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迎春晚会开得红火极了！
虽说西柏坡的大院中没有蒋介石府邸里的火树银花，四周墙壁上也看不到贴着的圣诞节的彩色剪纸，但从每一位与会者的表情中以及大声的谈笑中，我们都会感到他们洋溢着胜利者那特有的自信！
自然，在整个迎春晚会进行当中，无论是来自中央机关的领导同志，还是赶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解放区的负责同志，他们除去久别重逢的问候而外，话题几乎都是在议论毛泽东亲笔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有的在啧啧称道自己的领袖——毛泽东那行文犀利的风格，有的在议论这篇新年献词击中了要害……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请安静！院子里又在广播《将革命进行到底》。”真灵！与宴者都收话无声，认真地收听大院中的广播。有意思的是，当大家听到“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他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竟然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声。
事有凑巧，恰在这时毛泽东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走了进来。毛泽东一看大家鼓掌时的表情，顿感大惑不解，问道：“同志们！你们这掌是为何而鼓呢？”
与会者闻声停止了鼓掌，再一看毛泽东为首的五大书记已经走进所谓的宴会厅——大食堂，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毛泽东的问话。其中一位和毛泽东熟稔的炊事员笑着大声说：“大家在为主席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鼓掌！”
“为《将革命进行到底》鼓掌？”毛泽东仍不理解，似在自问地说道。
“对！您亲笔写的这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真是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里话！”有人说道。
毛泽东听后猝然之间内心深处泛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有意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遂又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都应知道吧？蒋介石这条就要冻僵的毒蛇，也曾有过被中国老百姓当龙崇拜、山呼万岁的年代！”
与会者似乎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都微微地点了点头。
但是，毛泽东却感到言犹未尽，又加重口气补充了一句：“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应懂得这样一个道理：龙会变成蛇的！”
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遂又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当他的目光与一位年近五十、穿着东北野战军冬装的干部的眼神相遇时，他怔了一下，急忙走上前去，紧紧握住这位同志的手，很动感情地说：“荣桓同志，我们分别有十年了吧？你身体还好吗？”
罗荣桓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与林彪率部入关之后，又肩负平津战役之责。不久之前，他接到中央电令，于日前赶到西柏坡出席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望着长自己九岁的老领导毛泽东，眼睛顿感有些湿润，颇为激动地说道：“谢谢主席的关心，我是一九三八年底离开延安的，算来刚好十个年头了。”
“方才，你参加他们的讨论了吗？”毛泽东问道。
“没有，不过……”罗荣桓看了看毛泽东微然点头的表情，说道，“对全国人民而言，我还是希望主席多写几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起码可以起到鼓劲的作用。”
“像这样鼓劲的文章是好作的啊，大不了我毛泽东少睡几夜觉。”毛泽东说罢叹了口气，“可是，我每每想到新的一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要做的事情，就不能不害失眠症了！”
罗荣桓也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这时，周恩来走到近前，近似玩笑地说道：“主席，现在不是你和荣桓同志叙旧、谈心的时候，怎么样？迎春晚会开始吧？”
毛泽东说罢“荣桓，晚会结束之后，到我家来一趟”，遂大步走回自己的座位。有趣的是，他与罗荣桓谈话的思路依然没有打断。因此，当周恩来请他即席发表迎春讲话的时候，他又接着与罗荣桓的话题引发开来：
“同志们！方才，我为什么对荣桓同志说那番话呢？这说明我毛泽东对《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底气不足！我们从建党算起，已经进行了二十八年的革命，说到底，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一点一点地挖蒋家王朝这座大厦的根基。现在，摧毁这座大厦即将变成现实，可是，我们如何在这座大厦的废墟上建造人民自己的大厦呢？……”
这就是毛泽东在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雄文之后，又给他的战友们提出的一个最为沉重的大问号。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住处十分简朴，是普通的三间平顶房；院落不算大，除去一棵树外只有一盘石磨。说到这盘石磨还有一段故事。毛泽东进驻之后，为了能给他创造大点的活动空间，有关部门决定拆掉这盘石磨。毛泽东劝阻说：“不要拆嘛，我们走后老百姓还要磨面吃的。”就这样，这盘石磨被保留下来，日后不仅成了毛泽东平时依傍沉思之处，而且有时还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交谈工作的地方。如果说“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的话，毛泽东就是在这座普通的三间平顶房中，挥笔写下了数以千计的指挥解放战争——尤其是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报，以及如《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样有关中国命运的多篇雄文。
开过迎春晚会之后，毛泽东遂又请罗荣桓到自己家里做客。除去对这位久别的战友和部属表示关怀外，主要是听罗荣桓有关平津战役第一阶段的汇报，以及中央对平津战役第二阶段的部署和前线落实的情况。
