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 年5 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怀着对列宁深深的悼念来到了莫斯科。

在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交给党中央，中央的一些领导干部才知道列宁写下了这样一份遗嘱，在遗嘱里批评斯大林“太粗暴”，要求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封信在高级干部的小范围作了传达。斯大林向党中央提出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说服斯大林继续工作，支持斯大林的工作，向代表大会作了解释。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请斯大林在实际工作中考虑列宁的批评意见”，斯大林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多数代表都同意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并同意今后加强集体领导。按照列宁的建议，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从47 人增加到87 人。

列宁逝世以后，许多领导人写文章悼念列宁，斯大林写了《悼列宁》、《论列宁》和《论列宁主义基础》，歌颂列宁是“组织革命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伟大的能手”，论述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策略”。但是没有谈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新经济政策。斯大林说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保证永远遵循列宁开创的道路前进。

托洛茨基写了《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在书中一再讲到自己的贡献和功劳，显得自己一贯正确，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让人看起来，列宁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没有起什么作用，被大大贬低了。他的书引起了许多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不满，很多人写文章反驳托洛茨基。斯大林说：托洛茨基“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多数党员对托洛茨基的做法很反感。1925 年初，托洛茨基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

1925 年，一场新的争论又在党内爆发了，矛盾的焦点是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苏联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问题。

新经济政策实行以来，给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活力，许多工厂开工了，市场上的商品增多了。但是也带来了不平衡，贫富分化，有些人利用新经济政策发了财。有些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退却，再退下去，就会丧失革命的成果，资本主义就要在俄国复辟。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支持和赞同这种观点。过去，他们和斯大林观点一致，现在，却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成为“联合反对派”。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是不能胜利的等。

另一些人认为新经济政策还要继续执行下去，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持这种观点的有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

在1925 年12 月召开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矛盾公开地爆发了。

双方唇枪舌剑，争论激烈。斯大林认为，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一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斯大林提出，要把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关键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建立强大的国防服务。

斯大林的观点得到了多数代表的支持。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人很少，很多党员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理论不相信人民的作用，只能涣散斗志，带来混乱。大会再一次选举斯大林担任总书记，通过了斯大林的路线。

托洛茨基等人反对斯大林的领导，在党内建立派别组织，进行派别活动。他们在国内建立了秘密印刷所，私自印刷散发自己的材料，和党中央唱反调。1927 年11 月7 日，是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纪念日，他们在列宁格勒组织了反对党中央的游行示威，高喊着“打倒机会主义！”“打倒官僚主义！”的口号，散发传单。这种做法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追随他们参加游行的人不多。多数党员和群众不同情他们、不支持他们，对他们的做法非常不满意。

1927 年底，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撤销了各种职务。他坚持不承认错误，于是被流放到离莫斯科4000 里之外哈萨克的阿拉木图，住在天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里。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被开除党籍。不久，他们向党中央表示悔过，承认错误，并申请重新入党。过了几个月，他们被接受入党，离开了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分配了一定工作。

托洛茨基在流放期间继续领导反对派，不断秘密发布指示，攻击斯大林和联共领导人，在党内形成了一个秘密派别，被称为“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一些托派分子散发传单，反对斯大林领导的党中央，鼓吹分裂，甚至号召在国内举行武装暴动，推翻苏联政府，使得矛盾更加尖锐。

1929 年2 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他先后到土耳其、法国、挪威等国，1936 年到达墨西哥。在国外，托洛茨基把各国共产党内和他意见一致的派别组织起来，组成了一个“第四国际”，和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也就是“第三国际”对抗，并继续和苏联国内的托派分子秘密联系。托洛茨基在国外写了大批书籍文章，说自己热爱苏联，坚持革命，但是他在文章里全面否定斯大林，指责斯大林是“专制君主”、“暴君”，说斯大林对革命没有任何贡献和功绩。托洛茨基全面否定苏联的内外政策，说苏联已经背叛了十月革命，正在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号召“进行第二次补充革命”，推翻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托洛茨基说了不少革命的语句，但是在行动上，公开地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开反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

