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苏联的国土面积最大，耕地面积第一，按人口平均也名列前茅，但是，苏联的粮食供应总是紧张，城市经常得不到充足的粮食和肉类，更让人发愁的是隔几年就会发生粮食危机，供应变得很紧张。

粮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困扰着许多人。

苏联农村辽阔广大，有很多肥沃的田野，但是农业发展水平相当落后，1924 年的时候，农业总产值只有工业的1.97%，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零头。更让斯大林恼火的是，在丰收的年头，粮食反而变得更紧张。

1927 年是个大丰收，粮食却收购不上来。有些富裕的农民家里的粮食满仓满囤，就是不愿意卖。他们抱怨说，政府定下来余粮征集制强征的粮食太多了，收购价太低了，宁愿放在家里等着卖个好价钱。这一年，收购的粮食还不到上一年的一半。

城市没有粮食，居民吃不饱饭，是件大事。斯大林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势力的严重进攻，他亲自上阵向各地党组织发出紧急指示，限期完成粮食收购计划。3 万多人的征粮工作队开到农村，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强制收购。在公路上设立岗哨，对农民运输的粮食强行拦截，限制甚至取消农村集市。这种“非常措施”虽然解决了当年的困难，以后怎么办？

20 年代的苏联，集体经济所占的比重非常小，98% 是个体的小农经济。

斯大林认为，小农经济“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生产商品最少”，只有农业集体化，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统一管理，统一使用拖拉机生产，统一销售粮食和肉类等各种农产品，就可以彻底解决农业问题，才能振兴农业。他说，有了集体农庄，一俄亩的收获量能达到200 普特或200 普特以上。（1 俄亩等于10929 平方米，1 普特等于16.38 公斤。一俄亩200 普特等于每公顷3 吨，或每亩400 斤。）要知道，在大丰收的1927 年，平均一亩地的粮食产量还不到200 斤，非常落后。

斯大林乐观地预言，农业实行了集体化，三年就可以解决粮食问题。

斯大林还认为，实行农业集体化，消灭私有制的小农个体经济，建立在工业的全民所有制和农业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更巩固、更强大，工农联盟更有保障。

1929 年，在斯大林主持下，联共十六次代表大会作了一个重要决定：在广大农村开展农业集体化，一开始，计划定得比较稳妥，要求在1929 年到1933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把集体化程度提高到23％。

在苏联的农村里，一批一批地出现了拖拉机等先进的农业机械，和旧式的马拉木犁比，拖拉机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一些贫苦的农民响应集体化的号召，参加了集体农庄。土地连成了大片，在集体农庄里组成了生产队，集中了大家的牲畜和农具，又有了先进的拖拉机等机械化农具，统一耕种着公共的土地，这给他们的生活和劳动带来了保障。

很多中农是犹豫的。他们家里有足够的劳动力，有牛有马，有各种农具，又有资金，每年收成有保障，生活过得不错。如果参加集体农庄，就要把自己的牛、马、羊、农具和土地全部交给集体，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家当全都没有了，他们顾虑重重。为什么要参加集体农庄呢？大家在一起劳动，能组织得好吗？能管理好吗？能保证好收成、好生活吗？

但是，如果参加了集体农庄，能用上拖拉机、播种机和收割机，大大提高生产水平，能改善生活，也是个好事啊，又为什么不加入集体农庄呢？

他们既是勤勤恳恳的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在集体化问题上是犹豫动摇的。

富裕农民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济实力最强，有充足的牲畜和农具，有充足的资金，有的人家还雇短工为他们干活，他们剥削雇工，生活水平最高，对集体化最反感。集体化以后，他们就没有了雇工，那些原来需要向他们借钱、借牲口、借农具、借粮食而不得不忍受他们剥削的贫苦农民，也不会再来央求他们。这些人不愿意集体化。

剥削量大的富农是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反对者。过去，他们支持白军的武装，反对红军，现在，他们反对集体化，破坏集体农庄。这些剥削阶级分子造谣惑众，威胁贫农和中农，在集体农庄放火、投毒、疯狂地屠宰牲畜，甚至残忍地杀害集体化的积极分子，举行武装叛乱，成为集体化最凶恶的敌人。

1929 年下半年，在苏联广阔的土地上席卷了农业集体化的浪潮。

在集体化运动中，群众和基层干部既有很高的热情，也有一定的盲目性，集体化的步骤过急过大过快，工作做得粗糙，各项管理制度都不完善，造成了种种损失。一开始，斯大林和联共领导人没有注意和克服这些不足，每天报纸上刊登的是各地传来的数不清的胜利捷报和好消息。

1929 年11 月7 日，在纪念十月革命12 周年的时候，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大转变的一年》。在文章中，斯大林高兴地欢呼集体化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说农民中出现了“根本转变”。他狠狠地批评了“企图把党拉向后退而做群众尾巴的人”，把这些人叫做“右倾糊涂虫”。

斯大林尖锐地指责“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布哈林集团”，要求进入“全盘农业集体化阶段”，加速集体化，“整村、整乡、整区”加入集体农庄。

