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晨曦刚刚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华大地就响起了一个伟大的声音：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一伟大的声音——“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长空中回**，它不仅惊醒了沉睡百年的大地，而且也迸发出中华民族压抑了一百多年的心声！
这一伟大的声音——“将革命进行到底”，就像是震聋发聩的号令，把长城内外、大河上下解放区的军民凝聚在一起，伸开双臂，迈动大步，迎着东方即将升起的火红的太阳，去迎接一个伟大的新中国的到来；更为称奇的是它还像是一枚巨大的炸弹，把蒋家王朝这座行将倒塌的大厦抛向空中，而静候尘埃落定的蒋介石也唯有哀鸣自语：“毛泽东！毛泽东……”
抑或是久战为敌知己知彼的缘故，蒋介石说对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伟大的声音，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西柏坡为一九四九年写的新年献词！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是平山县内的一个普通的村庄。由于它背倚群山环抱、松柏苍翠的柏坡岭而得名。那时，全村只有百十来户农家。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几千年来，勤劳的西柏坡人民靠着滹沱河两岸肥美滩地，耕作稻麦，捕捞鱼虾，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堪称是太行山中的鱼米之乡！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日本的铁蹄踏碎了华北的国土，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西柏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他们举着救亡抗日的大旗，高唱着《在太行山上》的战歌，谱写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篇。而所在平山县被誉为晋察冀边区著名的抗日模范县！
解放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入侵陕北的胡宗南集团，遂决定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主动撤离延安，从而揭开了转战陕北的序幕；接着，毛泽东又于三月二十六日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史称枣林沟会议），决定中央机关分为中央前委、后委和工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我军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央后委去晋绥，负责保障中央前委的供给以及和各解放区的联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领中央部分工作人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向华北转移，完成中央托付的重任。是年五月初，西柏坡又成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的所在地。
毛泽东在撤离延安一年并取得转战陕北的决定性胜利之后，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作出决定：中央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由陕北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于翌日——二十四日到达中央后方委员会驻地山西临县双塔村。几经辗转，毛泽东一行于四月十一日到达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县城南庄。由于毛泽东准备动身访问苏联（后未成行），故于五月二十六日到达西柏坡。从此，西柏坡成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也“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不久，解放战争遂进入第三个年头，即战略决战的前夜。为了向全国人民表示必胜信心的同时，并进而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借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发布口号，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地研究了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统一的中央局——以及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提出了在五年内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设五百万人民军队的伟大任务。为了适应战略决战的需要，要求全党、全军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决策大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简言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历经四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完成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准备工作！