辽沈战役结束之后，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集团计五十余万人马，部署在东起北宁路的山海关，西迄平绥路的张家口五百余公里的狭长地带上。敌得意地称这一兵力部署为一字长蛇阵：冀东一带为蛇头，张家口、宣化一线为蛇尾，平津二市是蛇身。这时，由于东北全境的解放，使得傅作义集团面临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联合打击的危局。同样，在兵力部署上傅作义集团也处于了劣势。蒋介石为了确保华北军事实力不被消灭，曾商请傅作义放弃平、津、唐、张地区，主动率领华北这五十万人马撤往江南，并委傅为“东南军政长官”。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曾多年镇守“口外”的傅作义对蒋素怀戒心，很自然视蒋的这一举措为消灭异己。为此，傅作义又提出固守平、津的战略方针，并进而指出：对蒋而言，可以钳制东北、华北的解放军，取得部署长江防线，组训新兵所需的时间；对傅而言，可以争取美国的援助，万一失败可西撤绥远，自成局面。蒋氏鞭长莫及，只好同意傅氏的方针。
毛泽东及时掌握了蒋、傅的矛盾，并下定决心把傅作义集团消灭在华北一带。他一边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电令林彪、罗荣桓亲率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入关，负责统一指挥东北、华北的参战部队，一边又同时命令华北第三兵团向张家口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截断傅部西撤绥远的退路。待到十二月二十日，我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完成了平、津战役的第一阶段对傅部“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略任务，造成大军压境的胜局，力促傅作义在战役的第二阶段和平起义。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为了不使傅作义所部西撤绥远自成局面，或南下长江陡增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决定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部署。换言之，在平津战役第二阶段开始的几天，集中优势兵力，先拿下西面的军事重镇新保安和东面的出海口塘沽，把傅作义残部团团围在北平、天津两个孤立无援的城市，并造成随时可以发动攻击的态势，彻底打消傅作义所有的幻想，被迫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
林彪、罗荣桓接到毛泽东的电令之后，遂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命令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发起新保安战役。在扫除外围据点之后，于二十二日晨七时对新保安发起总攻，历经十二小时的激战，全歼守城该敌，并击毙军长郭景云。接着，又发起张家口战役，至二十四日晨，把弃城而逃的敌军压缩在张家口以北西甸子至乌拉哈达不足一公里宽、十公里长的山沟内。时值天寒地冻，大雪飞舞，逃敌人马拥挤，混乱不堪。我军乘势攻击，至十六时，除兵团司令孙兰峰带少数骑兵逃跑外，余敌五万四千余人全部就歼。我军仅仅用了四天时间，就解放了西北重镇新保安和张家口。
说到塘沽之役，由于该地是我国主要的产盐海区，冬天不结冰，在我军没有制海权的情况下，难以发起塘沽包围战，经与毛泽东多次电报往来，遂决定放弃聚歼守敌，迫敌从海上逃走——进而达到不战而取塘沽的目的。
讲到此时，罗荣桓指着军事地图，以无比坚定的口气说道：“这一切都是按着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部署进行的。如果说傅作义在华北摆的是一字长蛇阵，我军已经在腰、尾接合部——张家口、新保安砍下了一刀，把蛇尾甩在了绥远；时下，我军在拿下蛇头——塘沽的前提下，又在蛇头、蛇身的接合部天津祭起了斩蛇刀，只要守敌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解放天津指日可待。”
对此，毛泽东了如指掌。他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遂又指着平津战役示意图说道：“到那时，傅作义就像是一只无头无尾的蛇身，孤零零地龟缩在北平了。”
罗荣桓赞同地点了点头。
“换句话说，只有到这时，傅作义才会下最后的决心：接受我们的条件，交出他的部队，和平解放北平。”
罗荣桓再次点了点头。
“为了把平津战役这出戏唱得精彩，演得完满，看来下边的戏要分文武场来唱才行。”接着，毛泽东指出：武场戏是天津，对手是陈长捷，我们一定要造成兵临城下、不缴械就消灭的攻势；文场主要是北平，对手是傅作义，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对傅作义发动一场攻心战。最后，他又提示道，“同时，你们一定还要记住：天津虽是武场，也不要忘了唱文场戏；北平虽是文场，也要做出随时开打的样子。唯有如此，平津战役这台大戏才能演成千古绝唱！”
罗荣桓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当面聆听毛泽东纵论天下大事了！今晚，他听了毛泽东这番宏论之后，仅仅用大有豁然开朗之感，是不足以表达他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的。因为他除去真诚地折服于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以及他作为军事战略家那超出常人的雄才大略之外，他又禁不住地想起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一句口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当他再回忆起自己跟着毛泽东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历程，尤其是近三年解放战争所取得的胜利，他越发坚定了这样的信念：跟着毛泽东就是胜利！这时，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就要指向子夜十二点了，忙起身说道：“太晚了！主席该休息了。”
“我嘛，正是工作的时候，”毛泽东看了看有些愕然的罗荣桓的表情，“你嘛，从平津前线赶到西柏坡来，可谓是鞍马劳顿，是该回招待所休息了。”
毛泽东送走罗荣桓之后，他的思路很快又集中到平津战役上来：他一会儿是指挥天津武场戏的统帅，一会儿又是北平文场戏的总导演。但是，当想到北平是当代中国有名的古都之后，他又不得不分析傅作义的心路历程……