随后，联共中央作出决定，在1930 年秋天，最迟不晚于1931 年春天，在主要的产粮区实现农业集体化，比联共中央原来的决定大大提前。联共中央决定从全国抽调两万五千个共产党员和工人，组成“工人工作队”，到农村去进一步推动集体化。很多地方出现了追求进度、强迫命令，工作更粗糙。这是一个重大失误。

在广大农村中出现了加速集体化的运动，到处是报告会、汇报会、紧急会议，紧急布置，紧急动员。“坚持自愿加入”不提了，对那些一时思想不通的农民，强迫加入、限时加入、不入集体农庄不行。有的是简单生硬的动员，有的干脆是声色俱厉的恐吓：“只要你们尽快注册加入集体农庄，什么都有。”“谁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有的地方甚至用“不参加集体农庄就是富农，就要没收土地和财产”来威胁农民。在苏联的中亚地区，有的干部用武力威胁，不加入集体农庄，就不给你的土地灌溉，不卖给你日用工业品。有的地方要求在短短的三天之内统计出所有农民的鸡鸭等家禽，全部实现“公有化”。

有的地方更是要一步跨到“农业公社”，农民所有的鸡鸭牛马猪羊和住房全部实行“公有化”。 这些干部一心想用这样粗暴的办法加快进度，赶上集体化进展快的地区。农村里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混乱。

农村里流传着各种各样可怕的谣言，有人说，加入了集体农庄就要男男女女全都睡到一条大毯子底下；有人说，共完了农具就要共家产，今后所有的婴儿都要“社会主义化”。这些谣言一个比一个更可怕，更加危言耸听。有的农村发生了骚乱，有的集体化积极分子和农村干部被毒打、被杀害，有的地方发生了武装暴动。

为了推动集体化，斯大林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他明确要求：要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要坚决地消灭富农。

什么是富农？

在苏联，在斯大林主持下的作出的规定是：每口人年收入超过300卢布（全家不少于1500 卢布），从事经商、出租农具机器和房屋、占有磨坊、油坊等，具有这些特征之一的就可以划为富农。不是按照剥削程度，而是按照富裕程度来划分富农，把相当一批富裕中农甚至中农也划成了富农，当成了敌人，从而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限，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接受了苏联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时规定，富农是剥削阶级，剥削收入达到总收入四分之一以上是富农，不到这个比例的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是人民而不是敌人。靠劳动致富的富裕农民，没有剥削，不是富农。

怎么消灭富农？

斯大林说，富农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苏联的政策是：没收富农的全部财产，包括所有的房屋、牲畜、粮食、农具，把被划成富农的全家，包括老人孩子，统统扫地出门，流放到西伯利亚、哈萨克等荒凉的“边缘地区”，不许他们加入集体农庄。这实际上是从肉体上消灭富农，不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属以生活出路。

这个政策给苏联的农村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和损失。相当一些不是富农的人被错误地划为富农，他们所有的财产被剥夺，全家人被武装押送到遥远、寒冷而荒凉的地区，矛盾被人为激化。1933 年联共中央统计，被流放的富农共240750 户，连家属共计约150 万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有人统计，被没收财产的达381026 户，被流放的人数达到近千万人，远远超过了最初估计的3％。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办法是消灭富农阶级，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给富农本人和家庭成员留下农村平均水平的一份土地和必要的生活用品，让他们能生活、有出路，在劳动中得到改造。

苏联采取的过火政策引起了许多恶劣的后果，一些人疯狂地宰杀牲畜，杀牛杀羊是为了吃肉，屠杀马匹则只能说是反抗——反正将来也不是我的，统统杀吧！大量屠宰牲畜，吃不完就只能把肉腌起来，结果不少地方的盐一下子全部卖光了。和集体化之前相比，牛的数量从7180万头下降到3840 万头。马从3390 万匹下降到1570 万匹，羊从15200万只下降到5020 万只，猪从2600 万头下降到1200 万头。种地的积极性没有了，大片的土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有些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流血冲突，有的地方出现了暴乱。农村的形势变得非常复杂、非常尖锐。

斯大林了解这种情况以后，采取了坚决的行动。1930 年3 月2 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重要文章《胜利冲昏头脑——论集体农庄运动的几个问题》，鲜明地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随着集体化运动的进展，在成绩面前，一些干部产生了“自负和骄傲的心理”，“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权衡轻重的知觉，丧失了解现实的能力”。

斯大林强调农业集体化必须按自愿原则，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

他尖锐地指出：“绝不能用强力去建立集体农庄。这样做是愚蠢的和反动的。”斯大林严厉地批评了集体化运动中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过火的行动。

在同一天的《真理报》上，还发表了《集体农庄标准章程》，规定了集体农庄的经济政策、分配政策。联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提出了八条重要决定。这一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批勉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退出了，各地消灭富农的过火行动得到了控制，有一些错划的富农得到了纠正，不少过“左”的错误得到了纠正。