九月十二日，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正式揭开了中国命运大决战的帷幕。毛泽东在西柏坡相继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与此同时，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一起研究战局发展，听取前线各战场的情况汇报，并提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和设想。在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我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取得了战略决战的决定性的胜利！待到一九四九年元旦，“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因此，毛泽东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作为一代军事战略家，不失时机地向全国军民郑重指出：蒋介石集团及其他们的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阻止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同时，他作为了不起的政治战略家又十分清醒地知道：将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并不等于已经获得最后的胜利。为此，他在指挥三大战役的期间，一直都在关注敌我友三方随时随地发生的变化。同时，他为了准确地提出政治方面的新决策，或及时地调整战略决战最后阶段的军事上的部署，还经常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参谋长周恩来进行磋商，有时还要有意地发出一个又一个提问。
周恩来是一位胸有全局且又十分聪明的大政治家。他不仅了解毛泽东的心路轨迹，而且还知道毛泽东发出的这一个又一个提问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能对这一个又一个提问进行准确无误的阐演，为毛泽东决策提供有关的依据。因此，他在西柏坡期间，一边夜以继日地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一边又经常和毛泽东纵论天下大势，真可谓是为新中国的诞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恩来，你是如何看待美国人导演的以李代蒋的好戏呢？”毛泽东深沉地问道。
周恩来当然知道以李代蒋的“李”，是指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说到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周恩来又很自然地想到在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二十多年的历史中，蒋介石为了实现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终极目的，曾经与诸地方实力派演出长达数年的内战。结果：冯玉祥的西北军被蒋氏击垮后各奔前程，冯氏怀着怆然的心情远走美国，不久前在应邀回国出席新政协的归途中，由于轮船失火死于黑海；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分崩离析，而意气用事的张汉卿也因兵谏获罪于蒋介石，后被蒋氏软禁在宝岛台湾；刘湘等人的川系常年闭锁夔门，坚拒国民党军队入川。之后，蒋介石借“追剿”红军长征之名，不用一兵一卒，使大批的中央军堂而皇之地跟进蜀地。接着，蒋氏巧调刘湘率部出川抗战，遂又演出气死刘湘、张群“图川”等好戏，致使庞杂的川系逐渐解体；龙云的滇军位于西南边陲，向来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抗战胜利之后，蒋氏采用军事政变的手段将龙云软禁，随之滇军名存实亡，就连逃出樊笼的龙云也只能在香港反蒋；至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南粤王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更不在话下，早就纳入蒋氏的势力范围。然而唯有实力并不算强大的桂系虽多次败于蒋氏的手下，但却能在李宗仁、白崇禧等的领导之下化险为夷，并成为活跃于中国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更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是：随着蒋氏集团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败走麦城的颓势，李宗仁不仅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当上了副总统，而且还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逼蒋下野，进而问鼎中央的闹剧。因此，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问话的第一层意思是，桂系李宗仁很快就要成为共产党人的一个政治对手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十分清楚，时下桂系的实力仅仅限于白崇禧指挥的几十万人马，和蒋系残存的二百余万大军相比依然是一支很小的力量。换言之，在有军就有权的南京国民政府之中，即便桂系李宗仁在美国人的支持下登上九五之尊，他也无法真正取代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因此，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问话的第二层意思是，既然李宗仁的桂系不可能取代蒋氏军事集团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美国人为什么还要导演这样一幕“以李代蒋”的闹剧呢？
周恩来沉吟有顷，说道：“主席，在美国少数统治者看来，蒋介石一旦被我们彻底打垮，就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终结和完全的失败。结果，爱好自由、民主的美国人民就一定要问：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花数以百亿的美元，支持一个为中国人民所不欢迎的政府呢？”
“所以，他们怀着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特殊心情，被迫在中国上演这幕以李代蒋的闹剧。对吧？”
周恩来深沉地点了点头。
“所以，美国政府在华的代言人司徒雷登大使又玩了一个花招，他一方面加大火力攻击蒋某人独裁，另一方面又在时下的中国拼力倡导美国式的自由，是这样的吧？”
“我以为是的。”周恩来微微地点点头，“美国政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其错误的对华政策作辩护，并进而以这种堂而皇之的舆论欺骗美国的人民。”
“恐怕对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还寄予希望吧？”毛泽东沉吟有时，继续说道，“要知道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有不少自视有知识的人是患了崇美症的。”
“是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胡适之流。”
