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逝世后，恩格斯正式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为置新产业，1864 年9 月，他带莉希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旅行，10 月份才回到曼彻斯特。

回来后，收到马克思一封数页的长信：“不久以前，伦敦工人就波兰问题向巴黎工人发出一篇呼吁书，请求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

“……定于1864 年9 月28 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群众大会。……一个叫勒·吕贝的人被派到我这里来，问我是否愿意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参加会议，是否愿意专门推荐一个德国工人在会上讲话等。我推荐了埃卡留斯，他干得很出色，而我也在讲台上扮演哑角加以协助。我知道伦敦和巴黎方面这一次都显示了真正的‘实力’，因此我决定打破向来谢绝这类邀请的惯例……“会场上挤得人透不过气来（因为工人阶级现在显然重新开始觉醒了），……会上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它的总委员会设在伦敦‘联系’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工人团体。……这次群众大会选举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其中奥哲尔、克里默和其他许多人（一部分是老宪章主义者、老欧文主义者等）代表英国；沃尔弗少校、方塔纳和其他一些意大利人代表意大利，勒·吕贝等人代表法国；埃卡留斯和我代表德国。委员会有权任意吸收新的成员。

“目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参加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了一个小委员会（也有我在内）起草原则宣言和临时章程。”

这就是1864 年9 月28 日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大会，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性革命群众组织诞生了！

恩格斯非常高兴，他连夜给马克思写回信：“我们又同那些至少是代表自己阶级的人发生了联系，这毕竟是好的；归根到底，这是一件主要的事情。他又在信中对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内部各个不同派别集团的详细描述作出总结：“此外，我认为，一旦问题提得稍微明确一点，这个新协会就会立即分裂成为理论方面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理论方面的无产阶级分子。”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总委员会出现了两大派别，难以统一。然而，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恩格斯却不能到马克思身边去和亲密战友并肩战斗，眼看着马克思让国际活动占去了大量的工作时间，并迫使他不得不挤到晚上才去写《资本论》，这样一来，这部伟大的著作的出版势必要往后推迟了。恩格斯心急如焚，恨不得长上翅膀从曼彻斯特飞到伦敦马克思身边去，竭尽全力来协助自己的战友。

可是，只要自己仍旧住在曼彻斯特，仍旧是公司的股东，自己是不可能成为总委员会的委员的。马克思虽吸收恩格斯为第一国际的最早一批会员，因受“欧门—恩格斯”公司股东的影响，恩格斯却只能还是一名不便以公开身份出现的会员。这使恩格斯非常苦恼。丢掉公司不管了吗？办不到了，父亲已不在人世；再说失去了公司，谁来从经济上支持马克思？自己只有了论文的支持没有了经济上的援助，马克思一家人能活下去吗？自己也不能生存，《资本论》更不能完成。这样，总委会的工作会搞得更糟，饥荒会把大伙的精力和权力全剥夺个干净……

恩格斯在同马克思的来信中寻找到安慰，他只能在曼彻斯特这座“埃及幽囚”中继续生活和工作，想尽一切办法，通过间接的方式去充当马克思的顾问，协助马克思的总委会的工作。

马克思把总委会的一切重大事情都告诉恩格斯，同时还把大部分文件寄给恩格斯，让恩格斯对总委会的工作充分发表意见。

恩格斯撰写政论文章，参加讨论有关国际如何进一步发展问题，并为制定和传播马克思的策略出主意，支持马克思在总委会出版一份自己的报纸，协助马克思解决总委会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

直到1869 年恩格斯从“埃及幽囚”解放出来，一家迁居伦敦，他才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员，直接配合马克思总委会的工作，此后，又担任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讯书记，并负责总委会财务委员会工作。