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受到群众最热烈的欢迎，许多农民骑着马跑到城里，抢着买一张登着斯大林文章的《真理报》。本来一张报纸的定价只有五戈比，也就是0.05 卢布，为了买到这张报纸，有的人甚至宁愿花15 卢布。一位记者记载说：“全国每一张报纸都刊载了这篇文章的全文，几百万册单行本在流传。农民骑马到城里去，不惜用高价买到最后尚能买到的一本，为了拿到当地的组织者面前摇晃，好像这是他们的的自由宪章。斯大林突然成了千百万农民的英雄，支持他们反对地方过火行为的旗手。”

过火的错误得到了纠正，农村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春天来了，在苏联农村的大地上，播种开始了，第一批支援集体农庄的拖拉机轰鸣着开进了田野，雪亮的犁铧深深地翻开了黑色的土地。

经过对“左”倾的批判，调整了一些地方的干部队伍，撤换了一些最恶劣的干部，集体农庄逐渐得到巩固。但是，已经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破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恢复的。1933 年到1934 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又袭击了苏联的农村。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逐年推进，农村一步步实现了机械化。1935 年，农业的生产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提高。1928 年集体化之前，苏联只有7000 台拖拉机，1930 年迅速增长到7 万台，1935 年达到了30 万台，1938 年则有48 万台。

同时，在苏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农村，在城市，中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知识分子利用业余时间，几乎每个人都要承担一定的任务，教人读书写字。十月革命前，文盲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到1939 年，6000 万人学会了读书写字，文盲减少到18.8％。

在集体化运动中，农村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队，成了挣“劳动日”

的庄员，和男人们在经济上平等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一场移风易俗的革命。中亚的妇女们勇敢地扔掉面纱；西伯利亚的妇女们“集体罢工”，反对丈夫殴打妇女。

在广大农村中，一批批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成长起来了。安格林娜的名字传遍了苏联，她是一个农村的女青年，苏联第一个女拖拉机手。

1933 年，她只有20 岁，组织了第一个妇女拖拉机队，带领女青年们驾驶着拖拉机，工作勤恳，态度热情，创造了奇迹。后来，她们又创造了耕地的新纪录，还节省了油料20%。安格林娜豪迈地提出“10 万女性上拖拉机”的口号，20 万名女青年积极响应，成为拖拉机手。安格林娜两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以她的名字命名了城镇和街道，还有一艘轮船。

苏联不生产甘蔗，制糖全都靠甜菜，有了更多的甜菜，才能有白糖。但是甜菜的产量很低，白糖总是不够用。玛丽雅·杰姆琴科是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甜菜生产队的队长，带领女伴们创造了甜菜生产的新纪录。玛丽雅不满足，她向苏联所有的集体农庄提出新的挑战：每公顷生产50 吨甜菜（每亩666.7 斤）！几百个集体农庄应战，展开了一场热闹的劳动竞赛。玛丽雅和女伴们在甜菜地里接连锄了九次草，灭了八次虫。

8 月份天气干旱，她们请来了消防队，用救火车为田地浇水。全苏联都关注着这场竞赛。秋天的时候，玛丽雅的生产队创造了最高纪录：每公顷产甜菜产量达到52.3 吨（每亩697.3 斤）！当时，乌克兰的甜菜平均产量每公顷只有13 吨（每亩173 斤），玛丽雅的产量是乌克兰的四倍！

作为先进生产者的代表，玛丽雅应邀来到莫斯科，授予列宁勋章。

11 月7 日她高高兴兴地登上红场的检阅台，和斯大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起检阅游行队伍。斯大林亲切地问她想得到什么奖励，玛丽雅说，她只想得到研究甜菜生产的奖学金。斯大林当场答应了她的要求。

1933 年2 月15 日，召开了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大会上讲话：“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过去的贫农生活半饥半饱，参加了集体农庄以后生活有了保障，但是这还不够，要“提高到富裕农民的水平，提高到享有丰富产品并过着完全文明生活的人的水平。”他的讲话得到了代表们热烈的欢呼和赞同。

1935 年12 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先进男女集体农庄庄员会议，斯大林高兴地赞扬了棉花产区的同志们，向他们授予勋章，并代表苏联政府奖励每位代表一台留声机，奖给男同志一块怀表，奖给女同志一块手表。斯大林在会上说：同志们，有一件事情，却比棉花更加珍贵，这就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

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因为只要这种友谊存在，我国各族人民就会是自由的和不可战胜的。只要这种友谊存在并永远保持下去，那么，任何人，不论是国内的或者是国外的敌人，都吓不倒我们。

经过了风浪，经过了曲折，苏联的集体农庄终于在农村中站住了脚，成为苏联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实现全盘集体化之后，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何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如何解决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如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积极性，如何改进集体农庄的管理……这些问题斯大林没有很好解决，仍然坚持“剪刀差”的政策。直到1953 年斯大林去世，苏联的农业发展仍然是落后的，曾经焕发出来的生产积极性不能持久，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富裕，粮食、肉类、蔬菜的生产水平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