“遗憾的是，不仅中国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不听胡适这些崇美派知识分子的，就说蒋某人吧，也只是把他们当做政治上的点缀。”毛泽东说罢微微地摇摇头，“更为可悲的是，他们自视清高、一贯正确，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结果，胡适这些人在中国政坛上忽而扮演反共的急先锋，忽而又屈服于蒋某人的武力，就说他们那套从美国贩来的自由、平等的口号，似乎也有着不同的标准。”
“一句话：跳来跳去，不知其累！”毛泽东笑了笑，遂又严肃地指出，“而今，他们这些先知先觉似乎又嗅出了美国人的动向，一边参与正在上演的‘以李代蒋’的闹剧，一边又打出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好，唯有他们这些害了崇美症的第三种人最好的旗帜。”
“在今天，他们这种伪善面貌还是有一定欺骗性的，尤其是在某些知识分子中。”
“是的！为了将中国的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在揭露美帝国主义侵华本质之后，在适当的时候也要戳穿这些害了崇美症的第三种人的伪善面纱。”
这就是毛泽东的结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验证自己对形势估计是否正确，又向周恩来发出了提问：“一九四九年就要到来了，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呢？”
“我看就是主席最近反复讲的这句话：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周恩来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说。
“恩来，我这种担心不是杞人忧天吧？”
“不！在这个事关中国革命命运的大问题上，不仅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就要失败的蒋介石集团希望我们划江而治，搞成一个新的南北朝的局面，而且在我们的同志中也在滋生革命已经到底的思想。”
对于敌人，毛泽东向来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换言之，无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耍什么花招，他都会以追穷寇的精神痛而打之，或战而胜之。但是，他认为在人民中，尤其是在革命队伍中滋生革命到底的思想，这是最为危险的倾向。换言之，在即将到来的一九四九年能否将革命进行到底，主要取决于革命队伍敢不敢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所以，当周恩来指出“在我们的同志中也在滋生革命到底的思想”之后，他的表情立即变得严肃起来。有顷，他又低沉地说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最典型的例子嘛，就是我们有些同志产生了三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想法。”
为此，毛泽东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在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之后，又代表中国共产党严正声明，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接着，他又向全国各界人民严正地指出：
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毛泽东一生写过许多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雄文，但是很少有像这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那样，不仅震撼了当时中国的政坛，而且也为世界各国所关注。事后追论，毛泽东在日理万机——并草拟了有关指导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数则电文的两天之中，一挥而就写成了这篇洋洋五千余言的雄文，非有雄才大略者不可为也！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才气横溢、撰著雄文的高手，而且还是一位摧毁蒋家王朝的英明统帅。他在向全国人民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的同时，又脚踏实地地想到了如何在一九四九年创建新中国。为此，他和他的战友们决定元旦过后，在西柏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一九四九年“各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准备召开二中全会问题及其他问题”。由于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分散于各个战区，不可能全都放下工作到西柏坡出席会议，特“拟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诸同志来中央开会，会期一月一日至五日”。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刘伯承、陈毅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呢？他早在十二月十二日就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黄维歼灭后，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在邱（清泉）、李（弥）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并明确电示：“希望刘伯承能于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间到达中央会谈。”总前委接电后于翌日——十三日晚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激战至十五日，敌十万余人全部被歼，生俘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毛泽东写完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当天——十二月十七日，再次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就这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本日前往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萧县西南蔡洼，与粟裕、谭震林一起举行总前委会议。会后，刘伯承、陈毅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出席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刘伯承、陈毅驱车赶到西柏坡不久，就在驻地收听到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作为来自淮海战役前线的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司令员听后为之振奋，由衷地赞成。同时，他们一听这篇新年献词的口气和文风，都不约而同地猜到是出于毛泽东的笔下。正当他们二人计议何时拜访分别有时的毛泽东主席的时候，一位年轻的通讯员来到他们的下榻处，说毛泽东主席请他们二位到军委作战室相见。他们一听，二话没说，提上给毛泽东带来的战利品立即动身，跟着这位通讯员高兴地来到军委作战室，拜会相交多年的战友和领袖毛泽东主席。
