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从1870 年9 月起住在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 号，一幢伦敦典型的单元式三层楼宅院，坐落在樱草丘旁边，掩映在绿树丛中。底层是厨房、浴室、洗衣间；此外，还有贮煤藏酒的地窖。第一层是起居室，第二层是恩格斯的书房和工作室，铺有地毯，陈列着钢琴和书柜。再上一层有三间卧室。院内还有一个小花园。

“这个家门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客人们常说。恩格斯给劳拉的信中也写道：“伦敦都是俄国、意大利、阿尔明尼亚和其他国家的流亡者，他们时常光临我处。”

尤其是节日来临，同志们知道他身边没有孩子热闹，远近的朋友都纷纷赶来，一楼的贮酒窖从早到晚洞开着，厨房里忙得措手不及，这位当年的“屠夫”就挥刀上阵……盛情接待这些不速之客。

雪梨酒、波尔多酒、香槟酒、比尔森啤酒、龙虾沙拉、牡蛎、威尔干烤羊肉、爱尔兰焖肉、柏林小甜面包，维也纳烤饼、土豆饼和面条等一些适合各国籍客人口味的酒菜，任由客人自己选择。

艾威林回忆说：“恩格斯家是以英国方式庆祝圣诞节的，和查理·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一书中所作的精彩描述很相似。房间里装饰着各种各样的绿色树枝，在树枝中间合适的地方露出背信弃义的槲寄生树枝，每个男子有权同在树枝下面站着或经过时被抓的任何女人接吻。至于酒席，主菜是一只很大很大的雄吐绶鸡，如有可能，还有一只煮熟的大火腿作补充。几道副菜都是加上了上等烧酒烹调的，其中的甜食叫tipsy-cake（直译是醉蛋糕），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点。当天的荣誉菜是葡萄干布丁，它是在灯光熄灭以后，放在燃烧着的甜酒里端下来分给大家的。每个人都必须拿一份受过好烧酒洗礼的带着火的布丁，这样就可能使那些一上菜就不断喝酒而不能适可而止的人酩酊大醉。”

聚会上，宾主举杯，他们用德语、英语和法语交谈，恩格斯还要给大家担任翻译。这种聚会，也常变成了政治思想交流会和理论研讨会；谈古论今海阔天空更是朋友们的乐趣。老人机智而诙谐和爽朗的笑声自始至终是聚会的“主旋律”。

来恩格斯家里的，并不尽是社会主义者，也有民主派以至保守派人士恩格斯认为，来的都是客人，都应坦诚相处。欧根·奥斯渥特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一个民主派人士，因早在巴登—普法尔茨战场上就已认识他，他一直是恩格斯家里受欢迎的朋友。德国社会保守党人、经济学家、《柏林评论编辑鲁道夫·迈耶尔博士，在伦敦逗留期间，也是家里的常客。恩格斯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但是赞赏他在受俾斯麦政府迫害时，宁可被放逐也不愿向反动当局折腰的精神。“这个典型的易北河东部人并非戒酒主义者。一天晚上他在恩格斯那里喝了个痛快。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一遍又一遍地用有些发硬的舌头喊道：‘不，人家会对我说，我这个普鲁士保守派，有一天在伦敦这个地方，在革命的共产党人身边喝醉了’。”

格尔拉赫也说：“尽管我一开始就向他解释，我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基督教社会党人，但他还是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这个年轻人，并一再邀请我到他家里去。我原来想象，他或许是个心胸狭窄的狂热党徒，但是，他能如此精辟地、实事求是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是我想象不到的。”

当然，那些无产阶级事业的敌对分子叛徒来到他家里时，老人却是毫不给情面的，1888 年12 月的一个星期天，英国社会党人赫丁利假惺惺地来到恩格斯家中，这人多次发表攻击马克思和他战友的文章，是英国的和法国两派之中的主要中间人。恩格斯告诉左尔格说：“这个无赖曾在这里公开的国际工联代表大会当翻译，有一个星期日，在安塞尔和万贝韦伦的保护下，竟厚颜无耻地到我这里来了。施留特尔到你那里会告诉你我是怎样把他赶走的。”

在这个家里，老人还常把年过七旬而多病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哈尼老人接过来小住疗养，这里还常见一些贫困的爱尔兰工人、落荒的法国农民和一些流亡的大学生在家中“避难”……因此，他晚年的接待之多，家中除请管家外，还专请了厨师和护士，他的年轻秘书和管家路易莎同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博士结婚后，夫妻双双都被留住在122 号的三楼，老人家中又多了一个医学博士的接待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