傅作义是一位有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同时，他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长年受蒋掣肘，所以与蒋家王朝有二心。因此，毛泽东在制定《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时候，就考虑到傅作义的这些因素，认为有可能通过工作促其和平起义。就在毛泽东完成战役第一阶段“围而不歼”、“隔而不围”的部署同时，在周恩来的协助下，又通过各种渠道对傅作义展开了攻心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大中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口号，要求国民党军队从速放下武器，实现和平。同时，还秘密指示派在傅作义身边的共产党人——包括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加紧工作，促傅转变思想，尽快站到人民一边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傅作义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遂决定派他的亲信、智囊之一、《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等为代表，寻求与中共和平谈判。几经曲折，他于新保安失守的当天，通过崔载之等转给毛泽东一封密电，大意谓：余决不保留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暂维现状。请求贵军稍向后撤，恢复交通秩序。在当前，千万不要搞阵前缴械的方式令余为难。今后军队如何处置，可派人商谈解决。
毛泽东认真地研究了傅作义的建议，为了和平解放北平成为现实，又要确保傅作义的生命安全，毅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把傅作义公布在四十三名首批战犯之列。对此，傅作义甚是不理解。其中，对新华社广播的另一条新闻中的“傅作义要想不作战犯，避免惩处是不可能的，但要想减轻惩处，现在还有可能，那就是命令全军缴械投降，保证不再杀害革命人民，不再破坏公物和武器”这句话有着更大的抵触情绪。
毛泽东历经深思熟虑，遂于送走罗荣桓的当天夜里，制定了同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的方针。大意谓：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灭之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
（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
（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丁）：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崔先生（即崔载之）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毛泽东起草罢这通指导性的电文以后，按着发电的习惯看了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子夜过后的凌晨二时。为此，他在电文的末端签上：一月一日二时。
毛泽东于雄鸡报晓的时候方才入睡，醒来就收听到了蒋介石的元旦文告。他听后的印象如何呢？如果毛泽东站在诗人的立场上一定会认为：说它是一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悼文吧，缺少李后主的文采！但是，这时的毛泽东是一位纯粹的政治家，遂从政治的角度得出了结论：是一篇战犯求和书。他为了揭穿作为战犯蒋介石的求和的阴谋，指出蒋氏求和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的侵略势力，遂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评战犯求和》，并交由新华社广播、发表。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面准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面关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进展，并发去了数通指示性的电文。就说一月六日这一天吧，他除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报告之外，还为攻占天津的工厂、学校发出了两通电文，大意谓：如果敌人占据工厂、学校进行顽抗非用战斗不能解决时，自应使用战斗手段，即使有所破坏亦在所不惜；但如果使用劝降方法亦能解决时，则使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对于工厂、学校的破坏程度。
说到目前的形势，毛泽东认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就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已经被歼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同时，他又指出：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因此，“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绝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明确指示全党：“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说到全党在新的一年中的任务，毛泽东首先认为在“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同时，毛泽东郑重指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发言中还讲了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一方面，绝不可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必须谨慎，不能急于求社会主义化。合作化必须发展，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工夫，要长期地稳健地进行。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会翻斤斗。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就是铲地基，但是砌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事后追论：这时的毛泽东对未来新中国的估计是清醒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讨论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并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作了发言。