军委作战室是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地方。后人很难想象这样重要的中枢指挥机关，却是设在这样极其普通的三间平顶土房之中。说到在这三间土房中可供毛泽东指挥使用的军事设备，那就更是令古今中外的军事家瞠目了！因为在这室徒四壁的土墙之上，除了挂有数幅标有不同军事符号的作战地图和一部手摇的落后的电话机外，室中只有农民和战士制作的较为粗糙的桌子和椅子了。
就说陈毅吧，他走进设在这三间普通民房中的军委作战室之后，连和久违的战友和领袖毛泽东主席握手和寒暄都没顾上，遂用手指着这三间相连的作战室问道：“主席，你就是在这里指挥我们打胜三大战役的？”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
陈毅一向快人快语，竖起大拇指连声赞曰：“了不起！了不起……”
“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十分了解陈毅的为人和个性，他有意逆着陈毅的话意说罢，遂又显得很是深沉的样子说道，“陈毅同志，当年，我们在井冈山的指挥所还比不上这个地方嘛，可我们也打了不少的胜仗；后来，我们到了瑞金，地盘大了，住房条件也好了，还是把中央苏区全部输掉了嘛！”
陈毅自然明白毛泽东说这番话的用意。但是，一想到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是在这三间小土房里指挥的，他又由衷地为自己的老战友——毛泽东主席的军事天才感到自豪。因此，他郑重地辩解道：“主席，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当然明白你的真正意思。”毛泽东说罢笑了，旋即也带有几分自豪的口吻说道，“你的意思是说后人谁会想到呢，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在这三间小土房里，指挥了中国战争史上最为了不起的三大战役。”
陈毅笑着说道：“对！是这个意思。”
“我看还不完全。”毛泽东笑着说，“我猜想你陈毅还有这样一句潜台词，”接着，他又学着陈毅说话的口吻说道，“这说明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指挥的高明嘛！”
“知我者，主席也！”
“我毛泽东哪有什么高明嘛！”毛泽东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从现在起，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要立个规矩：从你陈毅开始，谁也不允许给我毛泽东戴高帽，唱赞歌！”
陈毅听后也有意板起了面孔，双手捧着鼓鼓的皮包，故作为难的样子说道：“伯承同志，我陈毅是下了决心的，从今以后，绝不给主席戴高帽、唱赞歌。可是我们远道给主席带来的这些战利品怎么办？会不会被主席说成是送礼呢？”
刘伯承一是年长陈毅近九岁，是位出了名的忠厚长者；再是性格内向，很少和同志们开玩笑。所以每每和陈毅一道出席公众场合，他经常微笑着站在旁边一言不发，扮演一个听陈毅说笑的角色。方才，陈毅和毛泽东见面以后连问候的话都没讲，二人就开始了上面那段真假难分的对话，所以他也只好顺其自然，微笑着站在一边“观战”了。时下，陈毅不失时机地拿出了“反击”的“杀手锏”——带给毛泽东在淮海战役中缴获的敌人的战利品，且又点了他的名，他不能不出马了。或许他生性不喜欢人间的喜剧，未曾发言，先急忙摆手，生怕毛泽东钻进陈毅预设的圈套，不好下台。接着，他才笑着对毛泽东说：“主席，这不是一般的战利品，你就收下吧！”
毛泽东不仅明白刘伯承的话意，而且也早已猜到了陈毅送的是什么战利品，遂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说道：“我毛某人一向是实事求是，不一概反对送礼，我反对的是那种把送礼当做营私手段的礼。当年，你陈毅受伤，不能跟随红军长征，我就幻想过：如果有人给你陈毅送来仙丹妙药该多好啊！”
“听主席说这番话的意思，是决定收下我们带来的这份战利品了？”陈毅有意地问道。
“那是自然了！”毛泽东边说边从陈毅手中抢过那只鼓鼓的皮包，打开一看，全是美国产的香烟，他急忙取出一支，叼在嘴上，擦着火柴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遂又说道，“前线的指战员，最喜欢用美国这个运输大队长送来的美式武器；我毛泽东嘛，也喜欢抽陈毅同志送来的缴获的战利品——美国香烟！”
陈毅和刘伯承听后禁不住笑了。
接着，毛泽东请刘伯承、陈毅落座，并认真听取他们有关淮海战役的汇报。
首先，刘伯承代表总前委讲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概况；旋即又汇报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原野战军在邓小平同志的率领下退出战场进行休整，准备雨季到来之前发起渡江战役；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等同志的率领下，待命发起对杜聿明等残部最后的攻击等部署。最后，他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淮海战役行将结束，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很快就在长江北岸摆成一字长蛇阵，只要主席一声令下，我们就能做到百万雄师过大江！”
毛泽东听后非常兴奋！在他看来，阻止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长江天堑已经化为乌有。换言之，也就等于宣判美国和蒋介石、李宗仁所期望的划江而治的局面的破灭！这时，他又取来日前——十二月二十八日午时收到的粟裕、陈士榘、张震致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张际春的电文，内称：“现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已率部离合肥转安庆，蒋似已放弃江淮与我作战计划，有撤守江防最大可能。建议乘敌部署未定错乱之时，中原野战军全部即发起江淮战役，分割歼敌，必要时华东野战军可抽两个纵队参战。”
