄林育南、林育英的影响，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并于一九二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再后，随军北伐，参加南昌暴动和湘南暴动，并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一九二九年春，随第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先后出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第四军军长、第一军团军团长等职。实事求是地说，从山头讲，林彪是毛泽东从井冈山带出来的嫡系；从能力而言，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他对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立下不少战功；就是在长达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中，虽说打了不少败仗，也有不少的苦劳。那时，他不过二十几岁，毛泽东一直把红军主力军团交由林彪指挥的目的，一是说明林彪确有指挥才能，再也证明毛有意在培养林彪。

聂荣臻，于一八九九年出生在四川江津县吴滩镇一个大家族中。虽说他一来到人间就家境破落，但父亲依然想方设法让他读书。后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在一九二三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年底转赴莫斯科，入东方大学深造，后又转入红军大学就读，和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二五年六月，与叶挺等人回国，先在黄埔军官学校执教，后作为广东军委特派员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参加南昌暴动和广州起义；不久，转入上海，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参与中革军委的领导工作；就在周恩来撤离上海不久，他也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不久，他就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赣州战役结束之后，又调任红一军团政委。从上述经历看，聂荣臻一直与周恩来在一起，且相知甚深。但是，由于他在红一军团任政委近两年，从多次失败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才干。加之红一军团中的指挥员多为毛泽东的属下，间接知道了毛泽东是如何粉碎第一、二、三次“围剿”的，因此，他对博古、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是持反对态度的。日前，他与林彪接到周恩来的通知回瑞金待命。今天，周恩来找他和林彪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做战略转移，要他们秘密做好准备，但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会见结束之后，听说毛泽东同志这时候也从外地回到瑞金了，他们便一同前来看望。

对于林彪和聂荣臻的造访，毛泽东是非常高兴的。一方面，和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或曰浸透着他多年治军心血的老部队的指挥员前来看他，自然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情分；另一方面，在这种危厄的局势下，红军主力军团的指挥员突然出现，一定和红军突围转移有关，说不定能从这两位部属的口中获悉博古、李德等人的战略意图。所以，他有意地问道：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

“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聂荣臻抢先答说。

毛泽东一听点了点头，故意反问：

“什么任务？”

“要转移。”聂荣臻答说。

“你们知道了？”

“我们接受任务了。”聂荣臻又答说。

接着，一向不爱说话的林彪讲了周恩来同志接见他和聂荣臻的情况。最后，他直言相问：

“你是主席，一定知道这次红军转移去什么地方吧？”

毛泽东听后笑了，并有意打住谈话的议题，说：

“怎么样？我们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吧！”

聂荣臻和林彪来访毛泽东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从毛泽东这里“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但是，当他们一听毛泽东的话音，遂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

但是，聂荣臻同志当时还不知道毛泽东同志和他们一样，对于红军转移去什么地方也毫无所知。

瞿秋白所关心的依然是他能不能随红军转移，因而当聂荣臻和林彪告辞离去之后，他就焦急地问道：

“关于我的事，你向中央反映了吗？”

提起这件事，毛泽东就有气。但是，当他一见瞿秋白的表情，遂又把这气压在心底。他叹了口气，说道：

“我给他们谈过了，不顶事。”

瞿秋白听后愣了片时，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毛泽东沉吟良久，他想到张闻天不仅与茅盾等大文学家有过交往，而且和王明、博古等人在苏联留学期间相知甚深，遂又出主意道：

“你可否向洛甫同志谈谈，或许他的话顶事。”

瞿秋白听后摇了摇头，怅然地叹了口气，说道：

“我跟他谈过了，他也找博古同志说了，结果是一样的：我必须留下。”

毛泽东无比愤慨地拍案而起，险些说出“岂有此理”的话来。他告辞而出，心情沉郁地走回云石山。他刚一走进这座古刹的山门，院中传来话声：

“老毛，你有时间吗？”

毛泽东循声一看，一位身材较为魁伟，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中年红军干部伫立在庭院当中，他的表情显得心事重重。他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同志。时人都叫他洛甫同志。

张闻天，上海南汇县人。早年在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与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十分要好。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他参加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不久，他赴美留学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在这前后，他的兴趣在文学创作上。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创作是很有成绩的，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页。他自新大陆回国不久，即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十月，赴苏联入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学习，并于一九二七年九月毕业留校任教，一九三一年春回国。他在苏联的六年中，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一般的留苏学生心目中，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师长。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苏联那特有的教条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执行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应当说及的是，由于他没有权欲和野心，个人品质是值得称道的。