刘伯承于一月七日在会上作了发言，除赞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外，还针对未来渡江作战和全国胜利着重讲了四个问题：
（一）前年我们跃进式的进军（指挺进大别山）是品字形的中央突破，这次渡江是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在最后胜利时，稳健地集中使用兵力，真正讲起来是最快的。
（二）开辟新区的组织问题。在未出动前最好即有一套地方党政及军区的配备，这是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实行军政府、军事管制。
（三）正规化。现在是转变关头，如何正规化，如何着手，看来只有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只有加强司令部才能组织战争。
（四）野战军与后方问题。毛主席说过“补充在前线”，现在又提出“加强后勤工作”，这是不矛盾的。补给主要并尽可能取自于前线，但完全解决人力、物力、财力问题，还必须靠后勤。这次一百七十万人南下江南作战，没有后勤，没有财政是不行的。
刘伯承的这四条意见，是他对渡江战役及夺取全国胜利的总体构想，为党中央、毛泽东对未来的决策提出了可资参考的战略意见。
同日，罗荣桓也作了发言。首先，他分析了全国未来的战争形势，认为“结束平津和淮海战役后，再在西安、平汉路战役取得胜利，就基本上打倒国民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因为武汉、西安之敌可能南撤，退至两广和云贵川，需要渡江以后再打，还要做好美军干涉的准备”。同时，他还如实地报告了东北野战军中的主要思想倾向，感到“要取得全国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必须破除在干部中存在的偏安思想和轻敌情绪，在大军南下的时候，要继续反对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做到高度的集中统一”。最后，他向中央建议：为了南下作战，应设立铁道部，“迅速修复津浦、平汉、陇海几条铁路干线；同时要修好公路网，搞好粮食运输和加工。为了便于识别，各个野战军服装颜色应该统一”。他还建议：“在南下以后，新解放区的地方军区干部由主力抽调；地方干部则可由较近的解放区抽调，区干部不宜离家太远。”
罗荣桓上述意见都得到了中央的采纳。
一月八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除去赞同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的《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而外，他集中谈了要学会管理城市的问题。他说：“现在许多地方搞得不好，应当训练大批工人运动的骨干，甚至举办像抗大那样的学校，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宣传，以及各项政策的教授。各城市快要到我们手了，在乡村靠贫雇农，在城市靠工人，要依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居民。”同时，他还对城市生产和经营的统一管理等问题，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
同日，周恩来也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认为：随着全国胜利的即将到来，怎样将原来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各解放区工作统一起来，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要准备成立中央政府，首先就要妥善解决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他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集权与分权要适当，在过渡时期不要做得太急，并提出先解决如下几个统一：预决算大体统一规定，各区提来，中央审核；银行发行权要统一，以便统一管理军费、供应和控制物价；兵工厂统一计划统一分配；军需生产统一计划，分担任务；铁路提前集权，由中央管。至于出口贸易，只统一计划，业务由各区分担；各区之间的相互贸易，中央不过问。事后追论：周恩来的上述发言，已经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关系初步立了法规。
也就是在八日这天，与会者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同时，还作出决定：近期在西柏坡召开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就在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当天——一月六日下午四时，我华东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以三个突击集团同时对敌发起猛烈的攻击，由此揭开了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大幕。战斗打响之后，仅仅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就歼灭敌第十三兵团万余人，并攻占敌村落据点十三个。七日，敌第十三兵团逃入第二兵团的防区。我军乘胜追击，歼灭敌人甚众。也就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的翌日——九日的黄昏，我军奉命全线出击，多路插入敌阵，与敌短兵相接，展开最为壮烈的厮杀。双方激战至十日下午四时，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当场击毙敌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俘虏杜聿明，仅李弥等少数人化装潜逃。至此，淮海战役全部胜利结束。
就在淮海战役打响之后，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同时，又全力关注平津战役第二阶段的进展：
一月七日，毛泽东电示林彪：“我们基本方针是：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受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同日，为促傅作义下最后决心，毛泽东又电示林彪：“准备对北平城内机场发炮攻击，促使城内敌军分化。”