毛泽东又慎重地问道：“你们二位是来自淮海战役前线的司令员，请发表高见！”
“小平同志的意见呢？”刘伯承和陈毅几乎是同时问道。
“小平同志于十二月三十日给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他的意见嘛，”毛泽东说罢取出电文念道，“中野各部必须休整，并争取补充时间，依我看，江淮之间或江汉之间恐无大仗可打，故仍以准备充分再行动似较妥善。如何，请军委指示。”
刘伯承、陈毅从战略全局出发，均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接着，毛泽东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草了这则电文：
俭午电悉。淮南敌系有计划撤退，我们追赶无益，中原各纵仍在现地整训，待华野歼灭杜部后，中野、华野统一调整位置，位于陇海沿线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渡江南进。
这时，作战参谋送来了急电，是粟裕、陈士榘、张震联名发来的关于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的建议。
毛泽东阅后又交给了刘伯承、陈毅，并明确表态：“平津战役解决在即，不再担心傅作义部由海上南下，你们二位司令如果认为条件成熟，我就下达同意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最后总攻的命令。”
刘伯承、陈毅看罢电文，均同意新年一过，就发起总攻，并预言不用几天就可解决杜聿明集团。随之，震动蒋家王朝的淮海战役也就全部结束了。对此，虽在毛泽东预料之内，但他听后还是非常高兴的，尤其他想到当初发动淮海战役的条件和起因，他禁不住地说了这番话：“事后追论：淮海战役这个桃子没有熟，是你们，更准确地说是小平同志蹦起来摘下来的。”
陈毅当然清楚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所指——小平同志坚持总前委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兵团的部署——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他再用心品味毛泽东说话的语气，感到自己的领袖是那样的虚怀若谷，遂有感而发：“如果没有主席最后下决心，淮海战役真有可能做成一锅夹生饭。”
毛泽东听了陈毅这番话，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为了不破坏这融洽的氛围，他又随着陈毅的话题引发开来：“这说明伯承、陈毅、粟裕、震林等同志，你们都是一些很高明的厨师，能把一锅夹生饭做熟了。”
随着这推心置腹的谈话，夜幕于不知不觉之中罩住了神州大地。有顷，通讯员走进作战室，请毛泽东、刘伯承、陈毅出席新年会餐晚会。正当陈毅兴致很浓地询问会餐的食谱以及晚会的内容的时候，毛泽东又意外地问道：“陈毅同志，你猜猜看，我们的老对手——蒋某人新年会餐的食谱和晚会的内容是什么呢？……”
蒋介石新年会餐的食谱是丰富的，但晚会的内容却是异常悲凉的！据当事人回忆，十二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府邸里火树银花，耀眼夺目，四周墙壁还贴着圣诞节的七彩剪纸，显示着节日的气氛，但是在座的人们表情阴郁，好似大祸临头，忧心忡忡。”到会的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张道藩等四十余人。移时，蒋介石出来，招呼人们就座吃饭。有意思的是，室外烟火夺目映红夜天，爆竹劈啪响成一片，室内的这些党政大员却一改昔日谈笑似鸿儒的风度，对着满桌的山珍海味谁也没心下箸。
蒋介石举目看了看这如丧考妣的辞岁晚宴的气氛，遂也一改往年沿以成习的发表祝酒词，语调低沉地说了这段载入史册的话语：“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
历史是最无情的导演，就在神州大地回响着毛泽东亲笔写的新年献词的时候，蒋介石又取出委人代写的元旦文告，请张群代为宣读，征求今晚与宴者的意见。
有趣的是，这些党政大员就像是事前知道了蒋介石这篇元旦文告的内容，谁也没有像往年那样正襟危坐，洗耳恭听，大家依然垂头胸前，做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似乎都在说：“败走麦城的元旦文告有什么好听的！”
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当年，他利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做基地，培育了他的嫡系部队中的核心骨干；事后，他利用这批核心骨干赶走了粤军司令许崇智，并在东征、北伐中逐渐造就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部队，支持他先后驱走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以及西山会议派。接着，他又靠着这支部队打败了桂系和湘军，战胜了西北军和东北军，在取得削藩裁军胜利的同时，他也登上了国民党最高权力宝座。自然，他也是靠这支部队迫使红军放弃江南的各个根据地，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之后，他又靠着这支部队一边与八路军搞摩擦，一边又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待到毛泽东有意放弃延安不久，他又靠着这支部队当上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
历史竟然是这样的富有戏剧性！蒋介石自从当上“总统”之后，他赖以在政坛上混迹的资本——嫡系部队就处处大打败仗，继山东战场、陕北战场、豫东战场失利之后，东北战场也因失败而被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重点城市之中；使他感到更为震惊的是，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揭开中国命运大决战的序幕——济南战役，紧接着又发起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在不足四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不仅在这三大战场上即将输掉江北大半个中国，而且也失去了阻止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一百多万精锐部队。他身为国民党三军的最高统帅将如何面对败局呢？唯有故伎重演，以退为进。