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当做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斯大林动用专政手段，在国内，与托洛茨基有相同观点或者曾经参加过托派活动的人，统统当做阶级敌人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职、逮捕、流放。斯大林说托洛茨基是“人民公敌”、“受外国特务机关收买、担任间谍”，“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苏联的敌人建立了联系”，是“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1940 年8 月，苏联的情报系统派人到墨西哥刺杀了托洛茨基。

1927 年年底召开的联共第十五

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提出了农业集体化的重大决策。1928 年，农业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粮食供应紧张。为了解决急迫的粮食问题，斯大林亲自到西伯利亚视察，用专政手段解决粮食问题，暂时缓和了粮食紧张。斯大林认为必须加速实现工业化，实行农业集体化，消灭富农，才能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

但是，工业化的资金怎么解决，怎么搞集体化，在党内又一次发生了分歧。

资本主义国家搞工业化，有的靠剥削殖民地得到资金，例如英国；有的是靠发动对外战争得来金钱，例如德国。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走这条路，只能靠内部积累来取得资金，而积累的一条重要来源就是农村，把工业品卖给农村，从农村收购粮食和农产品，工业品卖得贵一些，农产品定价低一些，这样就可以为工业积累大量的资金，在经济学上叫做“剪刀差”。斯大林说，这是农业向国家上交的特殊的“贡税”。保证这一切，必须农业集体化，消灭富农。

党的理论家布哈林、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工会主席托姆斯基主张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大力发展轻工业，发展商品生产，贸易自由，用市场来调节经济，适当降低工业发展的速度。布哈林认为农业集体化一定要坚持自愿的原则，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粮食不足时，可以考虑从国外进口，可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但是不应当剥夺农民。布哈林尖锐地批评斯大林的“贡税”是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

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双方都有不少人支持，在报纸上，在党的会议上，争论相当激烈。这是列宁逝世以后在苏联共产党内发生的又一次大辩论。

中年时期的斯大林

斯大林和布哈林是多年的朋友，两家是多年的邻居，过去许多年里关系很好，但是这一次斯大林听不进去布哈林的意见，愤怒地批评布哈林代表了党内的右倾，向富农和资本主义投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斯大林完全否定了新经济政策，轻蔑地说：“让它见鬼去！”

斯大林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阶级斗争会越来越尖锐，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他一再强调，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必须尽快发展自己的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迅速实现工业化，特别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国防工业，制造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为农业提供拖拉机和电力，促进农业发展。

布哈林等人的观点里有许多真知灼见，也有一些不够妥当、不完整的地方。斯大林的观点里面有正确的部分，例如他对建设的紧迫感，加强国防的认识等，也有相当大的片面性，有错误的决策。布哈林和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袖，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人类历史上崭新的进程中产生不同的看法，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经过实践、总结，取得共识。但是斯大林不承认这一切是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承认这是认识过程中的分歧，而是过分自信，以我划线，唯我正确，听不得不同意见，对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无限上纲，把党内分歧说成是阶级斗争、敌我斗争，把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说成是“反党”、“反革命”，把布哈林说成是“右倾集团的头子”，在全党进行批判，并撤销了布哈林、李可夫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

大辩论的结果是斯大林胜利，布哈林受到批判。布哈林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发表了一个声明，向党中央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渴望继续为党工作。后来布哈林到《消息报》担任主编，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李可夫被撤销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担任交通人民委员。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的过程中没有先例，没有经验，出现不同的意见，发生争论，以至于全国全党范围的大辩论，本来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在各种意见中，出现带有片面性的意见，甚至出现错误的意见，也是毫不奇怪的。应该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正确引导和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成熟，不断进步。但是，斯大林没有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党内的争论和探讨统统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决战，把党内斗争扩大化、敌我化，把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一概斥之为“反党”、“反苏”、“反革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犯了严重的错误，损害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带来沉重的损失。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