一月八日，毛泽东收到聂荣臻报告，傅作义通过张东荪向中共表示：（一）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起解决；（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止是中共一家报）；（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如同意此方针，双方派代表协同拟定具体办法。这天，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闭幕之后，当即命罗荣桓赶赴平津战役指挥部，参与和傅作义派出的全权代表谈判。为回答张东荪有关谈判内容，毛泽东又于九日晨二时给林彪、聂荣臻发了电文：
你们应回答如下几点：（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较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事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止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问题。
一月十日，淮海战役一俟结束，毛泽东遂倾全力解决平津战役。当天决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以林彪为书记。接着，又于十一日分别下达如下解决北平、天津二市的命令：
北平方面应“严正地向傅作义说明，傅方既不愿意执行我方所提意见，如果又不执行他自己所提的离城改编，那就是他反复无常，势将丧失信用”。
天津前线“命令傅方代表限天津敌先头部队至迟须于十三号十二时以前开出，否则我军将于十四号开始进攻”。
从此，平津战役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进入关键阶段，北平和天津的守敌因态度不同，遂按不同的方式解决……
傅作义将军面对平津战役的危局是和，还是战？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举棋不定的。为此，他曾和一位与中共有关系的属下进行过这样的对话：
“和谈是不是投降？”傅作义问。
“和谈是革命，绝不等于投降。”属下答说。
“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
“我们应当讲革命道德，不应当讲封建道德，商汤放桀，武王伐纣，自古即称道之，不认为有伤道德。”
“咱们过去的历史就算完了吗？”
“历史有应当保留的，也有不应当保留的，不应保留的，用不着可惜。”
随着全国战局向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发展，傅作义将军在各方的推动下，终于选定走和谈的道路。然而他的内心依然是十分矛盾的！为此，他曾私下对一位亲信讲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罚我。”
傅作义终于迈出了和谈的第一步——派人与中共有关人士接触，试探毛泽东的态度。诚如前文所述，他依然采用拖延时间的战术，向中共讨得多一些的所谓体面的条件。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同时，在他的战略决战的时间表中，留给傅作义周旋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双方经过一段接触，尤其是淮海战役于一月十日胜利结束之后，毛泽东认为解放北平、天津的条件完全地成熟了，遂下达了有关解放北平、天津的一系列命令。
这样一来，就把矛盾重重的傅作义逼到了绝境。据傅氏已是共产党员的女儿傅冬菊报告：她的父亲“每天长吁短叹，总是在屋里踱步，内心非常矛盾、非常痛苦”。中共地下党组织要她帮助傅作义很好地认清形势，坚定投向人民的决心。她就常做一些家乡风味小吃，送到傅作义面前，既从大道理上说服，也以父女之情加以影响。恰在这时，傅氏的一位亲信走进报告，有一位久居北平城中的名将马占山投帖拜访。傅作义当即传下话去：“有请！”
马占山原系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部属。“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占山在江桥一线打响了抗击关东军入侵东北三省的枪声，一时成为全国有名的抗日英雄。由于蒋介石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致使轰轰烈烈的江桥抗战归于失败。从此，马占山失掉兵权，成为一名国民党军队中的闲职将军。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与共产党争夺东北的地盘。这时的马占山年迈体弱，只能靠着药物挨度残生。因此，他挂着东北挺进军总司令的名义留居北平，并与傅作义时相往访、倾谈。
马占山是一位典型的旧军人，有着讲义气的一面。近来，他看到蒋家王朝将覆，老友傅作义镇守的北平、天津也大势已去，遂决定亲自登门造访。他一见傅作义的面二话没说，就开门见山地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东北完啦！平津你打算怎么办？”
傅作义在政治上一向是十分谨慎的。他一不明马占山造访的动机，再是不知马占山如此问话的用意，遂说：“打吧！还能把我怎么样？”
由此，马占山与傅作义论起了平津战事。随着二人谈话的深入，马占山如实地讲了傅作义在北平、天津等地不利的一面，聪明的傅作义听后叹了口气，依然不服气地说：“叫你说我简直没办法了！”
马占山看着傅作义那一筹莫展的样子，也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进而又说了如下这段掏心窝的话：“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我俩都是六十岁的人啦，还能活几个六十岁？我看去他的吧！蒋介石消灭异己、壮大嫡系，永久也不会改变。不要因为你傅宜生一个人，而把千年古都、一二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文物古玩一起砸烂，做一个历史的罪人。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即邓宝珊）接来，你现在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叫宝珊帮你分担一点，他的主意多，看怎样的办法好？”
马占山为什么向傅作义荐举邓宝珊将军呢？这还要扼要地回溯一下他们三人的历史渊源。
据史记载：早在直奉大战的后期，张学良因放困守涿州与傅作义而相识；因此，在中原大战爆发不久，阎锡山曾派傅作义去沈阳游说张学良，遂结识了马占山；抗战初期，傅作义曾奉命死守太原，损失惨重，后率少数人逃离太原，退至河曲，因马占山的关系得识邓宝珊、何柱国二将军。后邓、马、何三人联名电蒋，请委傅以重任。蒋介石为了离间傅作义与阎锡山，立即复电允许傅作义扩充部队，并委傅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开往河套。傅由此再次起家，逐步扩大。从此，他们三人的关系日渐亲密，并按着旧军人的习气结拜为把兄弟。马占山年纪最长，为兄；傅作义长邓宝珊一岁，故傅氏为二弟，邓氏为三弟。抗战期间，他们并肩在“口外”打击日本侵略者；待到解放战争爆发以后，马占山留居北平养疴，与傅作义时相过从，而邓宝珊则同意出任傅作义为总司令的华北“剿总”副司令。但邓氏依然驻守绥远。