世人皆知：蒋介石敢于在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就密谋发动内战，盖因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但是，当美国人看到蒋介石节节败退的危局之后，遂又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不得不演出抛弃蒋介石的丑剧！就在蒋介石登上大“总统”宝座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开诚布公地说了这段话：“何应钦将军出任国防部长很好，他是天才的军事指挥家，只要你令何应钦将军与巴大维将军亲密合作，共同指挥作战，不利的战局是可以扭转的。”
蒋介石自然明白司徒雷登大使这番话的用意，是坚决抛开对蒋尽忠——在美国人看来是最无能的庸才顾祝同参谋总长，把国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何应钦与美国的军事顾问巴大维将军。但是，这就直接违背了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一、宁用庸才，不用天才，唯庸才方能无条件地尽忠于他；二、绝不把军队的指挥实权授予和自己有芥蒂或者曾有过异心的将军。世人皆知：何应钦不仅在历史上曾参与第一次逼蒋下野，而且还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力主军事解决，并妄图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取蒋自代。因此，蒋介石依然继续交由庸才顾祝同执掌军权。结果，就激化了与美国人——尤其是和美国军事顾问巴大维将军的矛盾，迫使这位美国军事顾问当面向司徒雷登大使状告蒋介石。这位大使自知无能为力，只好向美国政府发了电文：巴大维将军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之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严重困难，全因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
随着形势的发展，司徒雷登对蒋介石越来越没有好感了！随着他和蒋介石矛盾的升级，他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之传播，除非获有一受爱戴之领袖（此似无可能），能号召民众，并恢复军队之作战意志，不能希望蒋委员长充当此种领袖。因蒋氏似不能改变，且各方面证明彼必继续个人统治，此种个人统治的结果，乃造成现阶段之悲惨局面。”并将这一结论电告美国政府，还不止一次地建议：抛开蒋介石！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还向美国政府建议：由李宗仁取代蒋介石。更为荒唐的是，他还自作聪明地认为驻节武汉的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白崇禧是位军事天才，由白崇禧指挥国军一定会转危为安。在这前后，他亲自找副总统李宗仁晤谈的同时，还派武官西下武汉游说白崇禧，通过各种渠道向桂系交底——美国人决定在中国上演“以李代蒋”的戏剧。
桂系一直存有取蒋而代的野心。熟悉历史的人都清楚，远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就曾联合何应钦逼迫蒋介石下野，妄图登上九五之尊。事后，因实力不足、权谋不够而失败。如今，李宗仁、白崇禧认为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一是蒋介石因兵败自乱失去方寸，再是美国人公开出面支持，遂在南京上演了取蒋而代的“逼宫”闹剧！
李宗仁虽是桂系的政治核心，但又有着先天不足——不具备大政治家所具备的修养和气质。因此，他在演出取蒋而代的“逼宫”闹剧中拿不出自己的施政纲领，唯美国马首是瞻，处处显得是那样的被动；白崇禧虽是桂系的第二把交椅，但他打心底就瞧不起李宗仁，经常以桂系核心自居。加之他素有政治野心，常干出一些使李宗仁为难的事来。就说这次桂系合谋上演“逼宫”的闹剧吧，李宗仁是副总统，自然是主角。但是，正当他按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部署，在南京高举和谈的大旗，一步一步地逼迫蒋介石下野的时候，驻节武汉的白崇禧就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场，为促蒋介石早日下野，遂于十二月二十四日由武汉发出了这通有名的“亥敬”电：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悉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相知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乎。（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蒋介石虽然在与毛泽东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失败了，但他依然不愧为政治家。例如，他恨透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常以司徒老儿在背后呼之。可是他清醒地知道司徒雷登在华所为，盖源于美国的民主党——及其总统杜鲁门为了民主党的利益，借所谓独裁、腐败为名，决定在中国政坛抛弃他。为此，他出重金帮着美国共和党的领袖杜威竞选总统，期望杜威上台之后改变对华政策。唯有如此，他才能从根本上战胜司徒雷登，不战而胜妄图“逼宫”夺权的桂系李宗仁和白祟禧；但是“天要灭蒋”，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美国的共和党领袖杜威竞选失败了！他虽然饮恨“天不佑我”，可他仍然没有忘记：美国还是他未来确保政权存在的通灵宝玉，为保持和美国的这种特殊关系，他一边致电当选的杜鲁门：谓“华中之共产党军队现已到达距沪、京甚近之地区。如果我们不能阻遏这一浪潮，中国将失去民主”。一边又急忙请夫人宋美龄出访美国，与民主党领袖杜鲁门重新修好。他明知此举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可也希望靠夫人外交再搞到一批美援，用来再训练一支与解放军对垒的军队。出乎他所料的是，就在白崇禧发出“亥敬”电的第二天——圣诞节之夜收到了夫人宋美龄自美国发来的消息：杜鲁门不买账，拒不接见宋美龄。他一面暗自咒骂杜鲁门短视，一面又忍气吞声地等变于来日。为此，他被迫装出一副顺应潮流的样子，主动表示为国共重开和谈，自己愿意下野让贤。
蒋介石一向把桂系当做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集团。换言之，他从来不把桂系当做一支能抗衡自己的政治力量。在他的心目中，李宗仁是一位扶不起来的“天子”，白崇禧仅仅是一位为利所驱的小人，并送一绰号：再嫁的寡妇。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支持，李宗仁是不敢向自己挑战的；同时，他还断言：就是美国人把李宗仁捧上了总统的宝座，中国的实权依然操在他蒋某人的手里。再者，作为失败的政治家，缓和来自方方面面的矛盾，并能回避众人攻击的最好的办法，那就是以退为进，并在转移矛盾的过程中寻找东山再起的时机。因此，他怀着怆然的心情选定元旦下野。