一九三一年春天回国不久，他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之职。从此，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党的理论建设上。作为理论家，尤其是正派的理论家，他是愿意向真理投降的。他来到中央苏区以后，残酷的革命现实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理论家指导革命，是一定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的。因此，他决计在革命的实践中修正自己的错误。结果，他和相知有年的战友、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当时，长城抗战爆发不久，党中央提出了“共同抗日三条件”，即：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证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但是，出张闻天所料的是，由此他和博古的政治分歧公开化了。对此，他曾做了如下的回忆：

然而政治上的分歧终究开始发生了。首先关于三条件的理解，我们一开始即有分别。博古说，三条件只是宣传的号召，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我说，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对于十九路军的策略，他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我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发生过公开的争论。……其他关于经济政策也曾经有过个别的不同意见。

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始于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事后，张闻天回忆道：“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一九○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诬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从此，张闻天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博古为了缓和关系，借李德的口说了这样一句史有所记的话：“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换言之，“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

诚如前文所说，张闻天是一位愿意向真理投降的理论家，最反对搞非理性的派别活动，但当时他并没重视博古这句话，继续坚持他自认为正确的立场。这样一来，旧有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新的矛盾又时时发生，怎么办？坚持宗派主义立场的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请看张闻天同志的如下记述：

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张闻天是大理论家，对博古、李德等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当然有他的看法；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对“三人团”在长征前如此准备和行事，他也认为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与此同时，他在反“围剿”的失败中逐步认识了毛泽东，也或许是因为他自己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对博古——包括他自己对毛泽东所采取的排挤措施开始有了反省。说到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曾讲过如下这段话：

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事，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眼下，博古等突然宣布红军突围转移，可是红军转移之后将会是个什么结果，张闻天的心里是没有底数的。在他进入中央苏区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是不赞成李德的指挥的，并对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过不少建议。随着反“围剿”的节节败退，尤其是在广昌战役大败之后，他听到了不少指战员对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略实施的表扬声。他十分清楚，这种对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怀念，实质上是对博古、李德指挥的不满，是希望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作战。由于他没有权欲，每每他都暗自说道：“为什么就不可以让老毛指挥呢？”现在，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但红军未来将转移到什么地方？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为此，他就很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这就是他主动找毛泽东的缘由。

毛泽东对王明、博古这些只会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留苏生十分反感，对共产国际把这些宗派主义小集团人为地扶上台更是有意见。但是，他对张闻天同志的印象却是很好的，就是张在党内负总责时期，他也称张是“明君”。因此，当他听到张闻天同志问他有没有时间之后，忙答说：

“有时间，去你的办公室谈好吗？”

毛泽东与张闻天坐定之后，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洛甫同志，你是政治局常委，又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为什么连秋白同志随军转移这样的事都做不了主？”

张闻天听后叹了口气，很有情绪地答说：

“他们规定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字，由我提出名单，交由他们批准。瞿秋白的请求我如实地向博古提出，但博古反对。”

毛泽东听后再也忍不住了，他说：“党内也应当有民主嘛！”遂又对博古、李德他们独断专行的作风提出了批评。

这尖锐的批评诱发了张闻天的牢骚，用他的话说：“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最后，他又带情绪地说道：

“你知道吗？博古他们为了排除所谓指挥上的干扰，决定把政治局委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中去。”

“不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毛泽东本能地反对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我立即去找军委负责人恩来同志！提出我、你、王稼祥一起行军。”

这些天来，周恩来忙得真是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加之博古是一位能言善辩，既不懂军事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空头理论家，红军转移前的大小事情自然都落在了周恩来的头上。结果是，做对的事情，功劳记在博古、李德的头上；出了问题，他还要主动承担责任，甚至还要忍受博古、李德无端的指责！从宿命论的观念来看，终其周恩来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命；从道德、人格来衡量，周恩来就是东方完人的化身。今天，他接到毛泽东求见的电话之后，又不无歉意地说道：

“真对不起，我马上就要和前方赶来的同志谈话，一俟结束，我就约你来好吗？”

从前方赶来的同志是何长工。至于周恩来约他谈话的目的，容笔者扼要地交代一下。

毛泽东离开会昌之后，何长工和刘晓同志遵照毛的指示，使会昌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在军事上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一些小仗，既不吃掉陈济棠的主力，也使陈济棠认识到红军并非好惹”。不久，毛泽东要在这里打出一个和谈局面的预言实现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是年九月，陈济棠派来姓李的代表，要求和我们谈判。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何长工，被对方提议担任红军的全权代表。为此，何请示中革军委。接着，朱德主席致信陈济棠：首先伸张民族大义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对协定提了如下五条：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廓十里之外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活动，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最后，朱德同志建议：“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门岭就近商谈。”