邓宝珊与毛泽东有着很深的私谊。这些年来，他不仅多次与毛泽东交谈，而且还把爱女送往延安，成为他和毛泽东的联系人。对此，傅作义和马占山都是知情的。在此关键时刻，如果由邓宝珊出马与中共和谈那是再好不过了！为此，傅作义同意马占山的建议，并派飞机去绥远接邓宝珊。
与此同时，傅作义根据中共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派出亲信周北峰以及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潜出北平城池，与中共平津战役负责人聂荣臻、林彪进行谈判，双方意见渐趋一致，并形成一个《谈判记录》。当周北峰回到北平城里面交《谈判记录》的时候，又对傅作义讲：“这个文件是我们谈后归纳整理的，所谈各项必须在一月十四日前答复，还请总司令及早决定。”
这时，邓宝珊乘飞机到达了北平。他到北平的当晚，和马占山约定，借给他接风洗尘之名，在马占山家备下酒席，邀请傅作义作陪。当晚，他们把兄弟三人真可谓是开怀畅饮，促膝谈心。马占山和邓宝珊借着酒兴对傅作义展开了攻心大战，“诚恳地希望傅作义认清形势，坚定和谈的信念，不辜负广大民众的期待，早日同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决裂，进入人民的队伍里”。实事求是地说，马、邓二位对促成傅作义下定最后决心举行和平起义，是起了较大作用的。
傅作义与邓宝珊、马占山相较，其城府还是比较深的。在这特殊的接风洗尘宴会上，他只表示愿听大哥马占山、三弟邓宝珊的劝告，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决心走和平起义的道路。等到他陪邓宝珊回到自己的官邸，屏退左右，方才如实地告诉邓宝珊“已和共产党、解放军谈判的情况，表示对有些问题还不大满意。希望他和周北峰再去一趟，举行一次更高一级的谈判”。最后，他又真诚地对邓宝珊说道：“抗战期间，你在榆林，曾和中共方面关系比较好，听说中共领导人希望你出面斡旋，那就请你走一趟吧！”
对此，邓宝珊是乐意从命并愿意为之奔走的。但是，他清楚自己的地位，不能越权与中共谈判。因此，他直言问道：“怎么谈？提些什么条件？”
傅作义自所谓“平津会战”以来，一直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说到和平谈判，他心里就更没有一点谱了！他沉吟片时，遂声音低沉地说道：“请你看着办吧。有什么问题，咱们还可以通过电台商量。”
转瞬间就到了一月十四日，傅作义对中共定的最后期限必须有个交代。为此，他把邓宝珊、周北峰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让他们二位立即启程，去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做最后一次谈判。就这样，邓宝珊跟着周北峰来到五里桥，见到聂荣臻。出乎他们所料的是，聂荣臻开门见山地说：“上次谈判中规定十三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因傅方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招，今天我军已开始进攻天津，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对天津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方完全负责。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
邓宝珊听后哑然，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这是因为在他的谈判腹案之中，北平和天津同是这次要谈的内容。他听了聂荣臻这番话后的直感是中共说到做到，咄咄逼人。但是，根据他对天津布防的了解，认为解放军下令进攻未免有些唐突。所以他操着将信将疑的口气反问道：“你们要打天津了？”
“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聂荣臻坚定地答说。
邓宝珊对于固守天津非常自信，他认为解放军不可能在短期内攻克天津。同样，傅作义对固守天津也非常自信，并亲自对陈长捷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因此，邓宝珊以肯定的语气说：“天津恐怕三十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听后淡然一笑，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对于天津，傅作义只有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否则我们非打下来不可！”
在这样的氛围中，邓宝珊很难与聂荣臻继续再谈下去。据史记载：这次谈判，没有结果而散。然而当邓宝珊走进聂荣臻为他和周北峰准备的下榻处后，他又很自然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这和中共领袖毛泽东有什么关系呢？……”
简而言之一句话，聂荣臻的话是根据毛泽东的电示说的。事情的内幕是这样的：
当毛泽东阅过张东荪、周北峰与林彪、聂荣臻的《谈判记录》之后，又于一月十二日收到经由林彪、聂荣臻转来的傅作义的电文。大意谓：有关部队问题“亟须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万一有少部分不听命令，尚需双方在技术上预有商定”。毛泽东阅后十分的不快！在毛泽东看来，傅作义不仅不理解他的用意，反而以“教师爷”的口气指手画脚，甚至有教导他应当如何做的口气，这不仅伤害了毛泽东作为胜利者的自尊，而且在他看来，傅氏如此而为是有意拖延解决北平、天津的时间。为此，他于当天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林彪、聂荣臻，大意谓：
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至于北平守军，可以推迟数日离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不是所谓由我军协助傅军解决抗不受命者，而是傅军协助我军入城解决一切敢于抵抗的部队。你们说这些话时应坚决明确。估计天津守军十三日必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时间、条件出城，你们应准备于十四日攻击天津。
同日，毛泽东又下达了《对付天津守敌的方针》：
林聂：
（一）路透社称，天津四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尚好。
（二）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珊的谈判之内。