正当蒋介石悄然安排所谓体面下台之际，他意外地收到了白崇禧的“亥敬”电。事有巧合，驻节湖南的党国元老程潜也发出了促蒋早日下野，以利和谈的电文。这在蒋氏看来，是有预谋的行为。对此，当事者程思远先生做了追论：
（一）自东北、徐州两次会战战败，东北精锐和徐州方面杜聿明所统率的主力绝大部分都丧失了，白（崇禧）在华中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军事力量，蒋以为白正在利用这种声势对他进行威胁。
（二）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也同时致电蒋介石，倡议与中共谈和。程并要求蒋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进行。蒋因此怀疑白、程勾结，逼他下野。
（三）蒋介石以为早在一周以前已派了张群等同李宗仁商谈有关职权交替问题，为什么白崇禧还要有此一举？蒋误会李迫不及待，授意白造成形势，逼他下野。
为此，蒋介石阅完这两通电文之后雷霆大发，并认定坐镇南京的李宗仁是他们的后台，李氏等不及了，想抢班夺权。他当即在亲信面前骂道：“我蒋某人一向是吃软不吃硬的，生来不让任何人骑在脖子上拉屎！预计元旦下野的计划告吹，让他李德邻在台下再多眼馋些时候吧！”
从此，蒋介石闭门谢客，不再言下野、和谈。
但是，国内已经形成的逼他下野的形势又迫使他不得不考虑何时下野。
或许是人所皆知蒋介石早已洗礼皈依基督的缘故，毛泽东选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向中外宣布头等战犯名单，第一批，计四十三人，蒋介石位列第一，李宗仁紧随其后。这就迫使蒋介石又要考虑如何转嫁矛盾的问题。自然，主动下野，李宗仁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毛泽东攻击的新靶子。
诚如前文所述，司徒雷登素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好感。当他听说蒋介石不再言下野、谈和之后，他公然表示：解决中国问题，蒋介石下野为必要之举。同时，他又通过得意门生兼秘书傅泾波对新任行政院长孙科讲：“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要。”当孙科问及这种建议是否出自他个人的意见，司徒雷登操着外交辞令又讲道：“作为一个美国大使，不能发表正式意见，但以私人资格言，确实衷诚赞助和谈运动。”
对此，蒋介石又不能视之为儿戏。加之他身边相随有年的文臣武将“认为要在不论白的用意如何，但军事大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蒋确非下野不可”等，他再次表示决心下野，并请来自陈布雷自杀之后新选定的代笔人陈方，当面授意元旦文告的内容以及要达到的这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是对共产党举行政府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
恰在这时，远在武汉的白崇禧又等得不耐烦了，遂于十二月三十日又对蒋介石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电云：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速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难，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真是无巧不成书，河南省主席张轸也发来同样内容的电文。蒋介石阅后认为在李宗仁的支持下，白崇禧正在湘鄂豫三省开展一次迫蒋下野的运动。所以，他气得浑身发抖，迭声骂道：“真是欺人太甚了！……”他稍许镇定之后，遂又得出如下结论：桂系上演的这场逼宫戏，李宗仁唱的是白脸，白崇禧唱的是黑脸，一内一外，一白一黑，相互配合，自视十分高明。至此，他又认为自己再也不能任其嚣张表演了，遂决定利用发表元旦文告之机，阐明自己的主张。
蒋介石一生最反对通共。在他长达二十多年的统治中最重的罪名也是通共。但是，他却因所谓确定“剿共”、“灭共”的需要，时时都在搜集共产党的最新情报。近来，一是全国战事瞬息万变，再是夫人宋美龄赴美出访，唯一填补他生活空间的事情，就是独自坐在沙发上收听中共新华社的广播。也可能是他崇信的基督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刚刚打开美国产的立式收音机，恰好是播发毛泽东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或许是他听骂娘的话听得太多了的缘故，他竟然被如下这段播音吸引住了：
“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到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
蒋介石越听越觉得不是个滋味，可又不知如何发泄内心的积郁，他也许觉得是独自一人在听吧，遂近似自嘲地自语：“娘希匹！一夜之间，我蒋某人被你毛泽东骂作变成冻僵了的毒蛇，你毛泽东成了举旗打蛇的领袖！哈哈……”
蒋介石在公子蒋经国的心目中是不苟言笑的。这些年来，蒋经国更没见过蒋介石有过失态的时候。蒋介石是属于那种典型的严父，蒋经国则被父亲称之为可教的“经儿”。近来，一是因为政局、战事迭迭受挫，再是由于宋美龄出访美国，蒋经国常到总统官邸走走，陪着败走麦城的父亲度过一个又一个难挨的漫漫长夜。今天，蒋经国在自己的府邸刚刚偷听了毛泽东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担心父亲听后精神上承受不了，故急忙赶到总统府官邸。没想到他一走进客室，就见到蒋介石近似歇斯底里的自语、冷笑，遂慌忙走到那台立式收音机前边，伸手“啪”的一声，关死了收音机。
蒋介石闻声一看，是蒋经国到了，他下意识地收起失态冷笑的表情，遂又做出一副威严的样子，命令道：“经儿，把收音机打开！”
蒋经国一见蒋介石是真的生气了！他也习惯地立正、垂首，嗫嚅地小声说：“父亲，现在不是生毛泽东气的时候，您……”
“不要说了，我比你更懂！”蒋介石打断了蒋经国的话语，遂又像是一个考官似的问道，“经儿，你懂得‘知耻者后勇’这句话的真实内涵吗？”
“懂。”蒋经国小声答道。
“你不懂！”蒋介石说罢腾地一下站起来，稍许稳定过分激动的情绪，遂又故作平静的样子说道，“当年，我骂毛泽东的时候，他坦然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是在敌人的谩骂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而今，历史就要颠倒过来了，你我父子如果连听他毛泽东骂娘的勇气都没有，何以谈处于死地而后生呢？”
蒋经国终于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遂折服地点了点头。