陈济棠收到朱德的信后，遂同意朱的建议，并密电相邀举行秘密军事会谈。

这时，周恩来虽已决定在于都突围转移，但突围之后沿什么路线向西转移尚未成定局。当获悉陈济棠主动要求和谈的消息之后，他想如能巧妙地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在陈管辖的粤赣交界处借道西行，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而且还能出奇制胜地迅速挥兵西指。所以，他与朱德同志反复磋商，决定派何长工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为谈判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秘密军事会谈。遂电令何长工急到瑞金，接受任务。

潘汉年，原本是以郭沫若为首领的创造社的小兄弟。后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负责文化工作。顾顺章叛变之后，周恩来调潘进入中央特科，并接替陈赓出任情报科科长，为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后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曾作为红军的代表，与十九路军举行秘密谈判。虽然他出使福建，不辱党命，但因博古等人视此为儿戏，不仅使福建事变很快被蒋介石军事集团平息，而且也使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失掉了一次天赐良机。时下，周恩来又亲自任命他为代表之一，与南天王举行谈判，他除去感谢党的信任之外，也深知此行意义之重大。因此，他准时赶到了中革军委，与何长工一起接受任务。

周恩来亲切地拉着远道而来的何长工的手，讲明与南天王陈济棠举行秘密军事谈判的意义之后，遂又告之：“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们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密谈。”最后，周恩来亲切而又郑重地说道：

“长工同志，汉年同志，这是中央给你们的重任，望你们勇敢沉着，见机而作。”

何长工与潘汉年非常兴奋，他们什么都没讲，只是激动地点了点头。

“下边，我向你们交代联络的密语及注意事项。”接着，周恩来有条不紊地交代完毕之后，又指着陪同接见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叶副参谋长，你再和他们二人说说吧！”

大革命失败之后，叶剑英奉命去苏联学习军事，后与刘伯承同志相继归国，进入中央苏区，一个是军委参谋长，一个是军委副参谋长，共同辅佐周恩来同志，取得了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但是，自从博古把军权交给李德之后，他与刘伯承同志就等于变相地靠边站了。时下，红军就要突围转移了，由于叶剑英和粤系军队有着很深的渊源，且又对粤赣一带的地形、民俗比较熟悉，遂又凭着党性主动地为党工作着。他嘱咐道：

“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这次接见就要结束了，周恩来取来一封信，说道：

“这是以朱德同志的名义写给黄师长的信，请随身带好。”

何长工双手接过，并遵嘱看了一遍这封由朱德署名的信，内文如下：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即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10月5日

何长工收好信件，向周恩来、叶剑英行过军礼后，遂与潘汉年告辞离去。

周恩来随便地吃了点东西算作午餐，忙又打电话请来了要求面谈的毛泽东。一见面，他十分客气地说：

“对此次转移有何高见，请直言。”

毛泽东是带着情绪而来的，但是他一见到周恩来，再一听这亲切的话语，似乎这情绪就消了大半。他平和地问道：

“我听洛甫同志说，红军转移之后，军委决定把政治局委员分到各个军团去，是这样的吗？”

“是的，但尚未形成决议。”周恩来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又补充说，“当然喽，你有意见还可以提嘛！”

毛泽东坦然地指出：红军转移西行的路上，随时都会发生带有全局性的大事需要解决，如果把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去，一不利于中央集体决策，再也会干预各个军团的指挥。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党和军队处于非常时期，中央领导集中比分散好。我提议同洛甫、稼祥一起行军。”

周恩来完全明白毛泽东提此建议的用心。同时，他也认为中央领导集中比分散好——起码对遏制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会有不小的作用。所以，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

“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会向博古、李德同志提出，重新复议此事。泽东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

“我对红军转移不带女同志有看法。一、转移中没有女同志，不利于做群众工作；二、有些女同志在党内、军内负有很重要的责任，有的身体又很不好，人为地把她们和丈夫分开，似不妥。”

对此，周恩来也有很多想法。不久前，邓颖超同志大吐血，且又被确诊为肺结核，如留在苏区，他的心里会是很不安的。但是，博古、李德既提出这一建议，就他的为人而言，虽有异议也不便说什么。最近，他还听说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萧月华对此决定也反应强烈。时下，毛泽东又直言提出，故说：

“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反映给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希望能收回原决定。”

自然，毛泽东如此而为是有的放矢，或曰是心中有数的，故对此没再说什么。他沉吟片时，又问：

“我听说你已下达命令在于都河上架桥，是这样的吗？”

周恩来点了点头。

“我比较了解于都的情况，还是由我赶去组织实施架桥的任务吧！”

“那子珍和孩子……”

“交给你们来处理吧！”毛泽东说罢，就骑马赶往于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