（三）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一月十四日的限期到了，不仅傅作义没有想到毛泽东真的会下达攻击天津的命令，就说是坐守天津孤城的陈长捷吧，也没有想到解放军会在十四日上午十时发起总攻。更出乎傅作义、陈长捷等守敌所料的是，他们自吹自擂的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是那样地不起作用。仅仅四十分钟的炮火准备，我军就在各个突破地段摧毁了敌人的主要工事。接着，攻城的工兵在炮兵、坦克的掩护下，迅速排除了护城河外的地雷、铁丝网等障碍物，并在护城河上架起了数座浮桥，保证了步兵突击分队的顺利突破和坦克、火炮顺利的前进。一个小时以后，我解放军攻城的各突击集团即从东、西、南三面突入市区，向纵深发展。一句话，敌人至中午就通过电台连续播发这样一条消息：“林彪将军注意，炮火很激烈，老百姓伤亡很多，请停止战斗、重新谈判。”
坐镇西柏坡的毛泽东自从下达总攻天津的命令之后，就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攻城的进展。但是，当从收音机中收到天津守敌播发的上述消息以后，他就很自信地下了结论：天津很快就回到人民的手里了！
也就是在攻打天津最为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又把思路转向南京的蒋介石和李宗仁。
蒋介石自打发表元旦文告之后，就躲到幕后预作长期打算。从战略角度而言，他有意通过“战”、“和”两种手段确保长江天堑无虞，借以达到划江而治的局面。这样，他就必须要调整江南的防线。第一个措施就是重新部署军事指挥长官，扩大京沪警备司令部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同时，派朱绍良去福州，张群驻重庆，余汉谋掌广州。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一来，除去两湖和广西以外，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操在我们的手里。莫说是李宗仁上台，就是司徒老儿代行我的总统大权，他也是徒有其名的空架子。”
蒋介石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而言还是比较实际的。换言之，他绝对不把可能当成唯一。例如，他虽然从军事调度方面做好了划江而治的准备，但是他又不得不从国际、国内大势去分析，对待可能出现的不测事件。为此，他又做好了像抗战时期那样，走刘备图川之路的准备。一旦全国大势发生逆转，他不仅可以亲率江南的败兵退守四川，就连驻扎西北的张治中、胡宗南也可率残部退入四川。用他自己的话说：“到时，我们可以凭借蜀道之难，天府之富，是可以图存待变的。”
蒋介石是信奉狡兔三窟的。当他想到果真落到闭守蜀国的地步之后，又感到自己在得不到外援的态势下，有可能成为当今失川的刘表。为此，他把所谓复兴中国的大本营不是设在重庆或成都，而是选在台湾。同时，他不仅任命亲信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还任命自己的长子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更为重要的是，他秘密地把南京国民政府所存的黄金、银元以及外汇送到台湾。用他对蒋经国的话说：“这即是你和辞修（即陈诚）建设新台湾的资金，也是我们未来图存复兴的资本。当然，就是李宗仁上台了，他也只好做无米的巧妇！”
蒋介石在悄然预作上述为“战”的三步棋同时，他又公然高举所谓“和”的大旗，阔论他在元旦文告中所定的五项条件，即为新的国共和谈的最高目标。换言之，李宗仁上台后重开和谈，必须按照他定的五项条件去办；如果中共因反对这五项条件而导致和谈破裂，其责任在毛泽东。
这就是蒋介石预作的有关“和”、“战”的如意算盘。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不仅没有看破蒋介石的“和”、“战”阴谋，而且他们还错误地认为：蒋介石突然高喊和谈，是迫于国情大势被迫作出的一种姿态。为了迫使蒋介石早日下野——李宗仁快些上台，他们一面大讲特讲和谈是目前唯一救国良策，一面派出桂系的军师黄绍竑南下香港，请反蒋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与中共取得联系，共同反蒋。同时，白崇禧还认为“时间紧迫，能早日得到中共的答复，随即便可发表反蒋宣言，军事立刻行动”。由于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业已北上，黄绍竑只好通过黄琪翔将军与潘汉年晤面，请潘向毛泽东转致桂系有关重开和谈的信息。
毛泽东作为一代政治、军事战略大家，不仅完全洞悉蒋介石的“和”、“战”本质，而且也明白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高举和谈大旗的本意是，通过借助中共的力量，达到逼蒋下野，以李代蒋——进而由桂系执掌江南半壁江山的目的。显然，这与毛泽东决计在一九四九年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是悖逆的。在毛泽东看来，欲要彻底戳穿蒋、李和谈的本质，并进而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进一步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这就是毛泽东在指挥平津战役的同时做的一篇大文章！
一月十四日，当毛泽东获悉天津不日可攻下之后，不失时机地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他在揭露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之后，遂又昭示中外：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事有凑巧，也是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收到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到达沈阳的电文，他当即同朱德、周恩来发电表示欢迎。
毛泽东一向重视宣传舆论的作用，同时他也十分重视统战工作的力量。时下，我党、政、军各级领导成员都在学习、贯彻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反对将革命半途而废的决定；同时，国内反蒋的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陆续到达东北，齐聚一起，为召开新政协会议献计献策。为了进一步揭露蒋介石提出的和谈五个条件的本质——自然也是为了向党内外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又提出八项和谈条件，毛泽东于一月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如下这则致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指示电：