这时，蒋介石新的代笔人陈方送来了元旦文告的草稿，请蒋介石审定打印，并提前交给各大新闻单位录用。
或许是这篇元旦文告对蒋介石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据知情者回忆，蒋介石看得十分认真，而且还逐段逐句地修改。说到停战和谈，他认为这篇文告体现了政府一向是具有要求的苦心。其中，他最欣赏这段话：“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历二十五年，而中正在此二十五年中，无时不期待共党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共谋和平相处之道，以树立民主的弘规。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
据云，蒋介石读后曾说了这样一句话：“写得好啊！申明了战争与和平的责任不在我们，而在共党嘛！”
虽然蒋介石也被迫承认重开和谈是大势所趋，但他依然以所谓正统自足，认为“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更为可笑的是，他还以领袖的身份提出了五条空洞的和谈原则：“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犯，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当然，蒋介石也深知上述五条只是说给人听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他的对手毛泽东是决不会照此行事的！为了表示他的所谓以国家为重的风范，遂又在元旦文告中“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一句的后面，亲笔增加了这段文字：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接着，为答复白崇禧、张轸等人逼他下野的电文，又命令新代笔人陈方分别起草了一份措辞十分严厉的复电。这时，室外传来了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他以命令的口吻说道：“经儿，请通知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在官邸开会。”
接着，就是本节开始出现的那种悲凉的场面。自然，张群也只好照本宣科地念完了蒋介石交给的元旦文告。令人惊愕的是，全场鸦雀无声，似乎空气都凝聚了，压迫得每一位与会者连气都快喘不出来了！蒋介石为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有意侧首看了看副总统李宗仁，问道：“你对这篇文告有什么意见吗？”
李宗仁当然知道蒋氏的问话并不完全是打破局面，而是在众多的党国政要面前要他表态。李氏在斗智方面虽然不是蒋氏的对手，但他有一个藏拙的笨招，那就是故作憨态，不露本相。这次，他依然是故伎重施，说了这句史有可记的话：“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
接着，CC骨干分子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先后发言。他们都极力反对发表这个文告，因为它表示蒋下野谋和，将对于士气人心产生重大影响。肖同兹、范予遂等则表示相反的见解。两派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这时，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阎锡山为示公允，起而说道：“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大家都以为非总统下野没有和谈，非和谈不能救国。如不把和谈做给大家看一下，谁的心也不死。至于这句话，若是没有了，文告也就没意思了。”
阎锡山的这句话果真灵验，争论不休的双方都暂时平息下去了。突然，谷正纲放声大哭，使得室内的空气再次紧张起来。他边哭边坚持删去“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这段话，遂双方争论再起。
蒋介石在位二十五年，从未出现过这种局面。他气得火冒三丈，破口大骂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随即对张群说：有关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言毕即愤然离开宴会厅。
这就是蒋介石举行的新年晚会的全部内容。
蒋介石回到自己空旷的客室，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就再也没起来。他蹙着眉头，微闭着双眼，上身向后倾斜，死死地靠在沙发背上，不时地发出一两声怅然的喟叹。
蒋经国回国已近十二个年头，但从未看见自己的父亲这样的苦闷和悲哀。他作为长子，内心的焦虑和不安是可想而知的。最使他为难的是，他不仅没有为父驱愁的法力，而且连和父亲交谈的话题都找不到，他只有长久地驻步客室的一隅，看着父亲一筹莫展的样子，听着父亲发出怆然的叹息声。
“经儿！”
“在！”蒋经国急忙走到近前，“父亲有何示谕？”
“给我拿酒来！”
“父亲，您……不是一向不饮酒吗？”
“今天例外，我要饮个痛快！”
“这……”
“这是需要！”蒋介石说罢突然睁开双眼，只见就要喷射怒火的双眼竟然变红了，他低沉地命令道，“把那瓶苏格兰的威士忌拿来。”
蒋经国听后失去了主张。然而他转念一想，这也许是一种最好的解脱，遂遵命取来苏格兰产的威士忌，小心地打开瓶塞，又取来冰块，较为熟练地调好一杯威士忌，双手捧着酒杯，轻轻地放在蒋介石面前的茶几上，小声说道：“父亲，威士忌调好了，请慢慢地品尝吧！”
蒋介石伸出右手，拿起高脚酒杯，把眉头一皱，一仰脖，连气都不曾换一下，就把这杯威士忌喝了个底朝天。接着，他把酒杯往茶几上一放，命令道：“经儿！再给我来一杯。”
蒋经国深知父亲的脾气，只好违愿地从命。
待到蒋介石喝完第三杯以后，他突然站起身来，脚步有些不稳地走到那张军事地图前面，拿起教鞭，沿着长江划了一条线，伤情地说道：“经儿，你来看，今年我们父子除夕的真正内容是什么呢？从地图上除掉了江北半壁河山；一九四九年的迎新内容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确保江南半壁河山不落入共党之手。只要造成一个南北中国的局面，你我父子就有重掌河山的机遇！”
这时，也或许夜阑静寂的缘故，不知从何处传来新华社播发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声音：“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蒋经国听后异常生气地说：“这太无法无天了！我立即派人去查询，看看是谁在夜间偷听中共的广播。”
“算了，事到如今，是查不胜查的。”蒋介石说罢摇了摇头，遂又以命令的口吻说道，“请通知电台，明天清晨，连续播发我的元旦文告。”
蒋经国愕然一怔，忙答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