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一条（惩办战犯）及第八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权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而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望向党内干部及民主人士妥为解释。
就在毛泽东发出上述电文不久，作战参谋送来了有关天津解放的报告：攻入天津城区的各步兵分队在炮兵、坦克、工兵的协同下，“采用穿墙越顶的战术，绕过敌强固据点，向指定目标**。十五日五时，东西主攻部队会师于海河金汤桥，将敌人分割成数块。敌人陷入一片混乱。我军乘势猛攻，至十五时，全歼守敌，俘虏陈长捷，解放天津市。”
毛泽东阅后喟叹自语：“了不起！总攻不到三十个小时，就干净、彻底地消灭了陈长捷的十三万守军！”
恰在这时，朱德、周恩来走了进来。毛泽东未请二位老战友落座，就十分兴奋地问道：“恩来，天津解放了，你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
“立即电令黄克诚、黄敬同志，让他们做好接管天津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说罢又进而补充道，“同时，还应请东北局从接管沈阳的干部中抽调最得力的干部，随黄克诚进入天津，做好接管工作。”
“我赞成！”毛泽东说罢取来陈云于去岁末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大声说道，“应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的指示》，一是要他们认真学习陈云同志接管沈阳的经验，那就是原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宣布废除；二是要派政策水平较高的同志去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其原则也是不准打乱原来的机构。”
对此，周恩来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老总，”毛泽东转而看着朱德说道，“从纯军事的角度说，天津一攻下，我认为平津战役就算结束了。根据未来战争的需要，去年十一月规定的各野战军冠以地区的名字恐怕过时了吧？”
“是的，”朱德说罢又指出：根据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如果在江南作战，再使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这样的名字，显然是不合适的。最后，他说道：“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各野战军是一定要改变名称的。我看今天就作出决定为好。”
“恩来，你的意见呢？”毛泽东问道。
“我也赞成，”周恩来说罢沉吟片刻，“我看在改变野战军的名称时，最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改用数字称谓。”
周恩来的提议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认同，几经磋商，遂作出《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
原西北野战军改称为第一野战军（二月一日正式改称），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第二副司令员赵寿山，辖第一、第二兵团；原中原野战军改称为第二野战军（二月五日正式改称），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原华东野战军改称为第三野战军（二月九日正式改称），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原东北野战军改称为第四野战军（三月二十八日正式改称），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副政治委员邓子恢，辖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兵团。由华北军区原属第一、第二、第三兵团依次改称为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均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指挥。原属东北野战军建制的铁道兵纵队扩建为铁道兵团。
接着，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等共同认为：由于天津解放，不仅打消了傅作义的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有可能加速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为此，由毛泽东以平津前线司令员、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起草致傅作义的公函（时称最后通牒），敦促傅作义尽快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公函指出：
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凌晨一时起，至一月二十日中午十二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
毛泽东写好了这份最后通牒，遂又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交由邓宝珊带回给傅作义。为促使傅作义尽快下定决心和平解放北平，他又于当日二十时给林、罗、聂三人续写了如下内容：
上电及致傅通牒写好后，接到转来傅致邓（宝珊）、周（北峰）各电及攻克天津电，证明傅作义业已动摇，但还有许多反动观点及妄想。例如傅作义十四日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施用炸药抵抗，而在十五日十五时致邓宝珊电内又谓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失，为国家为人民均所不应。不说他自己下令停战，而说要我方停战。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权之意。因此仍须将致傅通牒交与傅方代表。你们并应对邓、周表示，在傅方没有军事表示以前，我方对傅氏答应的话仍取怀疑态度。
毛泽东将上述电文交由机要部门之后，欲要静思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谈判的走向和结果的时候，有“情报大王”之称谓的李克农突然走进屋来，严肃地报告：“据来自内线的消息说，蒋介石已命令毛人凤派杀手潜入北平，寻机暗杀为和平奔走的何思源先生。”
毛泽东听后一怔，当即命令：“克农同志，立即电告北平有关的同志，请他们立即将这一消息转告何思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